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案發經過
蘇案發於民國80年3月23日，住在汐止的吳銘漢夫婦，在深夜睡夢中，被砍殺79刀致死。警方在現場採到了一枚血指紋，後來查出與住在隔壁的海軍陸戰隊士兵王文孝相符。王文孝遭警方逮捕後，隨即承認一人犯案，但警方認為一個人不可能砍殺79刀，仍朝多人共犯的方向繼續偵辦。大膽假設，求證魯莽，悲劇就此上演。
王文孝疑似遭到刑求，後來陸續供出他的弟弟王文忠，以及弟弟的同學為共犯，但王文孝無法說出姓名。王文忠旋即遭逮捕，在刑求下供出三名同學的姓名，為劉秉郎、莊林勳與蘇建和。三人亦即遭逮捕，並在疲勞訊問、嚴刑逼供下，三人都簽下了違背其自由意志之自白書。
二、死刑定讞
王文孝在民國81年1月11日速遭槍決，生前全無和蘇建和等三人對質的機會。而王文忠在王文孝的刻意保護下，僅被認定為在外把風，服刑兩年後即出獄，於出獄後公開指控，在警察的強迫下，才會胡亂供出同學的姓名。法院幾乎就是完全依據王文孝、王文忠的說法，加上刑求蘇建和三人所得之自白，一路判處死刑。
民國81年2月，士林地方法院判處三人死刑。上訴高等法院，案件開始在高院與最高法院之間來來回回。直至民國83年10月高等法院更二審判處三人各兩個死刑，最高法院並於84年2月駁回蘇建和三人的上訴為止，三人共歷經了七次的審判，均為死刑。
由於蘇建和三人當時僅年19歲，又明顯遭受刑求，加上案情與證據的疑點重重，在家屬的不放棄與律師團的奔走之下，逐漸引起國內外人權團體的注意，並進而強力聲援。監察委員張德銘於民國84年3月開始展開調查，並於6月提出報告，認定高等法院、士林地院與汐止分局於審理、調查時涉及多項違失，也違反無罪推定原則。檢察總長亦分別於84年2月、3月、7月三次提起非常上訴，且本案歷經多任法務部長，均未批准死刑執行令。
三、生死徘徊
經辯護律師多次聲請，高等法院終於民國89年11月16日，裁定准予開始再審。直至92年1月13日第一次被高等法院改判無罪，並當庭釋放，三人已失去自由將近11年半。然而，全案仍未就此告終，檢察官上訴後，最高法院發回更審。
高等法院再更一審，首度邀請國際知名的鑑定專家李昌鈺博士，以「專家」身份到庭作證。李博士根據現場的跡證資料提出18點新事證，結論傾向於一人犯案，卻未經該審判決採用。96年6月29日，高院改判死刑，再度引發爭議。並且，高院並未裁定收押，亦創下我國司法史上，被判處死刑，卻無收押必要之首例。
案件上訴最高法院後，再次發回高院，97年的再更二審法院，正式囑託李昌鈺博士進行命案現場之重建，其鑑定報告結論為：本案極可能為王文孝一人所為。再更二審於民國99年11月12日宣判無罪。
檢察官上訴最高法院後，案件於民國100年4月再次發回，高等法院再更三審於101年8月31日宣判無罪。而受限於民國99年5月所頒布，並於9月1日施行之《刑事妥速審判法》第8條：「案件自第一審繫屬日起已逾六年且經最高法院第三次以上發回後，第二審法院更審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或其所為無罪之更審判決，如於更審前曾經同審級法院為二次以上無罪判決者，不得上訴於最高法院」之規定，至此，案件因「不得再上訴」於最高法院而定讞。
本案自民國80年底第一審繫屬日迄今，早已逾六年，且經最高法院分別於82年4月、83年7月、92年8月、96年11月、100年4月，共五次發回，已分別於92年1月、99年11月、100年8月為無罪判決，是故，已不得上訴最高法院，全案從案發迄今，歷經21個年頭又5個月餘，終於劃上句點。
