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去年美國大選開始，西方多個重要國家都在過去的一年裡紛紛舉行重要選舉，然而，俄羅斯透過網路干預選舉的指控，層出不窮，選舉產生的政府統治正當性也因此被削弱，即使如美國這種強國也落入內耗的窘境。到了2017年末，從美洲到歐洲，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這將可能成為未來的新常態。
作為一個中型民主國家，台灣必須理解，全世界的民主價值正遭受「狙擊」。面對這麼新的議題，有什麼措施能夠防患未然？本文提及了美國與歐洲國家的例子，希望借鑑他們的智慧。
在深入了解網路環境如何遭到利用之前，我們先花點時間來了解，網路對政治參與的影響。
政治是另一種生活，網路是另一個現實
2001年，美國學者Marc Prensky基於對於網路世代的觀察，發表一篇著名的文章，從傳播學角度將現代人劃分成「數位原民」（Digital Natives）與「數位移民」（Digital Immigrants），兩者之間的差異重點不在於「能否」使用網路，而是「如何」使用網路。
數位原民是指伴隨著網路成長的世代，他們的思維方式與網路的本質融合，這個群體的訊息傳播具有「多元」、「雙向」、「即時」、「去中心化」這四個特性，透過各種資訊比對來認識世界。在他們的認知裡，真相通常是相對的。
數位移民則是出社會後才碰到全球網路普及化的前幾個世代，慣於使用「單向」傳播工具，如電視、報紙、廣播。這個族群大多有「確認訊息傳播者」的天性，透過自己認同、習慣的管道或是親身體驗來建構世界觀。在他們的認知裡，真相往往是絕對的。
數位移民，傾向把網路當作另一種單向傳播工具，知識流動因此有了上下位階的特性，數位移民眼中的權威，通常與社經地位有正向關聯。相較之下，數位原民則是把網路提升到和學校、家庭、工作一樣的地位，同樣具有資訊流通與社交互動的價值；因此資訊來源是扁平的，任何權威都是可質疑的。
更重要的是，大部分數位移民無法體會，網路是一個「世界」
其實，創造出另一個虛擬世界觀並不是網路世代的專利，諸如「共產國際」、「自由陣營」、「朝貢體系」、「大英國協」、「基督宗教」等，也都是肉眼看不見的概念，人們一樣相信這些抽象性的存在，也會為了這些摸不到的概念自我犧牲，與數位原民對資訊符碼的重視並無二致。
數位原民的「網路」新型世界觀，自然也對原生社會的政治活動帶來衝擊，最顯著差異就是「生活政治」與「政治消費主義」這兩種傾向。
數位原民的政治參與模式
「生活政治」（Life Politics）由當代英國社會學家紀登斯（Anthony Giddens）所提出，帶有後現代性的概念，主要著眼於透過政治參與去解構特定群體對另一群體的非正當性支配，強調從個人層次的角度出發，關心政治對每個人生活自主性的影響。簡言之，「生活政治」是種由下而上、推己及人的政治活動，一種透過對個體生活的想像，來決定的政治參與。2015年法國發生《查理周刊》（Charlie Hebdo）恐怖攻擊事件之後，法國數位原民世代隨即發起「我是查理」（Je suis Charlie）活動；這種從個體出發、人溺己溺的參與模式就是典型的例子。
「政治消費主義」（Political Consumerism）則是將消費行為政治化。訊息傳播者針對受眾在政治層面的一連串傾向上，創造選擇性，如種族、政治冷感程度、經濟偏好等，使得受眾認為自己應該用實際消費行為，來表態支持某種價值。這是資本市場競爭機制的內化，在網路普及之前，就已經存在，例如偏好報社立場而選擇購買報紙。「政治消費主義」透過不斷闡述在特定議題的態度上，採取何種立場，來告訴受眾「選擇我，因為我有你相信的價值」。這件事情在數位移民身上，常常能看到清楚的楚河漢界，然而搭上網路快速、多元去中心的特性後，反而變得碎片化，數位原民以議題為導向的傾向，有時讓其他世代感到困惑，傳統政治光譜常常失靈。例如在美國大選時，之前支持佔領華爾街運動的網民，也有人把票投給了右派的共和黨的川普。
