二００二年底，筆者因為偶然的機會前往江蘇省昆山市，拜訪華東台商子女學校的黃校長裕城先生。在黃校長的協助下，參觀教學設備與成果，並與部分教師與學生閒談，試圖從中尋找可能的研究議題做為博士論文方向。當時心中並沒有任何特定的想法，但是一份小學生的作業「我的家鄉」引起了筆者的好奇心。
當令人尊敬的Ｃ老師帶筆者參觀他們的教室，介紹著教室佈置的主題與學生學習成果，筆者恰好看到好幾份標題為「我的家鄉在XX（地名）」的作業。標題當中地名的部分，幾乎都是台灣各地地名，像是台北、南投、高雄等地。當Ｃ老師解釋說，班上的學生都是台灣來的小朋友，家庭來自台灣各地時，所以會有這樣的作業時，筆者卻剛好看到一份標題是「我的家鄉在蘇州」的作業。Ｃ老師有點尷尬的說那份「蘇州」的作業，是家長希望學生這麼寫的。筆者沒有繼續問，而讓話題很快的從社會課進入到自然課。Ｃ老師表示當時正在教「植物的生長」，並表示為了教學上的需要，「種子都是我從台灣帶過來的喔，因為這樣學生才能更認識台灣！」筆者對Ｃ老師的用心感到佩服，但也心中在想，在自然課當中，學生真的能藉由瞭解植物的生長更認識台灣嗎？還是這只是C老師個人在教學上的期望？在社會課當中，學生真的認為自己的家鄉在台灣嗎？還是這些都只是家長與學校的想法？
雖然當時台灣社會也相當廣泛討論身份認同相關的議題，然而由於議題的政治敏感度，進行這樣的研究並不容易。有幸隨著兩岸關係逐漸緩和，關於「台灣人在中國大陸」的議題已經獲得較大的討論空間，與兩所台商學校教育及國家認同有關的討論也已經陸續出現(陳鏗任、吳建華 2006; 蔣逸青 2008)。於是，筆者開始整理2004-2005年於東莞台商學校及華東台商學校擔任兼任教師期間的田野記錄，加上2006-2008年期間與兩地學生多次聚會的瞭解，1 試圖在一個既是學校教師也是研究者的立場，來討論兩地台灣學生的身份認同2。
貳、東莞：東莞台商學校
筆者在東莞台商學校是擔任英文科兼任教師，除了英文科的教學與相關活動外，有時候還會參與社會科或一般生活輔導。根據前人研究成果與筆者觀察，東莞地區的台灣人有相當程度的優越感，並相當程度上與當地社群保持一段距離，這種刻意保持距離的作法，可以從觀察當地台灣人在「居住型態」、「兩性交往」與「語言使用」的幾項具體指標上得知。
例如，關於當地台灣人的「居住型態」，可以從他們的的空間、鄰里關係與是否擁有實際所有權三個方向討論。從空間分佈上來看，大部分台灣人是住在工廠/公司內台籍員工專屬宿舍區，或者是工廠/公司外以台籍/外籍/當地白領高階為主的高級住宅區，經由此一居住空間的選擇，台灣人與當地一般居民保持相當的距離。從鄰里關係上來說，台灣人即使在居住空間上與當地白領高階為鄰，他們與當地人鄰居的互動仍然是冷淡的，互動程度反而不如與同一社區（或鄰近社區）台灣人來的頻繁密切。從房屋所有權來說，台灣人在當地選擇購屋置產的原因極為多樣，相當一大部分原因是取決於資金運用與未來增值的可能性，與「定居意願」基本上關聯不大。簡單的說，也許我們可以把東莞地區的台灣人類比為「早年台北天母地區的美國人」；與當地人相比，這些外來者享有較高的社經地位。所以，一點都不令人意外的發現，東莞台商學校的學生常強調自己是台灣人，或者表示自己與沒水準的當地人是不同的。
學生這種「有水準=台灣」與「沒水準=當地」的認知，其實是日常生活中將「台灣人」與「當地人」參照比較的結果。3由於絕大多數家長在東莞當地是企業經營者或中高階主管，居住於半封閉性的台籍員工宿舍或有警衛定期巡視的小社區（而非是一般集合式住宅），出入交通仰賴公司專車接送或搭乘有固定合作關係的私家車（而非路邊「打D」、當地公交車或「摩D」4），消費場所多為台式餐廳（而非當地廣東餐廳或路邊大排檔）或明亮開放的大賣場（而非擁擠陰暗的當地市集）。在這個生活情境，東莞當地市區常見的垃圾、乞丐、討價還價的小販或是隨地吐痰的行人，成了對當「沒水準」刻板印象的主要來源5。而在此一生活型式與互動關係中，當地人通常是在從屬位階並提供相關服務，即使學生對於此一認知有程度上的差異，但是並不意外的，幾乎所有學生都將當地（人）理解成為「沒水準」的代稱詞。一個顯而易見的例子是，學生常以負面的「阿六(陸)仔」而非較為中性的「中國人」或「大陸人」來指涉當地人，甚至校內當地教師。
