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生育率的變化、成因與影響(The Change, Cause,and Effect of U.S. Fertility Rate)

兩岸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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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2019-04-15

摘要

自從隸屬於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的「國家健康統計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NCHS) 在2018年5月到10月3日發佈數份關於近十年美國生育率下降報告，使得該議題在學界、傳媒、經濟、社會與政治界開始受到重視與廣泛討論。該報告撰寫關於美國生育率逐年下降，且於2017年創下近三十年新低的生育率。由於這個主題牽涉美國人口成長率、經濟成長、少子化、人口老化、勞動市場發展等層面，美國眾議院院長保羅·萊恩（Paul Ryan）隨即呼籲要美國人多生孩子，才能使美國保持強大的國力(Cha, 2018)。

美國總生育率的發展原本從1990年代到2008年間一直呈現在2.0的擺盪狀態，但過了2008年經濟大蕭條之後，逐漸下滑低於2.0，經濟學家Lyman Stone認為該情況與國家並未制定完善的育嬰政策、未有補償育兒父母產假待遇有關(Chappell, 2018)，亦有社會學家認為與女性大學教育延緩生育年齡、母職成為女性職業發展的阻礙、女權提升後晚婚或不婚的風潮、或與大學學費貸款負擔沈重相關，而更有學者認為是受到千禧世代生涯規劃改變、社會變遷所影響。而這種生育率下滑的現象，未來是否能恢復？美國退休研究中心認為答案是否定的(Bauer, 2018)。

鑑於生育率議題十分重要且少有研究分析美國近十年生育率變化的發展，本文聚焦於了解生育率的發展、成因與影響。並試圖回答兩個問題:一、美國近十餘年來生育率的變化有何特徵？二、為何近年來美國的生育率創下三十年的新低？

目前美國生育率的介紹

2017年美國總共有3,853,472個新生兒，比起2016年下降了2%，根據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報告（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CDC）顯示該新生兒總數是破美國自從1987年以來三十年的新低(Chappell, 2018)。如果就總生育率而言，2016年每一千名婦女平均生育2100個嬰兒，但在2017年變成只生育1,764.5名嬰兒，該降低3%的比率是2010年以降最大的跌幅，也是1978以降最低的生育率，其總生育率已經低於2.1的「人口替代水準」(replacement level )(Hamilton, Driscoll, Rossen, Martin, & Osterman, 2018)。於2016-2017年間，美國平均15-44歲女性的總生育率下降3%。其中非拉丁裔的黑人女性生育率下降1%，白人女性生育率降低3%，拉丁裔女性生育率則下滑4%之多。不過，美國2017年總生育率在1.76，仍比西班牙在2016年的總生育率1.33與德國1.5高(C.K., 2018)。另外，未滿37週即誕生的美國早產嬰兒數比率在2016年-2017年間，從9.85%上漲到9.93%，將近有1%(Martin, Osterman, & Hamilton, 2018)。

生育率的定義

美國學界最常使用的的生育率計算方法有三種，包括「一般生育率」、「完成生育率」、與「總生育率」。生育率的升跌也與其計算方式有關(Livingston, 2018)。第一種計算方式稱為「一般生育率」（General Fertility Rate, GFT），乃是去估算一年內的活產數對生育年齡15-44歲婦女年中總人數之比，例如，在2016年美國每千名生育年齡女性平均生產62位嬰兒(Livingston, 2018)，如圖一顯示，美國2016-2017年一般生育率呈現下降3%趨勢，而黑人一般生育率下降低於1%，白人一般生育率下降3%，拉丁裔一般生育率則下降最多，高達4%(Martin et al., 2018)。

第二種計算方式稱為「完成生育率」（Completed Fertility），為每位女性在一生中所生產的嬰兒總數。由於多數女性在44歲之前就不再生孩子，故學者一般計算會以生育年齡15-44歲間該女性生產過的嬰兒數來表示。不過，美國人口普查局（US Census Bureau）統計在搜集生育率資料時，會一直計算到五十歲為止。根據這種計算方式，2006年平均美國每位女性一生平均生產1.86個孩子，這是從1976年以來最低的生育率(Livingston, 2018)。這種回溯性測量可以避免少計算到有一些年輕的女性選擇晚生子而導致錯誤估算該年齡層生育率為較低的情況(Livingston, 2018)。值得注意的是，完成生育率又與「世代生育率」及「年代生育率」不同。[1]

