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台灣社會的青年之間，長年以來都流行著一種淺薄的「服務社會觀」，亦即許多的青年都認為透過一種「去政治化」的方式，進行某些「善心」的、「服務性」的行動，就能夠漸漸消弭社會的種種壓迫。
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存在於各個大專院校之中的服務性社團，這類社團的根源部分都是來自救國團體系，因為從1970年代開始，國民黨政府為了避免青年對社會的關心，會轉化成一股對社會矛盾進行挑戰的反對力量，所以就有計畫的透過救國團體系分配資源，也灌輸一整套完整的「服務模式」，包括為偏鄉的國中小學生辦營隊、幫助農民收割農作物、定期進行淨灘與淨山..等。
又例如在大多數青年的生活經驗中，都一定碰過有學生團體在倡議隨手關燈省電、捐發票改善社會貧富不均，但這類行動的論述中，卻幾乎都看不到對去深究造成核能發電繼續運轉、社會貧富不均的根本因素，也就是對相關的制度、分配有過嚴謹批判，包括畸形的供電結構、財稅制度的扭曲、金權政治的運作..等，導致這類的行動像是在腳痛醫頭，頭痛醫腳，並沒有對最核心的問題點對症下藥。
但並不是說上述的行動就不具任何實質意義，相反的，服務性社團與偏鄉孩童的互動、平常將發票捐給公益機構..等，如果這類行動可以造成自我反省，並在過程了解自己與他者的社會位置，感受到明顯的不公義，並進而清楚指向整體結構轉變的方向，不失為有意義的個體實踐。但如果青年希望真正的撼動這個逐漸傾斜的社會，還是不能只有個體實踐，必須要有對整體社會有理想的宏觀願景，亦即必須清楚的描繪我們心中理想社會的樣貌，與分析現在的主要壓迫來源為何。
政治訓練的必要性
做個比喻，如果說這個逐漸頹傾的社會是個龐大的、年久失修的機器，青年世代希望把這部機器修好，甚至是將裡頭的零件進行更換，改造成我們理想中的樣子，那除了要會換螺絲釘、上機油這些簡單的工作(個體實踐)，更必須要對整個機器的設計圖瞭若指掌，並一起分析出設計的缺漏，進一步的提出一份全新的設計圖(宏觀的社會願景)。
而要掌握整個設計圖，到進一步提出全新的設計，這個過程就必須要倚靠一群青年進行嚴謹的政治訓練，並以先鋒隊的姿態帶領群眾邁向這個目標。而政治訓練不僅僅只是研讀知識，用知識來對台灣社會做出現實分析，更必須要在實踐的過程中，論辯出一條清晰的路線。就像在1980年代，那時候台灣仍然處在戒嚴的狀態，一群青年組成了黨外編聯會，對整體社會問題、社會局勢進行嚴謹的分析，並以「台灣獨立」、「社會民主」、「群眾路線」三面紅旗為核心，提出完整的實踐路徑，最後一步一步的擴展勢力，拿下執政權。
現下的壓迫來源
而面對現下的壓迫來源，我們大致上可以分析出清晰的兩個面孔。
第一個是新自由主義的發展思維。從1980年代開始，以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美國雷根總統為首，進行全面的倡議，使其席捲全球，成為一股不可逆的趨勢。新自由主義的核心主張，是要求國家退場，給予市場更大的自由，也主張勞動彈性化、國營事業全面私有化、強調使用者付費、降低稅率..等，造成貧富差距的不斷拉大，茫然青年世代更看不到任何希望，打著響亮口號「1%VS99%」的佔領華爾街運動，便在這樣的情勢所逼之下產生的。近年來國民黨政府的作為，包括打壓基本工資的漲幅、制定條款給予特定行業優惠稅率..等，都在證明國民黨就是新自由主義的信仰者。
第二個是中國因素。近年來，對岸的中國共產黨正在有計畫的蠶食鯨吞台灣的民主資產，在國民黨政府上台後，馬政府更是透過「國共平台」做為兩岸外交的媒介，迴避了被監督的責任，近幾年來發生的重大事件，包括陳雲林來台期間，警方的維安如同回到戒嚴時期，上街頭的人民遭到赤裸裸國家暴力的對待;中國對岸各級城市，有計畫性的大量收購中南部農產品;在今年，更是看到共產黨透過紅色資本家的手，伸進台灣收購媒體，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媒體巨獸，並透過媒體的詮釋權，對反對者進行無情的人格謀殺，我們親眼見證民主正在一點一滴的流失。
需要一部青年政治綱領
這是一個黑暗的年代，在戒嚴已經解除多年的現在，我們看到了民主化並不意味著社會就趨近於完美，相反的，不公義的結構仍然存在，而且相較於戒嚴時代所遭遇的困境，像是沒有言論自由、無法直選總統，現今的的壓迫是以更細緻和高明的面貌存在，使得我們更加的難以指認。
危機就近在眼前，台灣勞工陣線今年出版的《崩世代》，以嚴謹的數據分析，預言了未來貧富差距、少子化、租稅不公..等情形會越來越嚴重，我們現在這一代青年非常有可能成為「崩毀的一代」。
但危機或許也是轉機，近來來我們在各個抵抗壓迫的場合，例如反國光石化、反核、爭取土地正義..等，我們看到有更多的青年開始投入社會實踐，這或許代表這一個世代的年輕人面對到如此惡劣的環境，開始選擇不再沉默，勇敢的踏出了第一步，我更期待，有一天進步的青年能夠集結，並針對現在的社會進行嚴謹的分析，與彼此論辯出一條清晰的實踐道路，進一步的提出一部共同的政治綱領，宣示青年世代的宏觀願景，與奪權的企圖心！
作者林泰瑋為前東海人間工作坊社長、現東海大學學生會幹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