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2018 年美中貿易戰開打至今，全球先經歷武漢肺炎的洗禮，接著又迎來「關稅帝君」再次降臨把秩序攪成一團。照理說，這種環境足以讓多數經濟體元氣大傷，但台灣的經濟與股市，卻反而走出一波甚至不輸 1980 年代的強勁成長。這當然有機運，但更是實力 !
然而，光明與陰影總是相伴而行。這樣的成績放在任何國家，本該是執政者引以為傲的政績，在台灣，「分配不均」的聲量反而喧囂塵上，逼得每一個執政團隊都得更加戰戰兢兢。
社會重分配一直是各國的大哉問，即便是北歐這類高福利國家，也從未因此免疫，分配爭議照樣一波接一波。幾道難以回答的問題：為何這些討論在人類歷史上延續了幾百年仍然層出不窮？又為何政府總讓人覺得長期漠視？更直白地問，一個國家的制度究竟要怎麼設計，才算合理？
答案其實繞不開一個核心的價值選擇──「平等」。
各種重分配工具，最終都指向平等，但只要開始追問「平等」究竟是什麼，就不可能只有一個標準答案。面對同一個社會議題，我們要的是立足點平等（equality）？還是結果上的齊頭式平等（equity）？抑或是更強調打破規則與束縛的解放（liberation）？甚至採取混合模式（mix）？價值觀的歧異幾乎滲透在每一個分配議題裡，這也就是問題難解的原因。
也因此，在正式進入問題之前，我們必須先把幾個關鍵概念定義清楚；否則後面的討論再熱鬧，也只會雞同鴨講。
何謂「相對剝奪感」?
談到重分配時，許多用字其實被高度混淆，最常見的就是把「分配不均」直接等同於「相對剝奪感」。兩者固然可能彼此牽動，分配不均可能放大剝奪感，但分配看起來相對平均，就真的不會產生剝奪感嗎？未必。反過來說，剝奪感強烈，也不必然意味著分配就特別不均。這個問題之所以複雜，關鍵就在於它同時牽涉主觀感受與客觀數據，而兩者很難在同一把尺上衡量。
必須先承認，本文無法也不可能逐一處理每個人的主觀感受差異。但根據部分經濟學文獻，「相對剝奪」最常出現在購買力的變化討論上。也因此，本文將嘗試以「通貨膨脹與薪資成長的幅度差異」作為操作化的定義與檢視指標。簡言之，原本負擔得起的生活，在經濟成長穩定之下反而變得明顯更難負擔，這種落差，就是相對剝奪。
何謂「分配不均」?
在經濟學裡，「分配不均」的意涵和一般人日常生活的理解其實不太一樣。教科書談社會福利最大化，通常著眼於市場在價格均衡下是否存在效率損失，關鍵在於稟賦資源是否被錯置，例如壟斷型企業透過限制產量，會犧牲消費者剩餘，造成社會福利無謂損失。至於財政學在談「分配不均」時，討論的重點則更多放在稅制、公共財與福利制度的設計，政府如何透過所得重分配的方式提升總體福利水準，例如健保、退休基金等制度安排。
但在日常語境中，多數人說的「分配不均」，往往指的是財富集中程度。最常聽見的說法就是：「貧富差距一直被拉大，前 10% 的人擁有全國 80% 的財富。」然而，坦白說，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並不直接處理「財富平均」這個命題，不會把「平均」當成可操作可實現的政策目標。
我們以常被視為「均富」典範的北歐國家為例，2023年瑞典的吉尼係數略高於台灣[1]，另根據全球不平等資料庫<2026世界不平等報告>[2]（World Inequality Database, WID），截至 2024 年底的調查，瑞典前 1% 的富人仍占有約 27.2% 的全國總財富，與台灣的數據幾乎相近，甚至瑞典後50%的擁有全國財富為 -11%。那麼問題來了：既然財富集中並不低，為何我們仍普遍認為瑞典「更平均」？
原因恐怕不在於「均富」，而在於瑞典的政策重點，是如何把個人財富有效折算成整體社會福利水準，也就是所謂的移轉效果：如何透過制度設計，讓社會形成「能力越大，責任越大」的共識，而不是把期待押在「把財富平均」這件事上。
也因此，本文後續將把「分配不均」的討論焦點，放在「移轉性政策的支出與效率」，而不是把戰場綁死在財富占比的合理比例。換句話說，如果只是爭論財富分配「應該是幾比幾」才算合理，很多時候反而像是在緣木求魚，吵得熱鬧，卻很難真正推進制度設計。
那台灣到底問題出在哪 ? 「不均」與「剝奪」確實呈現在數據上 !
