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歷史都是現代史。」意大利哲學家Benedetto Croce曾經發人深省地這樣說道，而這亦跟香港現時的情況不謀而合。尤其在1997年主權移交後，大量關於本土身份認同及香港人特質的辯論不斷呈現。相反在主權移交之前，在公共領域上並沒有太多的討論環繞着香港人那種與中國糾纏不清的身份認同特性。因此，社會上沒有多少知識分子是意會到香港有需要進行解殖的工程，才會有人指出香港遠遠未到解殖，並維持被殖民的狀態。正當如此，有趣的是再主權移交區後香港百病叢生，亦有人指出殖民者從來沒有離開過香港的土地，從來變的不是被殖民的狀態，而是殖民者的身份。從英殖走到中殖的想法，在靠近現代的今天越被討論和研究。

加上，主權移交後社會運動的大規模動員情況屢見不鮮，從反對23條立法丶到一二年的國民教育風波丶再到雨傘革命和史無前例的反送中運動，在一系列本土化的政治工程下所發生的社會質變，已經為這個社會掀起巨大的風波，深深地影響了社會的肌理丶共同體的集體記憶和香港人本土身份認同的構成。

正因如此，香港人從社會動盪中煉成的一種全新身份認同及一種民族精神面貌，生動地呈現在中共帝國的邊陲底下。這篇文章正正希望跟各位探討香港人的身份認同是如何在殖民地時期被模糊化，現在又是怎樣從侵略性的中國因素影響下，透過一系列的社會抗爭當中進化成一種新的香港民族身份認同，乃至產生全新的香港民族主義。這篇文章將會分成兩部份，首先會向各位簡述在英殖後期香港人身份認同的狀況，並在第二部份列舉三項重要的社會事件，按照時序地去表明香港人的民族身份認同構成絕對是中共因素壓迫下產生的結果，並呈現出對中華民族具壓迫性的本質的反抗，而且身份認同的誕生將會為香港人在未來尋求經濟和政治上的自主帶來莫大的影響。

英國殖民時期：混沌不清的港人身份認同

在傳統的中國民族主義下的歷史論述，香港只是中國因為受西方列強凌辱下迫於無奈割讓出去的寶貴土地。香港人在撇除長達150年的殖民歷史下被看待成為中國人，一個與中國具有高度同質性的社群。對於中國這個慣常以血緣丶宗族紐帶去定義中華民族構成的國家，這樣的做法其實並非罕見，他們從過去到現在都是不斷強調血緣的本質民族主義，甚至用這論述去影響千千萬萬在海外定居的華人離散族群，令他們覺得自己生生世世都是中國人。與此同時，不容置疑地香港因為被英國殖民的關係，曾經有一段長時間能夠與中國這種觀點和發生的各種政治刧難，例如共產黨立國後的三反五反和文化大革命這些大型階級鬥爭運動，保持相當的距離，令到香港社會在同一時空下產生了相對獨特的文化和自身的社會生態，亦對中國內部所發生的政治事件沒有與中國人對等的經驗和感受。

甚至，歷史學家往往稱作香港的70 年代為黃金10 年，而其中一個香港能夠經濟起飛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的原因必定是政治的穩定，在同一時期下的中國卻是多難興邦， 如非香港與中國保持了明顯的區隔，香港想必難以有過去的經濟輝煌。

基於這層面，客觀而言香港人在一百多年的殖民歷史當中建立了獨特的歷史領域，和有別於中國的社會文化基礎。普通人根本難以作出香港人與中國人具有高度同質性評論。因此，不少學者已經重新提出香港其實早在殖民地時期受惠於英國相對寬鬆的管治手腕，已經成為了一個自治領，在經濟丶政治和文化各方面已經構成一種獨特的本土共同體，與中國區分起來1。

1 Fong, B. (2017). One Country, Two Nationalisms: Center-Periphery Relations between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 1997–2016. Modern China, 43(5), 523-556.