蘇案堪稱台灣司法史上最具爭議性的案件之一，也促成刑事訴訟法中關於自白、疲勞訊問等條文之革新。民間團體的聲援，喚起了台灣人民對蘇案的關心，並曾迫使法院於85年3月破天荒召開記者會，挺身為死刑判決背書，並駁斥誤判的批評。種種的正反意見，使人民開始注意司法制度的弊病與改革之道，接下來，本文將一一指出，蘇案所帶給台灣司法的相關啟示。
貳、司法審判蘇案，蘇案審判司法
有「正義使者」的地方，就會有刑求，這也是老子「聖賢不死，大盜不止」的道理。大膽假設無罪，但若不能小心求證，就容易產生亟大的預斷與偏見，再加上淡薄的法治觀念，孱弱的監督機制，「正義使者」的權力無遠弗界，冤案的不斷發生，也就不足為奇。
蘇案發生於民國80年，整個台灣剛從解嚴出脫，氛圍是威權體制的鬆動，然而，氣息尚存。軍警效忠於黨國，人民是其對立面，司法服務於權貴，以人民為禁臠。在民主僅等同於投票的時代，法治更是一個虛無飄渺的概念，比諸歐美先進國家的現代司法體制，當時的台灣司法，更趨近於舊時代包青天式的審訊糾問。
於是，警方刑求司空見慣，禁止刑求的法律規定並不是沒有，只是，連號稱國家根本大法的憲法都可以被凍結、架空，其他的法律，也就不太會被當成一回事。法律條文只是一種文字遊戲，隱藏的潛規則才是真正的主宰。由於包青天並不會預設自己「可能犯錯」，不會「無罪推定」、不管「罪疑唯輕」，因此，升斗小民來到衙門，上演的就和電視劇相去不遠。用刑、屈打，成，招。
在我們的文化中，劃押，一直有著沉甸甸的重量，有時侯，察覺到時，常連自己都備感驚訝。警方九牛二虎，只為得出口供，檢方費盡唇舌，只為騙到自白，而本應中立、客觀、審酌一切證據的法官，對於自白筆錄，更猶如到口肥肉，無法忽略、咬著不放。而小民，只有死在刑求、或死在刑場的選擇，如果，這也算是一種選擇。
一、警方刑求、檢方加工
當蘇建和三人的標靶已被劃定，就很難被取下，也沒有人敢取下，沒有人敢跳上神聖的祭壇。群情的激憤，需要一個出口處，檢警的壓力，也需要一個宣洩點。被害人巨大的苦難當頭，社會期待正義殷切，檢警不會首櫻其鋒，主動改變當初認定「多人涉案」的方向。整體國家機制的心理狀態就是：就算有錯，將錯就錯。本應一步步「篩選出」無辜嫌疑人的機制，反倒一步步「加工出」替罪羔羊。
檢察官制度的主要目的，正是要糾正第一線員警所可能產生的辦案偏差。重大案件發生時，警方常常看到、聽到、聞到慘烈的現場，血肉模糊、毀損怠盡，很難不帶著憤怒與不捨的同理心在辦案，適度的憤怒與不捨是正義感，社會與人民都需要，因為，冷漠的警察並不是一件好事，然而，所有的事過度了就不好，過度的正義感常會淪為殘暴。
理論上，檢察官是文人，受的是專業的法律訓練，深受法治的薰陶與深化，雖然有時也需要親臨犯罪現場，但畢竟已經算是退居第二線，理應可以抽離些許的情緒，在慘烈激情的重大犯罪調查之中，適當地導入本應客觀、冷靜、法治的正當法律程序。然而，如果檢察官失卻了對一己身份的尊重與體認，喪失了監督制衡警察權力已屬必然，甚至，更會加深、加工且隱藏了「殘暴的正義感」，蘇案正是適例。
首先，檢方自居且怡然於擔任警方的「頂頭上司」的角色，非但沒有對包括刑求在內的任何辦案手法予以質問非難，反而默許或至少漠視警方的「非法正義」，尤如「帶頭大哥」與「小弟」般地互持、「互挺」，監督制衡的制度設計全然落空。其次，檢察官享有客觀與冷靜的法治形象，違法的辦案手法經其肯認之後，至少在「形式上」，即會貼附已經正當法律程序的「合法標章」。最後的結果就是，在漂白了警方的非法正義之後，也加深了被告有罪的標籤。被加工後的案件，越來越難回頭。
二、院方照單全收「非法正義」