一、不要再只用吉尼係數來論述及辯護
先設想兩個很單純的財務情境 :
情境一 :
A有收入存款100元，B有10元，銀行利率 10%，一年後，A變成110元，B有11元，如果用財富集中程度來看的話，A是B的10倍沒有改變；A佔總財產的0.909也沒有變，但是，A和B的差距，從90元變成99元。
情境二 :
同上，考慮更真實一點，假設A的生活費25元，剩下75元存銀行；B的生活費 5元，剩下5元存銀行，銀行利率10%，通貨膨脹5%。到第三年初，A的資產變成B的 15倍多，A佔總資產的比例變成 0.938，而A和B的資產差距從90元變成約160元。
我們可以很清楚發現，在情境一只考慮收入及存款利率下，一年後A、B收入倍數雖然維持一樣 (吉尼係數)[3]，但兩者所得差距其實是擴大的；情境二則再把生活成本考慮進來，結果不只吉尼係數上升，所得差距也加速擴大，即使我們再把富人的生活成本升高為50% (A*)，上述兩項指標依然擴大。
然而，現實遠比模擬情境殘忍，不可否認，市場資本利得幾乎是遠大於銀行利息，而越富的人，不只承擔風險的能力更強，取得報酬的能力也更高。更關鍵的是，投資管道、資訊、甚至專業服務的取得，本來就存在結構性的落差。當然，風險也可能讓資產大幅回吐，但排除極端事件[4]，財富差距長期拉大幾乎是必然。
必須很殘酷地說，除非我們接受如同北韓那樣的政治體制，否則，如同法國經濟學家皮凱提(Thomas Piketty)所說[5]，「資本主義的內在邏輯必然導致極端的財富集中。」換言之，對一個自由的經濟體制國家而言，所得差距拉大更像是宿命。
因此，這幾年半導體產業的火熱，加上股市強勢上漲，社會容易直覺聯想到貧富差距擴大，甚至親身感受到那股張力並不令人意外。政府慣常端出吉尼係數來證明「沒有惡化」，但回頭看前述兩個情境就會明白：以比例作為核心的吉尼係數，並不那麼貼近現實生活的感受，拿它當作政治答題，只會招來更多非議。
而且，不只吉尼係數的論證是不好的，以下兩項觀察，會讓台灣「分配與剝奪」問題的真相更清楚。
二、飲食和房租，是「相對剝奪」的主因
再來，我們引用主計處的家庭收支統計報告先粗略地來檢視台灣的「分配不均」以及「相對剝奪」問題。
表一、最低工資、經濟成長率與名目通膨與細項
表二、消費與租金指數
資料來源 : 行政院主計處
從上述兩個圖表可以看出，台灣薪資的上漲幅度，整體而言還算符合前一年經濟成長與通膨的綜合表現；而台灣的物價水準也相對平穩。即便疫情期間通膨一度突破 2%，至少沒有出現像美國那種「萬物飛漲」的失控局面。然而，如果細看表格一的通膨細項，情況恐怕沒有我們想像得那麼單純。
首先是「飲食」。自 2021 年以來，食物類價格的上漲幅度幾乎是平均通膨的 1.7 倍以上，這和疫情前的生活感受明顯不同。若再對比薪資成長率，不難發現：食物類價格的上漲幾乎與薪資上漲同步。更重要的是，撇除房租，飲食一直是台灣人第二大的消費支出項目，而且是天天都得面對的支出。換句話說，食物變貴是一種「很有感」的壓力，而這種感受，在過去其實沒有這麼強烈，而且對近幾年剛出社會的受薪階級而言，餐飲價格每年的快速上升，感受只會更直接。
再來看「居住」。如果用同樣方式解讀居住類通膨，租金一直是最主要因素。表二呈現主計處的租金指數：自 2021 年以來累計上漲約 10%，乍看似乎低於平均通膨，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它是以「連續四年、每年約 2%」的幅度往上走，這在過去並不常見。更何況，房租的單價本來就高，一個月租金往往可能高過一個月的飲食花費，而承受租金壓力的也不只受薪階級，還包括店家與商鋪。當租金指數連續四年上揚，對多數受薪階級乃至中小企業，雖然未必真的被調漲，都很難不產生「被剝奪的壓力」，尤其我們必須承認，不是每一份工作，都能年年調薪。
