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拜訪文魯彬先生，他是博仲法律事務所的創辦人，也是許多環保議題的參與者，更是一個「台灣人」。來台三十多年，他放棄美國籍，歸化為中華民國國民。而創業二十多年，目前有9位來自各國的專業人才任職於該事務所，也都講著一口流利的中文，多數擁有在台灣永久居留的資格。另外一位外籍人士費浩文先生，也來台十多年，會中談及身為外國人來台多年的感受與遭遇的困境。

從戒嚴時代開始，就不友善的外國移民政策

費浩文說：「因為重重限制，許多外國人來台除了語言教師，能夠做的很有限。」這讓我想起之前法國藍帶廚師來台，因為勞動法規的限制，不能當廚師，只能當法語教師的荒謬鬧劇。

台灣政府對於外籍人士不友善，是其來有自，從戒嚴時期開始，台灣對出入境採嚴格管制，許多外籍人士欲來台協助台灣民主化，政府的措施卻是嚴格控管來台的外籍人士。當時許多外籍人士、學生、記者，透過秘密的管道協助台灣政治犯，並向國際傳播台灣民主運動的消息。14歲就從美國來台灣的艾琳達（Linda Gail Arrigo）就投入台灣民主運動，擔任台灣黨外助選團英文祕書與美麗島雜誌國際公關祕書，直到1979年美麗島事件後被驅逐出境。

儘管台灣政府在1999年公布「入出國及移民法」，立法目的明定「統籌入出國管理，確保國家安全；規範移民事務，落實移民輔導」，但人口政策仍是反對外籍人士移民，法規真正的目的，似乎是不希望外國人在台灣留下來，拒人於千里之外。但是大國思維的移民法規，真的適合需要在國際努力求生存與發聲量的台灣嗎？

多年來，外籍人士在台灣的就業、居留、生活有各式各樣大大小小的問題，隱藏在不同的法規之中——就業的限制、居留證號碼的不便，更不用談台灣行政機構的緩慢與申請流程的冗長。這些外籍人士，有些是喜歡台灣的天氣與便利的環境，有些是愛上台灣親切的人民，有些是對於學習中文有濃厚興趣，有些是看上台灣在亞洲的商業機會；他們希望有一天能把台灣當成家，跟台灣人一起打天下，但卻處處受挫；很多外籍人士因為不符規定，在台灣找不到工作而離開。

有些在台灣奉獻心力多年的外籍人士，子女的台語都講得比母語要好，因為滿二十歲而無法依親居留，最後只好送回母國、造成家庭分散各地的傷心案例。因此多年前，費浩文著手整理外籍人士在台遭遇到的困境，開始敲台灣政府的門，希望能夠有溝通的管道，但一直吃到閉門羹。直到兩年前，因為台灣新創走進國際遇到瓶頸，政府才願意聽他說的話。

國際人才法規的調適，評估的標準是什麼？

2014年開始，移民署開放外籍學生、僑生大學畢業後，轉換工作時可以留在台灣六個月尋覓新的工作，今年初更延長到一年的時間，讓他們不會馬上被要求離境，不讓雇主有機會利用這點和外籍員工進行不公平的談判；另外，開放外籍學生援用評點制取得在台就業機會，幫助了不少能留在台灣生活的外籍人士；會商機制也提供放寬限制的契機，讓真的對台灣企業有用的人才能夠留下來；2015年開放創業家簽證，讓有意願來台創業的外籍人士，能夠擁有至少一年的合法簽證，不再受定期出入境的困擾。

但是費浩文說，台灣政府每次都開放一點點，卻沒評估到底這些開放是好是壞？會不會影響到本國勞工的工作權益與薪資狀況？評估的報告在哪裡？要怎麼修正？這些措施都需要邊做邊調整，不應該是大幅開放、也不可能一次到位。費浩文指出，台灣這五年來聘僱的專業外籍人士僅1.5萬人，人數久未成長，但產業的藍領外勞卻從2012年的24.2萬人增加到目前的36.3萬人，大幅增加了近50%。失衡的開放政策才是台灣真正的警訊！而勞動部提供的會商機制，網路上並沒有容易查閱的英文版本，外籍人士難以得知相關資訊。

此外，即使修法後，依然有許多問題。像是不久前組成跨國混血團隊、以「投入薩爾瓦多創建學齡前教育，幫助弱勢學童」提案，勇奪柯林頓基金會頒發「霍特獎」的政大GMBA學生，創辦的學生分別來自薩爾瓦多、宏都拉斯、加拿大與台灣，他們說在政大畢業後就愛上台灣，希望留在台灣創業。但是台灣對外國人來台創業的資金門檻太高，對新創團隊來說很吃力。此外，為了來台設立公司也吃了不少苦頭，在沒取得公司登記前，外籍創辦人只能拿觀光簽證，必須每兩個月出境一次，讓想要專心創業的團隊備感吃力。