「生活政治」和「政治消費主義」都具有個人主義與自由主義的本質，搭配網路環境，造就出了今日我們所見到的數位原民世代：偏好高度客製化、尊重個體差異、質疑權威、強調資訊公開。
網路上的政治參與，依照對現實政治影響程度由高而低可分成四種型式：
- 數位政黨活動（E-party）：簡言之就是將政黨活動如政黨主導的請願、連署、入黨等傳統政治行為電子化。
- 數位議題行動（E-targeted）：針對某種特定議題進行募款、跟公家機關投訴、募集聯署等。
- 數位新聞傳播（E-news）：新聞資訊的蒐集與散佈，包括懶人包或是一目了然的圖表流通。
- 數位言論發表（E-expressive）：於部落格或社群網路上發表具政治性表態的言論。
不過，這四種類型的效力也有可能上下易位；訊息傳播者的社經地位、議題與時事的連結度都有影響。四者之間的連通性很高，一個議題也可能快速轉換到另一個類型。掌握這四個層次之間轉換的關鍵，通常就能形成「網軍效應」。
值得注意的是，網路資訊來源的「去中心化」，實際上的最小單位就是「網路帳號」，而這種假設是一個帳號背後代表某個特定個體。隨著網路政治生態的演變，這種假設早就失準。這些帳號可能大量集中在特定平台，或是多人使用同一帳號、一人分飾多角的情況，甚至背後「根本不是人」。
「生活政治」、「政治消費主義」聽起來很美好，網路環境看起來也有利民主發展，不過一旦漏洞反過來被國家級行為者所利用，扭曲資訊的效應將急速被放大，足以對真實世界造成相當可觀的影響。「帶風向」、「反串」等鍵盤打手的心理政戰手段，逐漸與國家戰略合流，成為操弄政治的工具。
美國民主價值遭受狙擊
美國中情局（CIA）、聯邦調查局（FBI）、國家安全局（NSA）三大情報機構今年1月部分解密的調查報告顯示，諸多證據顯示2016年的美國大選，遭到了俄羅斯以國家層級的資源介入。要查出網路攻擊的來源並非完全不可能，只是重點並不在於一次性的事件，而是整體脈絡，由此可推斷出行為者動機。
報告研判，俄羅斯總統普丁在2016年明確指示行動，影響美國大選。設定的目標是改變大眾偏好，讓美國民眾覺得川普比起希拉蕊更值得他們那一票。
媒體戰主要是透過三種管道：美國非主流媒體、俄國國家資助的國際媒體以及網路上的鍵盤打手(troll)，也就是中國網民所說的「五毛」。網路政治作戰方面，為了一開始就能夠矢口否認，用來發揮影響力的代理行為者樣貌相當多元，部分行為者與媒體戰重疊，例如俄羅斯國際媒體等代理人機構（agent of influence）、獨立行為者（cutouts）、前沿組織（front organizations），並且充斥大量的反串操作（false-flag operations）。
從2016年3月共和黨黨內初選階段，就開始就動員，大量製作不同層級的資訊，為川普抱屈，控訴美國傳統媒體冷落非典型參選人。競選期間，對希拉蕊的報導則集中火力在私人郵件、強調心理與健康問題、貪汙、與伊斯蘭極端主義者有關聯等等。
手法也隨著情勢演變而有所不同；當選舉後期希拉蕊支持度可能贏得大選時，轉而開始削弱希拉蕊當選的正當性，導致美國民眾產生這種心理：寧願投一個非典型的候選人，或者廢票，也不想投給不知道值不值得信賴的候選人。
能夠在民主素養與網路文化都發達的美國做到這種程度，當然還必須搭配情報戰。用來攻擊希拉蕊的資訊，取得方式已經能算是準戰爭手段了。
根據該報告，俄國情報單位在2015年7月就已經取得駭入民主黨全國委員會(Democratic National Committee, DNC)資料庫的方式，至少到2016年6月為止都有能力獲取資訊。目前研判俄羅斯軍情局(GRU)具有高度嫌疑，而且可能從2016年3月就開始就美國大選，對兩黨政要與重要機構進網路攻擊，例如民主黨政要的個人email，再透過佯稱來自羅馬尼亞的駭客Guccifer 2.0 與DCLeaks.com來釋出網攻所取得的私人檔案，並刻意同時當獨家內幕供給特定媒體，實際上也給了維基解密（WikiLeaks），確保消息一定會散布出去。
