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夏秋之際發生的「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簡稱「佔中」）注定將被記載在香港政治發展史的教科書中，儘管這場歷時超過一個半月的公民抗命將如何被認識與討論仍舊眾說紛紜。《基本法》第45條明訂行政長官最終應由普選產生，然而長期以來北京卻透過各種手段阻擾香港的民主化進程。例如，全國人大常委會在2004年4月否決了07、08年雙普選；1 在2007年12月再度否決了2012年的普選。2 與此同時，香港公民社會團體在過去十年亦歷經了快速的成長，從2001年的13,910個至2012年的30,531個，增加了119.5%；同期的社會抗議事件，也從2001年的兩千餘宗上升至2012年的近八千宗。不但如此，其公民參與的型態與議題也從傳統的示威遊行、發展至網路動員等（Fong 2013:860-861）。顯然，自2003年「七、一」大遊行以降每年嘉年華式的和平理性遊行，已經無法達到普選的目標，民主運動的激進化勢不可以避免。2010年5月的五區總辭補選運動，實際上象徵著香港的首次公投，於是「佔中」採取更為激烈的「公民不服從」（civil disobedience）以實現普選的目標。
一、何謂「公民不服從」？
政治哲學家羅爾斯將「公民不服從」定義為一種「公開、非暴力、良心但違反法律的政治行動」，通常其目的在於造成法律或政策的改變（Rawls 1999:319）。「公民不服從」提供一般人影響政治社會（political society）的手段，並且消除將政治留給政治社會中的專家這一種想法，更進一步「在一個成熟的政治文化中啟動個人擴大參與的範圍與形式的學習過程」（Cohen and Arato 1994:565-567）。與此同時，「公民不服從」透過對制度的抗爭以引發大眾的關注，也構成民主社會中一種政治參與的形式。例如，藉由反核的運動宣揚公正的法律以及更好的公共政策。對許多政治理論家而言「公民不服從」更具有規範的意義，藉此伸張公義並且保護基本人權，因此「公民不服從」對民主社會具有重要的價值與貢獻。William Smith（2008）將「公民不服從」視為 「對於社會權力中不平等的一種具有正當性的回應」，因此是「公共領域的保衛者」。換句話說，雖然「公民不服從」其行為本身是違法的，羅爾斯卻認為它仍然在「法律的界線以內」（Rawls 1999:336），並且在民主社會的公共領域中開展出一套合理化此種抗爭方式的方法（Smith 2011:146-147）。
二、佔中芻議與《白皮書》的威脅
事實上以「公民不服從」為抗爭手段在香港並非沒有先例。自2005年開始民間電台為了凸顯過時的《電訊條例》對於大氣電波與言論自由的限制，即以「公民抗命」的方式進行公開廣播，期間更歷經特區政府多次突擊掃蕩、成員收取過百張傳票與禁制令，在多年的法院纏訟後至今仍未放棄其開放大氣電波的訴求。然而民間電台的公民抗命除了曾一度吸引傳媒與社會的關注之外，客觀上並未能實踐運動的目標。相對而言，一般認為「佔中」的起源可以溯及主要發起人之一的戴耀廷於2013年1月所發表的文章「公民抗命的最大殺傷力武器」（《信報》，2013年1月16 日），文章指出由於在2017年與2020年實現真普選的機會不大，因此必須要以「佔領中環」作為殺傷力更大的武器藉此產生壓力、迫使北京改變立場。「佔中」的構想一經提出自然受到不同陣營之間廣泛的討論，而「佔中」的關鍵則始終在於香港市民的態度，包括一向較為保守的中產階級與專業人士，以及擔任政府武力角色的紀律部隊。行動者一方面希望選擇一個對香港社會與經濟影響最小的時機佔領中環，以免傷害到香港的國際競爭力被周圍國家或地區趕上，另一方面，實際上矛盾的是，「佔中」欲發生影響則需要北京付出更大的成本才能成事。戴耀廷承認港人「想法實際」，最終參與行動的人可能較預期為少，大約有一萬人參與。
