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國際
引言

      中央政府於六二二全民公投和七一遊行前,首次發表《「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以下簡稱《白皮書》),全面收緊治港政策。若中港關係真的單純如董建華所說「中國好,香港好」,中央政府根本不需要以一次比一次高規格的方式去表述治港立場。回歸以來,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國民教育等明顯以中央考慮為依歸的政策,在港通過及落實均遇到極大阻力。落實國家主權對自由的潛在壓迫,亦同時喚醒港人對民主的訴求。這不免令中央政府意識到,在未將香港再國族化(或是在香港「人心未回歸」)之前落實民主,並不合乎其利益。

      以上事件所呈現的中港矛盾,中央政府固然重視,但從《白皮書》所強調的「警惕外部勢力利用香港干預中國內政的圖謀」可見,中央政府真正擔心的,是對外鬥爭的問題。若留心中央政府一貫的論述,我們不難發現,香港只是被視為「中華民族」的「外延」而非「核心」,更長期被工具化: 政治上,中共在建國前已經打算「充分利用」香港作為對外溝通的窗口,同時意味著外部勢力都在香港活動;1意識形態上,香港一直受西方影響,強調自由、法治和權利。在複雜的政治因素下,港人對中國的情感只流於文化層面,並未有全心全意效忠中央政府;經濟上,中央政府亦不再需要利用香港的經濟助力。今後,香港只需要擔當輔助的角色,甚至如港務辦前副主任陳佐洱所言,香港必須依附中央政府的經濟利益才能生存(太陽報,25/10/2012)。在人心未回歸的情況下,香港的政治運動和選舉也極有可能被外國勢力所利用,干擾中國內政。基於上述思維,中央對港政策只會愈來愈緊。本文的前半部將會探討《白皮書》背後的政治意義,以及中央政府如何在打壓雨傘運動的過程中實踐《白皮書》的治港方針;後半部則回顧香港公民社會的反響,並預測中港關係的轉變。


《白皮書》的政治意義


      《白皮書》有三大政治意義,第一,「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正式名存實亡。《基本法》首兩章除了明文指出香港的主權歸於中央,以及「一國」和「兩制」的並列實施以外,其實未有具體說明香港的主權和治權的關係,這些灰色地帶亦引起了不少紛爭。《白皮書》正是以中央政府的主觀意志演繹這些灰色地帶,裡面特別提到北京不只掌握香港的主權,更對港擁有「全面管治權」:香港享有的高度自治不是完全自治,高度自治權的限度在於中央授予多少權力,香港特區就享有多少權力,不存在「剩餘權力」(residual power)。雖然中央對一國兩制的看法從來都離不開利益和策略盤算,但它一直採取軟硬兼施的治港政策,務求以水銀瀉地式的統戰機器和民族情義團結大多數香港人。由《白皮書》的內容觀之,中央政府對其現實主義的思維模式已不再加以潤飾,甚至發動內地學者(如強世功等)高調評論香港事務。


      第二,《白皮書》特別提及外國勢力,強調「維護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外部勢力不得干預中國內政」。回溯至七十年代末,中共曾經歷重大的論述變更(discourse shift):以愛國主義化解改革開放和中共認授性之間的矛盾。實行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讓中國富強起來;亦只有將社會主義和國家利益結合,中共才有理由和權力繼續去執行國家的意志。正因為香港大部份人不諳意識形態,更加對共產主義有所忌諱,愛國主義就順利成章地成為統一兩岸三地以及海外華人的工具。可是,港人「愛中國」的情感有多重意義:他們雖然認同中國文化,但這種情感與擁護政權並不構成直接關係。因此,這種形式的愛國不能直接成為愛國標準,中央必須為愛國下一個官方的定義:愛國是指支持政治實體及其核心利益,即一黨專政、社會主義道路和領土完整。而愛國主義作為一種政治話語,具備了建構政治現實、建立身份認同、控制公眾期望、隱藏權力、製造矛盾等功能。


