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月前賈選凝以「從《低俗喜劇》透視港產片的焦慮」一文奪得首屆香港藝術發展局（Arts Development Council, ADC）藝評獎金獎，獲頒港幣五萬元的獎勵。1 香港藝術發展局成立於1995年，是香港政府指定全方位發展香港藝術的法定機構；「ADC藝評獎」是一個總預算20萬港幣的相對小型評論獎項，它的目的在發掘具潛質的藝評人才，並進而提升本地藝評人的地位與寫作水平、表揚優秀的藝評、鼓勵藝評寫作，以及加強公眾對藝評的認識與興趣。2 在藝術評論長期受到忽視的香港，賈選凝的獲獎卻引發一場不小的爭論。自2月25日結果公佈至今，事件已經在平面傳媒吸引超過150篇的評論文章與相關報導，3 網路討論區與社交媒體的言論更不知凡幾。上述爭議甚至讓香港藝術發展局以及該局藝術評論組的主席林沛理都必須要公開撰文以澄清來自各方的疑慮，4 立法會也提議討論相關爭議，雖然提議最後遭否決，但這場爭論其實並不意外，它折射出文化政治的敏感與爭議性。
貳、《低俗喜劇》與賈選凝的藝評
《低俗喜劇》（Vulgaria）是彭浩翔執導的一部香港電影。5 擅長拍攝都市本土嘻笑題材（如《大丈夫》（2003）、《志明與春嬌》（2010））的彭浩翔以未及八百萬港幣低成本、號稱僅12天拍攝製作，自2012年8月上映以來即火速錄得超過三千萬的票房，成為當年港產電影票房的第二位，可謂在商業上取得相當大的成功。6
以「重口味笑爆全球影迷，勇闖港產片低俗巔峰」為號召的《低俗喜劇》描述一個事業陷入低潮、中年失婚連贍養費都給不出，但自年少即熱愛電影的香港三級片監製杜惠彰（杜汶澤飾），在無可奈何、走投無路之下北上中國大陸向以走私起家的廣西老大、黑道富二代暴龍（鄭中基飾）籌措拍片資金，而發生的一連串基於金錢、權力關係的故事。本片意圖突出近年香港電影的具體縮影：在市道低迷、「沒戲開」的經濟環境之下，劇中辦公室只能臨時出租為拍攝少女模特兒的場地、電影導演淪落經營地下賭檔、片場為了省錢而雇用非法勞工、特效師（詹瑞文飾）沉悶潦倒。一方面，杜惠彰為了爭取電影資金不得不向暴龍哥陪酒陪笑、苦嚐滿桌食補野味，幾近放棄一切底線與原則，自嘲是孤陋寡聞的「港燦」，但是仍被視為不給面子、不懂規矩；另一方面，暴龍哥則不無誇張地被描繪成鄙俗與暴富，例如動輒要人灌酒，最終甚至變態地逼迫杜惠彰必須與騾交媾等等。在此，《低俗喜劇》無疑地想要諷刺今日由中國投資、香港拍攝的合拍電影模式，以及自嘲在此種無奈、不對等權力關係之下香港電影業沒落、電影人社會地位低下的困境。
獲獎的賈選凝生於1988年，目前是香港《文匯報》的記者。她畢業於北京電影學院，主修電影理論，後於香港中文大學取得新媒體理學碩士。7 她於藝評中猛烈地批評《低俗喜劇》的「惡劣之處」，一方面認為導演彭浩翔「鼓勵著港人愈加反智、愈加不介意低俗甚至以低俗為榮」、「毫不掩飾地販售和消費低俗」、「狡猾地用『低俗性』偷換了『本土性』」；另一方面，她批評該片欠缺「敘事樂趣」、「甚至不是個有結構的故事」、難以講明「該片意義何在」、「臨時起意即興拍攝」、故事「東拼西湊」，甚至形容這部電影是「文化垃圾」，而為香港的文化消費「感到悲哀」，因此認為「拒絕『低俗』是我們面對『港片』時應有的態度」。藝評進一步衍伸到中港矛盾的討論，認為《低俗喜劇》以「極富羞辱性的方式去『污名化』大陸人形象」，是一種狹隘的「精神勝利法」與恐懼，不利中港關係與「建構新主體性」。
參、賈選凝藝評的正反爭論