為了替香港政制改革定調，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於2014年6月發表《「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簡稱《白皮書》）。文件強調北京對香港擁有「全面管治權」，而中央授權則是香港「高度自治」的唯一來源，更進一步指出香港法官及司法人員是「治港者」之一，「治港者」首要條件是愛國。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認為《白皮書》意義非比尋常，顯示「中央意識到香港的一國兩制發展到達『轉捩點』」，並且因應「佔中」等挑戰中央權威的行為（《信報》、《明報》，2014年6月11日）。《白皮書》撰稿人之一的學者強世功認為人大常委會已經就香港政制改革形成「憲法慣例」，鞏固了北京的權威。然而由於《基本法》並未提及「全面管治權」的概念與字眼，將法官列為「治港者」亦有損司法獨立之虞，因此《白皮書》普遍受到泛民陣營的質疑與批評。同期的民意調查顯示，市民對於特區政府推行民主步伐的滿意率僅達23%，相對而言不滿意率則高達52%。3 儘管如此直至2014年7月底，仍然有人認為「佔中可能不會發生」，因為已經過了「佔中」公投與七一遊行後的最好時機；4 然而泛民陣營中立場較為強硬的人士則認為「讓步予中央換來協商空間，只是一個幻想」，5 甚至有社會運動者認為在香港人的主體訴求不斷地被否定之下，恐怕必須經歷一場「社會內戰」才能走向民主。6
三、全國人大的「八、三一」《決定》
8月25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次會議在北京召開，會中審議香港政改報告。在互信不足的情況之下，北京將香港的民主普選上升到國家安全的層次，擔心普選會產生意圖「推翻」北京、「結束一黨專政」的反共特首。為了達至對於香港「百分百」的控制，在31日以170票全票通過的會議《決定》中北京不惜限縮甚至犧牲香港過往所累積的民主成果。7 舉例而言，自97年以來的歷屆香港特首選舉中參選的提名門檻，從來都是選舉委員會的八分之一，如今卻要求需取得過半數的提名才能參選，形同徹底地封殺泛民主派的參選機會；其次，自97年以來歷屆特首選舉中從未硬性規定候選人數，如今顯然要利用篩選機制務求將不同政治意見的候選人剔除在民主選舉之外；最後，香港政治中的「小圈子選舉」長久以來備受社會詬病與批評，尚且成為香港特首缺乏正當性、形成行政立法僵局與管治危機的重要因素之一，如今全國人大決議卻維持由四大界別共同組成的保守小圈子選舉格局，而所謂的普選只是淪為為特定候選人背書的工具。
早有傳媒一針見血地指出「今次政改從來不是『有商有量』，只是貫徹中央意旨」，顯示這個《決定》並不容許真正的政治競爭與選擇（《明報》，2014年，8月28日）。同時，全國人大也僅扮演橡皮圖章的角色，會上沒有常委要求對草案提出任何修訂，而更有港區人大代表早已形容決議案修訂的機會「幾乎是零」。8《決定》公布後，有學者形容是香港民主運動及一國兩制「最黑暗的一天」，並且強調對話之路已經走盡，宣告香港民主之路已經走進「抗命時代」（戴耀廷語）；也有指其象徵了「一個時代的終結」（方志恒語）；更有人認為這是「另一個時代的開始」，是「深層次矛盾的全面暴露和激化的新時代」（陳弘毅語）。知名記者程翔認為短期內「佔中」等抗議活動將風起雲湧；中期內香港的行政與立法關係或將進一步惡化；而長期的影響則是港獨的扎根與成長，以及中港關係的惡化。9 泛民雖然強調其底線與目標是普選方案應該符合國際標準；然而另一方面，親建制人士，如前政務司司長、政協常委唐英年、港區人大常委范徐麗泰等人，則認為設定過半數的提名門檻沒有問題，是無可改變的政治現實。