      值得留意的是,建立矛盾一直是中共推動革命和管治的重要手段。它善於以樹立敵人提升國家內部的團結性和危機感,或將社會問題諉過於外因:在官方的「國情」論述中,中國飽受列強入侵和凌辱,若非有中共的領導,中國就會再次陷入四分五裂的狀態。《白皮書》再三強調外國勢力的影響,除了團結港人、讓中央打壓政治團體和社會運動時出師有名外,更顯示中央對美國重返亞太政策有隱憂,並對東歐和中亞地區的政治轉變和顏色革命加以警惕。與此同時,中央政府亦以《白皮書》著手處理《中英聯合聲明》遺留下來的問題,即一方面抗議部份英國官員就香港民主問題說三道四,另一方面抺滅港人向前宗主國「告狀」的暇想。《白皮書》更以多國語言發佈,足以顯示中央政府希望向歐美國家發放「中央在港主權不能憾動」的訊息。此外,從2012年十八大報告所確認的「新型大國關係」可見,中央政府必須以攘外治內的方法建立大國威嚴:對內,中央需要解決經濟增長放緩和執政體制內的貪腐問題、對疆獨藏獨問題格外留神,並以一國原則處理台灣和香港問題;對外則必須令周邊國家懾服,以中國利益出發解決南海、東海等主權爭議(中國日報,19/11/2012) 。尤其,國家主席習近平向來都以強硬手段建立其政治威信,他處理香港問題的方法很大機會貫徹始終,絕不手軟。


      第三,中央政府希望透過《白皮書》整合香港的建制派。在經歷2012年的特首選舉之爭後,建制派之間的嫌隙仍未修補,例如被歸類為「唐營」的林大輝,就明顯與現屆特區政府不和。與此同時,在《白皮書》發表之前,建制派就普選問題亦未有一致的立場。在中央的立場而言,香港問題最不明朗的因素,就是在關鍵時刻突然有比較溫和的建制派「轉軚」:2003年基本法二十三條事件中,自由黨和工商界突然背棄特區政府,對中央來說是一大警惕。由此可見,中央政府眼中的中間派,並非溫和民主派,而是溫和建制派。中央作為最後的政治權威,在關鍵時期必須統懾建制派,促使他們配合其強化的治港政策,支持特區政府施政,並在不久將來的政改表決和立法會選舉中全力對抗泛民。


高壓政策下的二元對立


      《白皮書》發表後,人大常委在8月31日就香港普選訂下高門檻框架,成了雨傘運動的導火線。中央政府回應普選訴求的方法,以及建制派的表現,其實正微妙地回應並實踐了《白皮書》所提及的治港立場。與《白皮書》嚴正警惕外國勢力的論調一樣,部份中央官員和官媒將雨傘行動與外國勢力掛鉤,甚至將之定性為顏色革命。何謂顏色革命,在不同學派有不同的看法,但從中亞和東歐的政變模式可見,顏色革命的形成都與社會內部矛盾有關,例如貧富懸殊;行動的組織者多數是社會精英,並以新媒體將事件發佈和動員民眾; 革命爆發前,非政府組織發展蓬勃,當中有團體與外國基金會有聯繫;大部份民眾不信任選舉制度,以烏克蘭橙色革命為例,當時民望較高的親西方候選人尤先科在選舉中落敗,民眾立即以選舉舞弊為由推翻結果;行動強調以非暴力抗爭突顯政權的暴力,並以民主作為號召,作為團結參與者以及對抗政權的基礎(David Lane,2009)。


      在部份中央官員眼中,香港當前的形勢已經接近顏色革命爆發的臨界點。十月中旬,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指單純地以行動的手法和訴求已經可以定性雨傘運動:事件牽涉選舉制度的爭拗,示威者以街頭抗爭方式,甚至以衝擊政府機構、長期堵塞交通要道等方式脅逼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要求全國人大常委會收回已經生效的有關決定,並迫使有關官員下台(星島日報,5/10/2014) 。在接受西方基金會支持這一點上,《人民日報》和其他本地親中媒體指外國勢力介入的證據俯拾皆是,其中,《大公報》更指摘佔中運動曾受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所資助(BBC新聞,20/10/2014)。同樣地,政治局委員汪洋在俄羅斯發表講話時指出:「西方國家支持香港反對派,目的是要在中國推動顏色革命」,他甚至利用香港當前的形勢,促請俄羅斯深化與中國的戰略關係,藉以反制美國。由此可見,部份中央官員已經以「中美博奕」的框架理解雨傘運動(《都市日報》,14/10/2014)。就外國勢力介入的問題上,行政長官梁振英與上述官員的立場一致,他在十月中旬接受亞洲電視的英文採訪時就聲稱,一直以來都有外來勢力介入香港事務,本次並非唯一一次(BBC新聞,20/10/2014)。