第三種指標稱為「總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 TFR）。總生育率是一種模擬特定年間婦女育齡期可生育的子女數目。換言之，把所有年齡別生育率相加即為總生育率，其為一合成指標，可了解女性在育齡期內每1年內生育的可能性。由於總生育率應為已經將年齡標準化（age standardization），所以該數字並不會受到婦女人口年齡組成不同的影響。加上其能轉換成與人口替代水準進行比較，又可用來評估未來人口增加的潛力，因而該測量方式最被廣泛使用。本文大多使用總生育率進行比較，如圖二與圖三所示。不過也有研究指出總生育率有時因測量的時機點而失誤。例如拉丁裔的總生育率一直是被高估的，大多拉丁裔移民者不論在哪個年紀，在移民五年內會有最高的總生育率(Livingston, 2018)。而完成生育率也可能受世代人口數影響而有偏差。例如1976-2016年間，在1970年代後期的完成生育率達到最高，原因乃是嬰兒潮世代女性在1970年代後期已經臨近他們育齡期的終點(Livingston, 2018)。基本上端看使用哪個指標進行生育率的比較，而結果亦會有所不一。

美國生育率轉變的趨勢

（一）生育率逐年下降且在城鄉差距逐年擴大

美國生育率近十年呈現下降趨勢，且在生育率的城鄉差距亦有逐年擴大的狀況。如圖二顯示，從2007-2017年每一千位女性在特定地區生產孩子的個數。在鄉村縣市（最上面的灰色線條）中，在2007年每一千位女性平均生產2206.5個嬰兒，到了2017年平均生產1950個嬰兒。於中小型都會縣市（中間的深藍色線條）中，在2007年每一千位女性平均生產2110個嬰兒，到了2017年平均生產1778個嬰兒。在大型都會縣市（中間的綠色線條）中，在2007年每一千位女性平均生產2096個嬰兒，到了2017年平均生產1772個嬰兒。從2007-2011年鄉村縣市的生育率顯著下降9%，而於中小型都會縣市與大型都會縣市，從2007-2017年各自顯著下降了16%與18%的生育率。再者，在2007年，鄉村縣市的生育率比中小型都會縣市或是大型都會縣市只高了5%，然而於2017年，鄉村縣市的生育率比中小型都會縣市以及大型都會縣市各顯著高達10%與14%。換言之，生育率的城鄉差距在這十年內成長了兩～三倍。

（二）各種族生育率均逐年下降，尤以拉丁裔為最

不論是非拉丁裔的白人、黑人抑或是拉丁裔人從2007到2017年的生育率都在下滑。如圖三顯示，都會區非拉丁裔白人婦女平均每千人在2007年生產1820.5個嬰兒，到2017年只剩1575.5個。而每千名都會區拉丁裔婦女更是在2007年生產2754個嬰兒，到2017年卻只有1929.5個。尤其是拉丁裔，下降幅度最大。這十年拉丁裔在鄉村縣市的生育率下降了26%，中小型都會縣市以及大型都會縣市生育率個下降了29%與30%(Scutti, 2018)。另外，鄉下城鎮非拉丁裔白人婦女平均每千人在2007年生產2088.5個嬰兒，到2017年僅剩1907.5個。而每千名郊區拉丁裔婦女則是在2007年生產3126.5個嬰兒，到2017年只有2320.5個。因此，不論是2007年或2017年，鄉村地區的生育率都比都會區要來得高。更重要的是，拉丁裔向來在美國擁有最高的生育率，其在都會區域的總生育率（育齡婦女之年齡別生育力加總）在2017年已經低於2.1的「人口替代水準」(Cha, 2018)，更遑論其他族群。

（三）各種族生育第一胎生育年齡不斷上升，特別是都會區白人育齡最高

在1980年代晚期美國女性平均第一胎的生產年齡為24歲，在2016年已經提高到26.3歲，儘管該年齡已經延後，但比起歐盟平均第一胎在30.8歲仍提早了4.5歲(C.K., 2018)。經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2018年研究發現，在都會城鎮，2007年平均女性生育第一胎的年齡為25.9歲，在2017年為27.7歲。而小型或中型的都會區在2007年為24.3歲，而2017年為25.8歲(Rajan, 2018)。另在鄉村城鎮則是從2007年的23.2歲，到2017年成為 24.5歲(Ely & Hamilton, 2018)。這意味著不論是鄉村或都市，第一胎生育年齡都在上升。女性受到高等教育與職業生涯的影響(Cha, 2018; Bauer, 2018)，考量育兒或中斷就學與就業，而選擇晚婚或晚生子。更者，非拉丁裔的白人與黑人之生育率都比拉丁裔族群來得低(Bauer, 2018)。其中如圖四顯示，以白人都會區女性為最，在2017年，他們第一胎的平均生育年齡在29歲，比起2007年的27.5歲，延後了1.5年。

