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身穿仿製紅軍軍裝的遊客站在紅色的錘子鐮刀展板前。他們舉起右拳，宣誓效忠中國共產黨。在1948年以前的革命根據地延安，這群人站在一座巨大的毛澤東雕像旁自豪地宣誓：「隨時準備為黨和人民犧牲一切，永不叛黨」。

在中共官方大力宣傳下，「紅色旅遊」帶動起成千上萬的中國遊客湧向延安等地，感受中國共產黨的「偉大崛起」。在這些「紅色景點」，許多年輕人被灌輸中國共產黨的豐功偉業；早在2012年上任前，習近平曾說過，每一個紅色旅遊景點都是一個「常學常新的生動課堂，蘊含著豐富的政治智慧和道德滋養」。習上台後，中國共產黨不斷傾力宣傳，讓黨重新回到人民的生活中。由於擔心中國共產黨失去在人民心中的威信與畏懼感，尤其是對年輕人，習近平要求，革命教育應該從娃娃抓起，「使紅色基因滲進血液、浸入心扉，引導廣大青少年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讓「紅色血脈」透過黨和國家的力量不斷綿恆下去，向下紮根出「苗紅根正」的數十代人。

一、「生在共和國，長在紅旗下」的紅色血脈

對比胡錦濤之前的歷代領導人，習近平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誕生後的首代領導人。這股被稱為「生在共和國，長在紅旗下」的紅色血脈，打從出生以來就只聽得懂中國共產黨的語言和思想：中國必須要強大，才不會被挨打；中國共產黨才是能讓中國強大的唯一選擇。

因此，自詡為「紅色血脈」的正統領導人，習近平的心中只想要讓黨和國家變得富強。為此，他訂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目標。2012年10月，中共十八大結束當天，筆者曾以記者的身分，體驗到習近平就任當天所展現的雄心壯志。當時，習近平在10分鐘的「就職宣言」中，提到了11次和民族和中華民族有關的字眼，他強調「中國共產黨成立後…把貧窮落後的舊中國變成日益走向繁榮富強的新中國」，並預告著，「堅持黨要管黨、從嚴治黨，切實解決自身存在的突出問題」的集權治理。自此，「中國共產黨帶領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從嚴治黨」成為貫穿他執政時期的主旋律。綜觀過去9年，習近平確實高唱著這條主旋律，並要求14億中國人民和中共黨員跟著他同聲唱和，不得出現一絲不協調的走音或雜音。

在習近平的眼中，江澤民和胡錦濤這兩代前領導人都只是中國這家曾經輝煌過的公司集團的「專業經理人」。在歷經20多年的經理人治理後，中國企業集團早已弊端叢生，作為企業家族董事的「正統後代」，有責任和使命感整頓這家公司，使其榮光再現。

在掌權之前，習近平目睹了江澤民和胡錦濤執政期間的「身不由己」和叢叢問題。六四「天安門事件」時，上海幫的江澤民被緊急拉上台。上台初期，綜觀四方，皆非自己人馬；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對江處處作梗，檯面下的鬥爭暗潮洶湧；鄧小平仍是幕後掌權的影武者。權力交替時，表面上，鄧小平請楊家兄弟幫江澤民「扶上馬，送一程」，實則是確保「鄧小平路線」不致走偏。到了2002年的十六大，江澤民也如法炮製，牢牢抓住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權力不放，看似仍走「扶上馬，送一程」的老路，實際還是確保江的權力基礎不容撼動。

胡錦濤時期「九龍治水」的困境，讓中共中央九常委各管一攤，胡錦濤面臨權力難以集中的掣肘。這些綁手綁腳，有權無法施展的困境，習近平必然點滴在心頭。作為「紅色血脈」的傳人，他絕無法坐視權力被割裂、「令不出中南海」的坐困愁城。上台後，習決心重返高度專制集權的老路。這標示著，從1978年改革開放後，權力交替制度化及與之而來的黨內權力制衡，在習近平時代嘎然而止。

持平而論，執政初期，習近平刻意和毛澤東保持距離。他不大談左右意識形態，甚至被認為是「忽左忽右」，政治底色一度令外界感到困惑，難以捉摸。很長一段時間，習也都未前往湖南韶山紀念毛澤東。無論是2013年11月份，還是在此後的2018年4月、2020年9月，習近平任內三過毛澤東家門而不入。2013年11月份，習近平在考察湖南正值毛澤東誕辰120周年前夕，甚至留下一句「隆重、簡樸、務實辦紀念活動」的指示便離開。