2 Carrol,J. (2007). 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3 Anderson, B. (2006).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 New York: Verso.

4 鄺健銘. (2019). 港英時代: 英國殖民管治術. 天窗出版社有限公司.

港大歷史學系教授John Carroll 曾經指出香港人視香港為唯一的家的這種本土情緒， 其實可以被追溯至19 世紀。甚至，不少本地港人精英幫忙鼓吹本土主義，重視其香港人身份多於中國人認同，在香港和中國利益產生衝突的情況下亦會率先捍衛香港。例如，早在1925 年的省港大罷工，國民黨曾經發動大規模的愛國罷工工潮，呼籲香港人離開香港癱瘓英國的殖民統治，但本土精英何啟便嘗試運用他的網絡動員人去幫忙協助維持香港治安並說服其他人留在香港不要參與工潮。他先後組織了不同的小隊和巡邏人員去制止國民黨的特務滲透香港社會，並劫持香港人北上廣東省參與工運。透過他的努力，省港大罷工在香港的影響其實相當有限，香港經濟亦沒有受到多大的動盪。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回應了香港人即使在英國殖民管治下都必然呈現愛國的情緒的這種說法2。

民族主義學者Benedict Anderson 曾經指出東亞的不少獨立運動尤其在印尼和菲律賓，都出現了本地精英集體地出現了在地的認同和熱愛，區使他們用自己的知識去為自己的土壤付出，爭取從殖民者的手上奪回自己家園的控制權3。香港，在過去也曾有這樣以本土利益為先的一批精英，但他們的歷史沒有好好地被敘述出來。

除此以外，也有不少例子來說明香港的本土認同其實比大家想像中早出現，當中令人感到意外的便是香港商人精英的意識形態。學者曾分析香港工展會的主題，原來在1938 年的時候香港工展會仍然會稱自己的產品為中國產品，但直到1957 年開始，第一次工展會出現了「香港製造」這概念，並用上了「香港人使用香港貨」這相當本土的口號4。可以見到本土意識其實從古至今都有，只是一直以來沒有好好地被歸納和理解。

至於過往被稱為文化沙漠的香港，原來在文學上也在頗早的時期已經出現了一定程度的自我本土認同。例如早在1967 年的時候曾有一篇文章名為「百萬人」當中作者清晰地指出他對新加坡有羨慕之心，因為新加坡雖然也是以華人為主，但卻可以擁有自己完全的自主性和獨立性。作者認為如果香港可以模仿新加坡的成功，定必能夠對當時四百萬香港人為佳。在1969 年的時候，一位香港大學的學生寫到一篇文章批判當時不少港大同儕的虛偽，反對他們只顧關心遙遠的中國，反而忽略了正在共同生活的香港同胞，漠視他們受苦受難的人生。他認為學生能夠在港大有獎學金供讀書，完全是受惠於廣大香港同胞所繳交的稅項，當中並沒有受中國人的恩惠，但大家卻漠視香港四百萬人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完全是於理不合5。

5 鄺健銘. (2019). 港英時代: 英國殖民管治術. 天窗出版社有限公司.

6 Undergrad Editorial Board 2013 (2014). Xiang Gang minzu lun (On the Hong Kong Nation). Hong Kong: HKUSU.

這些例子代表的是背後近年對於本土研究的重視和重新發掘，令到大家開始破除舊有迷思，不會再認為本土意識只是近十年才出現的玩意。因此我們要反思的問題不是為什麼這麼晚才有本土意識，意思初期的本土意識為什麼不能夠發揚光大和流傳開去。

