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台灣從2016年民進黨政府二次執政之後，除了在國際社會上面對中國政府的壓力外，內部社會也可以明顯感受到在網路社群上開始流竄了越來越多的假新聞 (fake news) 或假消息，除了有部分是單純是生活、健康，甚至是名人八卦的話題，當然還有很大一部分與政治議題相關，也讓台灣被評為是全球假新聞的重災區。政治議題假訊息的來源除了有國內的政治攻防外，不少專家學者還發現近年來的假訊息攻勢背後可能跟中國政府的作為、鼓勵有關。於是相關的研究概念或主題，例如虛假訊息 (dis/mis-information)、資訊戰/訊息戰 (information operation)、認知作戰 (cognitive warfare) 等名詞也開始廣泛出現在台灣的大眾媒體與研究報告。
雖然政府與公民社會紛紛推出事實查核與澄清機制來對抗這波假訊息攻勢，台灣學者也開始著手相關的研究，但卻仍面臨不少質疑的聲音，特別是有輿論認為這樣的假訊息研究倡議是政府為了掩蓋執政不力所主導的操作。因此本文想透過處理以下兩大問題讓大眾對於假訊息/資訊戰研究有初步的認識：首先，此研究倡議僅存在於台灣的學術/政策社群嗎？其次，在台灣從事相關研究以及政策討論上，又會遇到什麼樣的困境呢？本文雖然以中國影響力 (Chinese influence) 研究為主標題，但討論的內容則是以中國的政治宣傳 (propaganda)、輿論操作 (opinions manipulation) 與資訊戰等相關研究主題為主，包括研究議程，以及目前面臨的研究/政策困境。
混合戰 v.s. 銳實力
歐美國家近幾年同樣也意識到來自外國敵對勢力的假新聞、假訊息與輿論操作對國內社會的影響，加上西方國家內部還有著社會兩極化、民粹主義崛起、貧富差距加大與移民議題等困擾著各國政府，也讓外國干預與假新聞更容易產生效果，更甚者還可能會損害民主制度維繫的基礎。最為知名案例包括了俄羅斯對美國2016總統大選的輿論操作，以及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混合戰 (hybrid warfare) 攻勢等。對於美國與歐盟而言，俄羅斯不但是傳統上的戰略競爭對手，同時也是從事類似行動的主要國家之一；但是近十年來，中國對於西方世界的影響與滲透也越趨明顯，以往對港、台兩地所發動的統戰活動也可以在其它國家看到（例如在中國透過澳洲的華人社群來影響當地選舉），當然國際學界與智庫也就有越來越多以中國影響力作戰為案例所進行的研究。
也因此，不同的研究途徑、研究方法與概念就不斷出現，讀者也才會在本文前言就看到讓人如此眼花撩亂的名詞。簡而言之，中國影響力研究的主要途徑大致上可以分為以戰略/軍事研究為核心的混合戰研究，以及政治學/社會科學常使用的銳實力 (sharp power)、政治宣傳等研究主題：前者的研究內容還包括了資訊戰、認知作戰等帶有準軍事行動意涵的概念；後者的內容更是五花八門，像是銳實力所指涉的除了有政治經濟影響、滲透（例如華文世界常使用的統戰研究），當然也包括公開宣傳（像是台灣社會熟知的大外宣）與較為隱蔽的輿論操作、假訊息作戰 (disinformation campaigns) 認知作戰的研究對象當然也屬此類。[1] 根據以上的討論，輿論界目前對於由國家所支持的混合戰或銳實力主要有以下三點共識：
1.俄羅斯、中國等威權國家都有透過政府或官方來對外發動影響力作戰的紀錄。
2.所謂的影響力作戰又可以包括政治、經濟或是實體活動，以及影響認知、操作輿論的行動；前者像是中國的統戰活動，後者則有大眾所熟知的資訊戰或認知作戰。
3.影響輿論的方式又可以分為公開宣傳與隱蔽行動 (covert action)，兩者差異在於後者往往難以被一般民眾直接辨識出誰是訊息或行動的發動者；同時，其使用的素材可能是正確的資訊，當然也有更多是抹黑、半真半假或是完全虛假的內容。