      在運動期間,香港工商界亦被進一步統合,甚至罕有地被迫就事件表態。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ism)與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其中一種差別,就是在威權主義之下,民眾依然有權選擇沉默。相反,極權主義的特色在於不斷運動民眾,執政者亦往往強迫和誘使民眾就政治事件作公開表態,如北韓前領導人金正日逝世時,民眾必須公開哀悼,以表忠誠。在當前緊張的政治環境下,香港也出現極權社會般的政治壓力,就連一向以理性形象見稱的行政會議兼立法會成員李慧琼,亦與其前輩曾鈺成的「大和解」立場背道而馳,指佔領行動有外國勢力干預(香港電台新聞,5/11/2014)。值得留意的是,新華社曾經點名批評本港富豪如李兆基、郭鶴年、吳光正等仍保持沉默,不願意就反佔領行動表態,亦未有公開表態支持行政長官梁振英,以及警方處理示威的手法。該報導亦點名批評自由黨黨魁田北俊,指摘他是第一位要求梁振英考慮下台的建制派成員。


      數天後,田北俊旋即被整治,全國政協委員資格更被褫奪。雖然親中傳媒《文匯報》強調「對事不對人」,即根據全國政協章程,全國政協在委員違反章程的情況下,可警告處分或撤銷委員資格,但田北俊是否罪該萬死,絕對值得商榷。事實上,過往也曾經有政協委員犯下類似的錯誤,但政協今次雷厲執法,顯然是「非常時期,非常手法」,有殺一儆百之效,令建制派完全臣服於海獸利維坦(Leviathan)之下。田北俊被處分後,建制派內竟沒有其他聲音,自由黨及田北辰亦立即與田北俊劃清界線界線,田北辰更指其兄長「不認真走建制派這條路」(BBC新聞,29/10/2014)。可見,中央除了不想讓人產生任何不支持梁振英的懸念,亦想藉田北俊事件證明《白皮書》所訂下的治港原則並非紙上談兵:它是一些實實在在、必須恪守的方針。在建制派被迫跳「忠字舞」的政治氛圍下,香港正式進入一個二元對立、敵我矛盾的時代。


雨傘運動: 成也自發、敗也自發


      中央收緊治港政策後,香港公民社會的反抗行動可謂一觸即發。這一節我們將會分析雨傘運動的特性,以及運動與香港政治文化的關係,藉此探討香港民主運動的前景。與台灣的太陽花學運、馬丁路德金的民權運動不同,雨傘運動並不針對特定的政府部門、政策或法例,在策略上稱之為間接公民抗命(indirect civil disobedience),即透過罷課和堵路等方法間接增加政府的管治成本,從而逼使政府回應公民社會對普選的期望和訴求。無疑,雨傘運動踏出了重要的一步,衝破了一些既有的社運模式和規範:


      第一,抗爭手法由溫和轉趨激烈。誠然,過往較為溫和的表達模式已經失效,梁振英政府明顯已對這些慣常的方法產生抗藥性,對示威者的訴求已經置若罔聞,甚至以更加高壓的手段對付和平示威者,例如出動大型胡椒噴霧驅散群眾。可是,激進泛民如社民連過往在議會內外卻得不到社會上大多數人的同情。他們曾多次以拉布、衝出馬路和肢體抗爭的方法表達訴求,卻被部份傳媒和公眾標籤為暴民、 不守規舉。然而,《白皮書》的發佈、人大就香港普選所訂下的框架,以及警方施放催淚彈等行徑,已超越香港人的底線,尤其是年青人更加不甘於現狀,他們被迫以更激進的方法表達訴求。可見,壓迫和對抗的力量是成正比。


      第二,與每年舉行的七一遊行和六四集會相比,雨傘運動的參與者明顯付上了更大的成本。由於雨傘運動乃非法集會,參與者隨時會被檢控,他們亦需要面對警方突如其來的清場行動,以及反對人士的滋擾。無論是在風險承擔、持久性,或是社會成本而言,雨傘運動都有別於以往「遊行過後、生活依舊」的境況。第三,雨傘運動強調群眾的自主性和政治效能感(political efficacy) 。[2] 這種強烈的自主性與市民自發反包圍警察有莫大關係:九月二十八日,學民思潮和學聯發動重奪公民廣場運動,進入廣場的學生被警察包圍後,在場市民立即以反包圍的方式避免警察增援,並在網上呼籲更多市民出來保護學生。清場後,學生領袖因為被捕而未能繼續指揮行動,示威者唯有靠自發、即興和克制的方式牽制警方的部署,更迫使警方以催淚彈清場,贏盡國際的掌聲。正因為運動初期的勝利,示威者自然將自己視為運動的主人翁,這種心情實在不難理解。