所以，客觀數據已經清楚指出，飲食與居住，確實在扎扎實實地累積剝奪感。若再往主觀感受推進，此時「相對剝奪」就不能只看名目薪資，而必須看扣掉必需支出後，生活到底還剩下多少可支配空間。
下文試著再模擬一組情境，並用「薪資剩餘比率」[6]把通膨壓力轉成一個更能被感受，也更能被討論的指標。
情境三 :
受薪階級A，月薪 10萬；受薪階級B，月薪 5萬；假設3年後薪資調升15%
這組情境其實離現實生活並不遠。我們可以清楚看到。不只 A 與 B 年度「剩餘」的差距在拉大；就 B 而言，房租與飲食兩項支出一有壓力，整個體感就會立刻變形。更關鍵的是年薪名目上雖然上漲 15%，但「實際感受」（也就是剩餘比率）卻只增加 2.3%[7]。這種落差，正是主觀「相對剝奪感」最主要的來源。
如果用會計術語來說，就是營收（薪資）成長 15%，但純益率只提高 2.3%。表面看起來很風光，實際上獲利能力的提升非常有限，而人們往往真正感受到的，正是那一點點「剩下多少」的變化。
然而，現實往往更殘酷。生活中還有很多負擔要被考慮，尤其當受薪階級把視線投向房價上漲，那未來購屋可能帶來的利息負擔，恐怕就不只是剝奪感，而是更接近一種「上升通道被堵住」的絕望。這也正是為什麼，各種客觀數據看似沒有明顯惡化，但主觀感受卻會嚴重變差。
三、移轉支付效果未追上，「分配不均」並未持續改善
回頭看「分配不均」這個問題。如前所述，由於貧富差距是必然的宿命，國家又不可能用強制手段去「平均財富」，所以各國面對分配問題，真正能動用、也幾乎是唯一能有作用的工具，就是政府的移轉性支出，包括社會福利、救濟金、失業保險、健保、租金補貼等，透過所得再分配，為經濟及社會發展帶來正面外部性效益。所以，政策到底有沒有達到重分配的目標，就不能只靠直覺或政治喊話，而必須回到主計處公布的「移轉性支出效果」來看。
從表三可以讀出兩個重要事實。第一，五等分位所得差距倍數(A)確實呈現緩步擴大[8]，近期則是相對穩定維持在 7.5 左右，這個趨勢很符合資本主義的宿命論。第二，如果只看「移轉收支效果（A–C）」，最近五年的表現不能說差，真正的問題反而出在移轉後的實際倍數（C）：近五年多落在 6.12 以上，這其實是偏高的。過去實際倍數(C )超過 6.10 的年份，往往出現在經濟危機時期，例如 2001 年網路泡沫、2008 年雷曼兄弟事件。近五年雖然遇到疫情，但台灣的經濟成長率相較那些危機年代是更好的，這個落差就很值得玩味。
如果我們再用「重分配效果影響比率」(D)來看，台灣近 25 年的平均比重大約是 18.4%。2020 年之後，只有一年高於平均，其餘多在平均以下。當然，這不代表台灣的重分配效果就「很差」，但平心而論，目前呈現的樣貌更像是：「移轉效果不差，但結果偏差。」從不同指標交叉來看，換言之，確實能看出相較過去，分配不均的情況更明顯一些。
接著就必須追問：為何移轉效果不差，但移轉後的實際倍數(C)仍呈現上升？關鍵恐怕就在「從政府移轉收入」這個指標（A- B）。到 2024 年，從政府移轉收入效果只剩偏低的 1.09，也就是說，在所得迅速擴張的近五年裡，從政府移轉收入效果的跟進幅度顯然不夠，這個結果難以令人滿意。