（四）除了15-39歲各年齡層生育率持續下降，尤以青少年為甚

在2016年，全美國15-19歲間每一千名的青少年女性，平均生下20.3個嬰兒。但在2017年平均生了18.8個嬰兒，比前一年的生育率下降7%，比2007年下滑55%，亦即自從2007年至今，每年平均下滑近8%。如果從其他種族來看，青少年的生育率亦都是呈現下降的趨勢。根據圖五顯示，2016-2017年，每千名白人青少年女性的生育率從14.3降為13.2，顯著下降了8%;黑人從29.3降為27.5，顯著下降了6%;印地安原住民則從35.1降為32.9;拉丁裔乃由31.9降為28.9，顯著降低9%。而下降15%生育率、屬於最大跌幅的亞裔，乃由3.9降為3.3(Hamilton et al., 2018)。

於2017年，每千位15-17歲與18-19歲的女性平均生產7.8、35.1位嬰兒，這比2016年各下跌11%、6%。每千位20-24歲、25-29歲、30-34歲、35-39歲的女性平均生產71、97.9、100.3、52.2位嬰兒，這比2016年平均生產73.8、102.1、102.7、52.7位嬰兒，各自下跌4%、4%、2%、1%的生育率(Hamilton et al., 2018)。然而，當所有年齡層生育率呈現生育率下滑趨勢之時，唯獨40-44歲年齡層有略微上漲的趨勢。在2017年，全美國40-44歲間每一千名的女性，平均生下11.6個嬰兒，比起2016年11.2個嬰兒，成長了2%(Timsit, 2018)。此外，圖六顯示，從1990年以來近三十年間，除了35-39 歲與40-44歲這兩個年齡層生育率有上升的狀況之外，其他年齡層的生育率都在下跌(Hamilton et al., 2018)。

美國生育率下跌的主因

美國學界在生育率下滑的議題上已有許多分析。以下透過七個成因來了解為何美國總生育率逐年降低。其中最重要的莫過於為經濟因素，其他像女權的提升、政策因素、生育年齡延後、世代因素、家庭計劃與避孕方法的普及、宗教因素等也是學界認為會影響生育率變動的主因之一。

(一)經濟因素

經濟蕭條與已開發國家的生育率有極大的關聯，其中由於房價過高、收入不穩定、收入減少、大學註冊率提高、結婚率下降都會直接或間接導致生育率下降(Sobotka, Skirbekk, & Philipov, 2011)。舉凡美國1931年經濟大恐慌時期、1970年代石油危機、2008年經濟蕭條的三個階段都可以見到明顯下滑的生育率(Mather, 2012)。

美國西北大學教授Janet Currie與Hannes Schwandt研究發現，失業率與女性不願生育有很大的關聯。平均每增加一百分點的失業率與每千位20-24歲女性下降六個受孕機會高度相關。當這些女性被追蹤到40歲時，平均在他們20-24歲每增加一百分點的失業率增加，與每千位女性減少14.2個受孕率顯著相關。亦即這些女性因為失業，決定不生或晚生，最後則會導致無子的情況。長期來看，失業率與生育率低落具有高度關聯性(Currie & Schwandt, 2014)。這意味者美國現在如果希望生育率回升、財經穩定、經濟成長、勞動力充足，則政策應該著重在讓女性提高就業率，並且讓工作環境與條件優渥到能使女性同時一邊工作與生育與養育孩子(C.K., 2018)。然而，儘管法律規定雇主不能歧視受孕女性的工作權利，在各工廠、企業、公司、學術單位仍有不少因為女性懷孕、孕期不適耽誤工作，或甚至請產假、育嬰假而遭到解雇或被裁員(Peck, 2018)。