盡管如此，習近平仍藏著一絲「毛澤東路線」的蛛絲馬跡。2013年1月5日，他在中央黨校的講話中就提到「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的「兩個互不否認」。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前，《人民日報》還刊登長篇文章，重申此一論述。這與鄧小平掌權後，中共黨內集體否定文革災難的共識，有著明顯的扞格。這也標示著，習近平在接下來幾年，將逐漸循著毛澤東路線，走出自己的一條新專制集權道路。

二、瓦解黨內制衡，造就出超級總書記

9年來，習近平不斷複製和毛澤東的歷史連結，結合中國帝王文化的血脈論，讓熟捻中國歷史和中共黨史的人總有一種「似曾相似」之感。逐漸地，習近平恢復了毛澤東的某些舊策略，建立圍繞個人崇拜的意識形態紀律。為此，中國人必須接受「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的「中國夢」、「四個自信」、「四個全面」和「五位一體」等內容。

在官方排山倒海的海量宣傳中，習近平被高舉為無所不知、親切、總是面帶微笑的偉大領袖，他總是準確無誤地指引著中國走向必然的歷史性偉大，如同毛澤東或北韓金氏家族的帝王般地位。中共黨員們被迫參加各種習近平思想和理論學習活動，認真記錄習近平的談話，複述習近平著作中的金句，宛如半世紀前，對著毛澤東瘋狂的小紅衛兵一樣。

學術界在教學中必須遵從黨的路線，什麼該講、什麼不該講，都被中共官方嚴厲地規範著；媒體則熱衷於宣揚官方的意識形態。在習近平治理下，司法變得越來越嚴厲和專斷，其所依靠的做法，包括法外拘禁、在調查和監禁期間施以酷刑，及侵犯人們獲得公平審判的權利；在中國共產黨內部，黨員們面對越來越高的紀律要求，必須服從中央權威，否則就會被以腐敗為由清洗。而中央的唯一權威就是習近平。

習近平曾說，由於監督缺位和乏力，少數「一把手」習慣了淩駕於組織之上、淩駕於班子集體之上，權力沒有約束，因而「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因此要加強對「一把手」的監督，確保領導幹部做到位高不擅權、權重不謀私。但黨內卻沒人可以監督習近平這個全中國最大的「一把手」。

自從2012年底中共召開十八大以來，目前上至正國級，下至省部級，至少有數百名中共「一把手」等高官被查辦，包括前主管政法委的政治局常委周永康、重慶市委書記孫政才、國資委主任蔣潔敏、科協黨組書記申維辰、河北省委書記周本順、天津市委代理書記黃興國等等。今年6月28日，中共中央中紀委副書記肖培曾統計，十八大以來（即習近平執政後），中共中央紀檢監察機關共立案審查案件385萬宗，查處408.9萬人，其中省部級以上官員392人。這樣的數據，令所有官員為之寒蟬。

中共中央黨校校刊《學習時報》前副編審鄧聿文形容，中國共產黨天生缺乏民主的制度制衡。鄧小平就曾立下規矩，中國不可能走西方民主三權分立、政黨輪替的道路；但又目睹了毛澤東毫無制衡的統治下所帶來的巨大災難。因此，在後毛澤東時期，中共元老們以集體共識，通過各種制度安排和建立接班梯隊，形成不同派別的相互制衡。諸如：鄧小平有同樣身為大老陳雲的權力掣肘；江澤民在前期受制於鄧小平和其人馬，在後期受制於其他派系；到了胡錦濤時代，不但有江澤民在背後制衡，更有其他領導人分權。

然而習近平執政後，他大舉藉由反貪腐、政治肅清、軍改和權鬥等運動，整肅異己，造就出有別於鄧、江、胡的新型獨裁集權，瓦解了中共過去30多年來好不容易建立的內部權力制衡格局；過程中，連同樣身為「紅色血脈」的中共紅二代也成為被鬥爭的對象。聚集紅二代最多的軍隊、國有企業或金融業等領域，都在過去8年間被習近平一一收服。不服者，則淪為殺雞儆猴的案例，如撰文反習的任志強。「東西南北中、黨政軍民學」，習近平要求黨管一切，自己也成為中共黨史以來，掌握最多權位的第一人，並約束全黨凡事都要和黨中央「相向而行」，不得妄議中央（習近平）。