要回答這個問題相當困難，並非這篇文章能夠單獨回答，但我們可以先從80 年代中英兩國開始醞釀香港主權移交這大事作為出發點，在80 年代，當鄧小平表示要收回香港主權的時候，根據當時一個民調顯示，香港人普遍表示了不滿及相當保留的態度。當時超過八成香港人表示希望英國政府能夠繼續管治香港，而只有4%的人是樂意看見香港歸還給中國6。撇除這驚人的數字差距，當然中英兩國最後根本沒有理會民間普遍情緒，而是「兩腳凳」自行決定這樣重大的事宜。當時民意並沒有好好地被顧及，導致中國共產黨能夠騎劫民意，裝作歌舞升平，營造香港人熱烈接受回歸這虛構的事實。同一時間，中共啟動了他們擅長的輿論戰，加緊宣傳香港人自古以來便是炎黃子孫， 是龍的傳人，因此未來可以回歸祖國香港人應該感到萬分慶幸。這種官方論述或多或少的確影響了不少本來還在對自己身份和對這城市命運搖擺不定的香港人。

本來，在1989 年所發生的天安門屠殺慘劇令普遍香港人感到極度不安和徬徨，更觸發了一百萬人上街聲援了天安門的學生。由於香港人當時密切留意着天安門所發生的一切，那些影像和圖片激發了不少香港人對學生的同情之心，易喚醒了港人在歷史教育中學到的中國多難興邦的歷史，有意無意地喚起了他們的愛國之情。因此，聲援天安門運動變成了一種愛國運動，變相深化了香港人的中國認同，渴望中國早日得到民主。

同一時間，有能力的香港人出現大規模移民到他國的情況，而不能夠離開的人很多都只能夠接受泛民主派的政治主張就是「民主回歸論」。簡而言之，就是呼籲大家接受

只能留在香港，亦不可能改變「回歸」的事實，鼓勵大家有着一個夢就是民主能夠在中國的大地上早日降臨，希望主權移交後的香港能夠風調雨順。

在八丶九十年代的背景底下，我們可以得出香港人的身份之所以混沌，也算是一種無可奈何的情況。在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過程當中，與其說是一種主動積極的熱愛認同，倒不如說是不得不接受現實然後逐漸陶醉自己的結果。

除此之外，我們還能夠觀察到香港並沒有真正經歷過解殖的階段，因為我們並非掌權的一群，不能夠真正梳理殖民地時期遺留下來種種關於文化和身份認同的概念和產物。更何況，在主權移交的時候，香港人根本無法透過任何制度或公投的形式表達自己的看法，為自我充權，當一回真正的命運主人。缺乏這階段，人民明顯缺乏對周遭的環境和自我身份認同產生任何具意義的反思，只是被動地接受整個地緣政治劇變為他們所帶來的影響。因此，這個延遲了的解殖狀態將為主權移交後的香港帶來隱性的不穩因素，香港人將會在未來經歷對周遭環境強烈否定的思想狀態，埋下了本土意識真正成長的種子。

直至現時為止，我們簡約地回顧了本土意識在殖民地時期出現過的一些殘影，亦嘗試解釋過去並不是沒有本土概念的存在。反之，如果一個地方經歷了與它的前母國百年來的隔離，途中又深受第二個文明的衝擊，如果這樣還可以建立不了相對程度的混合文化，乃至全新的本土文化其實才是難以想像。另外，上述部份亦簡單解釋了本土意識在中國意識的影響下如何不能被壯大，尤其面對需要主權移交這上世紀最重要的歷史事件，香港人只能夠被動地接受這事實，故此需要產生某種自我洗腦的主張，把回歸的恐懼轉化成對民主中國的熱切期盼。然而，這樣的思想實驗工程最終在主權移交後逐漸破滅。九七之後，中共對香港的箝制越來越多，此文會從三個社會事件分析本土意識高漲和香港民族主義情緒真正確立的原因。