除了整體經濟不景氣、失業率增加、女性工作環境不利於生兒育女以外，美國退休研究中心更發現，現代養育孩子的負擔費用逐年提升，也讓女性更不願生子 (Munnell et al., 2018)。

(二)女權因素

女性受高等教育的比例逐步增加，教育讓女性不再以婚姻或家庭為人生主要目標，她們改而轉向提升自我價值與職業發展，而使生育率下降(Munnell et al., 2018)。女性就讀大學教育的機會增加能解釋0.07美國近年女性生育率下降的比率(Munnell et al., 2018)，當女性獲得高教育背景，而投入職場後經濟自主，自然結婚或生育並非是人生首要目標。

此外，當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數量多於男性時，同時提高了女性整體在勞動市場競爭力。美國女性勞動市場參與率自1970年代起迄今已然大幅提升(Blau & Kahn, 2016)。男女參與勞動市場的比例改變也使性別薪資不均帶來相當大的影響。當女性大量投入勞動市場，其薪資也會上升，故而近十餘年來男女薪資差距不斷縮減(Brown & Patten, 2017)。經Munnell、Sanzenbacher、與Chenand學者研究證實，當女性與男性的薪資差距逐漸縮小，女性認為中斷職涯或不工作而生兒育女與獲得較高薪資相比是相對不合乎經濟成本，故而會選擇保持工作、賺錢而不生育，男女薪資差距減少佔有美國總生育率（TFR）0.04降低的解釋率(Munnell et al., 2018)。

(三)政策因素

美國政府對孕婦最友善的政策乃是聯邦政府所建立的社會福利型健保系統「醫療補助保險計畫」，該健保的納保人包括美國公民，或是難民、特殊國家移民（海地或古巴）、家暴或是人口販運或各種犯罪的被害者、持有合法居留身份的留學生、訪問學者或工作人士等、合法簽證長期居留的外國人等，當這些人已知懷孕，不管是離婚或同性戀配偶，只要符合聯邦185%貧窮線[2]或以下（Federal Poverty Level，FPL）者均可納保(Hoynes, 2015)，即可申請獲得醫療補助保險計劃的健保卡（又稱白卡），獲得白卡且選定其中一間健保公司以後，不管是看牙醫（洗牙、補洞、拔牙、照X光）、看眼科醫生（眼睛檢查、每一到兩年配一副眼鏡）、例行性婦產科醫師看診、各項抽血檢查、超音波檢查、州內與跨州急診、家庭計劃與節育診療、接生、住院、嬰兒小兒科醫生看診與治療等，均為免費。該措施對中低收入的懷孕婦女與家庭帶來莫大幫助，雖有學者認為免費的公共健保政策對生育率並未有直接的幫助(DeLeire, Lopoo, & Simon, 2007; Zavodny & Bitler, 2010)，但卻有學者認為免費健保對於非裔女性、低教育背景或收入較差的家庭有助於提升高產次[3]（High Parity Birth）婦女的生育率(Groves, Lopoo, & Hamersma, 2017)。

其次，1972年美國農業部「食物營養機構」所建立的「婦女、嬰兒與孩童」（Women, Infants and Children ，WIC）的食物卷計劃，能讓低收入且已經懷孕的婦女每月領取特定金額的食物卷，免費用「食物信用卡」在超市裡面換取新鮮的鮮奶、豆漿、豆類、麵包、蔬果、果汁、豆腐與起司等食品，直到孩子誕生;而到嬰兒一歲前仍有其他食物卷補助哺育母乳的母親。另外，對孩子的食物卷補助會一直到其五歲為止。該計畫已經由許多研究證實能促進胚胎的健康、增加活胎個數、也讓初生嬰兒的體重顯著增加(Hoynes, 2015)。

儘管美國在健保政策與食物卷的社會福利政策上對孕婦十分友善。但在經濟政策與勞動政策上卻未有相關支持方案。不少研究認為政府所制定的勞動政策可以提高總生育率與鼓勵生育，例如提高女性在勞動市場的工作權、給予帶薪的育嬰假與產假、健全的產假與福利、育嬰假的長度與工作彈性的調整等都是顯著能提高總生育率的方式(Glowaki & Richmond, 2007)。儘管美國自從1964年代政府在反歧視法通過後，導致1970-1980年代女性受僱率上升、薪水也隨之提高;然而，受僱機會增加並未表示工作環境是正向支持與鼓勵生育，仍舊有很多雇主與資本家會選擇對懷孕婦女或是育兒的女性予以減薪、裁員、解雇等，假使能讓懷孕或育兒的婦女可同時獲得良好的工作權保障，美國總生育率將會有所提升(Belluz, 2018)。