當學生認為「沒水準=當地」時，又如何產生「有水準=台灣」的認知呢？由於不少學生長年居住在大陸，一年當中只有寒暑假期間短暫返回台灣停留，對台灣的瞭解其實是模糊不清的。一個顯而易見的例子是，當筆者與學生聊天談到「台灣的家在哪」時候，雖然學生可以回答出台灣的地名（例如台中、彰化等地），但是對於這些地名的相對位置（例如彰化位在台中的南邊，而非台中的北邊），卻是模糊不清。也就是說，學生認知中的台灣，其實相當程度是指當地的台灣社群。也就是說，學生認知中「有水準=台灣」，其實是指「有水準=東莞的台灣人=台灣」。這種以海外移民社群來形成（或取代）對母國的想像，某種程度上來說，如同過去兩岸對立時，台灣的外省人第二代，他們對中國大陸的認識（例如北方人好麵食，南方人愛米飯），有相當程度是透過觀察第一代的生活方式而來。
然而，學生此一「有水準=台灣」與「沒水準=當地」的認知，與認知的程度差異，是否等同於具有台灣新聞媒體（或特定政治工作者）常談論到的「台灣認同」呢？或反映出家庭背景（例如本省或外省）與政黨支持（例如國民黨或民進黨）傾向呢？筆者對這樣的推測是抱持保留的態度。雖然東莞當地的台灣人背景複雜多樣（不論是外省、閩南或客家偏好國民黨或偏好民進黨），但都是處於相對較高的社會位階，並且於當地社群缺乏深度互動，學生這種的認知，其實只是反映出台灣人在東莞當地是少數，但卻居於優勢社經地位的現象，與學生家庭的各種政治偏好無關。也就是說，學生的「台灣認同」，其實是一個「階級差異」下，向優勢地位者的認同，並不是一個「政治差異」下的偏好。然而這樣的「階級認同」，是否可能轉換成具有「政治認同」呢？筆者的觀察發現是可能的，尤其是當學生們認為，因為政治力量的介入，使得「有水準」的台灣人必須對「沒水準」的當地人讓步時，這種「階級差異」的台灣認同是很有可能轉換成「政治差異」的台灣認同。
例如，兩所台商學校在每一學期開學前，都必須將教科書送交當地教育單位審查，並根據當地教育單位的修訂大綱加以修改，將教科書當中所有可能指涉台灣是獨立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外的用語6、符號與圖案7全部以黑筆塗消，或是貼紙覆蓋，或是整頁撕去。所以學生在開學後拿到的教科書都是殘缺不全的。這些「修改」以國文科與社會科特別嚴重，英文、理化、數學等學科較為輕微。當筆者慶幸自己主要是負責英文科教學，教科書被「修改」的篇幅非常少，應該不會發生教學困擾時，意外還是發生了。當在進行一個課本上「連連看」的練習，由學生應該將不同的英文國名與國旗相連時，有個學生發現英文的「Republic of China」 與「中華民國國旗」的圖案被塗消而抱怨「課本沒印好」時，突然另外幾個學生高聲說「都是阿六仔，把國旗圖掉啦……」。當筆者準備以沈默來停止相關討論時，馬上又有學生接口「老師，我們都知道啦，不要怕，就直接講……」。突然間課堂上陷入一片沸沸揚揚的「愛台灣」情緒當中。筆者發現一個只是階級差異而帶來的認同，反而因為當地政府的政治力量壓過了本來的階級差異，「有水準/沒水準」的階級差異反而成了凸顯「台灣/中國」對立的「政治認同」。這樣刻意刪除教科書內容，反而引起學生注意到兩岸政治差異的結果，可能是當地政府始料未及的。
