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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佈:2015-11-18
二零一五年四月十四日,二零一八年世界盃亞洲區外圍賽暨二零一九年亞洲盃外圍賽第二輪賽事在吉隆坡進行了抽籤,被編在B組的有中國、卡塔爾、馬爾代夫、不丹和香港。在所謂「中港矛盾」愈來愈激烈的時空下,香港隊跟中國隊同組自然引起政治聯想。但真正關心球賽的本來也只是為數不多的香港隊球迷。意想不到的是,到六月十一日香港在主場面對被視為B組最弱的不丹時,旺角球場約六千張門票竟然全部售罄,而且五天後香港對馬爾代夫一戰也是座無虛席。
這兩場賽事開賽前,都有現場的香港球迷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義勇軍進行曲》發出噓聲。[1]噓聲除了帶來國際足協的警告信外,也令人擔心香港隊在九月三日作客深圳挑戰中國隊時會否出現雙方球迷衝突的場面。最後球迷衝突沒有發生,場內則出現了香港隊成功逼和中國隊的一幕。筆者當晚在深圳觀戰後回到香港境內就用智能手機打開自己的面書帳戶,發現平日完全不理足球的人都為香港隊而著迷。翌日的香港報章(不論是甚麼政治立場)都視中港大戰為最重要的新聞之一。這種對香港隊的熱情,自上世紀八十年代後就沒有再出現過。但足球作為在香港極具群眾基礎的運動,多年來都與香港的政治格局和華人居民的身分認同息息相關。
反殖和國族認同
在二十世紀早期,華洋之爭就是香港足球界的主旋律,這反映著華人希望藉足球運動挑戰殖民地統治者的權威。戰後五、六十年代有英國球隊訪港時,不時也會引發華人球迷表現反殖情緒,在1961年和1969年更曾因為小騷動。當時香港亦號稱「遠東足球王國」甚至是「亞洲足球王國」。在香港踢球的一流華人球員多代表退守台灣的中華民國參加國際賽,並在1954年和1958年兩屆亞運會拿下金牌。在1963年和1965年,由香港球員組成的中華民國隊亦奪得當年是亞洲球壇重要賽事的默迪卡盃冠軍。這支戰績彪炳的球隊無論在香港還是在東南亞的華僑社區,都有為中華民國政府爭取華僑民心的功能。雖然香港自1954年亞運會起就開始派隊參加國際賽,但在香港出版的親國民黨報章都傾向以中華民國本位而非香港本位來報道和評論國際賽事。這亦反映出,當時香港作為難民社會、大部分華人居民都在中國大陸出生,故此國族認同比對香港殖民地的認同重要得多。「香港人」三字並非能觸動華人居民情感的概念。
七、八十年代的本土意識
「香港人」意識的冒起,一般認為七十年代是關鍵時期。[2]自中共立國後,中港邊境實施嚴格的邊境管制,到七十年代已有逾二十年。兩地交往大幅減少,而且長期在不同政權的管治之下,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都有重大差異。再加上新一代的香港華人大多在香港出生或者年紀很小就已在香港生活,他們對中國的認同感自然難與上一代比較。
身為足球迷的香港著名社會學家呂大樂曾提到,足球在七十年代香港意識形成期間也有一定的角色。自1971年默迪卡賽後,台灣已沒有再徵召香港華將代表中華民國參賽。換言之,再沒有另一支球隊跟香港代表隊在國際賽上爭奪香港足球迷的認同。呂大樂特別提到1975年的一場球賽。那一場球賽是香港對北韓,比賽地點是香港政府大球場。勝方可取得出席1976年亞洲盃決賽週的資格。當晚香港政府大球場全場爆滿。結果雙方上演了一場極度戲劇性的賽事。港隊在落後兩球下追成平手,並一度在加時階段反先三比二。但最後北韓取得入球追成三比三,雙方互射十二碼球至第十四輪始能分出勝負。雖然香港隊黯然出局,但呂大樂認為該場賽事「可能是大眾為香港代表隊打氣的一個開始」。[3]