2012 年國民教育事件

反對國民教育風波在2012 年發生，可被視為中共帝國對邊陲地帶實施強硬統治和思想改造的一項重大工程。今次事件是由下而上群眾自發的社會運動，由黃之鋒帶頭率領的學民思潮成功最終拉倒了洗腦教育。在2008 年香港的中國國民身份認同創新高之後，一般人很難想像會有10 萬香港人出來反對相當政治正確的「國民教育」，這就是香港近代歷史上少見的反對洗腦教育的運動，直接挑戰中國官方最常倚賴的民族主義情緒。分析者亦有把這波運動歸因於至六四屠城之後長年所累積的恐共情緒。的確， 香港的成功的確有賴於政治與社會的長期穩定，不像共產中國時刻經歷動盪和慘絕人寰的人道災難。然而，動輒把香港的社會運動歸咎於恐共情緒其實也太簡化了整個時空脈胳。事實上，國民教育之所以掀起香港人的反感的情緒，是因為大家不只恐共， 更是擔憂正確的歷史不能夠傳承。國民教育教科書中曲解歷史，美化共產黨的豐功偉

績，稱讚它為「無私」的政黨，這令不少成年人和父母的擔心下一代不能夠正確地接觸歷史，而摧毁了教香港自由的基石亦會被毁於一旦。根據香港過去一直以來已經有一種比較防衛性的社群素養，只要香港人認為有事情嚴重觸碰他們的底線，他們便會群起而攻之，情況就像零三年23 條的立法促使了50 萬人上街。國民教育教科書內容的偏頗程度令不少香港人憤慨，甚至令某些跨光譜社會人士都吃不消。

今次社會運動固然在社會引起反彈情緒，成功迫使政府撤回國民教育，而當中帶有兩種意義。首先，國民教育要求香港人對中共領導展示屈服忠誠的一面，尤其課程大綱明確提及需要鞏固香港人對中華民族文化及種族的認同。其次，今次的反抗運動絕對是香港人首次對中國民族主義的直接回應。國民教育的原意本來就是要把香港人塑造成中國的國民，而在中國慣常的語景下，作為國民當然就要緊記着中國的「百年恥辱」這段官方論述的歷史，並要背負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任務，要讓中國重新在西方列強的勢力下站起來。這種充滿政治色彩的國族身份顯然不被香港人接受，尤其年青人的接受。踏入21 世紀，不少反對聲音認為不能夠接受在推行盲目的國民身份，相反我們應該擁抱公民身份，因為公民代表的不是盲目的愛國主義，更是一種擁抱自由價值懂得批判思考的理性人民。因此今次反國教運動可以算是史無前例的拒絕國民身份這由上而下的灌輸，直接提倡香港人的自由價值理應符合公民而不是國民的概念，這思想衝破了過去意識形態的枷鎖，當然不會被熱愛灌輸意識形態的中共所接受7。因此，中共在這次運動中願意忍氣吞聲撤回國民教育一個可被視為中共對港管治下的失敗例子。雖然今次事件絕對是公民社會的一大勝利，但同時亦令中共不得不重新反思對港政策，直接地加快了他們往後數年對香港全面管治的落實，進一步加劇了香港和中國的對立，掀起令一波本土主義的浪潮。

7 Justin K. (2016). The Rise of Civic Nationalism: Shifting Identities in Hong Kong and Taiwan.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al Economy and Strategic Relations: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2), 941-973.

雨傘革命的爆發

如果2012 年爆發的反國民教育運動是對香港人身份認同的啟蒙及去魅化，正面拒絕中國官方民族主義的論述，那麼雨傘革命的出現便是繼承了反國教的成果並將它提升到另一個新高度。在雨傘革命當中，不少運動主要的口號標語進一步強化了「自己政府自己救」概念，並鮮明地追求更多的政治權力，渴望河水不犯井水，能夠真正港人治港。

在整場運動當中，存在了不少抗爭性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的獨特場面和劇目(repertoires) 。在抗爭的場域穿梭，我們不難發現「自主」和「自治」這些字眼不停出現在標語丶海報和街頭塗鴉之上。「命運自主」則是雨傘革命其中一個發起團體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學聯）所使用的主要口號。凡此種種都證明了香港人絕對是這場運

