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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膠」,是一個香港網絡討論區的常用語,泛指一些違反常理、顛倒是非、混淆邏輯的行為或言論。「膠」不但在年青人的生活裡廣泛使用,這個詞彙更成為探討近年香港社會抗爭範式轉移的切入點。

      今年十月「反電視發牌黑箱作業集會」,進一步揭示了香港社會運動的深層問題,並引起了「左膠」和「右膠」的激烈辯論。一些活躍於社運圈的左翼人士,被批評騎劫由王維基創立的香港電視(HKTV)工會的抗爭行動,並巧借「開放大氣頻譜」為名目籌款。肇事的組織者、左翼21成員區諾軒和陳璟茵,更被本土論者和集會人士批評「假借抗爭騙財」,加上他們過往常常以「階段性勝利」來掩飾抗爭失敗,不斷消耗民意,變相為政府和中共維穩,因而被戲稱為「左膠」。


      一些社運人士就此回應,電視發牌與市民選擇權有關,所以該運動的「主體」不獨是香港電視的員工,並指本土派攻撃左翼騎劫集會是「抹黑」,是右翼政府和團體常用的「獵紅行動」,旨在「亂扣帽子」轉移抗爭的焦點,結果放走製造電視霸權的原兇。因此,他們反擊說那些攻撃者為「右膠」,同樣是專制政權的同路人。


      這個「左右互摶」的現象,塑造了一個意識形態之爭的假象,令人以為自2012年香港土共當政後,社會抗爭版塊也隨之轉移。但事實上,香港的政黨,和社運團體間,並沒有系統清晰的左右翼之區分,更沒有旗幟鮮明的右翼,當中最大的分别只是「大中華」與「本土」立場。有關「左右膠」的爭論,就是在這個立場上的分歧展開。


香港新生代對經濟主義的質疑


      「左膠」傾慕西方左派思潮,理論上雖來源自馬克思主義理論,但與共產黨的主張有别。前者傾向西方馬克思主義(「西馬」),強調人文價值和社會批判;後者則為東方馬克思主義,或稱列寧主義,強調集體意志和社會革命。「西馬」強調「主體」和個人解放的思想,這對香港的大學生來說,是非常吸引的。香港一直實行資本主義制度,普遍市民以為通過個人努力,就可以隨著經濟發展所帶來的機遇﹐向上流動,但自97主權移交後,經濟發展漸達樽頸,加上在沒有民主選舉的情况下,市場愈趨壟斷,新一代的年青人,尤其是80年代以後出生的「Y世代」或稱「第四代香港人」,開始反思和批評這種經濟發展至上的發展模式。


      特别是經過97金融風暴和03沙士襲港後,經濟波動造成香港社會更大的貧富差距,標示着香港奇跡的「中環價值」漸受質疑。這促成了一批受過大專教育,又傾慕左派思潮並曾涉獵一些後現代主義理論的80、90後青年,更積極關心時政和參與社會運動,而2006年「保衛天星碼頭事件」則被視為80、90後社運的興起。政府藉填海工程,拆卸擁有48年歷史的舊中環天星碼頭和鐘樓。80後青年如朱凱廸、林輝、陳景輝等,認為該建築物保留着一段當權者不願人們提起的殖民地歷史,政府拆卸碼頭和鐘樓是摧毁香港的歷史文物和集體回憶。他們便利用互聯網策劃靜坐、示威,並絕食佔領碼頭阻止拆卸。最後,政府強硬清場並連夜清拆建築物。這個事件反映了香港80、90後年青人對政府只着眼經濟利益,忽略文化保育的不滿,並預示着新生代對另類生活模式的探索。


民間左翼陣營的雛型和局限


      80、90後的出現,不但吸引了更多年青人關心香港社會發展,並藉此尋找身份認同,更催生了一個有别於傳統親共左派的民間左翼陣營的雛型。一方面,80後青年以人道關懷出發,主動發掘不公義的現象,並以「社運人士」的身份組織弱勢群體,代言發聲,成為了民主派在政治體制外的力量,原則上與建制派對立。另一方面,2004年起,因北京日漸介入香港政治,大眾媒體愈自我審査,鄭經翰、黃毓民、李鵬飛三位著名時事評論員相繼被「封咪」。結果促成了在香港民主派裡,第一個以左翼思想「社會民主主義」為核心價值,輔以「基層」為路線的反對黨-「社會民主連線」(社民連)的出現。第一任黨主席黃毓民、梁國雄、陳偉業等,以旗幟鮮明的宗旨「濟弱扶傾,義無反顧,沒有抗爭,哪有改變」為號召,吸引了不少年青人和低下階層支持,更於2008年立法會選舉中取得三席,一度成為了民主派第三大黨。