在七、八十年代,另有兩場香港隊賽事令到香港踢的風頭一時無兩。一次是1977年舉行的世界盃外圍賽第一圈賽事。香港隊在決定性一仗作客新加坡小勝一比零奪得小組冠軍。該場賽事有電視直播,是當日香港的頭等大事。球員凱旋時,近千名球迷到機場迎接。1989年5月19日,香港隊在世界盃外圍賽作客北京以二比一取勝,得以壓過主隊出線第二輪賽事。和1977年的情況相近,這場「五一九之役」令到翌日啟德機場人山人海。
「五一九」時,中英聯合聲明已經簽訂,即香港已經鐵定將於1997年7月1日回歸中國統治。而觀乎當年不同立場的報章報道和評論,令球迷欣喜若狂的主因是港隊贏得出線權,對手是中國隊似乎並不是太過重要。事實上,雖然香港認同可能在七、八十年代時可能在不少香港市民的心目中比國族認同更重要,而且香港和中國大陸在經濟制度和文化差異帶來的香港人優越感是建立香港認同的重要基礎,但這不代表「中國情懷」在香港正在快速消退。支持八九民運、在1991年華東水災時踴躍捐輸、1996年的保釣風潮,都說明香港的主流意識認同文化中國而且對生活在大陸的中國人有強烈的同胞手足之情。但同時在八、九十年代的港產片和電視劇中,又有無數標籤大陸人為落後、不文明的例子。香港華人對文化中國帶著複雜的情感,但大多無法認同政治中國(即中共)。六四慘案令原本因為六七暴動(香港的親中共人士多稱為「反英抗暴」)等因素而抗拒政治中國的香港市民在回歸前夕有更大的抗共和反共情緒。
被看不起的香港足球和短暫的中國隊熱潮
「五一九」後,香港代表隊在正式國際賽的成績愈見低落,非球迷對港隊自然不再關心。儘管九十年代中曾試過有兩場本地賽事錄得近三萬人入場的紀錄,但隨著電視台直播歐洲頂級足球賽事的次數愈來愈多,本地賽事的入場人數在九十年後末銳減。在報章上,本地足球所佔的版面也愈來愈少。除了2009年香港隊以東道主身分贏得東亞運動會男子足球金牌外,能令香港足球上到頭版的消息多數都是負面新聞。
在這段期間,本地足球不但淪為香港的小眾娛樂,甚至被不少香港人瞧不起。2003年,星光熠熠的西班牙球隊皇家馬德里訪港作表演賽。當主隊(當晚的主隊由香港代表隊加上數名來自大連的援將組成)球員在賽前到草地熱身時,有觀眾竟因為不滿意在他們面前熱身的不是客隊而向主隊球員喝倒采。足球吸引人是因為世界級球星節魅力,與本土情緒沒有多大關係。
在皇家馬德里訪港前一年,中國隊首次出席世界盃決賽週。中國大陸的足球一直都不受香港市民注意。但奇怪的是,當年街頭上滿是穿著「中國加油」T恤的人。2002年世界盃決賽週香港區的轉播權由收費電視台有線電視奪得,不少家中沒有有線電視的市民都抱怨無法觀看中國隊賽事。為回應民意,政府就安排在香港大球場和沙田馬場播放中國隊分組賽的第二和第三場賽事。結果有近三萬人到大球場看中國對巴西。中國對土耳其一戰在平日下午舉行,也有約一萬七千人在大球場和沙田馬場觀戰。雖然這陣「國足熱潮」隨著中國隊在世界盃三戰皆北而迅速消失,但當年不少香港人都為中國國家隊成功衝出亞洲而感到高興,足證國族自豪感在坊間沒有太大爭議。對《義勇軍進行曲》喝倒采在那時是無法想像的事。
本土意識的轉化
九十年代末的東亞金融危機和二零零三年的「沙士」疫症,令到香港經濟蕭條。同時,首任特首董建華硬推國家安全條例立法,令民怨更深,終爆發2003年五十萬人參加的七一大遊行,市民強烈要求董建華下台。當年不少輿論都將七一大遊行視為中產階級的民怨大爆發。這或許解釋了為何之後北京的所謂「挺港」政策,不少都帶有穩住中產(在香港,擁有自資物業是中產階級的重要象徵)利益色彩。簡單來說,北京和香港特區政府都視區域融合為香港經濟的出路。具體政策則包括放寬中國大陸的資金南下香港和開放遊客到香港(最重要的是「自由行」政策)。這些政策對推高香港房地產、股票、店舖等的價值都有刺激作用。有資產者可以享受資產增值的好處,但低下層市民和年青人卻難以感受到自身的生活因此提升。市民的生活條件沒有顯著改善,而城市空間隨著旅客增多而改變。在這背景下,本地市民和大陸旅客的矛盾往往被演繹為族群衝突。
