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覺醒：台灣、香港的公民力量之本土篇)本土意識、政治轉型與菁英鬥爭

前言

〈本土意識〉，在台灣或是香港都是重要的議題。面對中國民族主義，本土意識將是港台兩地民眾心理上的重要壁壘，抵抗「兩岸統一」與「中港融合」；並能成為實質政治行動的動員基礎。

香港〈本土意識〉的興起，許多論述會回溯自2004年利東街保存運動與06、07年的保衛天星、皇后碼頭運動。兩場運動中，面對資本與權力的入侵，〈本土意識〉伴隨著老社區的保存、歷史地景的捍衛而形成。集體記憶的守護，在抗爭中扮演相當重要的地位。2009年從廣東穿越深圳進入香港的的高速鐵路迫使菜園村面臨拆遷，進而引發抗爭。雖然在抗爭中並未太強調〈本土意識〉之成份，但高速鐵路的貫穿或可視為北京支配香港之權力圖像的體現。保衛菜園村運動中，新的世代：「80後」，相當於台灣所謂的七年級生，登上了抗爭的主要舞台。

2011年〈本土意識〉呈現出另一種面貌。由於中國人搶購香港奶粉，加上諸多生活上的摩擦，致使部份港人指稱中國人為「蝗蟲」，引起不小風波。學者陳雲提出的《香港城邦論》與其所引發的香港自治運動，則似乎將香港的〈本土意識〉帶往政治訴求的層次。張鐵志在蘋果日報的投書上提到，他認為「香港的本土有兩種」，保衛利東街與天星、皇后碼頭的，是偏左翼的一種；而蝗蟲論與陳雲等人則屬於「右翼本土派」。¹

回到台灣，〈本土意識〉在台灣脈絡下的定義與內涵或仍有爭

論，²但台灣認同早已成為主流。民眾認同自己是台灣人的比例在1996年後持續攀升，2009年之後更一直處於5 0 % 以上。統獨上的轉變則因為中國的武力威嚇而較為保守。「維持現狀」始終具有較多擁護者。然而近20年，偏向統一的人也未曾高於10％。數據顯示台灣主流民意擁護的乃是以台灣為場域的認同。這樣的認同，也就是對〈本土〉的認同。 ³ 即便對台灣獨立的主張，民眾會因現實考量而有所保留，以致台灣人的〈本土意識〉或台灣認同無法充分體現為政治力量或投票選擇。但至少在認同上，無疑地，以台灣為主體的認同多年來已獲得穩定多數的支持。

這樣的認同是在文化論述與政治事件的導引下，以及與國民黨政權和其所擁護的中國民族主義對抗中形成。1970年代的鄉土文學興起及相關論戰，對台灣〈本土意識〉的形成扮演了重要角色。美麗島事件與黨外運動的路線轉變則在政治上為台灣認同開闢道路。（王甫昌，1996；⁴蕭阿勤，1999、⁵2 0 0 0 ⁶ ）本文擬藉由既有的研究文獻，概略探討1970-80年代〈本土意識〉的浮現。

戰後世代的回歸現實

台灣人的本土觀點，並非戰後才首次出現。日治時期台灣認同曾一度萌芽；只是在殖民政權的壓抑下，無法充分開展。（吳叡人，2006）⁷當時，作為台灣人相對方的乃是日本殖民政權。台灣認同是在反殖民鬥爭中誕生，因此「中國」與「台灣」起初在認同上並非直接的對立。中國象徵的乃是一個鄰近卻已分離的「祖國」。

戰後，228的屠戮造成許多人心中祖國幻想的破滅。民眾拿著國旗迎接的政權成為血腥鎮壓的兇手。隨後，國民黨政權在5、60年代施以高壓的白色恐怖統治。在國家暴力對言論自由的打壓下，國民黨政權所依賴的意識形態基礎：以中國民族主義為基礎的「法統」，難以被挑戰。國民黨政權更透過教育，在台灣戰後世代的成長歷程建構起中國認同。

蕭阿勤（ 2 0 0 5 ： 9 ） ⁸提到學校教育對於塑造國族認同特別重要。相對於國民黨政權在大陸時所面對的動盪不安，「台灣的戰後世代是國民黨能在繁榮穩定中，透過學校正式教育充分教化其特定主體角度中國國族認同的第一代人。」無分本省與外省，戰後世代擁有著與其父祖輩 - 無論是處於日本統治之下或生在中國動亂之中 - 不同的世代意識。