習近平還對政治局常委進行收權，讓常委權力變成「階梯制」，乃至於常委的權力不再平分秋色，如其他常委要向習近平進行工作報告；下層官員也要向習近平述職等等，這些都是在江、胡時期是不可能出現的景象。8年下來，習近平解決了胡錦濤時期的「九龍治水」，其結果卻造就了一個中共黨內無人匹敵、無人可管的「超級總書記」。「習核心」把黨和國家的命運緊緊相連，如同毛澤東一般，乃至於讓全中國陷入在「黨國命運全繫一人」的最大風險中。毛澤東曾帶給中國的巨大災難，如今在習近平的「兩個不容否認」下，卻不許再論；中國也從原本還看摸得到一絲自由空間的威權體制，重新走回專制極權的曲折道路。

中共十八屆六中全會後，中共以黨內法律的形式確認了「習核心」地位。其「核心」地位形式上雖然是黨賦予的，實際卻是他自我賦予的。從權力實際受到的制衡的角度來看，習決心要勝過江、胡，僅次於毛。他把「兩個百年」（建黨百年、建國百年）和自己的功績緊密相扣，因而提出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目標。為此，他必須通過各種宣傳、塑造出來的政績，把自己的地位提昇到和毛澤東比肩相齊的層次。在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編寫的《中共百年大事記》中，中共五代領導人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的名字分別出現138次、75次、40次、32次、184次。習近平的名字出現次數比毛澤東多，也比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三人出現次數之和（147次）還要多。這種瘋狂、幾近法西斯般的宣傳手法，當今除了北韓的金正恩，應很難再找到第二人。

三、缺乏「糾錯機制」，為中國帶來高度不確定性風險

歷經9年的執政後，北韓金氏家族和俄羅斯普丁的長年掌權也成為習近平仿效的對象。繼2018年3月，中國全國兩會取消了國家主席任期制後，2022年的二十大預期也將不會有新一代領導人出線。若是如此，鄧小平努力建立的制度化權力交替將正式崩解。對獨裁領導人而言，一旦打破了權力交替，並大舉整肅清除政敵，意味著他必須要用盡一切代價，確保長期執政，避免下台後被清算。史達林如此、毛澤東如此，習近平更不會成為例外。

不難想見的是，為了確保權力「永保安康」，中共高層菁英的鬥爭必然是改革開放後之最；「政治零和」遊戲比鄧、江、胡這幾任領導人更為慘烈。例如，中共長期以來「刑不上常委」的政治慣例，在2014、2015年前常委周永康被開除黨籍，被判處無期徒刑後，就被打破了。習近平通過高度集權、毀掉政治慣例來告訴中共高層菁英官員，「若不聽話，你們將被抄家滅族」，如同中國的皇朝時代一樣。

然而，習近平的專制獨裁也為中國政治帶來另一層面的「附加傷害」：一、破壞了中共政治的穩定性，加劇不確定風險；二、下層官員為了自保，只能凡事以政治正確為依歸，而無法出現「糾錯機制」；三、官員為了怕做錯事，官員寧可怠政、懶政，不做不錯，一切只求安全過關，甚至有更強烈的動機掩蓋錯誤。反觀民主國家，權力制衡下的「糾錯機制」，是避免領導人帶領國家走向災難覆滅的防範機制，也防止國家命運全繫於一個人的決定和利益。

為了永保「紅色江山」、共黨萬世執政，習近平高舉民族主義大旗，推動國家富強運動，卻把自己和江山的安危緊緊相連；習近平在追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過程中，嚴重缺乏了人文關懷和核心信仰，只想追求國家的財富和權力，讓中國社會變得愈來愈虛無化；中國從上到下只想獲得壓倒性勝利，卻不願正視過程中，國家必須付出何種難以承受的代價。

近期，中國社會出現「內卷、躺平」的次文化，都是對「做大、做強」的中國夢的強大反撲和消極抵抗。或許，中國共產黨已經成功塑造了一種全新的發展模式，貌似可以拋開西方文明世界自豪的自由、正義和自由的價值觀。但近代歷史表明，缺乏這些價值靈魂的下場，可能危害國家的前途，回頭看看法西斯義大利和德國、日本帝國、佛朗哥西班牙、蘇聯，都是獨裁專制下，因缺乏內部「糾錯機制」，一味餵食民族偉大榮光的迷幻藥，最後導致慘劇下場的負面案例。而這些悲劇的最大受害者永遠都是無辜的人民和鄰近國家。

作者 林琮盛   為民進黨中國事務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