      這個建制內外抗爭的狀況,構成了民間左翼陣營的雛型,於2009年「反高鐵事件」更成為這種「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的民主抗爭模式的標誌。當時政府計劃動用699億港元,興建總長26公里的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這些社運青年不單連結一些相關組織組成「反高鐵停撥款大聯盟」,並在香港五區「苦行」喚起公眾關注事件。在幾次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審議日,大聯盟在立法會外直播會議審議過程,增加了議會內外抗爭的互動。他們又利用手提電話和Facebook等平台號召超過一萬名市民在立法會外聚集,可是在建制派護航下,政府強行通過撥款,運動最後失敗。及後,各大大小小的關注組、大聯盟如雨後春荀般相繼成立,給人一種香港公民意識覺醒、民主遍地開花的感覺。


      可惜的是,這個大團結的錯覺維持不了多久,就遇上了一個關鍵的抗爭策略問題,導致整個反建制左翼陣營未能進一步發展起來。很多社運青年相信,社會運動應該與政黨政治保持距離,才能以「真誠」、「純潔」、「無私」的形象感召群眾,但在實際運作裡根本難以與「政治」區分,或這只是某一小撮理想主義者一廂情願的思法。結果,社民連因世代分歧和內部鬥爭,黃毓民、陳偉業連同200多名黨員於2011年退黨。相反,一些社運青年於反高鐵後,組織名為「80後反特權青年」的民間團體,嘗試包攬同代人,但由於欠缺制度化,並隨着熱情褪卻,漸漸變成了「志趣相投」的小圈子群體,與香港大眾普遍認同的生活方式日漸疏離。然而,最弔詭的是,這些社運青年那種「正義」的使命感,往往過份強調行動的「良善」動機,反而令他們忽略了在實際的政治操作裡,社會行動本身所帶來「為惡」的政治效果。


香江赤化與左翼成膠之路


      理論上,左翼社運青年在崇尚資本主義的香港,是當然地「反建制」的,可是2012年起香港急遽赤化,使這個先天的對立成為問號。在香港第四屆行政長官選舉中,他們犯上了一個致命的錯誤,直接投入了政治熔爐。本來「80後反特權青年」成立的目的是反對2012年香港政制改革的,但在該特首偽選舉中,某部分社運青年攻撃特首候選人唐英年為地產財閥代言人,並因唐氏住宅僭建,發起「包圍唐宮」行動;相反的另一候選人梁振英則借打撃「地產霸權」,一時取得較高民望,此消彼長,最後梁氏暗渡陳倉奪特首一職。原本「反建制」的社運青年,一直刻意與「政治」區隔,主張打倒一切建制霸權,但他們卻只着眼經濟壟斷,令市民的焦點放在候選人的誠信問題上,忽視了特首小圈子選舉的不公義,為梁氏在選舉中送箭,變相助選。


      這不但導致了社運青年間進一步分化並組成鬆散的聯盟,更逐漸令人產生一種印象︰所謂「社運抗爭」,只淪為少部分崇拜左派思潮的年青人,所追求的生活浪漫。梁振英上台後,馬上推出附帶官方指引和劃一評分準則的「國民教育」,強迫小學生灌輸「愛國愛港」的思想。2012年9月初,由中學生組成的「學民思潮」和其他「反洗腦」團體,號召超過十萬名市民包圍政府總部,可是主辦單位及共依附的社運青年卻在立法會選舉前一晚,突然宣佈集會結束,說政府已撤回國民教育指引,運動取得「階段性勝利」並解散集會群眾。及後,政府如常推行國民教育,雖然不是強制,但卻開設各類型基金利誘學校自動參與。這一個事件令社運青年的印象更為負面。他們每每召喚群眾參與抗爭行動,但當他們自己取得曝光後,就以「階段性勝利」自欺欺人,運動總是無疾而終。


