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87年兩岸開放民間交流以來，台灣各級民意代表及公職人員前往中國從事各種形式交流，甚至投資經商者逐年增加，直至九○年代後期開始，大幅度增長，至今可謂絡繹於途。至於中國方面則是從2005年連胡會之後，在其刻意安排下，首先主動邀請台灣的地方各級民意代表前往交流，2008年5月後此一交流規模更是擴大。此刻俞正聲的談話有何特殊之處，乃是應加以探討者。
探討中國的對台工作和相關的策略細節，如果能從她最原始的動機與意圖看起，就能掌握中國特定策略設計的初始動機，以及它隱含的策略意圖。反之，如果單就一個策略細節的字句埋首推敲，則容易陷入文字遊戲的迷障，就如同多年前，一位國民黨資深的黨工突然發現中國政府的對台文件中，沒有使用｢反對一國兩府｣的敘述，就大膽預言中國今後不會反對一國兩府的主張。證諸十多年後的今日，這種預測完全失誤的主因就是見樹卻刻意不見林所致。中國對台官員在談判桌上，曾告訴我國官員指出｢我方沒說，絕不代表我方不要｣，這是從事兩岸問題研究時，最足以發人深省的提醒。
壹、 中國對台工作的總體目標及策略思維
中國對台工作的總體目標就是徹底消滅中華民國政府及主權，完成對台澎金馬領土的兼併，自始未曾更動，這也是舉世皆知的。
然而，近二十多年來，有諸多文獻探討中國對台工作時，常以當下中國的作為，推論出中國對台工作目標已有所調整，或不予觸碰刻意避談中國對台工作的最終目的。
例如：多年來不斷有人向兩岸政府推銷｢聯邦制｣、｢邦聯制｣、｢國協制｣、｢統合論｣、｢屋頂理論｣、｢台灣中立化｣等建議，其出發點固然是善意，認為兩岸或許可以共同探索出一個政治上的妥協空間，因此設法從人類的歷史與經驗中，試圖找出可以｢套用｣在兩岸關係的理論。這些論者的共同研究盲點有二：首先，這些理論的引介，多半是在純理想的境界裡申論，以致在實際生活中，台灣和中國雙方政府和人民接受的可行性則從未着墨，以致容易形成理想型的高調。其次，這些論者並未思考或討論台灣和中國兩個國家的本質上截然不同的差異性，一味的向兩岸推銷人為整合為一個｢國家｣的｢道理｣。台灣面對的是民主化的本質，人民對國家主權擁有最終的決定權力；中國則是一黨專制政體，但是其領導人向來以｢領導人的繼承者｣自居，以展現其權力的合法性，與昔日的君王天子必需強調血統、天命完全相同，因此不論那一代領導人均不敢在基本政策上，對歷任領導人設下的｢政策目標｣有所違拗。此乃中國歷任領導人在對台工作報告或重要決定文獻中，第一段一定要重覆前任領導人的主張。
總體而言，兩岸即使要人為地加以整合為一，其間的政治工程何其浩大、何其困難，如果不去討論實務層面的問題，其各種理論終究只是理論，無法從｢應然｣的雲端上，在｢實然｣的人間引發具體迴響。
探討至此，吾人可以明瞭為何討論兩岸關係，研究中國的政策思維，如果刻意或忽視現實面，則僅能獲得一個美好的夢境，或是自吹自擂，無助於現實問題的解決。要探討中國對台工作的任何細節，就有必要檢視中國的最終目標，才能正確理解中國採取局部政策的動機和意圖。至於中國的最終目標，就一直在中國歷來對台政策的重要文件裡反覆出現─消滅中華民國，併吞台灣。
貳、 中國近年階段性目標及進展
我們回顧兩岸關係近十餘年的發展，可以看出一個趨勢，就是近兩代中國領導人在對台工作上，都是以極謹慎的態度面對，但是卻掌握機會樹立個人政績。以江澤民而言，他在1989年奉命出任無實權的黨和國家領導人，1992年兩岸在香港舉行會談後，隔年繼續在新加坡舉行辜汪會談，揭開兩岸制度化協商的時代，接續在中國內部有相當冗長討論後，1995年1月江澤民代表中共集體領導階層，發表｢江八點｣，主張兩岸由事務議題談判開始步向政治談判階段。雖然由於李登輝總統不贊同，引發日後兩岸關係急劇惡化，但是江澤民在1998年10月會見辜振甫董事長及海基會代表團，並進行｢政治對話｣，即稱此已為其任內對台工作政績寫下重要一頁。