原因當然可能很多，也值得繼續拆解。是不是個人獲得的政府補助沒有跟著放大？是不是領取失業救濟的人變少？還是政策排富不夠精準，讓資源沒有真正集中到最需要的人身上？這些都可能影響最終的重分配結果。
不過，還有一個更值得注意的轉向：如果我們把「所得」換成「財富」——也就是把資本利得納入視野——那台灣的移轉效果會不會看起來更吃力，甚至更惡劣？ 這句話並非無所本，若回頭看看近年台灣經濟與資產市場的表現，以及北歐國家的分配經驗，資本利得問題，或許正是分配不均的關鍵之一。
表三、台灣政府移轉支付效果
資料來源 : 行政院主計處
那政府可以怎麼做 ? 增加階級流動性，必須是政策的本質
必須很現實地說，即便真的有一張「均富」魔法卡，下一秒貧富差距還是會再次擴大，民怨也照樣會再次炸開；就算立法替房價設下天花板，禁止漲價，買不起的人仍然有怨，更糟的是，資產流動性被鎖住之後，不只民怨未必會消失，還得保佑總體經濟不要因此被拖垮。
分配不均與相對剝奪感之所以難纏，從來不只是數字問題，人的欲望、能力、職業甚至政治傾向，都會形塑對「公平」的價值觀。政府若試圖把這些價值觀拉進來辯論，甚至想把每個人說服到滿意，不僅超出能力範圍，更是緣木求魚。
因此，幾乎可以很篤定地說：要徹底、妥善地「解決」分配不均與相對剝奪感根本不可能，因為沒有任何制度設計能同時令所有人滿意，但這不代表政府就可以不做事。問題也許無法根絕，卻可以被維持、被改善，最重要的是，政策目標必須從「讓所有人都滿意」轉向「讓更多人有機會」——也就是階級流動性的提升。
一、設定更合理的觀察評判指標
如同前述，政府在面對「不均與剝奪」時，若仍習慣用「吉尼係數」「家戶所得比例」「經濟成長」來敘事，本質上就是「用不太相關的總體數據去硬碰主觀感受」，最後只會雞同鴨講，更何況，吉尼係數本身的統計方式還存在不少爭議。政府第一步應該做的，不是急著辯護，而是先把戰場劃清楚，設立更貼近問題的觀察指標。當政府能夠精準意識問題時，政策方向才推得出來。
本文嘗試用兩項定義去說明，當然仍偏粗略，相信政府單位可以做得更精準，例如把房價變化納入、把「財富」與「所得」分開歸類、設立有孩家庭負擔指標、或者針對不同世代設計可比對的生活壓力指標。總之，把握一個原則 : 「先畫靶，再射箭」。
當指標方向清楚之後，下一步才是討論合理的政策目標，例如維持或改善「移轉效果」等等。簡言之，政府不必試圖堵住悠悠眾口，但必須知道自己正在做什麼。
二、重分配政策可以更大膽去規劃
社會福利政策大致可分為三類：「救助」「保險」「補貼」。事實上，多數國家的設計重點，仍停留在「維持生活底線與基本生活品質」——這當然重要，也確實能在一定程度上緩和貧富差距，但若把它當成回應民眾所感受到的「不均與剝奪」的主要答案，往往就會失焦。法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擁有相對高的稅率與龐大的福利體系，社會卻仍一次又一次地爆發抗爭。這提醒我們，福利政策能做的是托底，但它未必能直接化解人們對「公平」與「上升通道」的焦慮。
更不幸的是，社福政策在選舉時很容易得分，於是我們常常把「社福政策」與「重分配政策」畫上等號，但兩者其實並非同一件事。真正的重分配政策，是一套制度性的組合拳，在經濟學意義上，可以說它就像是「引導財富流動的系統」，其目的在於讓社會穩定與經濟效率之間取得平衡發展，並逐步建立「財富越多，責任越大」的社會共識。社會福利是這套系統的基本功，但重分配政策不應只在社福領域打轉，而必須在幾個更關鍵的地方落實：
1.合理探討資本利得問題