      作為香港民主運動的里程碑,雨傘運動的定位和行動模式到底與香港的政治文化有甚麼關係?八十年代末,社會學學者劉兆佳曾經以功利家庭主義(utilitarian familism)形容香港的政治文化:在中國文化底蘊和資本主義的雙重影響下,市民普遍將家庭利益凌駕於社會利益之上;他們對政治漠不關心,除非社會議題直接影響家庭利益。劉兆佳更以低度整合來形容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即市民傾向不信任街外人,更遑論以集體行動表達訴求(Lau,1981)。劉兆佳的論述在香港學術界一直被視為權威學說,直至學者Michael DeGolyer和Janet Lee Scott以文章 "The Myth of Political Apathy in Hong Kong" 補足劉兆佳的說法。他們認為香港七十年代的基層政治活動(grassroots participation)不能被忽視,因為這些運動在諮詢架構外推動港英政府的社會改革,並為八、九十年代的政治參與定下基礎。


      後來,學者林蔚文亦指出,「政治冷感」一詞未能完全涵蓋公民社會的複雜互動和心理狀態:政治上的行動主義(political activism)其實一直存在於香港的公民社會 ,但在去政治化(depoliticization) 的牽制之下,香港的社會運動無論在規模、強度和整合的程度也受到限制。「去政治化」泛指政府遏止政治參與的手段,例如以經濟政策回應政治問題、矮化政黨政治;在政治文化上,市民亦經常刻意與政治保持距離,例如極力否定自己的行為(如工會活動)與政治有關。在去政治化的影響下,普遍香港人對政治的想像都流於狹隘,亦抗拒政黨動員和集體行動。加上六七暴動的陰影,暴力已成為社會的頭號禁忌,港人自此提防較為激進的政治表達手法,甚至標籤一些走在前線的社運人士為「滋事份子」,指摘他們破壞社會穩定和諧(Lam,2005)。


      以林蔚文的分析框架,香港的社會運動大多抗拒政黨動員,這種說法後來亦得到其他學者印證。就相同的問題,《明報》曾經在十月中以問卷調查訪問雨傘運動的參加者,並邀請學者蘇鑰機分析有關數據(《明報》,24/10/2014)。蘇鑰機指出,逾半受訪者自稱並無支持任何政治組織或政黨,反映佔領運動並非由政黨動員。這種自發的模式的確為雨傘運動帶來了不少好處,尤其在運動初期,特區政府依然以「由上而下」的組織方式去理解雨傘運動,即透過捉拿和打擊行動的領導者(如黃之鋒和周永康),令群眾自然退場。政府亦曾經要求佔中行動的發起人叫停運動,但後來的局面已不是原來的發起者所能指揮。這種「我只代表我自己,我就是自己的大會」的態度,同時是運動不明朗的因素之一。雖然政黨和政團在市民心目中的地位一向也不算高,政黨在近十年的社會運動中亦一直落後於形勢,但過往較為成功的社會運動(如反國教)都由民間團體帶領群眾。觀乎雨傘運動的發展,現時已沒有民間團體和領袖可以完全代表和駕馭運動,大部份嘗試為運動提供方向的人或團體都會被標籤為「領功」和「騎劫」群眾。學聯在行動上擔當了比較重要的角色,主要因為在去政治化的思維下,學生的形象比較純潔,較容易引起廣泛的同情。


      矛盾的是,這種「去團體化」的思維卻遇上社運的路線之爭,即所謂的「社運左翼」和「右翼/本土派」派系鬥爭,令運動同時出現極端政治化的現象。左右兩翼在中港融合的議題上分歧外,亦對於所謂「和理非非」的社運傳統有南轅北轍的想法。3如果這個內耗的局面持續甚至激化,公民社會就更難團結一致與中央政府角力或談判。當下,香港最需要是一個能夠團結公民社會的團體或領袖,將左右的分歧收窄。但這並不代表兩個陣營將會合而為一,我們需要的只是一種左右聯盟的關係,這種關係可以是暫時性的,並以共同利益作為聯盟基礎。假如在未來關鍵的二、三十年過去前(即中英聯合聲明中的「五十年不變」),香港公民社會的分歧仍未能縮窄,情況只會更加堪虞。