胡錦濤在2002年上任，時值台灣的首度政黨輪替，兩岸談判依舊持續，也先後推動小三通、台商包機、開放陸客來台觀光等重大交流措施，但是中國礙於最終目的的制約，無法公開承認這些政績。2005年4月雖然在連戰的配合下，合演｢國共和解｣，但是畢竟連戰是在野黨主席，台灣政府公開宣示連胡共識在台灣完全沒有法律效力等，以致胡錦濤尚無法作為政績。2008年我國再度發生政黨輪替，5月馬英九就任總統，中國急於在6月透過改組、修正對台政策說詞等手段，簽署兩岸通航等協議，這是繼1993年後的第一次正式簽署協議，當年底，胡錦濤藉由紀念｢江八點｣週年活動，提出代表個人對台政策主張的｢胡六點｣。
2012年11月習近平快速接任黨、軍大位後，他面對接續江、胡的對台工作，再對照鄧小平時期定下之對台工作要項(1979年｢告台灣同胞書｣、1981年｢葉九條｣)，習近平能做的已有相當的侷限性和困難度，這正是兩岸許多人一再描述，兩岸互動已進入｢深水區｣的背景。
參、 下階段的目標及推動策略
對照鄧小平時期所定下的對台工作各項主張，可以明瞭中國和馬英九政府近來急於推動的各項工作，其動機何在。就中國而言，｢告台灣同胞書｣及｢葉九條｣所提出的｢完全應當發展貿易，互通有無，進行經濟交流｣或｢在通郵、通商、通航上達成協議｣，以及｢學術文化體育工藝觀摩｣或｢在開展學術、文化、體育交流達成協議｣，對照目前國、共兩黨急著在服貿協議、貨貿協議上完成簽署，又中國一再要求台灣要進行｢文教科技合作框架協議｣談判，就是要在達成｢全面性通商｣和建立｢兩岸全面性文教活動交流｣上能夠達陣，作為習近平上任後的重要政績。或許馬總統也獲告這些事項的重要性，以致在台灣內部不惜違背憲政體制、引爆朝野及官民對立的原因之一。
或許大家都已注意到，中國自2012年以來就不斷催促馬政府要儘早安排進入兩岸政治談判的議程，尤其習近平藉由去年10月APEC場合會見蕭萬長前副總統時特別公開主張｢兩岸政治分歧不能一代一代傳下去｣的警語，近來北京也屢屢出現不滿聲音認為馬英九既然主張｢先經後政｣，但是總不能只要經不要政。
整體而言，習近平主政的10年間，對台政策的階段性目標是在實現兩岸全面通商，以及完成文教全面交流的架構協議，並在這個政績上，提出他的對台工作政治主張，把迫使我國坐上政治議題的談判桌，揭開兩岸政治談判的序曲，並將兩岸政治談判當成他的繼任者的主要任務。
肆、 俞正聲談話的政策意涵
理解中國對台政策的目標，以及近二十年來對台工作持續的推展，吾人可以據以探討俞正聲在本屆中國全國政協工作報告的政策意涵。
首先，在工作對象的選擇，已鎖定台灣各級民意代表。本屆全國政協及全國人大(通稱｢全國兩會｣)是習近平上任後第二個年頭，換言之，就是第一年的期末檢討，也是邁向第二年的開始。在此一場合，習政權要展現的是｢自信｣，俾為習近平倡議｢中國夢｣注入動力和信心。然而，按俞正聲的工作報告的內容是：｢2014年工作部署...全面貫徹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重要思想，拓展和深化與台灣島內有關方面的交流合作，加強與台灣民意代表和基層民眾的交流，圍繞兩岸經貿文化交流合作等課題建言獻策。｣，這段話是銜接上文｢2013年工作回顧...全面貫徹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重要思想，組織政協委員與台灣民意代表互訪交流，加強同台灣島內有關社會組織和團體的友好交往，大力宣導兩岸一家親理念」。兩者差異不大，換言之，去年是強調應採取的作法，今年則是繼續辦理。可見此一措施在中國的自我評估是有意義、有效的，因此在基於自信的基礎上，連續第二年持續推動。
