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灣有事論」與中國對應

2025年10月21日，日本眾議院舉行首相指名選舉，自民黨總裁高市早苗得票過半，當選日本第104任首相，成為日本史上首位女性首相。自詡為安倍晉三繼承人的高市早苗，重視台日關係對日本的重要性。在外交與安全保障政策上，高市早苗傾向現實主義思維，主張必須強化日本的防衛能力；而日本也應該在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區，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

主要國家領袖與日本股市，分別對高市內閣的自主外交以及「早苗經濟學」路線，給予了「熱烈歡迎」。日本「重要鄰邦」的中國，則是關注高市早苗的防衛政策與對台關係。2025年10月31日，高市早苗首相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場邊會談中，確認將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被視為日中關係融冰的訊號。

然而，高市早苗在峰會期間與台灣APEC代表林信義會晤並分享合影，中國認為此舉違反了「一個中國」原則，對日本提出抗議。其後，在2025年11月7日的日本眾議院預算委員會上，立憲民主黨的岡田克也針對「台灣有事」是否符合《事態對處法》的「存立危機事態」進行質詢。高市早苗最初以官方立場迴避了這個問題，但在岡田克也的不斷追問下，高市早苗回應：如果真的發生武力攻擊，構成存亡危機事態的可能性很高，這是根據法律條款文本的合理解釋。

「台灣有事論」主要源於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卸任後的發言。安倍晉三於2021年12月1日提出「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論述，認為台灣海峽的安全局勢與日本息息相關，如果「台灣有事」（即台灣海峽發生戰爭），日本勢必受到波及；在日美安保體制之下，日本將啟動包括行使武力在內的相關防衛機制。

高市早苗的「台灣有事」發言，引發了日本國內與國外的諸多討論。日本國內的部分媒體與在野黨，抨擊高市早苗發言進輕率且具挑釁性。而中國駐大阪總領事薛劍在X（Twitter）轉發該新聞時，強烈批評並配以「斬首」一詞，引發日本政府強烈抗議與民間憤怒，進而演變成嚴重外交事件。

之後，中國定調此一發言為粗暴的內政干涉，乃自2025年底至2026年初，採取了一系列軍事、外交、經濟的威脅與制裁措施。首先是軍事威脅，除了在黃海舉行大軍事演習與實彈射擊之外，也在釣魚台（尖閣諸島）周邊海域以及沖繩島東南方向海域進行滋擾與挑釁。其次是外交反制。中國取消多項既定的外交活動，包括原定於2026年初在日本舉行的中日韓首腦會議。其三是經濟制裁。包括對前往日本旅遊與留學發出警告，對日本水產品實施全面進口停止措施，加強對日本的「軍民兩用物項」出口管制，管制清單涵蓋稀土、化學品、無人機、電信及核能技術等共1,005項品目。

二、「台灣有事論」與日本政局發展

2026年1月23日，高市早苗於例行國會之初，宣布解散眾議院。戰後至今，日本共出現26次眾議院的解散選舉。而在國會開議之初即宣布解散眾議院共有4次：分別是1966年（佐藤榮作首相）、1986年（中曾根康弘首相）、1996年（橋本龍太郎首相）以及2017年（安倍晉三首相）。

高市早苗宣布解散眾議院，主要有下述兩大考量。第一，延續高支持度的政治紅利，鞏固長期穩定政權。從日本政局的角度來看，在高市內閣氣勢最強時，透過改選將「支持率」變現為「議會席次」，使政策思維能更順暢地獲得國會立法支持，奠定未來數年的長期穩定執政。

第二，防範未來的潛在衝擊，執行風險規避的「短期決戰」。高市早苗察覺因「台灣有事論」而引發的日中關係惡化，以及可能形成的經濟影響與地緣政治風險。在不可控的負面變數發生前，透過解散選舉，確保在局勢生變之前完成權力布局。

2026年2月8日舉行的日本第51屆眾議院選舉，高市早苗率領的自由民主黨獲得了歷史性的重大勝利。自民黨在總數465席的眾議員席次中，超過三分之二的316席，單獨跨越眾議院的修憲門檻。加上友黨日本維新會的36 席，連立政權總席次達到352席，幾乎占眾議院總席次的四分之三。

取得強大民意授權的高市早苗，於2026年2月20日，發表了第221屆國會總理大臣「所信表明」（就職演說）。與2025年10月24日的第219屆國會所信表明演說相比，高市早苗的演說內容從28分鐘增加到48分鐘。而外交與國防的相關內容，則是從原本的4分半，增加到7分鐘。

其中，國內外高度關注的日中關係，2025年10月的所信表明，相關內容四平八穩，呈現出日本外交立場的「一貫性」。除了說明中國是日本重要的鄰邦，有必要構築建設性且穩定的關係之外，也強調日中之間也存在著包括經濟安全保障在內的安全問題。未來將透過日中首腦對話，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

在2026年2月的所信表明，相關內容多了高市早苗戰略思維的主體性。一方面承襲既定的立場（如構築建設性且穩定的關係、推進戰略互惠關係），另一方面強調從國家利益出發，明確標註「高市內閣」的方針，帶有個人的思維風格與保守色彩。

三、戰略清晰還是模糊

依據日本的《事態對處法》與《平和安全法制》的規定，日本自衛隊在國家面對武力攻擊事態、存立危機事態時，可以出動並行使武力（反擊）。其中，武力攻擊事態是日本遭受武力攻擊時，所行使的個別自衛權。而存立危機事態是與日本有密切關係的他國遭受武力攻擊，進而威脅到日本的國家生存，所行使的集體自衛權。

