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回顧2021年，相信這會是對香港來說非常不容易的一年。在2021年的年初，香港政府以初選違反國安法為由，拘捕了50多位香港民主派領袖，令到香港政治陣營元氣大傷。至此，香港公民社會亦都逐漸分崩離析，整年間有超過60多個公民社會團體解散，這些團體橫跨不同領域包括新聞丶勞工權益丶公務員丶社運丶法律丶商界丶政界等等。這些團體其實不少都是2019年因應運動的爆發而橫空出世的。儘管運動並無大台，但不代表沒有組織使用其網絡動員他人和調配資源。這些解散了的組織在過去的運動都擔當了相當重要的角色，沒有他們組織網絡，運動亦不能夠這麼快蔓延開去，令到香港跨界別的人能夠史無前例的動員起來。
事實上，中共正是瞄準國安法能夠製造足夠的寒蟬效應令到不少公民團體選擇自我解散。畢竟國安法下，法律標準極度含糊，幾乎所有政治領袖及平民百姓都無一幸免。因此不少人都懼怕會步他們後塵而選擇不再高調從事政治活動。正當大家誤以為就算香港不能夠再有明顯的政治活動，維持基本的資訊自由流通也是沒有問題的，但香港政府就在年底對立場新聞進行大修捕。
在2021年的年中，香港最大的民主陣營媒體蘋果日報的倒下，已經引起了很多人對於香港新聞自由的關注。那時候已經有不少人擔心立場新聞及其他僅餘的媒體都會倒下。可惜的是，現在的確不幸言中。在2021年12月29日，香港警察保安處高調拘捕了立場新聞一眾高層包括為人所認識的香港歌手何韻詩。在這波的打壓潮下，我們明顯可以看見中共針對於香港民主運動的打壓根本從未止息。
甚至中共絕對是鐵了心希望控制香港資訊自由流通的情況，不要讓傳媒幫忙傳播反極權的信息。中共明白其實只要讓小孩和下一代香港人可以活在一個資訊自由流通的地方，正常一輩都可以透過日常閱讀新聞來了解社會。不少人透過日常閱讀能夠養成批判思維，因此當香港只剩下一種維護中共的聲音，才是對北京最好的劇本。正因如此，中共必須想盡辦法扼殺自由媒體的生存空間，阻止自由思想在香港人中散播起來。
整個2021年對於香港人的確是風聲鶴唳，很多熟悉的東西已經不再存在。在這情況下，香港海外運動本應擔當更重要角色，在海外支撐香港運動，讓國際社會加大力度去幫助香港。可惜的是，相比起2019年香港現時並沒有太多籌碼可以讓國際社會聚焦在其身上。
事實上，2021年香港公民社會的瓦解，香港海外運動理應自動補位，例如當香港媒體逐漸消亡，海外應該出現新媒體，一來保護離開香港記者，二來確保能夠製作即時新聞然後從海外輸送到香港內，避免香港陷入資訊真空的狀態。可惜的是，香港海外公民社會尚沒有準備好這些基礎建設，來馬上承接這突如其來的衝擊。
又例如，當香港政治組織相繼淪陷，海外港人根本應該在海外重建公民社會。尤其當香港已經不能夠在推動任何具實質意義的政治主張的時候，香港人應該努力在海外提供新的政治論述，帶動香港在大國政治下建立自己的主體，重新制定香港政治議程，令海外運動不只是成為輔助本地的角色，亦可以進化成為具有自主性及能動性的運動，促使香港本地政治局面產生變化。
關於這點，事實上香港人如果要尋求國際線上的突破，打破本地政治空間萎縮的局面，就有必要重奪大國對香港的話語權，開啟一波新的香港運動。
簡單來說，現時香港海外運動首先需要加強香港人在不同國家的影響力。過去不少評論認為不少海外運動的失敗是因為流亡者大家互相爭奪資源丶分裂並大動干戈，才會導致這局面。再者，通常大家都太沉迷成為終身的異見者，忽略了當地社會成為當國人並在該國作出貢獻。這不是說在公民社會擔當異見者和社會行動者不重要，只是任何運動都應該講求分工。有人留在公民社會，有人留在街頭，那麼就自然應該有人進入體制或者不同領域成為專業人士貢獻所長。當中為人所津津樂道的必然是猶太人的歷史和經歷。作為受到數百年壓迫的民族，他們在二戰途中大舉遷移到美國之後，並沒有停留在公民社會在體制外爭取自身民族的利益，而是努力融入當地社會，為美國貢獻。最為人熟知必然是猶太科學家在二戰為美國所作出的軍事貢獻，也不用說猶太民族經商的人如何累積了龐大資本來奉獻給應許之地。
香港距離這個階段固然還有距離，因為香港海外運動起步甚遲，但將猶太錫安主義看成樣板也是應該。尤其只要一比較起來，就會發覺有太多東西需要追趕。本來我們還能夠奢望有多點時間，但香港情勢變得這麼壞，我們都是要被逼成長。
國際線仍然有不少尚待發掘的可能性，海外港人要融入當地社會貢獻，不能夠給人我們只是利用他國作工具，變相成為台灣學者史書美批評海外中國人的那種寄居殖民主義。我們不是要他國義無反顧地幫我們，我們不是要去殖民他人。我們是希望代入其他國家利益當中思考，並為了該國奉獻，而最終希望可以貢獻最初的香港。當然，這當中的拿捏相當困難，但這是必須嘗試做的事。