賈選凝的藝評在香港引發了激烈的正反面爭論。持正面角度的評論除來自相關評審之外，即以親中／親建制的傳媒，如《文匯報》與《大公報》為主，他們多認為該藝評有強烈觀點，具啟發性、顛覆性，同時認為《低俗喜劇》醜化「內地人」，並且指摘其他傳媒刻意炒作新聞；相對地，持反面角度的評論，主要來自民主派大眾報章如《蘋果日報》（及同一母公司下的《爽報》），以及《明報》與《信報》等中產階級報紙。輕者如作家陶傑認為這一種文章根本不是影評，而是政治的批判、傳媒人蕭若元則認為其沒有從電影的技巧或結構立論；民俗學者陳雲認為當局應該調查此事，甚至撤銷頒獎；更有言論指其「社會文化評論多於藝術評論」、「無探討與描述電影角色與情節」、「太簡化電影內容」、「以藝評包裝政論」；重者甚至根本質疑藝術發展局的合法性、暗示得獎者與評審的私人關係等等。整體而言，僅就數量而論，賈選凝的藝評受到「貶多於褒」的社會評價，影響所及，正反兩面的爭論沿不同傳媒的政治立場而加劇，有不少網民刻意突出賈選凝來自北京的身分，並且認為事件屬於中港矛盾的一環，然而導演彭浩翔則否認電影抹黑與貶低大陸人。
電影是一種藝術創作，具體地反映了特定的社會與時空脈絡，也呈顯了觀眾的習性與喜好，因此有些電影在A地紅透半邊天，但是在B地卻乏人問津、匆匆下檔；8 同時，電影也是文化工業與大眾文化的重要一環，傳遞了特定的價值觀與意識形態，有時甚至背負政治宣傳的工作，因此有些電影被視為藝術價值極高，符合某些階層的品味，但是對許多人而言卻是呵欠連連的票房毒藥，一些電影更構成民族主義與社會動員的一環。這樣說並非代表我們不應或不能區分電影本身的優劣，而犬儒態度與相對主義的說辭，既無助於電影發展，也是對認真電影工作者的不尊重。
藝評也理應如此。藝評本身沒有對錯，但應能區別好壞。好的藝評看懂故事、抓住重點，不會糾纏於細枝末節，能夠從電影的布局、結構、橋段甚至配樂等角度立論；相對地，壞的藝評往往看錯情節、錯失要旨，以為最顯眼、最大聲的必然是電影的主軸。就此而言，我認為賈選凝並未能成功地「透視」港產片的焦慮，而她所選擇未見或忽視的可能真正才是本片的重點。賈選凝聽見了從頭到尾的粗口、看到了劇中大陸人被不無誇張地醜化，她卻沒有看出香港電影因為跨境活動的愈益頻繁所隨之而來面對本土性消失的焦慮（彭麗君 2010：132）。舉例而言，在角色上，她沒有注意到杜惠彰其實是一個不那麼「低俗」的監製，他不像一般香港（電影）人容易遲到；他拍小成本的三級片，多年來為了電影沒錢開飯，但是在女兒的鼓勵之下其實也期望能夠登上《東張西望》節目的介紹；他最常說的口頭禪正是「你工作時可否別要那樣『俹簁』（苟且隨便）」，他因而抱怨從外國回流的年輕助理劉倩兒（薛凱琪飾）的不負責；他也想要認真，但是在企圖平衡電影製作與討好客戶利益的現實環境下，一切的努力都變成四不像。於是年華已逝的艷星也可以拼接上青春性感的身體、騾這個鮮明的隱喻更是馬與驢的雜交種（放大一點看，香港不就是東西相遇、「不中不西」的半唐番之地？）。在劇情上，自嘲亦嘲人是香港電影的傳統，更別說粗口亦是其中的重要元素，對此導演彭浩翔就認為他們只是把受壓制的粗口「還原」。更別忘了正是發家致富的暴龍哥希望重拍一部三十多年前的三級爛片，主導並再現過去（對香港）的慾望與幻想，甚至無限延伸。因此當賈選凝自以為看到片中的「骯髒東西」便高呼「即刻洗手」、急忙投訴，希望港產片「應為觀眾提供健康的審美和省思現實的人文關懷」，其實忽略了港產片長期以來對於宏大論述的迴避與不適應（反而在電影中時常以妓女的形象自喻），對一部刻意誇張、「重口味」的笑片進行高等院校知識份子式的道德說教，似乎也注定緣木求魚、弄錯對象。簡單地說，這並非一篇好的藝評，「世界上有很多種電影」，然而賈選凝令人驚訝地沒有看懂這部電影所要傳達的「香港寓言」，如同戲中的學生僅將焦點放在杜惠彰到底有沒有和騾交媾一樣，輕率地掉進了劇情事先設定好的宣傳陷阱之中。
