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8是社會運動還是學運？
回顧318歷程，媒體、政黨至社會早已定位為學運。不過當晚的行動契機，是由NGO組織組成的「反黑箱服貿民主陣線」，在濟南路舉辦「守護民主之夜晚會」活動。立法院依往例將大部分的警力在佈署濟南側門，使得群眾順利從青島東路攻入議場。當晚分道衝入議場的數百名群眾中，不只有學生，更不乏社運組織的成員，而在攻佔議場後，社運團體立即透過綿密的人際網絡動員熟識的民進黨立委，不斷向議場內輸送飲水、乾糧與簡易藥品，同時召集群眾到場聲援，因此318當晚是以社運團體與學生為共同的行動基礎。
攻進議場只是開端，能否長期持續的佔領才是重點。一旦議場成為優勢警力包圍的孤島，便隨時可能被強制驅離，要如何協助議場抵禦警力攻堅，自然是318中最重要的關鍵。能否堅持，端視能否動員更多群眾聲援並包圍濟南與青島兩側，箝制並防止警力的增援，以形成「反包圍」的恐佈平衡。幾經討論後，許多占領議場的社運團體成員隨即撤出。策略的考量包括議場空間有限，社運組織的轉出能置換更多學生進入，讓議場成為學生的主場，更有利於社會對於服貿爭議的關注；其二，社運團體也可增援濟南路與青島東路兩側，共同利用充沛的動員網絡與運動經驗，發揮反包圍的布局，因此社運的支援立場此時便已確立。而隨著以學生為主的發言體系確立，以及各地學生組織的快速增援，318運動成為學運代名詞，是使然也是必然。
24天的佔領行動，不論在青島濟南兩側或是議場，鎂光燈全數聚焦於學生身上，讓318成為「新世代學運」的代表作，並與1990年3月的「野百合學運」相互比擬，再加上318運動如反黑箱服貿民主陣線召集人賴中強、台大社會系副教授范雲等野百合世代在318期間的穿梭聲援，更被外界視為學潮的傳承。簡要比較兩事件本質，當年野百合的訴求主軸鎖定在解散國大、總統直選的政治民主，而318行動雖源於不滿服貿強行闖關，以及對中小型服務業、勞工的生計侵害，但從街頭巷議到處充斥對貧富差距的不滿，顯見激起這股行動風潮的主因在於代際對分配不均的反抗，同時也是接續了「99%對1%」的全球性革命。因此318並不只有反黑箱服貿的單一訴求，反抗權貴資本、金權政治挾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的涓滴（trickle down）論調，進而產生經濟與社會的反民主，才是獲得社會支持的最關鍵處。
反分配不正義的接續
觀察近代歷史脈絡，自全球化思想隨國際組織在拉丁美洲、非洲及中東散播後，原控國家的力量在新自由主義的沖刷下，從政黨政治過渡至企業掌控的財閥經濟，並在去管制化、私有化與巿場化沃土上快速茁壯成為新霸權，藉由政治壟斷排除競爭的利潤導向對於社會原生秩序的禍害，已遠甚於史上任一時間點。台灣在國際化的開放改革過程，自也蒙受新自由主義的徹底洗禮。雖然快速崛起的經濟奇蹟，伴隨著民代及總統直選、政黨輪替的更動，讓台灣自詡為民主典範，但實質上未曾落實的轉型正義卻讓新生的政治民主走向顏色之爭，而經濟民主卻落入權貴群帶。熾烈的政黨之爭，將國家資源視為政黨拉攏的利器，利用制定政策之便，造成資源的移轉高度偏重在特定族群及隨政局變色的資本主身上，原該政治中立的產業及經濟發展淪為對資本家的貢禮而極度扭曲。
