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4月22日，我國正式公布聯合國的「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兩公約的施行法，關於如何落實兩公約的具體內容，即成為我國未來人權保障程度的一個重要指標，而這其中，又以刑事被告的人權最必須受到關注，尤其是在我國，凡是涉及重罪的場合，案件審理不僅漫長，同時也往往在最高法院與高等法院間來回，不僅耗費司法資源，更損及被告的訴訟權保障，因此司法院即提出刑事妥適審判法草案，以來解決此問題，惟所謂被告迅審權的保障，果真能藉由此法案的推動，是本文將檢視的重點 1。
貳、刑事妥速審判權的內涵
一、意義
關於妥速審判權，有稱之為迅速裁判權、迅速審判權、適時審判權、合理時間審判權等，不管何種名稱，皆是指為了保障人民的訴訟權，審判必須公正且迅速，而不得有所遲延。
二、內容
謂妥速審判權，其不僅是講求迅速，而是要求必須在妥當的時間為審理，畢竟所謂訴訟經濟的要求，不能凌駕於真實發現之上，惟所謂妥當與否如何判斷，無法一概而論，而必須視案件性質的複雜程度、司法資源的多寡、當事人的因素等，來決定是否違反速審權，因此，所謂被告的妥適審判權的內涵應包括：
- （一） 訴訟經濟原則。
- （二） 被告的程序權保障。
- （三） 發現真實原則。
代表，所謂妥速審判權不應只講求迅速，而應顧及訴訟權保障與真實發現。
三、違反效果
違反迅速審判原則或侵害妥速審判權的效果為何？一般可以採取的方式為：
- （一） 訴訟中止。
- （二） 免訴判決。
- （三） 減輕或免刑。
- （四） 無罪判決。
違反迅審原則乃屬於程序問題，所以採取以實體上無罪的方式，顯然無法圓滿說明，這也代表，以被告程序權受損害為由，所為的減輕或免刑對待，亦無法說明，為何屬於程序上的瑕疵，而可以成為實體上減刑的理由，因此，一般所採取的方式，即是以訴訟終結的方式，來結束審理，而終結訴訟的方式，可以是單純的停止或中止，但如此的方式只是一種暫時性的狀態，仍可能再開審理，於被告顯然不利，因此，採取具有與實體判決相同確定力的免訴判決，即是最常用的解決方式。
目前在立法例上，少有針對違反迅審原則明文規定效果的原因，即在於造成審判遲延的原因很多，未必全為法院的因素使然，若在法律中明文因此可為免訴或免刑的對待，可能會造成一種優待，因此，只能委由法官於具體個案為判斷，這也代表，若欲對於違反迅審權的法律效果加以明文，恐必須先對於現行造成審判遲延的原因為實證分析，否則貿然的立法，將可能帶來一種不平等。
參、造成審判遲延的原因
一、事件本身的原因
一般而言，造成審判遲延的案件，多屬於以下類型的案件：
- （一） 有多數共同被告的場合：由於被告相互間可能存有相互衝突的利益，因此，在審理上必然趨於複雜。
- （二） 同一被告的數案件同時被起訴：若屬於同一被告的多數案件遭起訴，亦可能因案件相互間的糾葛，或者異質性，而使審理趨於緩慢。
- （三） 案件本身的複雜性：某些案件，可能在證據調查上的困難，而造成審理的長期化，亦有可能因為案件所涉及的法條適用有爭執，而造成審理遲滯。
二、當事人本身的因素
可以分為三個方面來看：
- （一） 檢察官：就檢察官而言，有可能因為證據蒐集不完全下，貿然起訴，則必然使法院職權調查的負擔加重2，而使審判延宕，
- （二） 被告：而就被告方而言，被告逃亡、未能到庭、心神喪失、疾病等因素，而停止審判的情況。
- （三） 辯護人：而就辯護人而言，尤其是在強制辯護的案件裡，若辯護人未到庭，則必須再指定辯護人，而基於被告對於辯護人的一種信賴關係，勢必得給予新辯護人與被告一段期間為準備，勢必也造成審判延宕。其次，辯護人可能為了達到訴訟目的，而可能出現的技術性拖延。
三、法院的因素
就法院而言，可能造成的原因為：
- （一） 準備程序未落實：由於事前準備不夠充分，而造成爭點與證據未能被整理出，必然使審判無法集中。
- （二） 審理的怠慢：由於法官本身的怠慢態度，而造成審判遲延。
- （三） 案件過多：由於案件量過多，致使每個案件都必須為分割式的審理，此在日本被稱為「五月雨」式的審理方式。
四、歸責困難