肆、香港文化的困境與危機
電影是香港文化的代表之一，商業性本來就是香港電影的主要特色，當然，針對近年來香港電影發展悲觀的看法不乏其人，例如文化研究學者彭麗君（2010：1-3）即認為目前電影文化圈「已沒能力提供令人驚喜甚至及格的娛樂」、「基本上是直線性的下滑」、「是二次大戰以來最低迷的時代」；然而相對地，「最致命的」，卻是中國文化工業的快速成長，香港作為整個華人社會普及文化首都的位置慢慢被北京所取代、「『香港電影』這個概念逐漸被『中國電影』所取代」。當跨境合拍成為電影製作的潮流，香港電影的身分危機，它的獨立性以及與中國電影的關係，就成為九七年以來重要的關注對象，反應了香港文化的困境與危機。
過去十年，中港融合的大潮改變了香港社會。在中國加入世貿以及與香港簽署CEPA的背景下，中港合作的電影可以被視為本國電影，稅率降低且不再受進口電影的限額約束，合拍電影大量成長；香港、廣東兩地的電影合作與交流也不斷地加強，甚至傳出香港電影金像獎應改革、融合成「大中華」電影金像獎。合拍電影確實有好處，不論在搭景、投資、市場、前景等方面，中國提供給香港七百萬本土市場以外一個看似絢麗的機會與前景，9 確實也長期坐擁豐碩的票房，2012年度中國十大中文電影中，港片導演即占了六部。10事實上，連導演彭浩翔本身都不反對中港合拍片，但是反對只有合拍片。然而看似平等，各出所能、各取所需的合作，壞處是香港往往必須主動或被動地在「入鄉隨俗」之中遷就中國的規範、題材自我審查缺乏創作自由（殺手、黑社會、警匪戲等港片的強項因此難以出現）、硬性廣告植入等情況屢見不鮮，中資甚至主導創作、要求一定比例的中國演員，香港電影難以以完整的面目進入中國市場，以至對白、角色姓名甚至結局也遭到竄改刪節，11 熟為人知的例如《無間道》（2002）出於「社會影響」考慮一定要有一個邪不勝正的「和諧版」結局；《大隻佬》（2003）因「有宣揚封建迷信之嫌」則被肆意大幅刪改劇情等。這些扭曲迫使香港電影（或文化）必須要反省港產片還有沒有香港元素，是不是欺騙觀眾、刻意向中國市場靠攏而喪失地域身分等問題（湯禎兆 2008：63）。例如，導演杜琪峰一方面強調中國市場的重要性，另一方面繼續拍有濃厚本土路線的作品，但是對於發行方刪改其電影則選擇不去看、不去理（《南方都市報》，2008年2月27日）。
由於此次藝評的主辦者為官方法定機構，因此廣義地看背後其實涉及的亦是一整套文化標準的設定與鬥爭。藝評事件引發眾多評論，其中不少是擔心香港勢將「好壞」的審美標準逐漸拱手讓人、挑戰了香港文化的多元與優越性。過去香港電影以大陸人的形象做為香港人自我身分的心理換置和投射，但是九七後大陸人身分提高，成為了香港人的競爭對手，甚至威脅對象（陳家樂、朱立2008：202-204），而港人這些年對身分地位的轉變與下滑充滿危機感，面對中國崛起有時也顯得自信不足、甚至被動地希望北京的打救，使一些人很難不將賈選凝的獲獎聯想到北京對香港的政經霸權宰制。看到台灣電影近幾年以本土文化素材闖出一片天地，新晉導演與演員輩出，對照香港導演老化、演員斷代與本土票房不振，面對重重壓抑與不滿，為了不讓自己的「香港性」被同化乃至消失，只有大聲抗衡。
伍、結論：冰山一角
