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不服從實踐的困難
以「湖濱散記」聞名於世的小說家梭羅，於1849年，為抗議美墨戰爭及奴隸制度，於拒絕繳稅遭逮捕出獄後，發表了一篇名為「論公民不服從」之短文。而根據梭羅的主張，只要國家的法律不正當或政策不公，人民就有權拒絕服從。由於公民不服從的目的，並非在推翻政府，亦非在革命，只是將暫時走偏的法律加以導正，故此種舉措即強調以非暴力的方式進行，而與和平抵抗權劃上等號。
只是公民不服從的主張，卻常面臨實踐上的困難。這是因在指稱某一法律或政策不正當時，到底是基於什麼基準？由於公民不服從，乃具有自然法的思想，而超越於法律之上，則關於所謂不公、不義的意義，就必然趨於浮動，致難有客觀性。以此次服貿協議來說，關於其內容對台灣的利弊得失、會影響多少人的生計等等，必會陷入人言人殊的狀況，是否屬於不公、不義的政策，就難有共識。惟在執政黨強勢且草率將服貿協議通過下，已嚴重違反程序正義，自可成為主張公民不服從的正當化理由。
非暴力靜坐可以抵抗警察暴力嗎
只是公民不服從，雖強調非暴力，卻不代表其不會觸法。若只是單純靜坐抗議，雖會對大眾造成心理壓力及帶來交通不便，因手段平和，尚不可能達於刑事不法的程度，惟執政者不可能讓此狀態永遠存在，必然會下令驅離。而依據警察職權行使法第3條第1項，警察行使職權，不得逾越所欲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且應以對人民權益侵害最少之適當方法為之。既然警察對人民使用強制須受到法律的限制，上級長官自不能下達違反或逾越法律界限的命令。因此，根據公務人員保障法第17條第1項，公務員對於違法的命令，不僅無服從義務，更有向上級長官報告之義務，若長官認為並無違法，下級公務員就可要求以書面下達，以明確責任之歸屬。甚至在此條文的但書更明文，若命令有違刑法，公務員根本無服從義務。
也因此，當警察接到對靜坐者不計任何代價強制驅離的指令時，由於其屬違法濫權的命令，實無服從義務，若加以執行，因此所造成對人民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等的侵害及犯罪，依據刑法第21條第2項但書，是不能阻卻刑事的不法性。相對而言，因刑法的妨礙公務、毀損公物、侮辱公署等罪之成立，乃以公務員合法執行職務為前提，若靜坐者對於警察逾越法律界限的濫權行為加以抵抗，不僅不會成立此罪，還可主張刑法第23條的正當防衛，來阻卻刑事的不法性，更可對執法員警提出民事賠償及刑事告訴。
惟此等的主張，一向很難被實踐。因公民不服從雖為現今耳熟能詳的概念，卻鮮少有國家將之列入憲法的基本權保障條款中。故若靜坐者因抵抗警察暴力遭起訴，即便法官明瞭其是為民主、為人權的良善動機，但在法官只能依「法」審判下，若以和平抵抗權來阻卻不法，反可能使自己觸犯刑法第124條的枉法裁判罪，致暴露出公民不服從在實踐上的困境。
而就第一線的員警來說，在其無權、也不可能去審查命令是否違法、違憲下，就只能依上級之令來執行任務。靜坐者對於濫權暴力的抵抗，即便屬正當防衛，卻可能反被執法者解讀為逾越和平抵抗的界限，甚而以暴民稱之，來合理化國家暴力的行為。而靜坐者即便對施暴者提告，但關於警察執行職務是否合法，乃是有權者為認定，且相關施暴證據難於找尋下，警察暴力就很難被治罪。而就算要究責，往往也是拿第一線的基層員警來開刀，致讓真正下令施暴者，可以躲在國家機器的保護之下，來免除任何的法律責任。
所以，在1998年，國際社會所簽署的羅馬規約裡，其中的第33條第2項不僅規定，對於殘害人權的上級命令，下級公務員無服從義務，若服從而仍執行，即不能以依上級命令為免責。甚而在第28條還規定，只要具有上命下從的階層關係，並對於下屬所為的殘害人權之行為有所知曉，卻未為任何防止措施，上位者即便未能證明有下令之事實，仍須與執行者同為負責，以彰顯結構犯罪的集體責任性。只是我國並非此規約的簽署國，亦難與國際接軌，致使得此種人權保障的普世化價值，一直無法在我國的立法與司法中實踐。
即便是最好的政府也是必要之惡
美國獨立的推手潘恩，在其所著的「常識」一書中強調，即便是最好的政府也是必要之惡，最壞的政府更是讓人無法忍受之惡，人民當然有權抵抗。只是不管是梭羅的公民不服從，還是潘恩的抵抗權主張，皆立基於天賦人權的想法，若加以踐行，往往得衝撞現有的法制，甚至是鋃鐺入獄。不過，既然公民不服從是在抗議不正法律的存在，若因此觸法，或許更能彰顯制度的不公、不義及付諸行動者崇高的目標與理想。這也是甘地、金恩等等非暴力運動的力行者，一直為人所稱頌的原因。
作者吳景欽為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