北京同時採取了「軟」、「硬」的兩手鬥爭策略，以因應香港政局的發展。軟策略包括不斷強調對於推動香港特首普選的誠意以及持續與各界人士會面。面對「袋住先」（指接受人大《決定》）的批評，則加以包裝與推銷。例如，清華大學法律學院院長王振民指「即使普選方案不完美，也較沒有普選好」；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陳佐洱更美化「袋住先」是一種「腳踏實地、目光遠大的做事態度」，企圖將2017年的「普選」方案當成循序漸進的另一個起點。令人驚訝的是，即使在台灣也有支持「袋住先」的呼應，認為「保住普選，似應比求真普選更為真實與優先」。10 硬策略則指因應可能發生的不穩定做「充分準備」。例如有報導指出解放軍於深圳秘密演練以應付可能的局面，11有解放軍車輛據報亦駛進香港市區，也有消息指北京可能會派遣偽裝的武警公安到香港參與清場。12 北京的宣傳機器直指學聯及其主事者為「港獨」份子；13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陳佐洱宣稱「佔中」是港版的街頭政治與顏色革命；《環球時報》在社評強調香港不是烏克蘭，「中國的國家力量之強大」都會讓西方的干預有所忌憚，因此認為香港不會出現大罷工、大罷市，而「激進反對派」注定是紙老虎。14 除強調北京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更表明不介意香港民主進程原地踏步。
四、罷課與「佔中」的爆發：幾個關鍵的週末
發起人戴耀廷承認以「佔中」作為向北京就政改談判讓步的策略已告失敗。特區政府亦採取各種手段阻擾「佔中」的進行，例如，警方對佔中義工低調「通緝」；拒絕「佔中」的公司登記；郵政署拒絕寄送另一重要運動組織學民思潮的單張；特首以「個人身分」簽名支持反佔中活動等等。然而全國人大的《決定》並未立即促成「佔中」的爆發，「佔中」亦未如它原本所預期的以聚眾阻礙交通的方式佔領金融中心中環，以期影響國際視聽。相反地，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學聯）在9月22日動扮香港民主進程原地踏步等等，以及激化的新時代」（陳弘毅語）；首先以「自己香港自己救」為口號發動一連五日的全港大罷課運動，各大專院校亦紛紛成立「罷委會」鼓勵同學參與，然而罷課初始在課堂點名管理以及部分院校管理層的犬儒心態下，真正參與罷課的學生比例較少。社會與校園的保守氣氛，以及議題感受的欠缺，使得以罷課重奪香港民主未來看來仍不樂觀。運動的組織者清楚地知道，面對政府的刻意忽視罷課若要產生政治壓力需要製造議題甚至事件，唯有走進市民、喚醒大眾對政改的關注才能扭轉當前不利的情勢。於是學聯在金鐘立法會添馬公園持續舉辦集會，一方面將理想的聲音帶出校園走入社會，另一方面透過對於各項議題的反省與對話（例如，中港關係、回歸歷史、電影分享、警權、財稅、住房、性別等議題），使得運動得以擴展與多元化。15
幾個關鍵的週末稍後決定了「佔中」的發展。9月26日星期五晚間，學聯的核心成員於全港大罷課運動結束後發動「重奪公民廣場」行動，16 並且隨後引發警民清場衝突。26個小時後，迫於對抗情勢的突然升高，現場有萬名民眾聚集，「佔中」於9月28日星期日凌晨1時38分在金鐘政府總部與立法會前，以令人驚訝的方式提前正式啟動，要求全國人大撤回《決定》並且重新啟動政改，17 28日下午六時七千名警力使用警棍、胡椒噴霧並且施放87枚催淚彈驅散過萬名以雨傘抵擋的示威民眾，至此佔中變成佔「鐘」，在金鐘、旺角、銅鑼灣等地相繼擴散，清場造成34人受傷、79人被捕（《信報》，2014年9月29日），港島灣仔與中西區學校宣布停課、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教協）發表公開信呼籲全港教師罷課罷教。隨後「佔中」開始出現協調與秩序的問題，18 甚至產生市民與糾察間的內鬨。10月3日星期五晚間旺角爆發支持與反對「佔中」兩派人士流血肢體衝突。依筆者現場所見，當時圍觀、叫囂者眾，在現場警力不足之下非但無力維持秩序反被人群包圍。因為地理交通的便捷，以及民眾流動的混雜，從此旺角佔領地發展出與金鐘不同的運動路向。這也是為什麼政府會選擇在空間較大、成員較單純的金鐘施放催淚彈清場，而在旺角則保持分隔不同陣營人士的策略。10月5日星期日，大批橡膠子彈與催淚彈被目睹運入政府總部，一時風聲鶴唳傳出政府晚間將要強力清場的最後通牒，大學校長、學者與社會人士紛紛公開呼籲學生撤退。然而傳聞的清場並沒有展開，「佔中」僵局於是逐漸形成。19