這種對大陸人不滿的情緒近年因為本土社會運動的興起而得到了進一步政治化的可能性。事實上,八十年代以來的香港民主運動都有強烈的本土色彩。正是那種強烈希望保持香港和大陸的差異(尤其是香港相對自由的環境)的意識,令民主派在香港可以得到主流民意的認同。國家安全條例的爭議能在2003年成為民怨的爆發點,也與這心理不無關係。但這種政治上本土意識到近年卻起了變化。原本和「香港人」身分緊扣的是「自由」、「法治」等價值,但現在「本土」一詞本身已經成為社會運動中一個重要的圖騰,其內涵也變得更多元化。
「本土」一詞能在社會運動中大行其道,源於二零零六、零七年發生的保衛天星碼頭、皇后碼頭運動。當年運動的主要組織者以「本土行動」的名字自居,認為政府要拆掉碼頭是消滅「本土」的行為。「本土行動」的組織者想所說的「本土」是一個開放的本土,他們接納不同族群、不同來源地的人。然而,香港人的本土認同始終具有自視比大陸人優越的元素。隨著區域融合帶來的社會問題和矛盾,而中國大陸的經濟增長(儘管和香港一樣,是一種分配極不平均的增長)又帶來一種自視為強國的民族主義情緒,對文化中國的認同和那種同胞手足之情迅速減退。與此同時,回歸初期政治中國在香港較正面的形象,亦因為中共近年的強硬態度和在香港普選議題上幾乎寸步不讓而受到重創。2014年9月28日香港警方出動催淚彈鎮壓爭取普選的民眾和歷時七十九天的佔領運動令到不少香港市民對中國的離心更大。不少沒有經歷過八九民運的一代不再將文化中國或者者中國人民和政治中國區分起來,視大陸人和中共同為香港的敵人。今時今日,一般在香港被視為「本土派」的已不再是當年「本土行動」的核心人物,而是強調香港人優越感的組織和人士。[4]簡單來說,近年冒起的本土派,其理念是以排他、抗拒中國大陸的一切為基礎,與「本土行動」的開放本土完全是兩回事。
海報風波
這種身分認同和情感上的轉變不代表香港隊熱潮能自動出現。香港男子足球隊重新成為全城焦點跟中國足協的一張海報不無關係。2015年6月初,中國足協針對和中國隊同組的四支球隊製作了四張海報。其中針對港隊的那一張寫著:「不輕視任何對手 這支球隊的人,有黑皮膚,有黃皮膚,有白皮膚 這麼有層次的球隊,得防着點」。近年來,香港隊陣中的歸化球員愈來愈多。除了來自中國大陸外,也有英國出生的白人球員和非洲來的黑人球員。香港隊的多元成分成為中國足協海報的主題,被不少香港市民認為有歧視意味。香港足總亦迅即製作了另一幅海報回擊。香港足總的海報上的文字是:「唔好比人睇死 我地呢支球隊,有黑皮膚,有黃皮膚,有白皮膚 目標都係要為香港出一口氣,你係香港人點都要撐」(意思是不要被人看扁,我們這支球隊,有黑皮膚,有黃皮膚,有白皮膚 目標都是要為香港出一口氣,你是香港人就要支持)。
這兩幅海報在香港的網上世界瘋傳,大家一面指責「你們」中國封閉歧視,頌揚「我們」香港多元開放。香港足總的「撐自己人」口號,亦突然成為了香港網民的共通語言。海報帶來的爭議造就了香港對不丹和馬爾代夫兩戰的熱潮,而港隊亦不負眾望兩戰皆勝。對不丹一仗,香港大勝七比零,入球球員的出生地有香港、大連、加納和英國,仿佛在告訴中國足協多元香港的厲害。帷戰全勝的港隊之後作客深圳成功守和中國隊,將港隊熱潮推上另一個高峰。作客中國隊五天後,香港隊回到主場終嘗敗績,以二比三不敵卡塔爾(台稱卡達)。但港隊在落後零比三的情況下連追兩球,卻足以令場內和電視機前的球迷和非球迷繼續為這支多元香港隊喝采。
九十分鐘的多元本土?