最為鮮明的例子就屬減稅與對企業的監管。藍綠政黨透過無效益的大規模租稅減免，討好資本的結果，不僅殃及國家財政及勞工，更埋下貧富差距快速增長的弊病，而假經濟之名強徵強拆，大肆形成環境破壞的爭議更如春風繁生。這些社會重大爭議事件，看似彼此獨立，卻是經濟弱化政治民主的正相關實證，而討好資本政策下所衍生的尋租氾濫，更將台灣推向權貴資本主義的不歸路。
2014年3月英國經濟學人雜誌的裙帶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調查，台灣從2007年的全球排名第10上升至2012年的第8名，此時正是台灣所得分配惡化加速之際，2009至2010年間財團遊說促成史上最大規模的減稅，如調降遺贈稅、營所稅。富人資本爆增後立即衝入房地產，上演出史上最大幅的房地產飆漲，炒作讓資本進一步從人民身上掠奪財富，以致最高所得5%與最低所得5%的差距倍數從2007年的60.32倍，爆增至2012年的96.56倍。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在《不公平的代價》一書指出，「（我們）為分配不均付出很高的代價－經濟體系不穩定、沒效率、成長減緩並陷民主體制於岌岌可危之境。甚至當經濟體系無法為大部分公民效力，政治體系也會隨之逐漸被有錢階級俘虜」。政治體系被有錢階級俘虜的代價，使得尋租行徑快速惡化，而資本與政治近親繁殖所誕生的金權結構霸權，不僅能輕易壟斷國家資源分配，更透過對政府的操控，貫徹其政策偏好。此時出現的新霸權，無需依靠早年的警總與酷刑，而是利用人民對於失業與貧窮的經濟性恐懼。透過高度扭曲政治與經濟環境所製造的貧窮，迫使群眾自願放棄政治權力，轉而接受各種經濟餿水的灌養。
在政府強推服貿、貨貿及自經區的過程中，遲遲不見產業衝擊影響評估，對高所得者的「利」，也永遠是模糊其詞說，而資本與生產移轉對中小企業與勞工的「弊」，只用「不要怕競爭」急於掩飾帶過。灑錢刊登宣傳「利大於弊」，又因無法說服社會便上演30秒送出委員會。這種「生米煮成熟飯」的強迫式作為，是金權政治迫使人民屈服的慣行，但這次卻明顯低估社會對資本霸權忍隱多時的集體不滿。
社會運動的反抗本質
在318之前各社運團體已與權貴資本纏鬥多時，但社會反應從未如318的強烈，連佔領議場能激引出如此巨量的公民自覺，也讓社運團體頗為意外。雖然社會運動一向蓬勃，社會關懷面向也相當多元，但群眾參與不足一直是社運發展的最大障礙。
雖說社運鮮明的抗爭形象不利群眾參與，也不如服務型團體般易於撩撥社會的同情心，群眾基礎難以擴張，但反抗行動愈見頻繁，並非社會運動的挑使，而是體制遭把持的佐證。2008年金融風暴揭示出巿場失靈(market failure)與政府失靈(government failure)的嚴重性，更顯示政府監管責任的棄守才是主要的啟動牌，隨骨牌的延伸，全面推倒經濟、社會的各項民主秩序。統治者將人民隔離於政治之外，並偷渡裙帶資本主義弱化民主體制，是資本的去治理化的起源。而權貴資本把持國家，更是肇生社會掠奪爭議的主因。「權貴資本-去治理化-國家失靈」質變一經確立，受迫害者即不可能再循常態體制回復正義，因為體制已成為主要壓迫者，因此回應體制的手段，只能透過反抗行動。
此外，對資本的去治理化也產生群眾對政治不信任，進而集體政治冷感的負向效應，使得金權結構以溫水煮青蛙的從容，形成緊密的共生體系並量身定作利己的政策偏好，並假經濟之名腐蝕民主。因此，當社運團體起身反抗時，面對的已是規模龐大的政商聯合軍，也只能採行激烈的手段。不過社運團體獨木難支的無力，卻在2008年後出現實力堅強的新生夥伴。