台灣缺乏天然資源，終究不可能像部分北歐國家那樣，依靠源源不絕的主權基金收益，再搭配高稅收來放大移轉效果，緩和「不均與剝奪」問題。但這也意味著，如果我們希望重分配政策做得更有效率，就很難繞開「資本利得」這個議題。
不少經濟學文獻都提醒，即便所得稅採累進稅率，但過高的經濟勞動稅收，不僅會導致所得分配惡化，在移轉支出上，相對於資本利得稅也會有較低的效果。
不幸的是，台灣恰恰是一個資本利得稅賦相對偏低的國家。撇除嚴格定義上未必等同資本利得的股利所得與證交稅，以 2024 年稅收報告的結構來看，來自資本利得的比例僅約 5%，且主要集中在土地交易；相較之下，個人或企業所得約占 52%，消費稅與關稅合計約 30%。換言之，台灣政府的財政收入相當仰賴「經濟生產與勞動生產過程」。這樣的結構其實與日本、韓國相近，又由於文化與社會型態相似，所以台日韓三國在分配議題上，有著很類似的社會情緒壓力。
當然，課徵資本利得稅是一項非常艱鉅的工程，對政治人物而言，這近乎是「自殺式」議題，但以台灣目前的經濟結構與資本市場狀況來看，其實這個題目已到了可以被端上檯面理性討論的時刻。就像當初推動房地合一稅一樣，只要租稅設計能說清楚目的，具備合理性，或者能與其他稅目進行部分抵換，社會未必不能取得一定程度的諒解。
2.增加公共財的數量和品質，避免巨嬰現象
家家都有本難念的經，即使在美國，聯邦的資本利得稅率最高可到 20%，但一旦牽涉選票，地方與聯邦仍經常各唱各的調，政策方向很難一致，台灣近年也屢屢出現類似情況。
以台北市免費營養午餐為例，看似是減輕家長負擔，也博得了選民掌聲，但背後其實有許多問題被忽略：第一，它可能剝奪各校的選擇與彈性；第二，若沒有排富，對縮小貧富差距的效果有限，資源反而被稀釋；第三，一旦改成政府集體採購，如同健保藥價，最後導致供給端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的副作用。最頭痛的是，不少縣市首長跟著台北市推動這項政策，並要求乾脆由中央政府買單，這會導致市場更加嚴重扭曲，財政也會惡化。
不少家長當然會覺得「有賺到」，但這就是一種會計幻覺：把帳面上的補貼當成真實福利，卻忽略長期成本被轉嫁到制度、產業環境上。說得更重一點，這其實是「公地悲劇」的一種變形——短期看起來人人得利，長期卻是總體環境被消耗。這種「巨嬰現象」正是政客最愛操作的題目，卻也是最該被警惕的陷阱。
公共財並不等於「全部政府出錢」，端看其性質給予定價；此外，公共財更重要的是其正面外部性效果，而不是政治紅利或社會福利多寡。
以台灣目前的經濟條件，公共財投入更應該放在提升生活品質或降低「摩擦成本」的領域，例如交通安全、教育品質、城市景觀、住宅租賃、勞動法庭、托嬰空間等等。這些投入一方面能帶動服務業與周邊產業，另一方面也能減輕民眾在「工作以外」的必要支出壓力，進一步創造更多階級流動的機會。
3.真正的台灣病 : 必須正視教育問題
教育絕對是階級流動的關鍵基因，但攤開勞動部的職業類別薪資調查，很諷刺地，教育工作基層起薪不僅是所有行業最低，主管級人員薪水也僅是倒數第二，這意味著，從事教育工作者自身幾乎也沒有階級跳脫的可能。當教育者難以累積專業與報酬的正向回饋，我們就不得不擔憂，未來人才培育，還撐得住嗎？
台灣面臨少子化，但台灣卻擁有很高的附加價值產業，理論上，未來必須要增加單位勞動力的產出，這才有辦法度過人口寒冬，維持經濟運行，而生產力的提升，就必須要仰賴各類型教育與技術的投入。然而，目前台灣教育市場不僅因學生荒，導致學校陸續退場；更即將出現教授老師荒，讓不少學術領域停滯；又因市場薪資結構，導致學校普遍輕人文重理科，導致高教資源失衡，而這，就是真正的台灣病。