除了上述因素之外，也可能是結構因素造成審判遲延，如由於司法行政因素，造成同一案件轉手於多個法庭或法官，每次移轉，即代表審理的重新開始，或者是在法律變更下，到底適用新法或舊法的爭執所造成的延宕等等，皆屬之。所以可以從上述的原因分析得知，關於造成審判遲延的原因眾多，且多屬於綜合的原因造成，因此，審判遲延乃一結果，而非原因，若僅是為了符合迅速審判原則，且又無相當的實證原因分析下，所為的立法，肯定是不妥當的，以下即就司法院所提的草案內容為評析。
肆、草案內容及其疑問
一、立法理由
關於刑事妥速審判法的制訂理由，當然是為了落實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第3項第3款，關於迅審原則的規定，而所謂迅審原則，即是國家義務使被告能在適當的時間內，獲得妥適的判決。關於此原則，當然不僅在求迅速，而是必須在保障被告程序權與發現真實的前提下，讓審判得以迅速進行，因此，若欲立法，勢必不能僅從迅速兩字出發。
二、法條內容的類型
關於刑事妥速審判法的條文內容，可以區分為三大類型：
- （一） 訓示規定：沒有法律效果的訓示性規定。
- （二） 授權規定：指由法律授權司法院以制訂訴訟規則補充的規定。
- （三） 有實質法效果的規定：指具有違反效果的規定。
在草案內容僅短短的16個條文下，真正具有實質法律效果者僅有三條，其他條文僅具有宣示性質，而不具有實質效力，因此，以下即僅針對此三條文為說明。
二、評釋
（一）第6條
依據6條第1項，若刑事案件在第一審繫屬日起，超過十年未能判決確定，則法院在審酌以下情形：
- 1. 訴訟程序延宕的原因，是否因被告所引起。
- 2. 案件在法律及事實上之複雜程度與訴訟程序延滯間的衡平關係。
- 3. 其他與迅速審判有關的事項。
而認為侵害被告迅速審判的權利者並情節重大，有予以適當救濟的必要者，得為終止訴訟程序或酌量減刑。關於此條文的立法理由，依據草案說明，其論據為：
- 1. 若案件遲遲無法確定，不僅難於事實發現，同時也必然侵害被告的防禦權，自然應給予救濟。
- 2. 惟案件審理的延宕與否，未必全因之於法院的因素，若不論其原因，而一律給予救濟，顯然有違平等，亦使有心者有可乘之機。
- 3. 因此，必須由法院依據個案，同時審酌延宕原因、案件複雜程度、被告的迅審權等等為是否救濟的考量。
關於此條文的規定，雖然可以解決案件長久延宕的解決，但卻可能有以下問題存在：
- 1. 延宕原因的歸咎困難：法條雖然明列，法官必須考量延滯原因是否因被告而起，並在說明中列舉如被告逃亡、生病、長期滯留國外、一再干擾訴訟等因素，但關於此類原因，無侵害被告的迅審權，乃想當然爾之理。惟證諸實務，造成延宕的原因，可能是多元的，且法院畢竟是主導整個審判程序，被告欲以技術干擾的可能性不高，所以是否能歸咎於被告，恐在於法官的主觀判斷。
- 2. 案件的複雜性與否難判斷：又基於案件複雜性所造成的訴訟延宕，乃是案件本身因素所造成，亦不能因此一概認為侵害被告迅審權，而必須由法官針對具體個案為衡量。惟關於案件於事實或法律上是否複雜，顯然又是一個相當不確定且難於判斷的概念，形同一種無基準。
- 3. 概括條款等同無規範：而在列舉上述事由之餘，立法者為了避免掛一漏萬，所以仍以概括方式，以為法院彈性調整，惟上述兩款事由，既屬空泛，加上此概括條款，實太大的概括意義。
由上述的檢討可以看出，原本藉由立法所欲達成的迅審權保障，顯然將流於法官於具體個案為調整，既由法官開啟，也由法官決定，若再加以更為空泛的情節重大、適當救濟之必要等等，此條文等同完全委由法官於具體個案調整，原本制訂法條的目的，正在防止法官恣意的判斷，但如此的要件規定，實則與無規定無太大差異，所以在要件相當空泛且模糊下，僅能依賴同條第3款的言詞辯論的程序保障來彌補。而如就法條文義或者本法的立法目的而言，言詞辯論的重點，當在關於迅速審判權的侵害，而非案件事實，否則將又回復實體案件的審理，惟關於侵害迅速審判權與否，必須考量案件本身的複雜程度，勢必無法脫離案件的實體，若果如此，則何不繼續審理本案，以找出真實？藉由一個針對程序問題所為的辯論，原本必須更為迅速，但在強調言詞辯論，且又不可能不涉及犯罪事實本身的情況下，果真能藉由此辯論，而達成迅速終結程序的目的，將是一個更大的疑問。
而就違反迅審原則的效果而言，就終止訴訟程序的判決，其所指的，應屬於形式判決，且可以為上訴，而若上級法院無理由駁回則已，若認為有理由，根據第6條第2項，必須撤銷發回原審法院，則此時發回，原審法院到底是該為迅審權受侵害，還是針對實體？法條文義語焉不詳，且將使原本欲達成的迅審原則，又掉入上訴發回的循環中。其次，就違反的法律效果，亦賦予法院得酌量減輕其刑，顯然混淆了實體與程序，更屬離譜，且既然法院遲遲無法判決，其原因正在於事實無法證明，藉由一個減刑的辯論程序，豈不等同要被告認罪，而有違無罪推定，實屬荒謬。