「中國影響力」研究的研究範疇
既然研究上常使用影響力作戰、認知作戰或資訊戰等名詞，這樣的作戰或行動在研究或實務調查的認定上也必須符合以下三個條件：
1.攻擊是來自境外或是出自敵對外國勢力；
2.其行動經過協調、有組織性，例如中國的「五毛黨」；[2]
3.背後具有特定動機或政治目的，特別是干預該國民主選舉、造成在地社會民意分裂等意圖。
因此，國內不同政治陣營當然也會進行政治宣傳、抹黑，同樣也有可能會雇用公關公司或所謂的「網軍」來從事行銷或操作輿情，然而這些活動都發生在國內的政治攻防或宣傳。換句話說，只要能夠確定攻擊不是來自外國或境外勢力（或是受到外國勢力所支持），自然也就不屬於影響力作戰研究的範疇。
接著，如果我們將政治宣傳/假訊息的傳播分為上、中、下游：上游是影響力行動的發起者、指揮者，也有可能是訊息的產製者；中游主要是行動的協力者，可以接受命令產製訊息，當然也可以是傳播訊息的傳播者；下游則是訊息的接收者，或是受行動影響的受眾。以中國研究社群為例，相關的學術研究產出已經非常豐富：
1.上游：Brady (2015)、Edney (2012)、Shambaugh (2017) 與Tsai (2017) 對於中國中宣部與宣傳機器的研究，除了中宣部及旗下各單位、官媒、外交部與外交官員會負責對外宣傳之外，國際智庫與情報單位也指出像是共青團、國台辦、統戰部、國安部與解放軍等系統也有單位在從事對外的輿論操作或假訊息攻勢。
2.中游：沈伯洋將中國資訊戰的進攻模式分為外宣模式、粉紅模式（背後是由共青團系統主導）、農場模式（以網路內容農場為假訊息產製與傳播中心），還有透過在地協力者進行操作的協力模式。學界常見的討論則可分為透過傳統媒體或網路等兩種主要途徑來對外操作輿論：前者例如中國在台灣購買新聞廣告、拉攏親中媒體、利用中資直接或間接影響新聞媒體 (Huang 2017)；後者則有哈佛大學Gary King團隊針對中國「五毛黨」的研究，並指出這些五毛大軍在社群媒體上扮演中國政府的啦啦隊角色、在網路上塑造民眾對中共官方的正面印象 (King et al. 2017)。
3.下游：台灣民眾可能多認為中國進行宣傳攻勢或操縱輿論的目標只有台灣，也的確台灣是受中國假訊息影響的重災區 (Monaco 2018: 104–127)，但除了台灣之外，中國對外宣傳的對象還包括了海外中國人/華語族群，甚至是其它非華語國家，例如對韓、美兩國社會的跨國宣傳 (Min & Luqiu 2021)。此外，隨著中國的國際參與越深入，就越需要在跨國或全球性議題進行輿論操作，例如美中貿易戰 (Huang & Wang 2021) 與Covid-19肺炎疫情 (Molter & DiResta 2020)。
在進行宣傳與假訊息作戰的手段與平台上，中國也是不斷演進。例如在2017年學者指出並未在推特發現中國有特別操作輿論的狀況 (Bolsover & Howard 2019)，但是到了2020年，美國、澳洲的研究機構都指出中國為了扭轉國際社會對於肺炎疫情責任歸屬的討論，無論是官方宣傳系統或是網路水軍、機器人帳號都大量在推特進行宣傳、操作。[3] 此外，中國也會在西方媒體買業配 (Dai & Luqiu 2020)、或是用釣魚標題 (Lu & Pan 2020)與宣傳圖卡 (Wang, Lee, Wu & Shen 2020) 等方式來加強其政治傳播的效果。當然，更有學者直接從事跨國比較研究，例如比較俄、中兩國資訊戰手法異同 (Beskow & Carley 2020: 63–81)。最後還有一部分研究是擬定反制中國假訊息或資訊戰的策略，其中又多以台灣為個案並提出政策建議，例如Curtis (2021)、 Huang (2020) 與 Zhang (2020)。
