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近年雖已多次修正刑法第185條之3，提高酒後駕車及再犯酒駕的刑事責任，但每逢重大交通事故發生，社會仍不乏「刑責過輕」或「無法充分反映行為危險性」的質疑。相較之下，日本自2001年創設危險駕駛致死傷罪以來，已逐步建立以「高度危險駕駛行為」為核心的刑事規範架構，並於今年2026年進一步修法，透過客觀化認定標準提升法律適用的明確性。日本的制度演進，對於正持續檢討交通刑法的台灣，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本文底下將介紹日本危險駕駛致死傷罪的立法背景，過程以及其內容，最後說明今年修法相關內容以及未來可能走向。

一、日本危險駕駛致死傷罪的立法背景

2001年日本刑法修正之前，因駕駛汽車所造成的交通事故，一律適用業務過失致死傷罪。業務過失致死傷等（舊刑法第211條）規定，因執行業務而怠於履行必要注意義務，致使他人死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禁錮或一百萬日圓以下罰金。因重大過失致使他人死傷者亦同。當時，即使是酒後駕車、嚴重超速等明顯具有高度危險性的駕駛行為，法律上仍被視為因疏忽或不注意所造成的事故，因此與一般交通事故適用相同的罪名及刑罰。

1999年11月，日本東名高速公路（東京都世田谷區至愛知縣小牧市的高速公路）發生一起重大交通事故，一輛卡車追撞前方自用小客車，造成兩名幼童死亡。肇事的卡車駕駛長期有酒後駕車的習慣，過去曾多次因酒駕遭警方查獲，本次事故發生時亦處於嚴重醉酒狀態，可謂情節惡劣。然而，儘管造成如此重大的交通死亡事故，法院仍僅依業務過失致死罪論處，最終判處有期徒刑四年確定。[1]此一案件引發社會各界強烈質疑，認為對惡質的重大交通事故的刑罰過於輕微，隨後全國發起大規模連署，要求修法加重處罰。在此社會背景下，日本於2001年修正刑法，新增「危險駕駛致死傷罪」（舊刑法第208條之2），將因危險駕駛導致他人死傷的行為，定位為與暴行致人死傷具有相當惡性的犯罪，不再僅以一般過失犯罪論處。

如前所述，危險駕駛致死傷罪設立的立法宗旨乃是對於行為人故意實施某些具有高度惡質與危險性的汽車駕駛行為，卻仍只能被認定為因疏忽駕駛所造成的事故，而依業務過失致死傷罪加以處罰。[2]因此立法者認為，僅以業務過失致死傷罪處罰此類案件，無法充分反映其行為的高度惡質與重大危險性。若人明知自己正在進行極端危險的駕駛（例如酒醉、高速狂飆、逆向行駛），雖然其並未認識到或預見最終會造成他人死亡或受傷的結果，但若確實因此發生死傷結果，即使他沒有想撞死人，也不能只把他當成一般過失犯。當行為人故意選擇從事高度危險的駕駛方式時，其刑事責任已經超越了一般「疏忽大意」的過失犯，應給予更嚴厲的法律制裁。因此，為了使刑罰能夠更符合此類案件的實際情況並實現適當的刑事制裁，有必要創設新的犯罪類型，使其得以比照以暴行致人死傷的犯罪予以處罰。

危險駕駛致死傷罪最初於2001年作為舊刑法第208條之2的新設犯罪類型時，其作為本罪構成要件的危險駕駛行為，共包括五種類型：受酒精或藥物影響而駕駛（第1項前段）；高速駕駛（第1項後段）； 無駕駛能力或技能而駕駛（第1項後段）； 基於妨害他人通行目的的危險駕駛（第2項前段）； 故意闖紅燈（第2項後段）。 新設的危險駕駛致死傷罪大幅提高了法定刑。對於致人受傷者，處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對於致人死亡者，則處一年以上有期徒刑，相較於過去僅適用業務過失致死傷罪時，刑度明顯加重。此處要注意的是，當時日本有期徒刑的最長刑期為十五年，因此危險駕駛致死的最高刑責為15年，一年為最低刑期。2005年施行刑法修正後，有期徒刑的一般上限提高為20年，因此危險駕駛致死罪的刑罰上限也提高為20年。同時危險運轉致傷罪的上限刑期也由10年提高至15年。然而，危險駕駛致死傷罪的適用要件相當嚴格。例如，就酒後駕車而言，必須達到因酒精或藥物影響而無法正常駕駛的程度，始符合本罪的構成要件。因此，在司法實務上，即使行為人因酒後駕車、無照駕駛或疲勞、瞌睡駕駛等重大違規行為造成嚴重死傷事故，只要未符合危險駕駛致死傷罪的法定要件，多數案件仍與修法前相同，僅能依業務過失致死傷罪追究刑事責任。