若說檢察官的制度設計是為了制衡警方，法院的制度設計，就是為了制衡代表國家高權的檢方，以免國家高權恣意逮捕、訴追、拘禁人民。因此，如果檢察官和法官的角色不分，制度的功能即會不彰，更糟的是，如果法官也認為自己代表了國家高權，沒有制衡的功能便罷，輕則癱瘓法庭內設置公訴人之必要性，重則法官一人分飾兩角，甚至加入檢察官的行列，一起糾問被告，球員兼裁判，審判程序不過是行禮如儀，實質上是包青天兩個分身的合體。
法官的審判權，是司法權最核心、最典型的代表，從主權在民的憲政體制思考，審判權的正當性基礎在於人民，而從權力分立制衡的角度，司法權要制衡的正是行政權與立法權。簡言之，司法權從人民而來，也本應站在人民的立場，視人民為權利主體，防止國家對人民的侵害；若認為自己也代表了國家高權，而輕忽了一己的角色與功能，很容易就會站到人民的對立面，審判系統墮落為統治的一個環節，人民淪落為統治的客體。
蘇案之所以能夠捲動巨大的社會能量，並非這個案件有任何的奇特之處，其實，蘇案就是個古今中外的典型司法冤案。但是，當民眾開始知道，三個無辜19歲的年輕人，就這樣輕易地將被司法「弄死」時，人民長久以來對司法現狀的不滿，也同時找到了一個宣洩的出口，蘇案幸運地、也不幸地成為台灣人民對司法不滿的反動指標案件。於是，這二十年來，司法審判蘇案，蘇案也審判台灣司法。
批判法學可以很精準地描述這種現象，人民對於司法的顢頇與法官的傲慢，已經到達忍無可忍的地步，操弄司法權的黨國、暨代表又依附於審判權的法官，顯然不願意「紆尊降貴」時，兩個不同階級間的鬥爭就會爆發，而法律論理千瘡百孔且法律語言殘破不堪的台灣司法，就很容易被看破手腳。法律象牙塔不堪一擊，法官們不出關便罷，一旦走下高高在上的審判台，原形畢露，人民難以忍受的能量，就愈形蓄積與爆發。
荒謬的劇情，真實地在蘇案上演了。法官一字排開的記者會，捍衛判決與死刑的正確性，但漏洞百出的判決，隨處可見無關連的莫名證據，搬不動法條、推不動的邏輯，在人民近距離檢視後，國家對蘇建和三人的莫須有指控，顯得如此荒唐，法官詞窮，賭上自己的高學歷與「考試第一名」。答案揭曉，原來，台灣的法官自認是神不是人，而讓法官「神化」的，是第一志願與第一名。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正是通過司法官考試的那一瞬間，法官們正式脫離「草民」的身份，晉昇為統治階級，人民面對的，還是周星馳電影裡的九品芝麻官。
透過蘇案，人民慢慢走進法院，也逐漸地了解到，司法體制一百年來竟沒有改變多少。於是，也掀起了一波波的司法改革浪潮，要求落實審檢分立，檢察官必須到法院開庭，確實負起舉證責任，讓法官更能擔任中立、客觀、聽訟者的角色；要求警訊、偵訊時，要全程錄音錄影，大大減少嫌疑人被刑求的風險；引進證據排除法則，讓因刑求的自白或其它任何違法的資料，都應排除而不能作為證據；甚至於，也連根撼動了法官的來源與養成過程，減少考試取才，而改由檢察官或律師出任法官，成為一種社會共識。
三、刑事鑑定推波助瀾
而除了上述的司法改革運動之外，在蘇案中，值得一提的是刑事鑑定的攻防。很顯然地，法院已經喪失了將「非法」正義「消化吸收」的能力，於是，刑事鑑定披著「科學」的外衣，就成了維護司法尊嚴的最後寸土，也成了蘇案的兵家必爭之地。