動是一場本土化的運動，跟過往8964 一百萬人上街所參與的愛國民主運動本質並不一樣。雨傘革命很明顯地就是一次香港人追求與中國區隔，希望中國不要干涉香港民主發展的一次表演。這背後的邏輯就是強調香港是香港人的香港。如此般的想法，當然會不容於中共這個單一制國家，問題的嚴重性並不只是動搖了他們眼中一國兩制的基礎，更是挑戰中共對中國領土的合法統治與管理。由前特首梁振英及不少政制高官都先後表態運動中所強調的一些字眼例如「自主」均是相當危險。

如果我們在深層次一點分析，也會更容易理解為什麼他們覺得這種本土意識相當危險。例如當香港人在說起命運自主這概念的時候，他們在想像的是一種邊界的限定。只有在邊界以內屬於共同體一部份的七百萬香港人，才有資格決定香港事務。不是13 億中國人，只是7 百萬的香港人才有資格參與香港的民主事務，共同決定城市的未來。這種強烈的屬地主義背後已經是一種民族主義的內涵，希望透過政治行動決定一個共同體與其他共同體的政治往來和地位問題。往後不少本土派領袖例如梁天琦及黃台仰也曾經表示雨傘革命是他們出現本土意識的一個重要場合。正是雨傘革命是香港歷史上史無前例的大型公民抗命運動，儘管其路線主張和平抗爭與後期本土勇武派有所衝突，但無礙啟發了年青一代對政治的熱誠和社運的投入。

港大學者Sebastian Veg 就着雨傘革命的細節進行研究，發現這運動的獨特之處，但是因為作為一場長期持續的佔領運動，不少連夜留守佔領區的參與者他們形成了很強烈的連結，同時參與者可以透過每日的佔領區辯論和公民投票，營造獨特的論政氣氛8。佔領區周遭更會有參與者自發組成巡邏小隊維持秩序，防範親北京人士的干擾。隨着日子的久遠，示威人士亦會成立不同的物資區、公民講堂、醫療區等等去維持運動的熱度。雖然這場運動有組織有大台，但群眾自發的運動已經彰顯了大眾創意力高的事實，亦強化了大家作為共同體會透過不同方式去守望相助。這種歷史經驗對於香港這一直被稱為極度資本化丶欠缺人情味的社會是難以想像的。因此，如果將雨傘革命是為香港本土思潮最重要的一個起始，相信也沒有多少人會反對。

8 Veg, S. (2017). The Rise of “Localism” and Civic Identity in Post-handover Hong Kong:

Questioning the Chinese Nation-state. 230, 323-347.

況且透過大家每日周而復始的行動，創造了共同體必須有的集體回憶和情感連結，深化了香港被視為共同體的實際歷史內涵。這種歷史經驗將會深刻地烙印在香港人的心中。台灣政治學者吳叡人便指出在雨傘革命中，參與者能夠在佔領區決定自己的事務，不但是擴闊了他們對公共空間的想像，更是擴闊了大家對於香港政治未來可能性的想像。加上，在擴闊想像的同時便是一種實然的人民充權，令大家知道自己作為自由人，除了成為經濟動物，原來還可以透過自己的行動直接參與到這城市的政治發展當中。

可惜的是，雖然雨傘革命已經是開啟了香港史無前例的大型公民抗命運動，但始終有一定的局限性，包括其大台性質已經讓不少行動者在運動僵持以後的日子批判一眾學生領導者的無能，以及其過於保守的抗爭取態。因此，在雨傘革命的無疾而終後，本土思潮席捲了各間院校，首當其衝的便是開啟了反大台運動。各間大學學生紛紛透過公投令學生會退出學聯，令學聯土崩瓦解。其後，大專學界更為了應否出席支聯會具有大中華情意結的六四晚會開展了激烈的辯論，凡此種種都是雨傘革命的餘震，但都準備揭示一個更加深遠的本土運動。