上述僅是部分的學術研究討論，事實上如果連智庫研究的成果都納入，那研究產出會相當可觀，像是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 對中國大外宣的研究 (Cook 2020; 2021)、詹姆斯敦基金會 (Jamestown Foundation) 的研究刊物中國簡訊 (China Brief)就有好幾期的主題是中國銳實力與資訊戰 (2019; 2020)，[4] 世界各國也開始成立專門研究中國影響力作戰的智庫或單位。
中國影響力的因果推論
由於中國影響力研究橫跨了政治學、國際關係、傳播學與社會學等不同學科領域，所以在實際從事研究上，不同學者也會因為所受的研究訓練差異、研究興趣不同等，針對同樣的題目卻有可能使用不同的概念或名詞來進行探討，或甚至在一篇研究論文中同時將上、中、下游的狀況都全部討論，但基本上還是在社會科學的研究範疇。
社會科學研究非常重視因果推論 (causal inference)，也就是事件發生的原因與結果之間是否存在著因果關係，在從事中國影響力研究時，除了找到中國發動銳實力活動或資訊戰的證據之外，更重要的是找到能夠證明中國政府是背後主導者的因果連結。近年來在質化研究方法中興起的過程追蹤法 (process tracing)，正提供了研究者用來尋找事件過程之中因果邏輯的工具，也就是到底是什麼因果機制讓事件起因最終導致了我們所看到的結果。基於事件證據對於推論的必然性 (certainty) 與獨特性 (uniqueness)，過程追蹤法發展出四種不同強弱程度的測驗，分別是風中稻草 (straw-in-the-wind)、圓圈測驗 (hoop)、冒煙手槍 (smoking gun) 以及雙重決定 (doubly decisive)，用來判斷已知證據在檢證假設時是否必要且/或充分（請參考圖1）。簡單來說，必然性高的測驗是用來排除某假設的其它解釋或因素，代表我們所掌握的證據是假設的必要條件，也就是說，缺乏此證據就無法證實該假設；獨特性高的測驗可以用來強化檢證該假設的決定性證據，代表此一證據是論證的充分條件（掌握此證據可以強化假設，但即便缺乏此證據也不會排除掉既有假設）。
圖1 過程追蹤法的四項測驗
以下則以兇殺案為例（假設嫌疑犯A槍殺了被害者），來說明四種測驗的判斷標準 (Beach & Pedersen 2013; Collier 2011)：
1.風中稻草（低必然性、低獨特性）：通過測驗的難易度最弱，例如找到嫌疑犯A槍殺受害者的動機（例如可能覬覦被害人財產、彼此有嫌隙），此外就沒有任何其它決定性證據，即使通過了此測驗也只能稍微提高被害人的嫌疑。
2.圓圈測驗（高必然性、低獨特性）：例如嫌疑犯聲稱兇殺案發生當晚A獨自一人，但卻缺乏不在場證明，代表他有很高的機會犯案，卻沒有直接證據顯示兇手是A（代表兇手也有可能是其他人）；但如果要證明A是兇手則必須要通過此測驗，假如沒有通過此測驗（例如A擁有不在場證明），則可以直接排除A的嫌疑，因此圓圈測驗通常用來排除可能的假設。
3.冒煙手槍（低必然性、高獨特性）：例如嫌疑犯A被發現人在兇殺案現場拿了一把冒煙的手槍，所以可以確定A（而不是其他人）有開槍，因此通過此測驗代表有很高機率A就是兇手（接下來就是找到A開槍以及被害者死亡之間的直接連結）；但即便無法通過此測驗也難以排除A是兇手的假設，因為他有可能開完槍之後逃離現場。
4.雙重決定（高必然性、高獨特性）：通過測驗的難易度最強，例如嫌疑犯A被監視器拍到犯罪過程，對於檢證假設而言是不但必要且充分的證據，受害者中槍是A所導致的且同時排除其它人作案的可能。
接著，本文再以中國介入並影響台灣總統大選結果為假設來進一步討論：
1.中國在選舉前發表聲明反對台獨、反對民進黨執政，則說明了中國有介入台灣選舉的動機，意即通過了風中稻草測驗，但並沒有辦法證明中國政府有其它實際行動。
2.選舉投票之前發現台灣的網路社群平台流傳著大量的假新聞（內容說法可以在中國的網路媒體或社群平台上找到相對應的出處），且有不少民眾信以為真而降低對民進黨總統候選人的支持，但即便民進黨最終敗選也難以排除可能還有其它的國內因素導致此結果。