異議性社團的新生崛起
2008年笫二次江陳會，馬政府利用集會遊行箝制民眾的意見表達，引發野草莓運動靜坐抗議。雖然抗議並未產生集體社會壓力，但街頭運動的結束卻讓野草卻轉進校園，並拓展出異議社團的蓬勃，諸如清大基進筆記、成大零貳社、淡江五虎崗、輔大黑水溝等。其中林飛帆即是參與野草莓後返回成大組建零貳社、而陳為廷與魏揚更是基進筆記的關鍵人物，至於淡江五虎崗社也曾成功阻擋調漲學費案，近年更積極投入反淡水二期開發案。
觀察積極參與異議社團的學生，不難發現對弱勢關懷與社會正義的高度投入，與對不公義有著強烈厭惡的集體性格。因此，當社會重大議題出現後，異議性社團的高度敏感性，可快速組織講座及工作坊，透過社運組織的密切互動大量汲取第一手資訊。在認定改變的必要性後，異議社團的論述能力，再加上操作網路工具的優勢，即可輕易透過社群快速串連。例如2012年由台大、清大等30多個學生社團組成「反媒體巨獸青年聯盟」，一夕之間號召到700餘名大學生抗議旺中案走路工事件，隨後更與學界、社運界成功發動萬人大遊行，創下媒體議題成台灣公民運動首例的遊行，而許多參與者更是首次上街頭的青年世代。充沛的動員與組織能量，使得異議社團成為近年社會運動場域的主要生力軍。
不同異議性社團的存在，有利於背景互異的學生投入各社會議題，也充分顯現青年的組織動能，與跨議題相互擙援的世代特色。從樂生議題的開枝散葉至反國光石化、反核的環境議題，大埔、紹興、華光、士林王家、南鐵東移等反迫遷行動，再到關廠工人、華隆自救會的勞權聲援，以及反媒體壟斷、割闌尾計晝，被捲動的對象不只生活週邊的大學生，隨著公開行動與網路號召，參與者甚至擴及尋常上班族。作為新生組織的集體面貌，異議社團成功打入社運界最想接觸卻難以深耕的群體，因此部分學生組織的社會動員，更遠勝過傳統社運團體。不僅如此，異議社團的興起與議題的引爆能力，也適時的填補社運界與青年世代長年的空白。他們肩負起組織與議題宣傳工作、面對媒體慷慨陳詞，並共同擬定行動策略，已自成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
社運與學運的競合與連結
在318中後期，「綁架學運」、「收割運動」的風言巷語就未曾止息。從318當日占領行動，一舉捲動從北到南的大學生、上班族、銀髮族等社會各階層，行政院事件的國家暴力激發出群眾的憤然，反應成50萬人塞爆博愛特區的歷史見證，已在台灣社運史上立下難以超越的紀錄。當隨著可見青年世代手持麥克風慷然陳述、或上班族在席地而坐的討論圈中傾耳聆聽，大規模的社會自主動員，使得學生與社運團體從早期的分工進入中後期的磨合。
早在議場確立以學生為發言主體後，即便有少數組織或教授穿梭其中，但學生與社運團體並無主從的階級分界，一開始的策略討論模式是青島濟南兩側的社運組織，不斷從議場所壘起的門障中爬進爬出，一日穿梭多次與學生商討執行。直到議場出現媒體大量進駐自由穿梭後，才另闢至議場外。雖然參與討論者不斷擴增，但群眾與自主力量快速增加，並對行動產生各式想像，是直至318 結束後仍難以化解的難題。也因為如此，運動中期的商討重點開始聚焦在公民自覺的轉換。隨著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等教授在議場內外舞台與街頭，以短講開闢「教室外民主課程」的嘗試後，竟意外引發出街頭審議（Deliberation on the Street）的風潮。街頭民主講堂、街頭與議場同步的審議民主、賤民解放區及大腸花論壇的百花齊放，全是台灣街頭運動史的新創舉，更一舉改變社運的舊式思維與運作模式。