在輿論方面，支持或有條件接受「袋住先」的聲音卻逐漸高漲。例如，有意見表示應思考與討論由港人「守尾門」的建議，以強化市民的監察功能，「在必然有政治篩選、必然無真正有意義選擇的現實下」，發揮選票的作用。20 11月初的民意調查則顯示歷經一個半月的抗爭，不支持「佔中」的市民更高於支持者；雖然過半數受訪者認為政府需要再做出具體讓步以解決現時的局面，然而多數受訪者亦認為佔領人士應該現時全面撤離佔領地點（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2014）。作為97年以來香港最激烈的社會運動，儘管「佔中」一開始就知道要產生和累積足夠的政治能量，佔領行動必須持續，然而在北京激烈打壓以及特區政府拖延與分裂社會的伎倆之下「佔中」卻逐漸面臨是否應該「佔終」的討論，事實上這場公民抗命仍面臨許多未解決的疑問。21
首先，「佔中」成功了嗎？「佔中」這一個戴耀廷眼中「殺傷力更大的武器」，終究既沒有癱瘓香港的政經中心，也沒有迫使北京改變自《白皮書》與《決定》以來的立場。事實上，「佔中」雖然使得港島與九龍部分交通路段必須改道行駛，延長了行車時間，然而「佔中」期間訪港旅客卻不跌反升（《香港經濟日報》，2014年10月22日）；反映房地產交易的「中原城市領先指數」更連升三週在11月中創下歷史的次高點；第三季的本地生產總值更有遠高於預期的2.7%增長（《文匯報》，《明報》，2014年11月15日）。從關注民主發展與政治文化變革的角度而言，「佔中」所舉辦的多場商討日對於公民教育與公民質素有所貢獻，22 亦喚起了一代香港人的本土公民意識影響深遠；然而從主導運動的學聯角度而言，未能獲致公民提名以及政改時間表的承諾，在缺乏具體的抗爭成果下如果現在撤離佔領區即象徵運動失敗卻是不爭的事實。
其次，如何定義「佔中」？「佔中」自始在時機、地點、抗爭方式、規模與性質等方面即與發起人所想不同，在外國傳媒標籤下這是一場 「雨傘革命」，然而本地參與者則存有普遍的歧見。在金鐘，以「雨傘運動」為名意圖塑造一個更為有序與和平的抗爭形象；然而在旺角，這一個多次發生「佔中」、反「佔中」力量衝突的地點，「民眾自決、雨傘革命」的標語則隨處可見，顯示兩地不同的抗爭態度與策略。目前佔領區內的人士一方面意圖減少對於社會民生的影響，另一方面也明白唯有繼續佔領才能進一步施加壓力帶來變革的可能，可謂處於兩難之中。定義的不同勢將影響對於「佔終」的思考與決定。
第三，「佔中」該如何延續運動的精神與力量？「佔中」所引發的政治分裂，象徵著新舊香港之爭，是「必須經歷的陣痛」、必須發生。23 在制度結構的限制之下（例如功能組別、分組點票），議會政治早已經被證明無力推動民主改革，於是有人說應該「見好就收」、「下一次」再出來。「佔中」的最終目標是要在香港實現真普選，因此行動確實有可能再次進行，然而在目前的僵局中這種「下一次」思維，似乎未能說服參與者，於是在日常生活中進行抵制或抗命的「不合作運動」成為一種可能。「佔中」發起人陳健民即認為「只要中國自身不進行政治改革，香港要實現普選是緣木求魚」，因此主張開拓「抗命」時代。24
最後，如何從「佔中」中學習經驗？「佔中」的發起人在初始即失去了有效組織與領導運動的位置，然而這卻無礙學生與市民踴躍響應運動。學生領袖主導的「佔中」雖然在協調與決策上有時候顯得慌亂與搖擺，但是也避免政府的強力彈壓。「佔中」以更為激烈的抗爭策略顛覆了過往香港民主運動的宿命輪迴：「集會→遊行→呼口號→回家散場」。佔領區所出現的社區經濟與多元文化，使長久被忽視的小眾得以受到關注；「佔中」也逼使每個人思考「一國兩制」的政治承諾，以及究竟願意為了民主的理想付出多少心力。
五、保守社會的宿命？
曾經有學者指出九七後日漸茁壯並且不時抵抗北京干預的香港社會正在成為中國的「離岸公民社會」（Hung and Ip 2012）。香港充滿活力的公民社會儘管無能推動重大政策的改變，但是至今仍能有效地捍衛香港的自由，透過各種傳媒平台、非政府組織的互動交流，香港至今仍是中國領土中唯一能夠公開批評共產黨的地方；也有學者認為儘管北京對香港的影響日益深刻，香港仍在許多方面影響中國的政治與管治（Cheung 2011）。儘管如此，今日政改的困局並不令人意外。一方面，早已有調查顯示港人其實較為重視透過民主所能達到的經濟、社會或其他實質回報，而高於強調選舉競爭與公民權益的保障，簡言之，改善生活的政策後果要較程序民主等核心價值重要；更有接近半數的受訪者不關心政府體制是否民主，這一個「不方便」的事實或許刺激與考驗香港民眾追求民主的決心。