反送中運動

在雨傘及反送中的中間數年在此不仔細詳述，要知道的是本土派有過很短暫的輝煌， 甚至在一六年的立法會選舉曾經奪取兩席，甚至有過第一個獨派集會，但及後由於政權的瘋狂打壓，包括取締議員資格丶用法律手段政治檢控本土派領袖等，令到本土派乃至整個民主派元氣大傷，所以一到陷入了兩年的社運低潮期，直接反送中的出現才以幾何級的升勢反彈，爆發全面本土民族主義運動。

至於反送中的爆發大家都耳熟能詳的原因便是逃犯條例的出現，但它史無前例的爆發又將香港的抗爭運動帶到歷史新高度，甚至比雨傘革命還要強勁數倍。這場運動絕對是無人可遇見的，尤其在面對過去兩年的社運低潮期，很多人都以為終其一生都不一定能夠見到一個類近雨傘革命規模的運動，但事實就是反送中運動橫空出世了，當中更帶有強烈的本土意識認同和國族之聲。

要知道即使一四年以後本土派的出現的確是挺有聲勢，但遠遠未到被廣泛大眾所接受的程度，當時梁天琦也曾有「三分天下」的說法，也就是說本土勢力只是一個新興的力量，用以挑戰傳統思想，但仍未到主流。然而，反送中運動的爆發則是令本土思想為之散播，更是融合了不同的黨派之中，令所有抗爭者不自覺地都在為了建立共同體而犧牲付出。另外，這次運動的特性眾所皆知是「無大台」，人民不用聽從大台由上而下命令，而是能夠更加自主地運用抗爭策略。事實上，今次運動摒棄佔領區的做法，而是更加流動地穿梭在大街小巷中進行抗爭。

在這樣的背景下，今次反送中運動有三種積極意義。第一，運動反映香港人由防禦性變為追求主動性的政治抗爭。香港過去的政治運動當中，很多時候都是因為政府提出了某個法例或者議案，然後市民覺得不能接受，便會被動式地採取政治行動表達不滿回應政府，例如23 條、國民教育爭議、人大不合理的831 框架等等。甚至本來反送中運動就是又一場香港人對政權提出逃犯條例感到不滿，然後擔憂香港人會隨時被送中而爆發。這種對政權的情緒反射甚為普遍，但今次反送中運動時間之長當中更衍生了超越了反對逃犯條例的另外四大訴求，合稱五大訴求，這卻是前所未見的，包括撤回暴動定性丶釋放所有示威者丶追究警暴和全面落實雙普選。群眾懂得自發地組織政治

抗爭，就是一次共同體的集體自我成長，完全鞏固了共同體的支柱和穩健程度。可以見到，今次運動示威者完全採取了進攻性的策略，透過群眾自我磋商，達到了五大訴求的共識，然後以此為號，持續運動走向並向政權施壓。

第二，群眾大規模接受了勇武路線。相比於雨傘革命和2016 年出現的魚蛋革命，群眾大規模反對使用勇武路線，今次由於警暴問題猖獗，因此群眾大規模接受使用勇武形式的抗爭。尤其在七一佔領立法會的時候，示威者在立法會大樓牆壁噴上「是你教我們和平示威沒有用」便是相當象徵性的一幕。甚至，運動中更有不少社會權威和政治學者為勇武抗爭提供理論的辯護，包括港大政治學者陳祖為亦提出不同的政治哲學理論去證明某些暴力的正當性。資深大律師吳靄儀更是提出「self-help」這概念，應用在警方完全不受制衡的情況，香港猶如成為自然戰爭狀態，那麼群眾用合適的武力來保護自己其實只是一種自然的防衛和自我援助。由此可見，勇武被群眾大規模接受， 亦加快了本土思想當中希望與中國區隔的激烈情緒。因為在群情洶湧的情況下，昔日多麼激烈的主張在今天看來可能也是自然不過。