此外，經濟學家Lyman Stone認為歷年來經濟政策並未對一般房價逐年加高有所調整或壓制，對生育率造成負面的影響。由於美國房子都是屬於空間大且設備完善，價格也歷年調漲，當年輕世代無法負荷高房價的大房子時，建商蓋小房小屋來吸引這些資本較少的年輕女性或小家庭投資與購買，在這些小家庭選擇購買個同時，他們就沒有打算有小孩或是生很多孩子。如果不想要住得很擁擠，生育率自然低，那麼蓋多一點更小的房子、房價更低、與低生育率或不生育就會形成一個連鎖效應(Stone, 2018)。這個又稱為「小房子運動」（Tiny-House Movement），這個運動在千禧世代中相當流行，由於他們選擇晚婚晚生育，這種小房子很適合賺較少的年輕人居住(Mims, 2018)。因此高房價與延後生育、低總生育率有很大的關聯(Stone, 2018)。

(四)生育年齡延後因素

除了實質生育率下降外，延後生育也是造成生育率降低的主因，該現象在學術上稱為「步調效果」（tempo effect），女性延後生育將導致比現今的生育率下降至多達25%(C.K., 2018)。不論是二十歲或是三十幾歲，越來越多的女性延後生育與養育兒女。高齡女性生育風險與不孕率都會增加，此外，年紀越老的男性精子品質也越差，對於受孕機會與胚胎健康有負面的影響(Matthews, 2017)。

(五)世代因素

美國生育率下跌原因也與千禧世代女性通常在完成大學學業後，仍想在事業有所衝刺，因此晚婚或晚生育有關(Tavernise, 2018)。而約翰霍布金斯大學Donna M. Strobino教授認為這與千禧世代與父母同住的時間拉長，經常不斷更換工作，生涯規劃與價值觀與前一輩差異甚大有關，他們這一世代不只是延後生育，更是會選擇不生(Cha, 2017)。千禧世代大多選擇單身直到四十歲才結婚(Martin, Astone, & Peters, 2016)，除了生育年齡大幅延後之外，有更高的機率難以生育或提高生育風險。更者，加上千禧世代受教育時間最長，但背負的就學貸款也最高，在大學畢業就有沈重的學貸壓力情況下，當25-34歲的千禧世代平均每人背負著四萬兩千美元的貸款，比起過去前幾個世代更具有沈重的債務壓力(Leonhardt, 2018; Wall Street Journal, 2018)的情況下，結婚或養兒育女成了不實際的夢想(Redmond, 2018)。

約二十多歲的千禧世代（出生在1980-1995年間）在2007到2012年間的生育率下降了15%，而當時也正值美國繼1930年代經濟大恐慌以來最嚴重的一次經濟大蕭條，使得這群千禧世代女性的低生育率更加委靡(Mangan, 2015)。在2007-2012間的生育率下滑中，其中白人女性生育率下跌11%，非裔女性下降14%，而拉丁裔女性下降26%，拉丁裔女性生育率的降幅最高(Astone, Martin, & Peters, 2016)。由於美國生育率下降幅度最大的族群是拉丁裔女性，因此，拉丁裔女性的生育率影響美國總生育率甚大。美國退休研究中心Munnel等學者（2018)發現新一代的拉丁裔女性越來越不生小孩，其能解釋美國總生育率降低0.1(Bauer, 2018)。

(六)家庭計劃與避孕方法的普及

避孕措施的普及能降低女性受孕的機會。根據美國人口生殖健康著名的非政府機構「古特馬赫」（Guttmacher Institute）之調查報告顯示從2002年到2012年使用長期保險套或避孕的女性明顯增加有關。而學者Priya Rajan認為這現象與美國生育率下降有關。此外，歐巴馬政府支持家庭計劃的推動、且「醫療補助保險計劃」(Medicaid)之健保法案對強制性對家庭計劃與避孕措施進行費用全額補助(Ranji, Bair, & 2016, 2015)。而避孕措施的普及性推動，讓美國自然人口增加變少，同時女性的生育年齡延後也意味者生育率可能降低、以及生產過程風險提高(Rajan, 2018)。