本土意識可以是健康的。它可以鼓勵大家關心社會不公,在香港更能鼓動市民對抗中共強權。但本土意識也可以是保守和封閉的,甚至成為歧視和壓迫非我族類的人的武器。正如如上文所說,香港的本土意識近年的排他性愈來愈強。「有層次」海報和港隊的多元性本來可以帶來我們反思近年暚起的香港本土意識是否太過狹隘。沒錯,大家為港隊球員打氣時,沒有人在意他們的膚色或者是原居地。在網上世界以至主流媒體都有不少人都以香港隊為例,指出膚色和原居地不應是判斷誰是香港人的準則。[5]可惜,這支多元香港隊似乎在推動社會進步的作用仍然非常有限。
現場看香港隊比賽的球迷看見大銀幕上出現「向歧視說不」的字樣時可以拍掌叫好,但在交談時仍慣以「黑鬼」稱呼為港隊上陣的黑人球員。大陸遊客和來自大陸的新移民仍然被斥為「蝗蟲」。面對政見不同者,廣府話口音跟香港都會口音有距離的人會因為其口音而多了一個被攻擊的原因。[6]本土派的行動近月不單止針對邊境的水貨客和大陸遊客。有本土派人士針對在街頭或者公園跳唱所謂「大媽舞」的人士鬧場,其中的罪名包括文化入侵(將大陸的文化帶來香港)。對多元香港的堅持,似乎只在為香港隊打氣時才是全民共識。
雖然足總曾被國際足協警告,但仍有觀眾在香港隊主場對卡塔爾時向《義勇軍進行曲》報以噓聲。[7]同時,有球迷在聽到噓聲後鼓掌回應,亦有球迷高呼近年流行的口號「We are Hong Kong!」。換言之,大家同到球場為港隊打氣,但對於應用甚麼方法來展示本土意識,其實還是有分歧。事實上,就算香港市民在香港對中國時旗幟鮮明地「撐港反中」,大家想藉此表達的感情仍有差異。中國隊可以純粹是與香港隊爭奪小組次席的最大對手;中國隊可以被理解為代表那個不讓香港有真普選的中共政權;中國隊也可以是「無文化的強國人」的代表。無可否認,愈來愈多香港人不再區分政治中國和文化中國,不再區分中共政治和中國人民,甚至傾向將大陸民眾通通都視為沒文化、沒教養的中共幫兇,但說這一套強烈敵視中國大陸的香港意識已經是全民共識,仍然言之尚早。
[1] 2014年佔領行動期間香港隊曾主場與阿根廷國家隊踢表演賽。賽前也有人對《義勇軍進行曲》報以噓聲。而筆者的現場感受是對馬爾代夫時的噓聲不如對不丹的噓聲嚮亮。
[2]有關香港人身分認同的發展,可參考Gordon Mathews, Eric Kit-wai Ma, and Tai-lok Lui, Hong Kong, China: Learning to Belong to a Nation.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3]呂大樂,《那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香港:中華書局,2012),頁29。
[4]部分本土派人士甚至認為悼念六四慘案和高喊「建設民主中國」的口號為賣港行為。
[5]有趣的是,在海報風波爆發前,在報章體育版和網上香港球迷的論壇,其中一個話題是歸化球員是否阻礙了土生土長球員的上陣機會。
[6]就算是長期和外省大陸援將做隊友的港隊隊長、曾參與過佔領運動的陳偉豪近日都有這種言論。香港《蘋果日報》在2015年9月28日刊登了陳偉豪的專訪,他說:「反佔中嗰啲連廣東話都唔鹹唔淡」(意思是反佔中的人連廣東話口音都不純正)。
[7]噓聲加上有球迷擲物到球場,國際足協對香港足總罰款5000瑞士法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