第三，今次運動產生了極多的創作，催化了香港人的民族認同。當中數一數二有名的，必定是被譽為香港國歌的「願榮光歸香港」。這首歌在任何抗爭場合都定必會被群眾演唱一翻，歌詞中一切都是以香港為本位，入面提及「何以這土地涙再流」的土地顯然只是描述香港。再者，歌詞入面的「建自由光輝香港」丶「要光復這香港」和「我願榮光歸香港」明顯地都帶有強烈的政治主張，就是要把香港從中共的手中爭奪回來，建立一個屬於香港人的香港。這種強烈的屬地主義在這個運動被推上了高峰。另一方面除了歌曲以外，隨着運動越加激烈，運動的口號亦有所變化。這裏談及的不是五大訴求，而是大家在日常抗爭場合中會叫喊的一些主流口號例如香港人加油。運動的初期大家只是會叫着「香港人加油」這般正常的用語，但直至有抗爭者為運動犧牲性命，香港人就會開始叫著「香港人報仇」，去到最後更會有群眾一起大叫「香港人建國」和「民族自強，香港獨立」的口號。由此可見，香港擁有的不只是可能正常其他國際都會有的本土主義，而更是產生了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當中的分別是前者固然是對自己出身的地方感到驕傲自豪因為身在的城市有着獨特的文化，但民族主義已經是晉身成一個成熟的政治共同體希望爭取最大程度的自主，擺脫任何一個宗主國的控制，為自己領土人民奉獻與着想。

更何況，今次全民無分過去光譜和階級，只要有參與運動都會在叫喊着「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這口號，已經是對當年提出這口號的梁天琦等人和他當時的組織本土民主前線所代表的理念的一大認可。因此，運動去到這個階段，已經是不證自明地發展出完全有別於中國中華民族體系的一個獨特的政治共同體，再沒有所謂的建設民主中國，而是要建設一個民主的香港。這香港，只是七百萬人的香港。

結語

透過此文我們簡單地回顧了從英殖的後期到反送中的爆發這段期間香港本土意識的發展歷程。香港固然是一本難以說明的史書，但如果細心撰寫和閱讀定必能發現當中有趣之處。尤其香港跟台灣都受着中國因素的影響，但有着完全迴異的發展形態，但有一點是共通和肯定的便是兩地都有自己豐富的歷史，在各種原因底下形成自己的獨特本土共同體，絕非中國底下的寄生物。

撰寫此文的一刻，香港正經歷前所未有的低潮，國安法已經通過，羅冠聰、許智峯和梁頌恆三位前立法會議員都宣佈流亡，黃之鋒和黎智英等人正被收監，還有更多更多無名的抗爭者都身陷囹圄之中。港共政權正在掀起另一波大型的政治清算行為，未來只會有更多香港人深受其害。雖然現時貌似絕望，但這很可能亦合乎不少抗爭者本來的預測，就是悲愴地與政權「攬炒」過程中必然發生的結果，但這對抗爭者而言絕不是終局，他們很多人仍然心懷希冀希望能夠光復香港。剛成形的香港民族在初生階段就經歷一次這麼嚴重的打壓，未來到底何去何從相信必然是不少人關注的課題。未來，到底海外香港人能否建立海外民族主義來維繫共同體的熱度還是重蹈上世紀90 年代的覆轍，香港人大規模移民但根本沒有心屬香港，遑論為香港貢獻；到底街頭抗爭還可以有怎樣的空間，是否不會再出現大型街頭抗爭轉移成為過去類似昔日東歐社會地下化的抗爭模式，還是可以重現街頭抗爭；到底國安法底下香港各行各業尤其教育界被清算的情況下，關於香港民族的記憶傳承和歷史還能夠順利傳給下一代嗎？這些問題都尚待解答，亦在考驗着從苦難中誕生的香港民族。新香港到底會是中國人掌控還是香港人呢？我們拭目以待。

作者   張崑陽   為前學生領袖民主派初選勝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