其次，中國式的｢交流｣是以實體利益或儀式性的高規格禮遇，交換對手的｢忠誠｣。政協委員與台灣民意代表交流只是一個平台，是一個載具，交流的實質內涵，去年是宣導｢兩岸一家親｣的理念，今年則是要步上有實質內涵的交流，也就是｢圍繞兩岸經貿文化交流合作等課題建言獻策｣。實質上，只要見諸俞正聲在今年初對台工作會議上提出｢緊緊圍繞團結廣大臺灣同胞這一主線，出臺惠及臺灣民眾的政策措施，擴大深化文化、教育、科技等各領域交流。｣的年度工作指示，就可預知今年未來一年裡，中國各部門要推動的是以｢兩岸經貿文化交流合作｣，採行慣用的｢交朋友｣、｢利誘｣等手段，達成促使台灣各級民意代表爭相與中國各級政協交流的目標，同時藉此實質｢控制｣這些民意代表的目的。
第三，時機選擇與台灣七合一選舉顯然高度相關。2008年以來中國涉台官員在台灣各地走透透，絕大多數卻不是透過台灣的邀請單位安排參訪地點與會見台灣相關人士，而是由中國官員結識的｢台灣友人｣代為安排，以致全台各地政治人物的｢樁腳｣早已成為中國官員儘力安排接觸和利誘的對象，多年來並成功地廣邀從立委到鄉鎮代表前往中國從事各種形式的｢交流｣。2012年總統選舉，國民黨已成功地引進中國的力量干預台灣選舉，既然大門已被國民黨打開，中國又已在台灣｢廣交朋友｣，可預見2014年七合一選舉將是中國第一次主動操作干預台灣選舉的時機。
最後，中國在為長期推動對台工作培植｢台灣友人｣。2012年中國干預台灣的選舉，是在國民黨的要求下，動員在中國經商或有經貿利益的大、中、小企業商人，針對總統選舉對台灣選民進行施壓。展望未來，中國在意的不止是誰能當選公職，而是要在實現其兼併台灣的政治企圖過程中，需要持續有更多的人在台灣內部唱和、響應，因此需要培植｢台灣友人｣，睽諸多年來兩岸互動的現狀，這些中國的｢友人｣，絕大多數是基於可以從中國拿到個人所需的利益，也就是他們與中國是利益共生體。對中國而言，ECFA、服貿協議都是在測試，已經成功地圈出台灣的企業界、學界、媒體界、政界的｢友人｣，同時也以市場利益為餌有效壓制相當多反對人士的意見。經由長時間的累積，中國在未來必要時就有足夠的把握來動員這些｢台灣友人｣，或在台灣內部唱和，或噤聲不語，而中國設定的下一個關鍵性議程，就是逼迫台灣進入政治談判的程序。
伍、 結語
中國透過政協主席俞正聲在今年的內部、公開等場合，已明確提出其年度的對台工作要項，反觀我國則仍然處於各自為政的狀態。就政府而言，顯然在國家安全的層次上用的心，遠低於企求中國官員及觀光客來台用的心為少，在兩者衝突時，國家安全上可以不作為，並以台灣民主化程度不應畏懼為由自圓其說。
具體的案例比比皆是，例如：國台辦副主任鄭立中來台的行程安排，竟然出面邀請的接待單位多半無法介入，甚至不知鄭立中的整體行程。國台辦副主任葉克冬今年初來台，在各地訪過程中，曾參加多場座談會，其中多場是與台灣的影視、文創、出版等多項文化產業人士座談，姑不論這已涉及兩岸下一波談判議題的實質內容，令人難以容忍的是，不依照入境申請核准之行程從事參訪，內政部竟然無視法令未予驅逐出境。又如中國海協會前任會長陳雲林來台進行兩岸兩會高層會談，東部某縣長急欲邀請陳某前往參訪，在與政府主管部門請求未獲同意下，竟然直接向北京遊說，再由北京施壓我主管機關放行。
我們必需反思的是，中國推動兩岸交往的目標是要兼併中華民國‧台灣；而我們的目標呢？如果官民各界仍舊持續漫無目標的從事兩岸交流活動，可能的會替中國在成政治目標的過程中，台灣為他們製造更多、更便利的機會。
假設，在野黨或是任何一個民間團體能事先有了明確的目標設定，進而能審酌時勢，推出相關的交流活動，潛藏各種達成目標的策略規劃，則以台灣多元、民主等特性，是能夠在面對僵化無比的中國官僚時，不難向我們設定的目標順利推進。針對俞正聲今年以來的談話，針對兩岸交流現有的形勢，對台灣、對在野黨、對民間社團而言，我們面對的是機會？抑或是威脅?不是端看吾人用何種態度、何種準備來處理？
作者蔣談舍為政治觀察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