      觀乎整個社會對運動的看法,更見林蔚文所說的行動主義與去政治化之間的矛盾。香港社會同時展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政治面貌:一方面,雨傘運動的訴求屬後物質議題,明顯超脫了劉兆佳口中的物質主義和功利傳統;雖然非暴力抗爭依然是社會的最大共識,但在被動的情況下以肢體抗爭(如拉鐵馬、堵路和築起人鏈)的方法爭取更多示威空間,似乎已開始被更多人接受和採納。另一方面,建制派一如既往以平衡團體/平衡運動(parallel organizations/ parallel movement)動員反對者,並繼續以經濟利益、奉公守法等框架去衡量這場運動的得失。社會撕裂持續,無論對於雨傘運動本身,抑或是整個民主運動的發展都是一個變數。正因為間接公民抗命在短期內並未對政策構成直接威脅,同時亦為社會帶來不便,參與者更加需要得到社會上大多數人的支持和體諒。佔領行動的時間愈長,就愈容易失民心,更會令一些剛剛覺醒的人對民主運動失去信心。



中港關係與香港民主運動的前景


      由以上的討論可見,在中央政府劍拔弩張,而香港公民社會極力維護「兩制」的情況下,未來的中港關係只會愈趨緊張。雖然雨傘運動與顏色革命的成因和行動模式的確有相似之處,雨傘運動的目的並非推翻中共政權,中央官員動輒把事件升級至革命和「中美博奕」的層次,根本無助化解中港矛盾。此外,高門檻選舉雖然能夠令中央政府安心,但卻不能令香港社會安心,假若中央繼續將中港關係視為零和遊戲,其治港成本只會增加。至於香港民主運動應該何去何從,泛民陣營除了解決當前的內部問題外,還必須將民主的理念和對民主的堅持擴展至現時的陣營之外。雖然某部份的泛民人士會認為當下「民主已遍地開花」,然而,實質的論述建構是必須的。要達到上述的目標,我們不能迴避兩個重要問題:


      (1) 對大部份人來說,民主依然是過於抽象。根據過往的經驗,在嚴重政策失誤、官員失言或是經濟低迷的情況下,社會才出現大規模動員。有鑑於此,民主論述必須和香港人的實質利益(即劉兆佳所說的家庭利益、民生問題、生活質素等) 連繫起來。泛民政黨亦需要深刻反省過往於民主運動上的角色,必須停止一些流於形式化的口號,在組織和政治教育上不可再落後於形勢。由於政黨能夠同時代表多種訴求,並擔當公民社會眾多組織與政府間的一道連結,它在民主運動上的作用不可劃缺。歸根究柢,泛民陣營絕不能將自己邊緣化,把自己變成少數。只有透過團結和整合大多數人,甚至把溫和建制派也拉過來,香港的民主發展才會有一視生機。


      (2) 未來很長的一段時間裡,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問題將會是重要議題。就「我們是誰」這個問題,台灣社會早就有所思考和自覺,香港人卻一直欠了自己一個答案。自殖民地時代以來,香港人都被塑造為經濟動物,社會學學者呂大樂曾描述香港七十年代那種經濟成就為主的本土論述為「淺薄的香港意識」(呂,2007)。他認為這是一種缺乏中心的香港意識:它既非對抗權威、亦非既有文化延續,這種薄弱和「實際至上」的意識更一直被制度吸納和貶抑,在社會上亦難以凝聚共識。香港如何擺脫殖民和再殖民的命運,模塑並實踐具有歷史厚度的主體性,是雨傘運動的後續。除了在中港關係上找到自己的主體性外,也有學者以地緣政治角度為香港尋找另一條出路:既然中央政府純粹用利益的角度評估香港的價值,香港就更加應該在全球找到自己的立足點。香港既非中美的角力場,也絕非中央政府實現其統治術的被動對象,而是一個能夠掌握自身命運的主體。無論我們樂見與否,這一代人將見證一次重要的社會變遷,尋找屬於自己的價值。

作者林緻茵為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博士


參考資料:


1. DeGolyer, Michael, Scott, Janet Lee (2003), "The Myth of Political Apathy in Hong Kong," in Hong Kong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Sing Ming (ed.),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373-386.