(七)宗教因素

許多學者發現認為宗教對生活很重要的女性具有很高的生育率且也認為生兒育女很重要。基於具有宗教理念強烈的女性會有相當保守的家庭觀念，例如視穩定的婚姻關係、和諧的親子關係、婚姻與養兒育女為生命是不可或缺之事，因此主流的基督教或天主教徒都會比較認同家庭價值與高生育率(Hayford & Morgan, 2008)。美國退休研究中心發現當女性越來越缺乏虔誠的信仰時，生育率就會自然下降。信仰能帶來生育率的提高與家庭功能穩固，該解釋力佔0.16(Munnell et al., 2018)，不過越來越多新興世代並未有向老一輩一樣有忠誠強烈的宗教信仰，且新一代已經漸漸較少有「不能墮胎」或「將生兒育女視為上帝賜福」等觀念，故而宗教對建構家庭與提高生育率的力量已經大不如前。

生育率下降的影響

關於生育率下降對國家與社會有什麼影響的議題，公共衛生學家、人口學家、經濟學家各持的不一樣的看法。在學術上的論辯十分精彩。公共衛生學家Donna M. Strobino教授認為目前因為女權、教育背景、薪資與受僱率提升等產生少子化結果，這並非是負面的事，青少年的生育率下降一直也是社會所期待的(Cha, 2017)。Stan Becker教授身為約翰霍部金斯大學的公共衛生與人口學家，在2018年3月8 日於馬里蘭大學演講中也表示，在全球暖化、自1960年以來，地球人口總數每十二年就會增加十億的情況下，少子化的發展絕對是對緩和氣候變遷、未來糧食不足、天然資源競爭大與人類社會發展有所助益。例如，儘管中國一胎化政策使得生育率未達到人口替代水準不到2.1，但是全中國人口總數每年以六百萬人的增加速度而不斷擴張，聯合國估計該擴張會一直持續到2030年為止。且儘管全世界108個國家中有72個國家即使生育率低於或相當於人口替代水準，但每年死亡人數仍低於出生人口，多數整體人口還是飛快增漲。人口銳減可以緩和地球目前資源過度使用，亦可延緩在食物與能源未來耗盡的危機，生育率下降未嘗不是件好事。而且以儘管美國的生育率下降，但總體人口數依舊會透過新移民而逐年上升。

不過，經濟學家卻認為人口不足或短缺不僅會造成生產力低落、勞動市場萎縮、缺乏年輕的人力資源，更會使得國力下降。由於人變少了，少人買車、購屋、整體市場購買力下降，經濟成長就會減緩。更者，低死亡率與低出生率所造成的人口老化對勞動市場與經濟負面影響也隨著少子化增加而惡化。當人活得越久、退休金不夠用、大家會把錢財留到晚年退休規劃中、市場的資金流動變小，促成經濟蕭條。故而經濟學家將過去十年美國、歐洲、日本均出現低存款利息與低通膨的情況部分歸因於人口老化(Rugaber, 2018)。

結論

為因應美國下滑的生育率，2018年年底川普的女兒伊凡卡不斷聲明川普政府將致力於提升女性在育嬰假的補貼，並改善懷孕婦女與育兒父母的工作環境等(Kruta, 2018)，她具體提出了「帶薪產假」之政策，不過該提案目前在勞動部提出預算尚未獲得批准(Goodman, 2018)。美國目前只有部分的州像是加州、紐澤西州有帶薪產假的計劃，但許多州並未落實。美國生育率下降，長期以來靠著移民政策強化勞動市場競爭力，於2017年美國新進了2740萬的外國勞工，是2005年以來最大外來移民勞動力，佔美國勞動市場的17.1%(Rugaber, 2018)。然而，川普政府上任後對於移民的極力排斥與抵制、新政策不斷限縮移民人口，如此一來，生育率下降對美國經濟發展與勞動市場的負面影響勢必比往昔更劇烈。

而是否美國這波低生育率能逐年緩和或是回升呢？根據研究顯示答案是否定的(Munnell et al., 2018)，因為美國生育率下降如上述所列包括經濟、世代、宗教、避孕普及、女權提升等面向造成，而這些面向都是社會變遷的結果，加上政策面的改善亦相當遲緩，顯難抵擋該生育率下降之趨勢。

圖一 2016-2017年各種族一般生育率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