對中華國族主義的挑戰，卻也正是從戰後世代開始。世代意識成了抵抗的根源。蕭阿勤（ 2 0 0 5 ）⁹ 提到：1 9 7 0 年代發生的釣魚台紛爭與中美斷交等歷史傷痛事件，以戰後的國族教育與教化為基礎，凝聚出不分省籍的世代意識。此一世代意識，讓青年開始思索自己一代所面臨的社會、政治困境，並積極關懷相關的社會、政治議題。加上：相當矛盾地，黨國威權教育體制卻傳播著自由民主思想。自由民主思想，促使戰後世代對國民黨威權統治進行了強烈的批判。

戰後世代無論對台灣或中國的歷史都相當隔閡，再加上威權統治、國共對峙與冷戰格局，「更使他們有孤懸於歷史之外，置身於時局現實發展邊緣的失落、無根與無力感。」回歸台灣現實成為了他們的出路。其實踐方式便是積極的瞭解社會現實、要求改革。黨國教育下養成的「第一代人」反倒成為推動台灣政治、社會與文化變遷的開端。這群年輕的中國認同者也基於「回歸現實」的理念，對台灣本身的鄉土歷史文化進行「尋根」，進而成為台灣民族主義的先聲。（蕭阿勤，2005）¹⁰即便他們自身不見得是台灣認同者。

文學與政治間的互動

戰後世代的回歸現實刺激了〈本土意識〉的浮現，但這〈本土〉是屬於中國的或是台灣的，卻歷經相當的轉折。蕭阿勤（ 1 9 9 9 ）^{1 1} 對《笠》和《台灣文藝》這兩份鄉土文學刊物的研究指出：鄉土文學一開始所立足者乃是中國民族主義；認為台灣的鄉土文學乃是中國文學的一部分。鄉土文學中的台灣意識是逐漸發展而成，台灣與中國的分歧並浮現於 1 9 7 0 年代的「鄉土文學論戰」之中。只是當時的文學「台灣化」的傾向尚不強烈。

1 9 7 9 年的美麗島事件與黨外運動卻激發了《笠》和《台文》成員反國民黨的意識和行動。鄉土文學也因此於 8 0 年代開始「去中國化」，朝向「台灣文學」的方向發展。此一走向也促成了「台灣意識論戰」的產生，懷抱著台灣意識與中國意識的作家之間展開了辯論。隨著政治運動的前進，〈本土意識〉持續在作家群體中發展，並逐漸形成獨特的「台灣民族」文學傳統。（蕭阿勤，1999）¹²

美麗島事件當時，政治運動卻也非以台灣民族主義為號召。王甫昌（1996）¹³指出：至1979年為止，台灣反對運動的主要訴求乃是民主化而非本土化。當時的黨外人士，僅是扮演「忠誠的反對者」，意圖矯正動員戡亂時期條款下被扭曲的政治體制，追求回歸民主政治的常軌。民主化的訴求在美麗島事件中遭到強烈的打壓，打壓卻促成了黨外運動的激進化。這顯示在 1 9 8 3 年

「住民自決」主張的提出。國民黨對溫和改革的強硬態度，讓反對運動意識到體制內改革的不可行，而開始對國民黨的統治基礎 - 以中國民族主義為基礎的法統 - 發起挑戰，並因此朝向台灣民族主義發展。文學論戰也成為台灣民族主義建構上「重要的刺激及素材」。

文化與政治，兩個層面的民族主義相互引領，政治運動激發文學家的反抗意識，文學家的論戰充實了台灣民族主義的內涵。^{1 4} 文化與政治兩者都並非孤立的發展，而是在時局中相互牽動。同時，國民黨本身可說扮演了關鍵的角色。美麗島事件的鎮壓讓鄉土文學朝向台灣民族文學發展，並令反對運動激進化，「台灣化」因而取代「民主化」成為政治上的主要訴求。

〈本土意識〉為何浮現？

隨著1986年民進黨的成立，80 年代後，台灣民族主義持續發展。不過，其過程也非一帆風順。民進黨在1 9 9 1 年通過台獨黨綱。同年國大選舉中民進黨得票比例下降，莊淇銘（2005）¹⁵解讀為：選民不接受民進黨的新政策與路線，造成國民黨大勝。此外，中國因素的存在：無論是武力威嚇或經濟誘因，都令台灣民族主義的發展遇到阻滯。但1 9 9 2 年的國會全面改選與9 6 年的總統直選無疑是在政治上拋棄了中國法統，確立以台灣為基礎的政治體制。國民黨本身亦「台灣化」，並因此催生出懷抱中國意識的新黨。（蕭阿勤，2012:207）¹⁶文化論述亦在80年代後持續演進。台灣的〈本土意識〉於 7 0 ~ 8 0年代間浮現，原因應可歸納於4點：