2. Lam Wai-man (2005), "Depoliticization, Citizenship, and the Politics of Community in Hong Kong", Citizenship Studies, Volume 9, No. 3, pp. 309-22


3. Lane, David (2009), "‘Coloured Revolution' as a Political Phenomenon", 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ies and Transition Politics, Volume 25, Issue 2-3, pp. 113-135


4. Lau Siu-kai (1981), "Chinese Familism in an Urban-Industrial Setting: The Case of Hong Kong.",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Volume 43, Issue 4, pp.181-196


5. Law Wing-sang (1998), ‘Managerializing colonialism', in Kuan-Hsing Chen (ed.) Trajectories: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pp.109-121


6. 呂大樂(2007年),《唔該,埋單!》,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7. 陸恭蕙(2012年),《 地下陣線: 中共在香港的歷史》,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


8. 〈陳佐洱:港獨蔓延似病毒〉(2012年10月25日),《太陽報》,網址:http://the-sun.on.cc/cnt/news/20121025/00407_021.html,2014年11月6日瀏覽


9. 〈十八大報告全文英漢對照〉(2012年11月19日),《中國日報網》,網址:http://www.chinadaily.com.cn/language_tips/news/2012-11/19/content_15941774.%20htm , 2014年11月6日瀏覽


10. 〈汪洋︰中俄深化關係 回應西方撐港顏色革命〉(2014年10月14日),《都市日報》,網址:http://www.metrohk.com.hk/?cmd=detail&id=248185 , 2014年11月6日瀏覽


11. 〈中央全力支持梁振英 張曉明指「佔中」仿效顏色革命〉(2014年10月15日),《星島日報》,網址:http://news.singtao.ca/toronto/2014-10-15/hongkong%201413355237d5280829.html , 2014年11月6日瀏覽


12. 〈過半人自稱無政黨 兩成較支持激進派〉(2014年10月20日),《明報》,網址:http://specials.mingpao.com/cfm/News.cfm?SpecialsID=137%20&News=8ab9149%20f23750540e8fe411732d47722acdc4d613276542c808c1979aa76640d8a82 , 2014年11月6日瀏覽


13. 〈佔領中環:人民日報報系呼應外來勢力論〉(2014年10月20日),《BBC中文網》,網址: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china/2014/10/141020_%20hong%20kong_occupy_foreign_forces , 2014年11月6日瀏覽


14. 〈田北辰:中央未將其兄打為「反對派」〉(2014年10月29日),《BBC中文網》,網址: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china/2014/10/141029%20_hong%20kong_beijing_cppcc_james-tien , 2014年11月6日瀏覽


15. 〈田北俊冀和平理性解分歧〉(2014年11月2日),《大公報》,網址:http://news.takungpao.com.hk/paper/q/2014/1102/2809555.html , 2014年11月6日瀏覽


16. 〈佔 中 被 指 有 外 國 勢 力 介 入   李 慧 琼 : 相 信 的 就 看 到 證 據〉(2014年11月5日),《香港電台新聞》,網址:http://rthk.hk/rthk/news/expressnews/20141105/news_20141105_55_1051325.htm,2014年11月6日瀏覽


17. 〈香港觀察:APEC 帶給佔中人士的視野〉(2014年11月12日),《BBC中文網》,網址: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hong_kong_review/%202014/11/%20141112_hkreview_apec_occupy_central , 2014年11月12日瀏覽



註解

1.中共奪取政權之初,曾經提出「充分利用、長期打算」的特殊政策,所謂「長期打算」,就是不急於收回香港主權,以達到「充分利用」香港的地位和作用,藉以吸收西方科技,並收集各種情報。由此可見,中央政府一直以來都是以國際戰略的角度考慮治港方針。見陸恭蕙(2012年), 《 地下陣線: 中共在香港的歷史》,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


2.政治效能感有兩個面向,內在效能感 (internal efficacy) 指個人相信自身的參政能力,外在效能感(external efficacy)是指個人相信政府機關會回應其政治訴求。

3.「和理非非」是一個香港政治術語,全稱為「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帶有諷刺意味,指溫和泛民主派(尤其民主黨)「打不還手」的抗爭模式。事源於零六年起,激進泛民如社民連和人民力量引入全新議會內外抗爭模式,民主黨刻意與其劃清界線,指其言行過於激進、粗鄙。「和理非非」除了和泛民內部的分裂有關,亦與社運界的本土派和左翼鬥爭相關,前者認為後者「和平理性」的社運方式已使用多年,卻未見成效,建議用更激進的方法(如衝擊警方防線) 抗爭。

最近更新: 2015-02-02
回上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