由此證明，國際線可以操作的空間遠不只倡議和游說，或者至少不能夠單純用香港人這個身份去作游說，更要嘗試用當國人的角度和身份去證明為何當國政府幫助香港能夠有利於當國利益。游說以外，海外香港人更是要思考如何利用國際空間保存香港人的文化和故事。任何這些項目都是應該以回饋香港作為核心，但離散港人的重點不應該是建立海外新香港，我們不是要殖民他國，而是希望終有一天我們或者子孫能回歸香港，終止無間的離散。一方面融入當地社會貢獻，一方面無忘出身，回報香港。這種有根的世界主義(rooted cosmopolitanism）更
是我們應該追求的價值，令世界看見香港，將香港的故事和價值區分於中國之外。
撇除這些政治工作，如果我們要像開首所言，重新主導大國對於香港的政治議程。那麼我們真的應該認真思考國際線除了應該倡議制裁，更應該開始討論香港主權的問題。這並非空穴來風，其實本來在正常的香港情況下，2014年雨傘革命之後，香港人就已經討論了很多關於民族自決的概念。以黃之鋒和羅冠聰為首的香港眾志就已經提出了民主自決這個概念，另外由梁天琦及黃台仰成立的本土民主前線亦都提出了香港獨立的主張。尤其2019年香港運動的爆發，更多普羅百姓接受了原本被視為激進的思想，明白到香港人的確是一個和中國人並不相同的族群，我們亦都應該享有權利決定自己的命運。
可惜的是，國安法及一連串大拘捕的來臨的確鎮壓了不少思想的傳播和壯大。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除了能夠在海外繼續討論和辯論這些已經在香港不能討論的思想，我們亦要思考這些思想是否有必要進入香港人國際線恆常的策略入面。
試想像假如東亞局勢未來有急劇轉變，而歷史上在每一次地緣政治轉變過後，都涉及利益和勢力的重新瓜分，那麼香港的國際線是否準備好為香港謀取最大的利益？制裁不是隔靴搔癢，但單純制裁官員的手段已經不足夠回應中共極權和香港最新的事態發展，那麼當我們都同意一國兩制而死，我們能否用國際法框架包裝，將香港前途和主權議題成為制裁以外，下一個國際線的角力場？國安法後，自決和獨立這些概念已經在香港公民社會不能夠被討論，而我們身處自由空間，是不是有責任繼續推進這些討論，令國際明白到香港人的聲音和訴求？當英國已經接連三次宣布香港政府違反《中英聯合聲明》，那麼按照正常邏輯，那是否代表中國政府已經無權繼續依據中英聯合聲明有效地管治香港呢？當簽署國失信於人，公然違約，人民和國際社會是否有權力控告違約方並重新制定合約來決定香港命運？
誠然，國際線的掣肘相當巨大，國際間普遍仍然相當保守，尤其台灣作為一個實然國家，都仍然受制於中國因素和國際體系，那麼我們如果真的要認真地在國際上追求這些主張當然是相當困難。要知道中國其實也是二戰之後國際體系的既得利益者，中國用一己之力成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根本也是在隻手遮天阻礙任何他認為會顛覆中共管治威信的力量。
中國的崛起其實更是國際體系千瘡百孔的體現，如何顛覆這樣的體系，如何應對國際間不同的持份者，發揮香港人的影響力，是一個困難但必須回應的問題。但只要大家有着正確的問題意識，厚積薄發，時機一到，不同人都能透過自己在不同崗位累積的影響力，一錘定音，令香港真正地獨立自主。即使世上沒有一勞永逸的民主和自主，但至少我們能夠做了這代人該做的事。
有鑒於此，作出種種分析，雖然我們可能會氣餒，因為我們不能否認2019年運動帶來的天時和地利是相當重要，而現在運動熱潮過後，香港如何在內部政治空間萎縮和外部國際環境不利的情況下突圍而出呢？
香港人現在很多事情更需要一步一腳印建立起來，但至少我們要有責任讓仍然身處香港的人明白到海外港人仍在努力當中，大家並非缺乏視野和格局，只是的確要加把勁思考在國際社會上各種可以幫忙香港的新倡議。
國際線並非一切的靈丹妙藥，大國也不一定可以永遠信賴。但在大國夾縫中掙扎求存的我們，還是可以活得有尊嚴。關鍵是在於如何爭取主導權，不要讓他人代言自己的故事。2022年是關鍵一年，習近平將會尋求第三度連任中共總書記，國際會有怎樣的反應，中共又會面對黨內怎樣的改變，香港又可以怎樣回應，這些問題的答案將會在未來的日子浮現出來。我相信香港人不會一成不變，反而會努力尋找新的出路，2022年是需要新出路的一年。機會是留給有準備的人，時代越壞，我們更是要保持這種思考，希望將這些問題想得透徹，然後時機一來臨，
香港人可以用更強大的姿態回應這個時代。可以肯定的是，香港人不會像臨行刑等待被屠宰的羔羊一般哭泣求存。我們一定會挺起胸膛，追求命運自主。
以茲為記。
作者 張崑陽 為香港前學生領袖、民主派初選民意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