危險駕駛致死傷罪的適用範圍，長期成為日本司法實務與社會輿論討論的焦點。例如2006年發生的「福岡海之中道大橋酒駕事故」，即為具代表性的案例。該案肇事者酒後駕車，以高速追撞前方車輛，導致被害車輛墜入博多灣，造成三名幼童溺斃。然而，一審法院認為，檢方未能充分證明被告已處於「無法正常駕駛」的狀態，因此未適用危險駕駛致死傷罪，並以刑法之謙抑性而僅依過失犯罪加上違反道路交通法判處有期徒刑七年六個月。此判決引發社會強烈批評，認為危險駕駛致死傷罪的適用門檻過高，無法充分回應重大酒駕事故的惡性。其後，檢方提出新的證據，上訴審最終改認定成立危險駕駛致死傷罪及肇事逃逸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十年，並於2011年經最高法院維持定讞。

本案的重要意義是在該危險駕駛致死傷罪已施行後，凸顯其構成要件過於嚴格、適用不易的問題，並成為日本此後持續檢討危險駕駛致死傷罪適用要件的重要契機之一。

其後，2013年日本政府制定「因駕駛汽車致人死傷等行為之處罰法」(自動車の運転により人を死傷させる行為等の処罰に関する法)時，將危險駕駛致死傷罪（同法第二條）與業務過失致死傷罪（同法第四條、第五條）移至本法，並進一步新增「駛入禁止通行道路」作為新的危險駕駛類型，使危險駕駛的適用範圍擴大為六種類型。2020年「因駕駛汽車致人死傷等行為之處罰法」再次修正（令和2年法律第47號），因應一般道路及高速公路上頻繁發生的「逼車駕駛」（あおり運転）問題，又新增第2條第5款及第6款所規定的危險駕駛行為，使危險駕駛致死傷罪在此次修正後共涵蓋八種類型的行為。由於對危險駕駛行為的定義逐漸受到重視，從圖1可看出，判定為危險駕駛行為的案例也隨之增加，相較之下，判定為過失駕駛行為（萬人為單位）的案例則逐年減少。

圖1危險駕駛致死傷罪與過失駕駛致死傷等案件之查獲（移送）人數變化   　

 

       

出處：令和7年(2025年)『犯罪白書』數據，作者繪製。
https://hakusyo1.moj.go.jp/jp/72/nfm/n72_2_4_1_2_2.html

二、2026年修法

今年七月，日本政府再次修訂危險駕駛致死傷罪條文，本次修法並未提高法定刑，而是針對危險駕駛致死傷罪的構成要件進行修正，透過新增客觀認定標準，使危險駕駛的認定更加明確，避免因證明困難而僅能以過失駕駛致死傷罪論處。[3]

修法前，酒後駕車必須證明行為人已達到「因酒精影響而無法正常駕駛」的程度，始能成立危險駕駛致死傷罪。本次修法新增客觀數值標準，只要呼氣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5毫克（0.5 mg/L）以上，並造成他人死傷，即原則上屬於危險駕駛致死傷罪的適用範圍，不再必須個案證明其是否已達「無法正常駕駛」的狀態。另一方面，即使酒精濃度未達0.5 mg/L，只要有證據證明確實因酒精影響而無法正常駕駛，仍然可以成立危險駕駛致死傷罪。

此外，過去高速駕駛是否成立危險駕駛致死傷罪，主要仍須判斷是否已達「難以控制車輛」的程度，實務上容易產生爭議。本次修法增訂客觀速度基準：

• 道路速限為60公里／小時以下者，超過速限50公里／小時以上；
• 道路速限為60公里／小時以上者，超過速限60公里／小時以上。

符合上述標準並造成他人死傷者，原則上即可適用危險駕駛致死傷罪。此外，即使未達上述數值，只要速度已高到依道路及交通狀況，顯著難以避免重大交通危險，仍可能成立本罪。

本次修法亦新增「甩尾滑行等（ドリフト等）」的危險駕駛類型。凡故意使車輛輪胎打滑、甩尾或其他導致車輛難以控制的駕駛方式，若因此造成他人死傷，亦納入危險駕駛致死傷罪的適用範圍。

整體而言，本次修法最大的特色，在於由過去以抽象的危險狀態判斷，逐步轉向客觀化的認定標準。例如，以酒精濃度及超速幅度作為危險駕駛的判斷基準，不僅降低司法實務的認定困難，也使危險駕駛致死傷罪更能符合立法者原先希望嚴懲重大危險駕駛行為的目的。