3.國安單位證實中國為了介入台灣選舉成立了專門的辦公室來發起有組織性、協調性的攻勢，也就是確定中國政府在背後主導此一行動（正如同找到冒煙的手槍），因此接下來就是要找到此波行動有直接影響台灣選舉結果的證據。
4.台灣的檢調單位逮補了有台商在台灣替中國官方發展組織活動並支持北京屬意的候選人，還發現了中國官方有交付金錢給該台商等證據，基本上等同於通過了難易度最高的雙重決定測驗。
以上舉例即是想讓讀者瞭解，如果要針對中國對台灣發動影響力作戰或認知作戰進行檢證，在理論上就已經是非常不容易。而接下來則是直接針對從事此類研究最可能遇到的狀況（或者說是道德、倫理問題），包括了在研究過程的資料取得、因果推論，以及與現實政治/政策的互動上來進行討論。
研究困境與道德難題 [5]
從研究的內容來看，資訊戰或認知作戰在操作上要有發動者的特定意圖與動機、透過不同節點與中間人來協力、有組織性地傳播訊息，並且對於接收者或在地社群產生輿論上的影響；如果今天要針對這樣特定行動或攻勢進行研究，那麼最理想的研究結果就是能將上述上、中、下游都完全掌握，如此才能推論並證實這是來自某境外勢力所發動的作戰。但實際上，正如同在上一個段落所想強調的重點，很少有研究或調查可以如此完美呈現事件的因果關係，相反的還可能會遇到以下幾種狀況：
1.例如要掌握協力模式之中相關人的關聯性，最直接有力的方式就是掌握金流，然而如果彼此是透過地下匯兌、第三方交付、或是由境外勢力聘僱在地顧問公司直接進行選戰的輿論操作（過程甚至可以完全不用與其支持陣營或候選人有聯絡），就大為增加舉證的困難。
2.或是外國政府明明已經使用網路水軍、五毛黨等來試圖影響某國國內選舉，但由於操作方式失當，結果對選舉結果毫無影響，或甚至因為被揭露而造成反效果；然而，研究者卻不能因此而判斷因為該行動之影響效果不佳而認定對方沒有採取行動。
3.也有民眾常常看到有親友或自己所處的社交群組有人在分享、張貼假新聞、假訊息，但要明確區分這些人到底是有被交付命令的傳播者、在地協力者，還是單純是被假新聞影響的受害者，這無論在實務調查或是研究上都難以直接認定。
另一方面，此議題在學術研究與政策分析/實務調查等兩大研究社群也呈現出略為不同的發展（雖然彼此間有非常密切的互動）。首先，學術期刊論文的時程通常花費相對較長，也因此目前大部分專家學者的研究發現或是媒體所引用的來源多半是智庫或政府單位的研究報告；加上學術論文的研究重點多半還是在於提出一般性理論或與理論對話，有時候並非能直接回答大眾或政策圈關心的問題。
其次，就資料取得上，學術研究對於資料的要求須符合公開性與普遍取得等原則，如果依照嚴謹的流程則還要通過研究機構學術倫理審核（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s，也就是所謂的IRB審核），所以大部分使用公開資料或是推特、臉書等公開數據。也因此，如果研究者是想分析中宣部的宣傳策略制定過程，或是某議題假新聞在LINE封閉群組的傳播狀況，可能就沒辦法那麼直接進行研究。也因此，智庫專家或國安單位所提出的報告往往能針對特定議題的假訊息作戰進行分析，其手法更包括了透過網路機器人、駭客或情報戰等方式。但後者的研究成果是否能夠直接對大眾公開又是另一個問題（特別是公開後可能會影響己方的網路佈線、偵蒐手段），與此同時仍需要讓調查成果取信於大眾，也就成為了研究者的兩難。
由於台灣主要是中文使用族群、社會上在國族認同與政治意識形態就有一定程度的分裂，加上民主社會的開放特性，因此面對來自中國的假新聞或假資訊（無論是否由官方所發動）在先天條件上本來就難以抵擋。這也造成另一政治現象，也就是原本假新聞/資訊戰研究本意是呼籲社會重視此一中國影響力問題，但卻因為台灣政治生態與民意的分裂，使得不少人認為這是執政黨在面對施政不力時轉移焦點的手段，連帶對於此一類研究也不被完全信任；也反映出在台灣，不同政治陣營或政治意識形態的支持者對此議題的信任程度大為不同。也有人提議，如果想提高相關調查或研究在台灣社會大眾心中的信任度，其內容或成果應該避免涉及國內政治議題，例如事實查核儘量無涉現實政治或政策內容，但這無論在實務或研究上難以辦到，自然也就成為待解的問題。