      這種不斷虛耗民意的「社運」,不單令民主派支持者感到厭倦,但更重要的是,左翼社運青年崇尚「人人平等」、「世界大同」的烏托邦思想,在「港共治共」的具體政治環境下反而變得脫離民情,奇異地土共左派前呼後應。有不少大陸居民於97前已利用單程證制度,以「家庭團聚」為由來香港定居。這批新來港人士在左翼眼中,與本地人相較,當然是弱勢群體。左翼人士站在「公義」立場,着力協助他們改變建制行政措施的不公平之現象,讓他們融入香港生活。不過,這個單程證制度的邪惡之處在於,大陸有關部門掌握單程證的審批資格。換句話說,香港政府不但不能掌握大陸到港新移民的背景,以及是否以「家庭團聚」為申請目的,這個制度更成為打破「一國兩制」社會格局的缺口。事實上,自1995年起單程證配額增至每日150個,實施至今已有超過80萬新移民在香港定居,其年齡中位數由2007年28歲增至2012年36歲,其中87%從事低技術行業(資料來源自香港政府人口政策諮詢文件)。一些進步民主派、本土派對這個制度背後的政治意味存有極大懷疑,因為政府既未能掌握申請人背景,而且中共更可藉「人口輸入」讓建制派在選舉中配票,甚至操控鐵票。


      加上自由行「一簽多行」政策推行,除了令香港鬧市商舖愈趨單一,又因大量走私水貨客搶購日用品和嬰兒奶粉等,致使新界北區生活環境愈惡劣,於2013年更出現嬰兒奶粉荒、通貨膨脹等社會問題。立法會議員范國威、毛孟靜、張超雄,以及幾位社運人士,於同年8月底發起籌款登報行動,並在9月3日於香港《都市日報》、《明報》和台灣《自由時報》刊登。可是,同日張超雄及一些社運人士不滿聲明歧視新移民,並退出聯署。張氏在網站上發表明表示「不認同聲明部分內容,把本港的房屋、生活空間等問題,純粹歸究新移民,我認為問題核心是香港的高地價政策、地產霸權和官商勾結,故應針對現行的不公義政策,而不是把新移民放到對立面。」這個廣告激起了社運人士與本土派激烈論戰,例如社運人士孔令瑜批評該廣告要求政府「源頭減人」是「隱性歧視」新移民,並認為要求取回審批權,是漠視「家庭團聚」這個普世價值,甚至說要向本土派開戰;而80後社運青年葉寶琳則認為水貨客也是受專權壓迫的一群,他們有自主方法和權利賺錢,攻撃他們只會「輸掉港人素質」。


      相反,本土派狠批這些所謂「左翼」社運人士,只沉醉在浪漫、虛無的理想主義當中,沒有察覺到香港愈趨專制赤化的現實,只懂僵化的思想、含糊的立場,坐在雲上憐憫他們眼中的弱勢,但察覺不到香港人才是專制政權下被消滅的一群﹐好像新移民支持建制派就是他們的基本權利。自由行在香港隨地吐痰、隨處大小二便、不守秩序不排隊等不文明行為,在他們眼中亦只是「文化差别」,香港人作為東道主應該接納、多多「包容」,而非排斥。本土派認為這就是「膠」,是摒棄常識、邏輯混亂、顛倒是非黑白的「左膠」,他們就是吞圇了一些似懂非懂的詞彙,積極壟斷社會抗爭,但由於根不上本土政治的變化,以「公平」、「反歧視」的口號,變相幫助政府和中共維穩,進而鞏固「大中華主義」的中港關係。


      因此,「左膠」就是一個侮辱性的貶義詞,特指那些追求道德岸然,但往往犧牲本土利益的左派思想傾慕者。至於「右膠」是因為「左膠」在面對本土派的猛烈攻撃,無力招架下,而「妄想」出來標籤本土派的反撃而已。當然,本文起首提及「左膠」假借電視發牌抗爭騙財一事,其實沒有如此複雜,「左膠」的罪名不是「膠」,而是有違明確的道德底線︰借抗爭私募騙款,扭曲運動目標,是為「左賊」。


作者鄭松泰為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講師
最近更新: 2014-0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