表1日本危險駕駛致死傷罪制定沿革

年份	修法	危險駕駛類型
2001	創設危險駕駛致死傷罪	①酒醉／藥物 ②高速駕駛 ③無技能駕駛 ④妨害目的駕駛 ⑤故意闖紅燈
2013	制定「因駕駛汽車致人死傷等行為之處罰法」規範危險駕駛與過失致死等罪	新增⑥禁止通行道路行駛
2020	修法	新增⑦⑧逼車（あおり運転）
2026	修法	強化酒駕、高速駕駛等危險駕駛的客觀認定標準（例如酒精濃度、 速度基準），並進一步明確危險駕駛的適用範圍。

危險駕駛致死傷罪不僅處罰實際肇事者，更可能將刑事責任擴及實際肇事駕駛以外的其他危險駕駛參與者。傳統上，交通事故主要以過失犯處理，而過失犯的共同正犯僅在有限範圍內獲得承認，因此通常只有實際造成事故的駕駛人負擔刑事責任。然而，危險駕駛致死傷罪係以「故意從事危險駕駛行為，因而造成他人死傷」為基本結構，使共同參與危險駕駛者成立共同正犯成為可能。日本最高法院2018年北海道「砂川市事件」即為代表性案例。該案兩名駕駛分別駕車競速，彼此明知對方有意闖越紅燈，仍相互刺激並強化高速通過路口的意思，最終以時速100公里以上共同闖入交叉路口，其中一車撞擊被害車輛，造成一家四人死亡、一人重傷。最高法院認為，兩名駕駛已默示形成共同實施危險駕駛的意思，並共同實施危險駕駛行為，因此即使部分死傷結果係由另一名駕駛的車輛直接造成，仍應就全部死傷結果成立危險駕駛致死傷罪的共同正犯。兩人最終判刑23年定讞。此一判決顯示，日本危險駕駛致死傷罪的意義不僅在於加重對重大交通事故的處罰，更可能將刑事責任由「實際撞擊被害人的駕駛」擴及「共同製造交通危險的參與者」，使刑事責任的判斷重心由單純的事故結果，進一步轉向危險駕駛行為本身。[4]

三、結論

日本危險駕駛致死傷罪二十餘年來的發展，反映出交通刑法思維的重要轉變，對重大交通事故的看法，不再僅著眼於造成死傷的結果以及駕駛人的注意義務違反，而是將重心移往行為人是否「故意」從事具有高度危險性的駕駛行為，即便並沒有意圖造成死傷。危險駕駛致死傷罪的創設，正是基於傳統過失犯罪不足以充分衡量酒後駕車與高速駕駛等惡質行為之罪責，因此創設新法，使此等危險駕駛行為具有獨立法律定義的犯罪類型。日本的經驗同時說明，建立獨立犯罪類型並不等同於問題就此解決。危險駕駛致死傷罪創設後，「因酒精影響而難以正常駕駛」、「因高速行駛而難以控制車子」等構成要件如何認定，也經過了長時間的議論與改革，才逐漸有共識。福岡海之中道大橋酒駕事故所引發的爭議，正凸顯社會對重大危險駕駛的嚴懲期待，但此期待與刑法謙抑性與構成要件明確性之間存在著緊張關係。

日本經驗對台灣值得借鏡之處，或許未必是提高刑度，而是在於進一步思考對於高度危險性而仍故意作為的駕駛行為，是否有必要建立一套獨立犯罪類型，使其與一般因疏忽所造成的交通事故有所區別，在一般交通過失與高度危險駕駛之間，建立一條明確且可由司法實務操作的刑事責任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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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參見2022年11月28日柳原三佳對此事件後續情形的追蹤報導。https://news.yahoo.co.jp/expert/articles/f3a2deeca49eb68b307fc841a8cef6477705bc2f

[2]請參照下列論文：永井善之，「危険運転致死傷罪における進行制御困難高速度 (走行) 性の判断について」，『金沢法学』64 (2), 173-207, 2022。佐藤芳嗣，「危険運転致死傷罪の故意が問題となった事例」，『信州大学法学論叢』第4号，201-216。

[3]相關內容請參見日本法務省網站 https://www.moj.go.jp/keiji1/keiji12_00239.html?utm_source=chatgpt.com。

[4]參考伊藤嘉亮，「危険運転致死傷罪の共同正犯に関する一考察」，『ソシオサイエンス』27，2021，36-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