雖然社運團體在318期間全力投入與支援，被迫暫時擱置既定排程，卻也因此機緣，得以向群眾揭露更多除服貿之外的國家失靈佐例。在這24天中，群眾在立法院週邊所接觸到的議題討論，從農運、原運、工運、環運，到性別、文化、統獨，幾已含括社會主要議題。而參與團體的多元性與異質化，將聽眾的視野延伸至各議題的現象與核心，許多小眾議題，在反覆論述中得到更多社會群眾的理解與支持。318之後，反促成更多青年志工與工作者接續投身於社會議題，並產生社運史上新一波的社會連結。
新公民運動的想像
金權政治與權貴結盟造成民主旁落，並非轉瞬而至。318中最震攝人心的口號「自己的國家自己救」，反應出公民自覺的迫切感。離間群眾與政治，已是黨國體制統治下最成功的策略。早期黨國體制透過恐怖統治，讓民眾對政治避之唯恐不及，群眾對政治是恐懼；中期後，台灣雖進入民主化的過程，但「政治歸政治，XX歸XX」的去政治化脈絡，仍持續挑撥群眾的厭惡感，達成人民疏離政治的目的，政治冷漠更成數代人的共同基因。
隨著學生組織的積極參與，傳統社會運動已經發展出全新的路徑。即使既得利益持續將社會運動參與者扭曲為「反社會人格」、「暴力份子」或「盲從者」。但社會運動本身就是自我認知實踐及知識生產的過程，從網路出現大量自製的懶人包、簡易圖解的新式宣傳，原本艱澀的議題轉化為大眾容易理解的話語及圖像，降低社會認知與理解的門檻；又如街頭審議首度從意見收攏的工具性，一躍為社會運動的要角，透過麥克風傳達個人意見，使得參與者從被動員者轉化為發聲者，而角色轉化的鼓動效果也證明能夠捲動出更多的積極公民，因此410離開議場後，公民街頭審議的形式仍持續被應用在各運動場合。
街頭麥克風與網路社群的普及，讓多元意見各自開拓出發聲、傳播與吸引的管道，使得社會運動進入個別自主意識發展與自我組織產生的百花齊鳴，雖然對國家未來發展的想像與詮釋難以齊一，但更多318期間靜坐聲援者，提升成為運動的主動參與者所產生質量改變，已賦予日後公民運動全新的想像。台大社會系教授何明修在《到底什麼是「公民運動」》一文中，給了一個相對「潮」的觀點。他認為，公民運動是透過比較的「潮」方式來包裝與呈現社會運動的策略，它成功地降低了運動參與的門檻、消解了以往加諸在社運的種種污名(暴力、不理性、被政黨操控)，因此帶給執政者更大的壓力。
318一役，意外召喚出人民對於政治參與及監督義務的覺醒，這無疑是運動改造社會最成功的翻轉，韋伯(Weberian)認為「政治權力使用的正當性基礎，是統治與被統治者之間關係的最核心」。從服貿爭議所凸顯黨意凌駕民意的政黨本質，以及代議政治易於挾持的肉票性質，挑戰政治權力已是改變現今金權結構的必經路徑。隨著410退出議場後，學生結合社會力量自組團體接續發動罷免、公投、參政等行動，透過群體組織的結合，召喚更多群眾投身於社會改造的想像，並跨入自我組織的階段，更顯示出當代公民自覺的新風潮-透過自我實踐過程，從觀察者成為運動者。當更多人民轉化為公民，即便這些新興力量未必能立即完成革新，但當前橫生的反政治與經濟民主，勢必面臨愈趨頻繁與激烈的公民挑戰，由學運與社運共構且相互競合的新公民運動，也依舊精彩可期。
作者洪敬舒勞工為陣線工作貧窮研究室主任公平稅改聯盟發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