以芬蘭為例，高達 89% 的高等教育資金來自公共資源，如果台灣能把資本利得能夠導入到這個水池，相信是可以找到很大的共識。目前台灣這樣的教育結構絕對不利階級流動，應當趕緊讓供需平衡，否則我們的下一代，恐怕在AI更為成熟後，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雖然知識傳遞更為方便，但個人能力恐怕會因教育而更加兩極，同時，產業也會面臨更多內外挑戰。教育，絕對是不可或缺的投資。
4.在財稅金融上給予更具彈性的政策空間
川普在去年提出一個很有趣的方案，打算利用富豪慈善團體捐款和財政支出，為美國小孩建立投資帳戶。就財務操作方向上，其實這類似退休基金的概念，是可行的，甚至可以附帶條件，例如未有吸毒、保護管束、排富等，完成條件即可在20歲時開始贖回基金。
先不論條件要如何設定，但這樣的財政思維其實是值得鼓勵。事實上，還有很多財政方式可以去規劃和想像，未必只能透過移轉支付方式來達到重分配目的，例如，可否利用營所稅差別稅率來與企業交換幫員工加薪；可否放鬆監管，引導國內保險資金投入綠色金融和新創；可否同意民間匯集善款來成立地區金融機制等等。
只可惜，目前台灣的官僚和法律體制會限制住想像空間，但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就是，重分配政策除了傳統移轉「補貼」為主的觀念外，另一方面，也應可以透過更多金融與制度設計，去活絡私部門之間的資源轉移與資產累積。若能把這條路打開，重分配效果反而可能更扎實、更具延續性。
討論「重分配」從來不是一條容易的路，更遑論真正解決。政治上，這類政策同時觸動地方與中央、行政與立法之間的敏感神經；社會上，它又高度牽涉個人的主觀感受，於是每逢選戰，議題往往被捏塑成形上學大哉問，討論無法聚焦、沒有終點、沒有捷徑、更未必存在正確的方向。
但無論如何，我們仍必須反覆探討與嘗試，也許有一天，科技的進步會改寫這場人類經濟的宿命，但在那之前，不能假裝問題不存在。
這篇文章並不企圖給出解方，但希望在主觀意識與客觀政策杯觥交錯之間，找到一些共鳴。
[1]https://www.cna.com.tw/news/afe/202506300306.aspx財政部引述世界銀行報告，2023年我國吉尼係數為0.272，瑞典為0.298。
[2]https://wir2026.wid.world/download/財富或所得分配數據請參照「國家別報告」。
[3]在這簡單情境中，吉尼係數與兩者財富的倍數會有一致的變化。
[4]主要是大規模戰爭或難以克服的疫病才有可能造成財富重洗牌，此外，經濟有週期性，金融風暴則是時間不長，很難長期扭轉結構。
[5]皮凱提的觀點：無論是何種資本主義模式，只要資本報酬率r（房市、股市）長期高於勞動薪資成長g，也就是 r > g，財富最終都會不可避免地流向金字塔的最頂端。
[6]採用剩餘比率的方式是為了引用類似企業稅純益率的概念，也就是綜合薪資增加與通膨，用真正剩下來的所得衡量。
[7]23.3% à 25.3%，這意味著，從剩餘角度來看，只有增加 2.3%的薪水。
[8]1990至2000年，原始所得差距倍數從 4倍多一路上升至 6倍多。
作者 張昱謙 為政治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