當筆者回到台灣與不同的朋友談論在兩校的觀察心得時，一個常被問到的問題是，兩校學生是否會因為這樣「愛台灣」所以比較會「返台升學」？或者說，我們是否可以因為上述學生顯性的「有水準/沒水準」階級認同與隱性的「台灣/中國」政治認同，就認為台商學校在維持（或塑造）學生「台灣認同」這方面是有相當成效呢？進而推論學生本身「台灣認同」的強弱，會影響到他們返台升學（或留在當地繼續升學就業）的意願呢？筆者覺得這樣的推論是言過其實的。由於實際生活空間遠離台灣，此一「台灣認同」其實是有侷限的。雖然台商學校的家長與學生都相當強調自己是從台灣來的，與當地人是不同，也曾不止一次的聽到家長、教師與學生表示台商學校的學生不會（或不願意）與當地學生交流，因為「我們（台灣人）跟他們（當地人）是不一樣的」。但是在筆者任教期間（包含離開後兩年，兩校部分學生與教師的聯絡）從未聽聞有任何一個學生，因為本身（或其家長）這種顯性的階級認同與隱性的政治認同的強弱，而決定在畢業後返台升學或者留在當地升學。在筆者所知的情況中當中，從台商學校畢業後，返台升學（或者繼續留在當地就學）的原因仍然是以務實考慮（例如家長工作地是否變動，學生在兩地考上的學校哪一個比較理想？）占主要因素。所謂因「認同台灣」而返台升學，也許只是部分政治工作者的單方臆測罷了。
參、上海：華東台商學校
筆者在華東台商學校是擔任中學部社會科兼任教師，除了社會科的教學與相關活動外，有時候還會參與一般生活輔導或小學部英語教學。根據前人研究成果與筆者觀察，與東莞地區相比，上海地區的台灣人較為低調，比較親近當地社會，但仍然與當地社群保持一段距離。雖然較為親近當地社會，台灣人與當地人的互動關係是一個表面和睦，但是「油歸油，水歸水」的情境，所謂的「水乳交容」的現象不容易出現。這種低調但也保持距離的作法，其實是反映了台灣人對當地社會複雜的感受，而這種複雜性，主要是受到上海貧富差距懸殊與快速變化的影響。用一個也許不是很恰當的比喻，對當地台灣人而言，上海是一個某些方面超越台灣十年，另一方面又落後台灣二十年的城市；是一個讓人彷彿置身西歐先進社會，同時又看到非洲難民就在身邊的城市。
對當地的台灣人而言，上海貧富差距懸殊與快速變化的社會現象，提醒他們是處於一個「比下雖有餘，比上仍不足」的社會，並且必須透過不斷強化自己的競爭力，才能維持此一不滿意，但尚可接受的局面。如果一不謹慎，這個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台商/台幹」生活，隨時可能翻轉成一個無人聞問的「台流」生活。
當學生家長是在一個高度壓力的情形下才能維持相對優勢的地位時，並不意外的令人發現，東莞地區台灣學生因為階級差異而來的「台灣認同」，到了上海地區幾乎消失大半。上海地區的台灣學生的「台灣認同」主要是基於地理空間上的差異，而非階級上的差異了。如果再仔細檢視此一身份認同，筆者發現，上海台灣學生的「台灣認同」其實是非常模糊與脆弱的。不但對於台灣在地理空間上的認識是相當模糊，更是缺乏實際經驗的。例如，當東莞地區學生說「我家在高雄」時，高雄應該是他「自己/父母/(外)祖父母」在台灣所居住的地方，上海學生口中的「我家在高雄」，可能只是某次返台時，他在高雄的某個親戚朋友家停留比較久。與其說高雄是「家鄉」，不如說是「某次旅遊的城市」。
是什麼因素造成此地學生對台灣認知比東莞地區學生微弱呢？除了上海/東莞的差異外，筆者認為最重要的因素是上海/東莞與台灣三地「兩兩相比」造成的差異。當東莞學生覺得莞城的日系吉之島百貨只能算是遠東百貨規模，新華書店也只像是面積較大的金石堂，此地的學生對繁華的上海卻是給予相當不錯的評價。對上海這群年輕的學生而言，上海淮海路上的巴黎春天與靜安寺旁的久光百貨，一點也不比台北忠孝東路的SOGO與信義計畫區的101遜色。上海歌劇院與浦東夜店的視聽覺享受，更容易讓學生覺得上海是繁華的現代化都市，台北才是落後的開發中城市。另一方面，上海鄰近的城市（例如，蘇州、杭州與南京）塑造出江南地區人文薈萃的「感覺」，也吸引了另一部分的學生與家長。與現代感的上海與典雅的江南古城相比，台灣的都市與小鎮似乎乏善可陳。並且隨著時間的推移，對台灣的印象也逐漸模糊。因此，並不意外的發現學生對於台灣「家鄉」的印象是如此模糊，也不意外的發現，當筆者問到「畢業後想在哪繼續升學？」時，幾乎毫無例外的回答「上海吧！」