1.新世代-回歸現實的戰後世代-出現，並對上一個世代發起挑戰；2.文學上的去中國化；3.政治上，反對運動的激進化。4.國民黨的打壓更成為

〈本土意識〉的催化劑。美麗島事件後，無論政治或文學上，台灣民族主義都更迅速的發展。

對照於香港，相對於在殖民統治下懷抱中國情懷的傳統民主派，「 8 0 後」或許正是此一可引領轉變的世代。本土運動所捍衛的正是香港的「現實」。文化上，以粵語為基礎的香港流行文化早有蓬勃的發展。（周耀輝，2013）¹⁷文化上及語言上香港實具有〈本土〉的基礎。所欠缺的，或者就在於讓〈本土意識〉成為具體的政治訴求，也就是一個追尋〈本土〉的政治力量。陳雲等「城邦派」目前仍著重在論述層次，傳統的民主派則仍在主張「愛港愛國」。但政治力量的浮現或許並不遙遠。隨著香港異議者陷入更嚴苛的處境，同時港人對西環治港的疑慮加深；以本土為主張的政治團體有可能因此快速的成型。

^{1 8} 但可能阻止本土訴求政治化的，不光是中共的打壓，亦有可能是反對陣營內部在國族意識上的分歧。認同分歧不但發生在台灣的「鄉土文學」之中，也發生在黨外運動內部；並在 9 0 年代成為台灣政治的重大爭議與焦慮。只是此一爭議和焦慮的內涵，或者可更進一步地釐清。

台灣的認同爭議與新舊菁英間的鬥爭

      〈本土意識〉在台灣的浮現，不單純是意識形態的轉變，更關係到權力間的競逐。對抗不僅發生在政治場域，也在文學論戰之中。 9 0 年代政治的本土化，象徵著政權基礎的在地化，此乃對中國法統的揚棄。台灣民族文學的確立，對懷有中國認同的作家而言，也正是將其拉離文學上的中心位置。

      對認同對立的焦慮，或者更來自權力位置的變換。在政治上，原本「主流」的中國法統，不但遭受反對陣營的挑戰，並在李登輝掌權下變成「非主流派」，最後成為出走的新黨。文學上，原本佔據主流地位的中國文學跟外省鄉愁，在權力變換下，從獨佔的思想中心落入台灣文學眾多成份的一環。缺少中國法統的支撐，相對於台灣民族文學傳統，失根的流亡菁英，地位更顯得邊陲。其焦慮除因為文化上感到被壓迫外，並可能包含對地位喪失的不滿。

      新黨候選人趙少康在 1 9 9 4 年台北市長選舉時以「中華民國保衛戰」為競選主軸，電視辯論中趙少康稱該次選舉為「中華民國對台灣共和國的選舉」；並指責陳水扁主張台獨會招致台灣毀滅。這正是舊菁英對〈本土意識〉揚升的反動。19 但對認同爭議的探討中卻較少人檢視懷抱中國認同之舊菁英在其中的角色。例如，隨著 2 0 0 8 年國民黨重奪政權，中國認同者也有奪回文化中心地位的意圖。像是擁護中國意識的學者王曉波與張亞中，及總統馬英九對歷史教育的批評與干涉；其背離台灣現實，回復中國史觀的方向，不就是在延續認同間的對抗嗎？20在政治轉型下喪失中心位置的舊菁英，希望藉由重奪政權讓以中國民族主義為核心的文化與歷史詮釋權重回主流。並在政權交替下獲得進入體制的機會。

當然，菁英鬥爭的解釋僅是部份性的，例如部份台灣認同者對閩南元素的強調確實可能激發其他族群：客家、外省、原住民之憂慮。換句話說，台灣民族主義對特定文化元素的偏好確實有成為另一種霸權壓迫的可能。但本文僅是主張菁英集團間的對抗是一個需要被帶入的、部份性的但有意義的解釋觀點。台灣與中國意識的競爭跟政治轉型互動並行。但政治轉型就關係到了菁英位置的交替；台灣民族文學的確立也影響到舊文化菁英的地位轉變。中國意識從主流變成非主流，從思想中心「降格」為眾多元素之一。那自然可能導致懷抱中國意識的舊菁英反彈。²¹