超越港式笑片究竟是「低俗」還是「通俗」的爭論，賈選凝藝評事件弔詭的為《低俗喜劇》做了珍貴的宣傳。如果不侷限於眼前的罵戰，藝評事件更是今日中港文化政治的冰山一角，暗示著海面下深不可測的變數。例如，當特區政府不斷強調「文化創意產業化」，並且投放大筆資源於西九文化區的建設，做為主要博物館的M+將以「部分捐贈、部分收購」的中國當代藝術展品構成建館骨幹，關於與本土藝術與本地人的生活無甚關聯、「服務中國」、定位不明的質疑一直沒有中斷過。另一邊廂，位於鑽石山僅短短14年歷史的志蓮淨苑仿唐建築群在2012年年底被列入中國國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單」，除引來「假骨董」之譏，更被質疑與香港的歷史與社會發展沒有絲毫關連、不代表本地文化亦無法吸引港人認同。在向來缺乏通盤文化政策、文化局的設立亦因政治爭議而擱置的香港，不管是主動地想為中國扮演積極角色，或是被動地被消極點名，香港在中港文化政治中都要回答「究竟是誰的文化?」這一問題，否則更多的藝評事件、更多關於文化詮釋的爭議勢將不可避免。
作者葉國豪為香港大學社會學系博士候選人
參考書目
陳家樂、朱立。2008。《無主之城：香港電影中的九七回歸與港人認同》。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湯禎兆。2008。《香港電影血與骨》。台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彭麗君。2010。《黃昏未晚：後九七香港電影》。香港：香港中文大學。
註解：
1.「ADC藝評獎」，可參考http://www.criticsprize.hk/；賈選凝的藝評全文可參考http://www.criticsprize.hk/result.php#jump22 (accessed 31 March 2013）。
2.「ADC藝評獎」採取同儕評核（peer assessment）與無私評審（blind assessment）的方式，共邀請六位來自藝評、出版、學術與傳媒界的專業人士擔任評審。今次的參賽作品共有60件，經過半年的評審共選出金銀銅獎三名得主。
3.使用Wisenews資料庫初步查詢關鍵字「賈選凝」（accessed 31 March 2013）。
4.見香港藝術發展局於2013年2月27日的公開回應，以及林沛理於2013年3月7日於香港藝術發展局針對「ADC藝評獎」的言論。
5.製片商為香港正在電影製作有限公司，領銜主演者包括杜汶澤、鄭中基與陳靜等人。
6.《低俗喜劇》同年也於台灣上映，而鄭中基獲頒金馬獎最佳男配角。
7.賈選凝亦曾在《信報》、《亞洲週刊》、《南方都市報》等多家報章任專欄作家。然而她於得獎後受部分網民批評為「高級五毛」、「假選贏」、「五萬女」，甚至是「中共入侵香港藝文界」的象徵。
8.最近的例子是通俗喜劇《人再囧途之泰囧》以12億六千多萬人民幣成為中國票房史上收入最高的華語電影，但是在香港票房卻奇差，僅兩周就淡出院線。
9.根據統計，2012年中國電影總票房達170.73億人民幣（約26億美元），較2011年增長30.18%，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電影市場。《人民日報》，2013年1月14日。
10.香港影視娛樂網，http://www.hkfilmart.com/newsread.asp?newsid=4463 (accessed 31 March 2013）
11.《低俗喜劇》中為了要取悅暴龍哥，也承諾整套戲可以用電腦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