關於「台灣有事」是否屬於存立危機，是否符合日本自衛隊出動的事態，日本政府的統一官方見解是：是否構成「存立危機事態」，必須在事件發生時，根據攻擊的規模、樣態及對日本的影響進行「綜合判斷」。而部分政治人物如安倍晉三、麻生太郎等人，則是主張可認定為存立危機事態。而以首相身分在國會答詢中認定「台灣有事」有可能構成存立危機事態，高市早苗是第一人。

高市早苗上任後，無論是在APEC與台灣代表林信義合照，還是在國會關於「台灣有事」的發言，呈現出其在安全保障與日中政策上的重大轉變。過去，日本在台灣海峽安全議題上，其反應與行動是「清晰的」，即日本不會介入台灣海峽安全議題。日本政府重要成員不僅在言論上避談此一議題，日本自衛隊進行的各項演習與選擇的活動場域，也避免讓中國產生「誤會」。

安倍晉三擔任首相時期，以修正安保法制的方式，在制度上鬆綁了日本自衛隊在台海安全議題上的限制。而從其任內開始連續13年增加的防衛預算，以及安倍晉三自2016年建構的「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戰略，大大強化了日本在台灣海峽安全議題上的因應能力。

高市早苗首相在「台灣有事」上的發言，最重要的轉變是把此一議題從原本的政治說詞，轉化為法律應用討論，為日本在台灣海峽安全議題上創造了「戰略模糊」。也就是說，日本不再是「不會介入」，而是「有可能介入」。透過台灣海峽安全議題的戰略模糊建構，不僅讓日本擺脫了旁觀者角色，也對東亞安全局勢帶來正面的影響。

眾所周知，針對台灣問題，中國過去以來只與美國進行交涉。這是因為，美國透過其亞洲戰略與《台灣關係法》，建立了符合美國國家利益的戰略模糊。另一方面，中國與日本之間的重要議題，始終圍繞著東海領土爭端與歷史問題（如歷史教科書、靖國神社參拜）。台灣海峽安全乃至於台灣議題，極少列入中日兩國互動的議程。然而，從高市早苗的「台灣有事」發言，以及中國對日本的激烈反制措施來看，日本已逐漸成為中國處理台灣問題時，除了美國之外的另一個交涉對手。

四、東亞安全的未來發展

「台灣有事論」，為東亞安全與帶來四項重大的變數。第一，中國再度因為政治的理由，行使經濟武器，進一步讓東亞各國警惕中國的風險。2010年的東海海域撞船事件後，中國暫停向日本出口稀土，對日本科技製造業產生了嚴重衝擊。本次的「台灣有事論」，中國再度對日本行使經濟與貿易制裁，包括限制稀土出口、觀光客訪日等。中國以政治理由行使經濟武器的作法，讓曾經受害的日本、韓國與台灣，深刻意識到過度依賴中國的危險性。

第二，未來的日中關係，將會圍繞著以台灣問題為主的「一個中國原則」進行互動。過去，日本對於一個中國原則而採取的「一個中國政策」，傾向以「北京解釋」來處理台日關係。但高市早苗則是強調以「東京解釋」作為台日關係的基礎。換言之，本次台灣有事的論述，被中國視為一種解釋權的挑戰；之所以採取強硬的因應措施，是擔心日本的作法引發東亞各國的仿效。

第三，「台灣有事」已不再是假設，而是日本防衛預算與裝備的核心。2026 年起，為強化反擊能力（standoff defense），日本一方面增產射程可達900公里以上的「12式陸基反艦飛彈」延伸型，並正式部署「戰斧」巡弋飛彈，強化對中國的嚇阻力。另一方面則是在沖繩、石垣島、與那國島擴建飛彈基地與彈藥庫，提升民用港口與機場的軍事轉換速度，以因應第一島鏈的防禦缺口。

第四，日美同盟性質，將逐漸從攻守分工轉為攻守合一。傳統上美軍為「矛」（攻擊）、日本為「盾」（防禦）的安全保障分工，隨著日美雙方已建立「常設性合同指揮機制」，日本的角色已從「後勤」轉向「作戰協助」。在2026年的演習中，日美已實現情報監控與打擊目標的即時共享，確保在台灣有事時能夠「瞬時反應」。

值得注意的是，「台灣有事論」除了影響東亞安全之外，也直接改變了台日關係的發展。整體而言，高市早苗執政後的台日關係，將逐漸從「事務性交流」向「戰略一體化」的結構性轉型。結合安倍晉三戰略思維，以及「台灣有事論」的影響，高市早苗政權下的台日關係，將呈現出以下三大新趨勢。

首先，從共享價值觀的重要友人，轉變為戰略夥伴。有鑑於台灣在地緣政治、半導體供應鏈的關鍵地位，台灣被納入日本主導的「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成為維護供應鏈韌性與印太秩序不可或缺的夥伴。而台日關係也將朝向經濟安全保障、軍事情報等面向的合作發展。

其次，台日關係的戰略主導權，由官僚轉向「官邸」。高市早苗推動成立「國家情報局」，旨在打破省廳藩籬，強化對台灣海峽與日本周邊情資的蒐集與研判。這意味著，台日關係將徹底脫離過往外務省官僚體系的經濟與領務框架，成為由首相官邸主導的日本國家安全保障會議（NSC）核心議程。

最後，區域防禦架構的「多邊網絡化」。高市內閣以日得安保體制與台日關係為軸心，強化日美菲及日澳間的安全保障聯動，形成對中國的多面向嚇阻。這種新趨勢使台灣議題不再僅僅是兩岸問題，而是決定東亞安全秩序與日本大國地位的戰略焦點。

 

 

 

 

 

作者 李世暉  為主任國立政治大學安倍晉三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