但台灣的認同紛爭並未真正演變成暴力衝突，也未危及憲政體制的運作。菁英的發聲權加上選舉激情的推波助瀾或許擴大了民眾對衝突的想像。同時更必須考慮到：黨國體制下，媒體長期的被控制、影響。因台灣民族主義而起的認同衝突，可能在媒體的既定立場下被誇大，進而引發過度的焦慮。

會關係到菁英集團間的衝突，是因為台灣〈本土意識〉的浮現伴隨著政治轉型的。但〈本土意識〉之確立，卻也正是因為被納入政治議程之中。如果〈本土〉僅僅是文化的、記憶的，會容易止步於意象的層次；但當追尋〈本土〉成為政治議程的一部分，便可能藉由政治上的變革而獲得確立，甚或成為政治正當性的新基礎。朝向政治議程，將〈本土〉作為具體的政治目標，或許會是確立〈本土意識〉的必要之務。

此觀點下，先前所提及的左翼和右翼兩種〈本土〉，也可看成是〈本土意識〉朝向政治化的轉變，從對既有記憶的守護、所處身現實的追尋，轉變為政治上的訴求。當然，這樣的轉變會朝向更對抗性、衝突性的方向發展，但或許，〈本土意識〉就需要在這樣地對抗與衝突中，方能更往前邁進。

作者陳中寧作者目前就讀於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班。

註解:

1. 張鐵志，2013，〈蘋中信：香港的本土有兩種〉，《蘋果日報》（台灣），2013年7月16日。
2.本文中所稱台灣的〈本土意識〉就是指〈台灣意識〉與〈台灣(人)認同〉。當然，可能有人會不
滿意這樣的代換，不過本篇文章並不是要針對〈本土意識〉在台灣的定義做探討，因此請姑且容
忍此一代換方式。

3.數據可見於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資料庫：重要政治態度分佈趨勢圖。
4.王甫昌，1996，〈台灣反對運動的共識動員：一九七九∼一九八九年兩次挑戰高峰的比較〉，
《台灣政治學刊》，1：129-210。
5. 蕭阿勤，1999，〈1980年代以來台灣文化民族主義的發展：以「台灣（民族）文學」為主的分
析〉，《台灣社會學研究》，3：1-51。
6.蕭阿勤，2000，〈民族主義與台灣一九七○年代的「鄉土文學」：一個文化（集體）記憶變遷的
探討〉，《台灣史研究》，6，2：77-138。
7.吳叡人，2006，〈福爾摩沙意識型態-試論日本殖民統治下臺灣民族運動『民族文化』論述的形
成（1919-1937）〉，《新史學》，17，2：127-218。
8.蕭阿勤，2005，〈世代認同與歷史敘事：台灣一九七○年代「回歸現實」世代的形成〉，《台灣
社會學》，第9期，頁1-58。
9.同上
10.同上
11.同註5
12.同註5
13.同註4
14.當然文化不僅僅是文學，還包括了台語地位的翻轉，甚至廣義來說，更觸及對歷史記憶的詮釋，
只是在此文學為例。
15.莊淇銘，2005，〈品質決定版圖消長〉，《新台灣新聞週刊》，468期。
16.蕭阿勤，2012，《重構台灣：當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台北：聯經。
17.周耀輝，2013，〈流，動，顛覆的可能香港流行音樂邊緣化〉，彭麗君編，《邊城對話》，香
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33-258。
18.「嚴苛處境」包括了：「愛港力」等親共團體對泛民主派進行的騷擾，甚至連以中學生為主的
「學民思潮」也成為被騷擾的對象；2013年8月發生的與教師林慧思相關爭議以及廉政公署向香
港商業電台與陽光時務週刊蒐證等事件。「西環」在此指的便是代表北京的中聯辦。
19. 趙少康的發言可見於網路：1994年台北市長參選人辯論會 (2)。
20. 參考《陽光時務》週刊，〈民主化之後的歷史詮釋：台灣歷史教科書爭議〉。與《自由電子
報》，〈走日據回頭路教科書掀論戰〉。
21. 菁英跟底層，例如外省老兵，本文認為不該一視同仁。底層的中國認同者，其境遇是在政治權力
的宰制下被決定；也並未因舊政權取得優勢地位，其處境相當值得同情。如何平撫其因為離鄉、流亡與政治變換而來的傷痛與失落，應視為本土認同建構時的重要工作。簡單來說，就是不要讓無處可去的人產生無處容身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