代結論
1.無論是學術研究或智庫/政策報告，西方與台灣的專家學者都指出中國官方試圖透過傳統媒體、網路與在地協力者等管道影響台灣內部輿論，但其效果如何則因個案不同而異。
2.承上，中國政府可能有進行操作但沒達成效果，但研究者不能因此宣稱對方沒有發起行動，例如台灣2020總統大選在選前就有發現很多中國試圖介入選舉的證據，雖然最後選舉結果由民進黨勝選並非北京所樂見；換言之，國內選舉勝敗因素也不能完全歸咎於外國勢力的影響，像是民進黨在2018地方選舉挫敗且最終結果是執政縣市減少，原因就包含著國內的其他政策、經濟等因素。
3.最後，在台灣無論是從事中國影響力研究，或是進行相關議題的倡議、政策討論/制定，最關鍵還是內部政治生態。也就是說，台灣兩極化的政治意識形態與國族認同，不但成為容易受境外勢力操作輿論的場域，同時也讓相關的倡議或討論容易被模糊焦點，這或許是研究者或倡議者最不樂見的發展，但也凸顯出相關人士與政策社群有待努力的空間。
註釋
[1] 相關概念與名詞解釋可以參考沈伯洋 (2021: 2–8)。
[2] 指受僱於中國政府的網路評論員，又稱網路「水軍」，專門在討論政治、政策相關的貼文下留言支持中共或是讚揚政府的言行。其名稱由來是網路流傳五毛黨只要在網路社群平台上張貼文章或留言就有五毛錢的報酬。
[3] 請參考以下連結：https://jamestown.org/wp-content/uploads/2019/09/Read-the-09-06-2019-CB-Issue-in-PDF.pdf?x46096; https://jamestown.org/wp-content/uploads/2021/04/Read-the-4-12-2021-Issue-in-PDF.pdf?x50264。
[4] 請參考：Kao, Jeff and Mia Shuang Li. 2020. “How China Built a Twitter Propaganda Machine Then Let It Loose on Coronavirus,” ProPublica March 26, https://www.propublica.org/article/how-china-built-a-twitter-propaganda-machine-then-let-it-loose-on-coronavirus; Wallis, Jake. 2020. “Twitter data shows China using fake accounts to spread propaganda,” The Strategist June 12, https://www.aspistrategist.org.au/twitter-data-shows-china-using-fake-accounts-to-spread-propaganda/。
[5] 對此一題目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考美國內華達大學拉斯維加斯分校政治系助理教授王宏恩的部落格文章〈言論自由、認知作戰、研究限制、道德困境、與雙重標準〉(https://austinwang-23988.medium.com/言論自由-認知作戰-研究限制-道德困境-與雙重標準-53e8280c2db3)。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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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普麟 為美國杜蘭大學政治學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