法務部法醫研究所的鑑定報告，正是讓開啟再審之後的高等法院，又將蘇案三人在96年6月改判死刑的主要原因。法醫研究所的專家們，藉由判斷刀痕的大小、深度、角度不同，認定凶器不止一種，所以，凶手不止一人。這些法醫們幾乎是賭上自己的專業與聲譽，為有罪判決背書，和早期法官們賭上自己的考試證書，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暫先不論鑑定的實質內容是否正確，法醫與專家們所能證明的，最多最多，也僅是「凶手不止一人」的這個結論，其它的合理懷疑，並無法就此根除，理由顯而易見：凶手「不止一人」，就表示一定是「四個人」嗎（蘇建和三人加上王文孝）？而就算是「四人」，另外三人就一定是蘇建和他們嗎？但是，這個狀似「科學」的鑑定報告，加上刑求而來的自白，相互「補強」，法官仍下得了手判處死刑，這距今不遠，是2007年的台灣司法實況。
而在李昌鈺博士的現場重建後，法醫研究所的實質內容更是不堪一擊。首先，由刀痕反推刀器的種類與數量，乃是法醫研究所獨創之鑑定方法，前無古人便罷，亦無法經過反覆之操作、仍能得出相同之結論，本質上，無法反覆實施、操作、檢驗，就不是一種「科學」的鑑定方法。相對地，李昌鈺博士的現場重建與血液噴濺分析，則更顯地有說服力（動畫影片細節，參見http://www.jrf.org.tw/，司改會網站），結論是「凶手極可能僅有一人」。只要法官真心信仰現代法治，無罪推定、罪疑唯輕原則，無罪判決絲毫不需任何猶豫。更何況，蘇建和三人，根本就已經算是「自證己無罪」。
參、後蘇案時代：相信人？相信運氣？相信制度？
坦白說，蘇建和三人，算是很「幸運」的了。先有不放棄的蘇爸爸與其他家屬，才會有堅持到最後的義務律師團；結合對司法的失望，改革的呼聲捲動了社會能量，在蘇案三個無辜的年輕人身上發酵；也慢慢引起了眾人的關注，才會有檢察總長協助非常上訴、歷任法務部長拒簽執行令，到後來，總統也有特赦蘇建和三人的意願，試圖用行政特權來解決司法權所陷入的窘境。
這些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運氣，也累積了每一個人一點一滴的努力。然而，崇尚法治，正是要努力透過法律與體制，試圖從人治的時代轉換成法治。因此，正確的態度毋寧是，擺脫對聖人與賢士的期待仰望，轉而對制度的建立與信賴。蘇案帶給我們的體認是，沒有不犯錯的司法，只有不認錯的司法。司法犯了錯，並不是大問題，司法不認錯，才是嚴重的問題。
過去，司法糾正自己錯誤的機制，效能不彰、門檻過高，例如非常上訴或再審，幾乎都是極端例外的情況才會啟動，值得我們思考與反省。刑事鑑定應該是講究科學的，不能僅有科學的外衣而無實質，刑事鑑定的變革勢在必行。法官的素質的提昇與監督，如何強化其對檢察官之制衡，均是刑事訴訟制度的改革方向。而檢察官對於警方辦案品質的控管，也應適度地透過管考績效等配套制度來落實。
而最後不得不提的是，刑事訴訟並無勝敗的概念，被告被判有罪了，並不是國家的「勝利」，因為這表示，有人被傷害了，也有人被懲罰了，是一種遺憾；被告被判無罪，也不是國家的「失敗」，因為，這或表示找不到加害人，或者縱放了加害人，也都是一種遺憾。更苦的是，被告與被害人，並不應該是被對立的兩方，這樣的簡單思維，激化了衝突，也簡化了悲傷，更弱化了司法與國家應負的責任。
最對不起蘇建和三人和被害人家屬的，是讓他們纏訟了二十一年的司法制度。從警察搜證開始，到檢察官、法官與刑事鑑定，每一個環節都有責任，而釐清責任的最大目的，正是要建立起一套更完善的防錯機制。蘇案總體檢了刑事司法，在本案慢慢告終的後蘇案時代，相信才是台灣刑事司法現代化的開端。
作者高榮志為律師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智庫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