當時尚感的上海與古典的江南古城吸引著這群年輕學生時，是什麼因素還讓他們願意說自己是台灣人，維繫那淺淺的「台灣認同」呢？是什麼因素讓他們對筆者的前一個問題，以明確但又略微無奈的口氣回答「上海吧！」，而不是理所當然的回答「上海！」？對學生而言，現代感的上海（或古典感的江南）是很快就可以發覺的，但是客觀生活方式的差異8與主觀上貶抑的社會現象 9，卻是在生活當中慢慢的提醒學生「和當地人是不同的」。例如，當快速興建的地鐵與筆直的高速公路吸引媒體與筆者注意時，學生馬上以半開玩笑的態度提醒筆者上海還有「具有尿臊味的地鐵車廂」與「在高速公路上逆向行駛的三輪車」，這些需要時間才發現的上海另一面。透過這些「細微但重要」的差異與「慢慢體驗才發現」的過程，此地台灣學生得到一個結論，上海不但是個具有時尚感的歐洲城市，也同時像是個落後的非洲社會。相情之下，台灣社會的相對穩定度高，整體差距小，反而是促使學生仍有淡淡「台灣認同」的主因。
與東莞地區相較而言，這個基於台灣/上海兩地比較而來的「台灣認同」，並沒有太多的階級優越感，那有沒有轉換成政治認同的可能呢？當東莞的學生因為教科書遭到當地政府塗改，而表現出對當地政府的反彈時，此地學生也並沒有類似東莞學生的強烈反應。除了偶有少數學生抱怨外，大部分的學生是沒有特別意見的。筆者認為根本的原因在於此地地方政府對於台商學校的教學是採取相對寬容的態度。是採取一個「你可以寫在黑板上」、「影印給學生」、「你就照講，但是副校長巡堂經過時，還是停一下，等她經過後再繼續說」與「副校長說下週有人會來學校，叫大家把東西收好」的「互相理解」態度。此一相對寬容的態度，不但提供了較佳的教學環境，也避免了學生可能的情緒反彈，這樣的方式也許是東莞當地政府所應該採行的 。10
綜合前述，上海地區的現代性與快速變化不僅吸引了成人，也吸引了這批學生。雖然不少生活中的細節讓他們遲疑，但是學生（與家長）對上海的認知，大致上是正面的。因此，當東莞的學生主要以「父母親工作是否有異動？」與「在台灣與大陸，那邊學校考得比較好？」當作畢業後升學考慮的主要依據時，上海地區的學生會以較積極（但不完全接受）的態度，將上海（或北京南京等其他城市）當作優先考慮的對象。也就是說，東莞與上海兩地學生返台意願上的差異（或者繼續在台商學校就讀的差異），並不是兩校「辦學績效」的差異，也不是所謂的「台灣認同」強度的差異，而是兩地不同考慮因素所促成的結果。
肆、小節與心得
除了對兩所學校的影響外，如同新聞媒體報導，自2005年起，台籍學生就讀當地學校收費比照當地學生，並陸續開放台灣學生可參加各項證照考試。11一個令人關心的問題是，這一系列的政策會不會增加台商學校學生（特別是中學部學生）轉入當地學校就讀的意願？或者鼓勵學生畢業後進入當地大學就讀？根據筆者的瞭解，這些政策對於兩校中學部學生的就學意願並沒有明顯的影響。對東莞的中學生而言，是否轉入當地學校的原因取決於家長是否有在廣東當地長久發展的打算。畢業後是否進入當地大學升學，主要取決於學生在台灣與大陸兩地的入學考試，哪一個有比較令人滿意的結果。對華東台商學校的中學部學生而言，雖然在就學階段都有過返台升學的考慮，但是由於上海地區教育資源充沛，大部分的學生都是以在大陸的大學（特別是上海地區與國外有合作關係的學校）作為最終選擇。也就是說，雖然兩校成立的宗旨之一就是協助台商子女未來能返台升學，但是兩校的高中部畢業生在升學上有相當務實的考量，並不會因為就讀台商學校就比較偏向返台升學（特別是指升大學）。