從國際比較來看，香港民眾支持民主政體的比例甚至低過日本、韓國與台灣，這一種相對冷感與保守的政治態度無疑地阻礙了民主化的發展；25另一方面，儘管現代化理論強調中產階級或會成為民主化的主要推力，然而在香港的中產階級卻可能是更為保守（或「務實」）的一群。有學者認為「佔中」可說是一場「顏色革命」，但之所以在香港難以施行的原因之一就是中產階級的經濟負擔沉重、「欲罷不能」；26也有不少學者甚至持相對犬儒的態度，寄望「中間大多數務實的」香港人基於「安身立命的考慮」接受有篩選的選舉制度。27 曾任教育局局長與中文大學校長的行政會議成員李國章在受訪時指出，中學生作為未成年人應該聽父母的話，而罷課與「佔中」因為改變不了中央政府的決定所以不用去做。民調顯示，有約54%的受訪者表示「即使不滿最終方案提名程序，都應先實行一人一票選特首」。如果這樣的調查值得參考，可見不少香港人其實根本不堅持單一的方案，而願意妥協（《成報》，2014年7月26日）。28 另一項系列調查則指出即使政改方案在一人一票的前提下最終排除泛民主派人士參選，仍舊有過半數（52%）的受訪者接受方案；同時也有相對多數（44% vs. 36%）的受訪者支持由提名委員會揀選特首候選人；「佔中」自發起以來，始終未能獲得三分之一以上受訪者的支持。29 針對這一種相對保守的性格，長期以來不少學者歸咎於香港所謂的「難民社會」心態，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也可能是因為香港社會太小，利益往來糾結的關係更為複雜，所以不會採取較為激烈的手段爭取。香港民主化的發展更受到英美各國在港的複雜利益所影響，美國《時代》雜誌（TIME），以「雨傘革命」（The Umbrella Revolution）為題做為10月13日封面，一方面固然無法掌握「佔中」的本質，另一方面也使得北京容易基於「國家安全」的理由上綱上線對於「佔中」施以顏色革命、奪權與外國勢力干預的指控。
結論
香港近代史上的政治命運一直被外在力量所決定，因此儘管過去三十年以來有不少港人竭力爭取民主，卻仍未脫離被統治者宰制的格局。隨著來自北京的強大政經影響，香港民眾對於香港前途與一國兩制的信心已來到過去十多二十年有調查記錄以來的最低紀錄，而「佔中」的目的就是要爭取真普選，並且捍衛「一國兩制」下的生活方式。「佔中」目前雖然仍呈現僵局的態勢，然而由於泛民所追求的「真普選」與北京的想法從來不一致，可以預期目前的政改方案勢必在2015年上半被香港立法會否決。回顧「公民不服從」與「佔中」的經驗，一方面讓人理解到港人追求民主的決心與意志不容小覷，另一方面也使我們看到伴隨「中國崛起」的內外環境影響之下香港本身政經情勢的劇烈轉變。如前所述，香港並非缺乏公民抗命的經驗，然而在保守力量主導之下，現時的特區政府策略是意圖鎖定「公民不服從」違法的外在特徵，利用法庭訴訟與禁制令等途徑逼使佔領人士離場，而迴避以強力清場擴大衝突、拒絕展開政治對話與解決。法治、公正廉潔，以及社會安定具是香港民眾心中的核心價值，「佔中」這一個政治的震撼彈透過罷課與佔領道路令人反思法治的真實意涵、司法獨立能否持續，在北京的掌控下公正廉潔的政府，以及社會安定長遠而言究竟是否可能？「佔中」就是來自公民的反抗，若北京在香港執意施行北韓與伊朗式的假普選，除了在歷史上留下「治港無方」的負面評價，相信也會迫使台灣敬而遠之，越走越遠。
作者葉國豪為香港大學社會學系博士候選人
參考書目
中文部分
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2014。「香港民意與政治發展」調查結果。11月16日。
英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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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1.見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九次會議「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2007年行政長官和2008年立法會產生辦法有關問題的決定」。2004年4月26日。