（二）第7條
而在違反迅審原則，而為訴訟程序終止的判決確定後，若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依據第7條第1項，可以聲請繼續審判，且依據同條第2項，必須在判決確定後六個月內為之。藉由此條文的規定，等同將訴訟程序終止的判決等同於實體判決，且得聲請繼續審判者，亦包括被告在內，考其理由，不外是因被告可能因此獲得更有利的無罪判決，所以此條文的問題似乎不大。但必須考量的因素是，畢竟此種終止是屬於一種形式判決，且也必然是基於犯罪事實無法證明的情況所為不得已手段，因此在事後，找出新事實、新事證的可能性，遠比實體判決來得高，雖然法條為六個月的限定，但仍無法防止再訴，而又陷入訴訟糾纏的窘境。
(三)第9條
而在司法實務，最常見的，即是案件在最高法院與高等法院間來回，因此在第9條第1項，即規定有案件經最高法院三次以上發回後，第二審法院更審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或其所為無罪的更審判決，如果曾經為同審級法院為二次以上的無罪判決時，即不得再為上訴。如此規定的理由，即在於避免被告已經三次的無罪判決後，若允許檢察官或自訴人一再上訴，不僅有違迅審原則，更侵害被告的實體權利3。惟如此的規定，為何必須經三次無罪判決，始限制上訴，僅以被告經多次無罪判決為論據，顯然薄弱，同時為何必須至三次無罪判決，而非一次或兩次，也成問題。
此外，若非屬上述情況，但根據同條第2項，若案件經第一審繫屬六年後，經最高法院三次以上發回後，僅有在以下情況，才得為上訴理由：
- 1. 判決所適用的法令抵觸憲法。
- 2. 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
- 3. 判決違背判例。
此所規定的上訴理由，不過在彰顯第三審的法律審性質，因此，此理由似乎將原本較為寬鬆的上訴第三審的限制，藉由此條文來加限縮，此結果或能解決審判延宕，但卻可能對被告不利，因在若被告未能經三次無罪判決的情況下，檢察官或自訴人自然可為上訴，則如此的結果將使被告在經無罪判決的情況下，仍受到訴訟的拖累，在無罪判決僅有一次之差下，竟然有如此大的差別，其正當化理由何在，實難說明。其次，既然想藉由此條款來限制上訴，為何仍賦予最高法院在審酌上訴案件時，即便不認為上訴有理，而仍可以以顯有影響判決的結果之重大誤認或者量刑不當為撤銷，則限制上訴理由的意義不僅無意義，同時更混淆了法律與事實審，唯一可以正當化的理由，即在於維持所謂公平正義與發現真實，若果如此，則卻引伸出一個更嚴重的問題，即目前案件延宕的原因，到底是該立一特別的法律即足以解決，抑或是其原因根本不在此，而是必須從根本的審判結構為改良。
伍、問題的根源-代結論
從上述的檢討，可以得出司法院所提的草案內容，完全僅是為解決案件延宕多時，而亟欲解決的困境，其既欠缺延宕的實證原因分析，同時也非從被告立場出發，完全僅是一個急就章，且原本所欲達到的目的，在所有的發動與主導皆屬於法院的情況下，能適用此法的案件，顯然有限，因此，與其花如此多的時間與立法資源來通過此法，倒不如先從集中審理的落實做起，這才是問題的根源。
作者吳景欽真理大學財經法律系助理教授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智庫之立場）
註解：
1.關於目前速審法的草案提出，亦有多個立委版本，民間司改會亦提出相對應版本，為討論集中，因此，本文僅以司法院版為標的。
2.我國雖已改採當事人進行主義，但仍具有職權調查的色彩，此可以從刑事訴訟法第163條第2項但書，法院在遇有公平正義或與被告利益有重大關係者，仍必須職權調查，雖然將法院的職權調查列為備位，但究其實，刑事審判很難找出與公平正義或被告利益無關的事項。
3.針對實體判決因確定所產生的既判力，基於一行為不二罰，即不得再訴與審理，而與英美法所指的雙重訴追的禁止產生相同的作用，所不同的是，此種作用僅發生在判決確定前，若判決確定，即便是無罪判決，亦得上訴，此即與雙重訴追禁止有些許差異，而此草案明顯已將此種差異為一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