如果說身份認同可分為先天原生與後天建構兩部分，我們在這裡發現「來自台灣」的原生因素與「實際生活在東莞/上海」的建構因素造成不同的影響，我們也發現「參考點」的不同，可能會增強或減弱對原生因素的認同。來自同樣家庭背景的學生，可能在上海會逐漸的適應當地社會成為「上海人」（雖然學生自己可能同時並不清楚什麼樣才是上海人），但是在東莞確有可能持續認為自己是「台灣人」（雖然學生自己可能也不清楚什麼樣才是台灣人）。雖然會有這樣的差異，但兩地學生對台灣的客觀認識都是越來越薄弱的。兩地學生對於「台灣人」與「當地人」認知上的差異，與其說是東莞與上海兩地社會的差異，不如說是在「東莞與台灣相比」與「上海與台灣相比」，兩個不同參考座標當中帶來的差異。
雖然兩地學生的台灣認同其實是日趨薄弱與模糊，但是除了教學所帶來的政治社會化功能外，兩所台商學校在某些程度上同時是當地台灣人社群的聚集地。雖然支持兩所台商學校繼續生存並不能強化當地台商與台灣政府的關係，對鼓勵學生返台升學的效應也有限，但是一旦兩校經營發生困難，甚至學校被改制成國際學校或當地學校，時對台灣政府與當地台商的關係將會有不可逆轉的後果。因此，台灣政府應該以更積極的態度，協助兩校度過困境，至少如此，才能繼續維繫台灣政府與當地台商的關係。
作者林平為中正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智庫立場）
參考書目
林志慎（2002），《外來動力的「制度創新」：「東莞台商協會」成立「台商學校」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論文。
牟淑芬（2001），《大陸台商子女就學模式之研究：以中小學為例》。私立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教育組碩士班碩士論文。
陳鏗任、吳建華（2006），〈是故鄉還是他鄉？從東莞台商學校的學習經驗看台商子女的身份認同意象〉，《師大學報》51/2：173-193。
Lin, Ping, 2007. East to Move, Hard to Settle Down---Taiwanese People in China. DPhil Thesis,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Oxford.
註解：
1.筆者希望藉此機會感謝兩校行政單位與教師們的協助，與活潑可愛的學生豐富了筆者的生活，更感謝在筆者離開後仍然不斷透過MSN與Email鼓勵與支持的教師與學生們。如果沒有你們的關心與協助，是不可能有這一點點的成果。
2.第三所台商學校「上海台商子女學校」成立於2005年9月，當時筆者已經離開田野地，所以本文所描述的現象是以東莞及華東兩所台商學校為主，並不包含上海台商學校。
5.筆者並不是說東莞的一切現象都讓學生們覺得「沒水準」，也不是說每一位學生覺得東莞都是「沒水準」，只是陳述大部分學生對當地的概略印象。
6.例如「中華民國」、「總統」、「國立編譯館」與所有中央政府機構與職稱。
7.例如「國旗」、「新台幣」、「總統府」等符號或照片。
8.例如，學生們經常抱怨上海菜太油與太鹹，所以學生的聚會大多都不在當地餐廳舉行。
9.例如，當快速興建的地鐵與筆直的高速公路吸引媒體與筆者注意時，學生馬上以半開玩笑的態度提醒筆者上海還有「具有尿臊味的地鐵車廂」與「在高速公路上逆向行駛的三輪車」，這些需要時間體驗才發現的另一面。
10.筆者當然不是將這種「沒看見就當作沒事」的態度合理化，也不是認為教科書的「修改」是應該被接受的，而是說與東莞相較而言，此地學校享有較寬大的教學自主空間，反而降低了學生對當地政府的排斥態度。
11.關於這新措施的全文可見http://www.gatzs.com.cn/gatzs/yz/zcfg/200611/20061108/678088.html與http://www.gatzs.com.cn/gatzs/pz/zcfg/200603/20060301/39565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