2.見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31次會議「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2012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及有關普選問題的決定」。2007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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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見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次會議「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普選問題和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2004年8月31日。葉國豪。2014。「北京再縮緊對香港的控制」，《蘋果日報》。9月2日。
8.見港區人大代表鄭耀棠的言論。《明報》。2014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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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程翔，前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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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香港激進反對派是紙老虎」，《環球時報》。2014年，9月1日。
15.葉國豪。2014。「罷課能重奪香港民主嗎」，《蘋果日報》。9月27日。
16.「公民廣場」是特區政府總部東翼大門外給訪客上落車的地方，原規劃用途是「政府、機構或社區」，向來被視為公共空間讓市民自由進出與舉辦抗議活動，但於稍早前被政府以圍欄限制出入。見劉勵超。2014。「公民廣場何處有？」，《信報》。10月3日。學聯事後承認「重奪公民廣場」行動乃事先籌畫。
17.一般認為「佔中」原本計畫在10月1日，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65周年國慶日展開。
18.「九龍據點拒聽『港島指令』」，《信報》。2014，10月1日。
19.11月14日星期五再度傳出將要清場的傳聞，但政府仍未採取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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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明報》，2014年9月10日。相關系列調查委託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畫進行，可見網頁http://hkupop.hku.hk/chinese/report/mpCEnOCCw7/index.html#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