台灣應該有策略性的開放，而非一次性門戶大開。今年初，勞動部試圖再次修法，大幅度放寬來台工作的門檻，費浩文說：「但是我們事前完全沒有被徵詢」。該次鬆綁也許能夠招攬到對台灣發展有利的人才，但跟費浩文原先主張的宗旨無關，台灣的勞工團體也提出合理的質疑——開放高階白領人才的同時，可能會偷渡到低薪藍領，並排擠台灣在地青年的就業機會。這樣缺乏評估與廣納民意的強制作法，實在很難讓人認同。

台灣不該鎖國，廣納人才佈局全球市場

對台灣來說，許多優秀的新創團隊、中小企業都積極的在佈局亞洲市場，他們會需要優秀外籍人才助一臂之力，台灣需要其他國家的經驗、專業與國際思維來幫助台灣在地的人才，走向國際，因為台灣2,300萬人的市場並不大，多元的文化背景，能在網路與全球化的時代，幫助台灣打造全球服務、把產品賣到全世界，更快融入國際市場。

而人才的全球化，已經是新創事業不可避免的挑戰。台灣鄰近的諸國像是泰國、新加坡、韓國，近年躍升為亞洲新創人才聚集重鎮，更是強力拉攏國際人才。像是新加坡自李光耀時代，就體認到小國在世界生存不易，更為了避免鄰國馬來西亞的威脅，只有自立自強走出國際，近十年在國家領軍下，積極推動新創產業，鼓勵各國人才來新加坡創業。新加坡有三分之二是國際移民，創造許多就業機會與推動薪資成長。除了亞洲鄰近國家，歐美也有許多吸引人才的措施，像是以新創著名的愛爾蘭與英國。而近年急起直追的法國，也不惜重金，吸引新創產業與人才入駐法國新創加速器。

以旅館為載體，希望傳遞台灣文化的Solo Singer，是一間改造北投老旅館的新旅舍，被全球最大旅遊網站TripAdvisor評比台北市第一名的特色旅店，更是現今北投地區文創的代名詞之一，每年吸引世界各地的藝文愛好者來投宿。曾經擔任世界經濟論壇青年大使、Solo Singer的創辦人的馬永欣說：「我們每年這麼努力，讓國際人士走進台灣，但是政府又做了什麼？」她期待政府能有讓台灣國際化的思維與政策，來支持民間連結國際的力量。

外國人愛台灣，為台灣在國際發聲

許多人擔心中國議題，但拒絕中國不該是不開放國際市場與人才的藉口，讓更多具有專業能力的外國人來台灣，我們才有機會透過他們，打進中國以外的全球市場，最小化中國對我們的負面影響。對歐美剛畢業的年輕人來說，到國外工作是一個吸引人的選項，他們比較不在乎薪資與職位，把體驗與探索當成更重要的目標；對許多想要創業的年輕人而言，台灣更是對創業最友善的國家，因為台灣不但安全，同時與其他國家相比，台灣相對的創業成本較低，人才素質也高。

有許多外國人一來就愛上台灣，決定把台灣當成自己的第二個家，或是創業的第一個據點；反倒是已經有多年工作經驗的外籍人士，容易因為台灣的低薪現象而抗拒來台工作。因此薪資下限對於本來就要聘用外國人的企業根本不是門檻，好的人才，本來就該給予合理的薪資，但薪資下限卻會提高年輕外國人透過短期工作來認識台灣的門檻。

也有人擔心，開放外國人來台就業創業，會排擠台灣年輕人的就業機會。根據在台創業多年的外國人尹克勤觀察，外國人來台創業，平均八個僱員裡，就有6個是台灣人。此外，加入外籍人才的台灣團隊，更有機會連結國際市場，為台灣青年搭建國際舞台，一展抱負與理想。

除了開創商機，外國創意工作者在台灣不僅促成國際文化交流，激發台灣年輕人的創意，也努力為台灣在國際發聲。例如法國紀錄片導演尚若白，在台十五年，不斷向法國人介紹台灣廟會、歌仔戲、原住民音樂等在地文化。然而這些愛上台灣文化的外籍人士，在台居留的處境卻無人聞問，有關單位對於外籍人士欲申請簽證的態度，更是官僚傲慢。

關於開放外籍人士來台工作，開放多少、如何開放都需要審慎研擬，過度與不當的開放可能會影響到台灣本地薪資與青年工作機會的負效應。費洛文認為，各地區做配額限制搭配總量管制，依據各國、各洲與台灣貿易的比例來分配工作簽證，也許是一個可行的方法。

我們很擔心，不開放國際人才，最後只能跟中國靠近。許多外籍人士期待能在台灣展開新生活，跟台灣人一同打拚。台灣人出國容易，甚至可以申請雙重國籍，外國人來台卻處處碰壁。台灣需要更完整的國際化政策，調整不友善的外國移民政策，讓更多國際友人可以跟我們一起愛台灣這一片土地。明年起，每年台灣勞動力以18萬人的速度遞減，如何學會打造國際團隊，提升台灣優質的勞動力，推動台灣產業轉型，往價值創造的方向邁進，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與薪資成長的空間，我們已經沒有太多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