報告當中更表示，其實俄方也掌握了共和黨政要資訊，但是選擇不公開。透過這樣有策略性的運用網攻所得來的資訊，確實對美國總統大選發揮了影響力。
考慮到希拉蕊仍然有勝選的可能，在投票日前，俄國外交官就先公開批判美國的選舉制度以及質疑結果的公正性、親俄部落客也事先準備好在社群媒體發「#DemocracyRIP」網路活動，都讓美國情報單位更確認幕後黑手就是俄羅斯。
美方研判，這是莫斯科在前東歐國家，多年干預選舉練兵累積出的經驗，而且這種針對政權合法性的攻擊方式，未來將成為世界的新常態。
來自歐洲的分析
2017年歐盟多個國家也陸續舉行選舉，有了美國的前車之鑑，各國自然繃緊神經。
從荷蘭、法國、德國到奧地利，都出現俄羅斯干預選局的痕跡，不過方式有點不同，在數位原民人口眾多的西歐國家，運用類似對付美國的方式，並搭配網路機器人（robotrolling），成為媒體戰與網攻的練兵場；在消息來源較傳統的中東歐，則是透過在政治、經濟或口袋名單裡的當地媒體代理人。
中歐三個智庫，奧地利的「抵抗文獻中心」（DÖW）、匈牙利的「政治資本政策研究顧問機構」（Political Capital） ， 捷克的「歐洲價值」（European Values）聯合撰寫的最新報告，統整出美國與歐盟各國大選遭到俄羅斯干預的手法，背後的脈絡也逐漸清晰了起來。
在德國俄裔人口約有250萬，與長年反穆斯林、反同志的保守派支持群眾有極大重疊性，常用「Gayropa」來諷刺歐洲的自由開明主義。在2016年1月的「我們的麗莎」(Our Lisa)事件中，網路迅速流傳著未成年的13歲俄裔德國少女麗莎，遭到3名穆斯林阿拉伯裔男子性侵、失蹤30小時，造成俄裔德國社群連日在各大城市舉辦大型示威，結果事後發現根本是遭到渲染的假新聞，最後北約定調背後是俄羅斯操盤，當時正值德國民間反彈大量難民湧入，可說是精準切入了數位原民「生活政治」傾向的軟肋。雖然最後弭平，但是就德國國會大選結果來看，「難民」依然成為主導票源的一大議題，推波助瀾的殺傷力不容小覷。
不過，就德國大選的情況來說，假新聞的情況不若美國嚴重。除了說德國twitter用戶跟美國比起來，接觸層面與群眾普及率沒這麼廣，大多為名人帳戶，因此網路機器人鋪天蓋地的效果就大打折扣。
此外，德國總理梅克爾刻意提高公眾對於假新聞的關注度、主流媒體也紛紛報導威脅的嚴重性、主要政黨在社群媒體上也盡量不使用自動轉貼功能。
選前德國還就通過新法案，規定如果社群媒體無法主動清除假新聞、鼓勵犯罪或是激發仇恨的內容，將遭罰5千萬歐元。可能引發仇恨犯罪的內容，經舉報就必須在24小時內撤下，並且在一周內將相關擴散的內容全數刪乾淨。
即使如此，德國仍然有30%的推特內容，都在宣傳極右派的「另類選擇黨」（AfD），親俄的極右派媒體則在選前兩周瘋狂製造「#AfD」標籤，讓這個標籤在選前兩周成為全德國最熱門的前兩名。
根據捷克智庫「歐洲價值」的分析，想要有效阻止，必須涵蓋四種方式：「政府必須將干預大選議題，上升到外交與安全層次」、「針對外國勢力媒體代理人祭出管制措施」、「向大眾揭露已知的外國操作細節與平台」、「增加社會韌性與政府對民間雙向溝通管道」。基本上這些也是美國國會目前希望亡羊補牢，一步步在進行的措施，只是礙於白宮似乎有些不同調，最後效果如何還很難說。
幸好，德國大選的經驗顯示，這類影響的幅度是可以被減緩的，只要政府、媒體、政黨、民眾都有所警覺。可以說，這種「選舉限定」的資訊戰，謹慎程度，跟冷戰時期時期有得比。選舉是民主國家週期性的阿基里斯之腱，如何防止外來勢力透過網路干預大選，往後將是各個民主國家必須面對的重大課題。
作者 鯨落 為媒體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