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強化現有產銷調節預警制度與措施」
現有產銷調節預警制度與措施確實有待加強辦理，但不能淪為口號，更不能把先前政府已辛苦建立的制度擱置一旁，等到選舉將至或問題嚴重化，才忽然想起來需要加強辦理。產銷調節預警制度首重農產品生產面積與單位產量的掌握，必須從種苗及種畜等生產源頭控管。地方基層政府及農漁會是否已充分發揮積極為農民掌握這些產銷資訊的功能？
關於「辦理公糧濕穀收購」
今年二期作起，公糧以濕穀收購，且稻穀乾燥、包裝、堆疊費用由政府負擔，對於長期受到刁難或剝削的稻農而言，確實是遲來的福音。但是由於公糧收購數量有限，稻農銷售餘糧給糧商時，仍然必須面對沒有足夠的稻穀烘乾設備的困擾。此外，稻穀保價收購制度的檢討改革，也是不能一拖再拖的嚴肅課題。
關於「推動廠農合作，加強垂直整合」
推動廠農契作，加強垂直整合，對於穩定農民所得應有正面效果，但是如果著重在大宗穀物，可能將台灣有限的農地資源引導至不具國際競爭力的作物生產。在商言商，如果不靠政府補貼，如何能期待廠商不顧自身利潤，棄廉價之國際大宗農產品原料，而就成本與價格較高的國產原料？雖然在國際價格高漲時政府所必須付出的補貼成本相對較為有限，但是當國際價格下跌時卻必須付出相當大的代價。推動較具外銷潛力的農產品實施農商契作，結合生產者的力量，與下游貿易商加強垂直整合，應該較為實際，對農民的收益、台灣農業產銷結構的調整與長期發展也會較有幫助。
關於「建立即時透明資訊，方便農民產銷決策」
建立即時透明資訊，方便農民產銷決策，更不應該只停留在長期以來的政治口號階段。一而再，再而三，周而復始的產銷失衡問題，最根本的癥結在於農產品產銷資訊的不對稱。相對於對市場供需及價格資訊靈通的販運商，農民通常因資訊不明而淪為議價弱勢，甚至是待宰羔羊。即時正確的價格確實是農民需要的資訊，但生產者更須在生產前掌握產業之生產資訊，以避免收成時供過於求而血本無歸。政府應該積極引導鼓勵在產地網絡綿密的農漁會及各種農業產業組織在這方面多下一些功夫，多為農漁民謀福利。
關於「扭轉日本市場頹勢，加強香蕉產銷調節及組成出口聯合組織」
加強產銷調節及成立出口聯合組織或許有助於扭轉日本市場頹勢，但政府必須更積極面對國產農產品海外市場逐漸被台商拿國內辛苦研發的品種及產銷管理技術至中國生產，然後在海外市場與台灣農產品競爭，而將我國海外市場鯨吞蠶食的嚴重問題。競選時主張要成立大型農產貿易公司以協助農民拓展海外市場的承諾，早已在擴大兩岸農業交流聲中被拋到九霄雲外，日本等海外市場也在虛幻的中國熱下逐漸棄守。成立出口聯合組織將強化貿易商對其上游農民及下游進口商的議價能力，對於規模小且沒有組織的農民而言，是福是禍實在令人擔憂。其實政府更需要協助生產者以組織的力量結合在一起，並以其向下游逐漸整合延伸，網羅專業人才拓展運銷及貿易業務，把部分利益保留給生產者，才更具照顧農民的實質意義。
關於「研究所得支持政策，減少農民所得風險」
當先進國家面對WTO推動農產品貿易自由化，而積極採行所得支持政策以維護其境內農業發展及農民福利時，我國政府仍然把「以所得支持政策減少農民所得風險」的理念停留在「研究」階段。其實，減少農民所得風險的策略不少，農作保險制度的建立、契約產銷制度的推廣、產銷通路與交易制度的改善，都是亟待政府用心推動執行以維護農民所得的策略。社會福利制度的合理化當然也是維護弱勢農民福利的途徑。除了採行這些維護弱勢農民福利及所得的對策，先進國家已經又向前邁進了一步，以具特定目的的直接給付政策積極引導農業提供許多無法由市場機能充分提供，卻是社會所需的多元價值。先進國家不吝於對農民提供直接給付，以換取農業對整體社會提供有益的價值，農民接受的不是施捨，而是他們對這塊土地及生活在上頭的人民與後代子孫所做貢獻的回饋。
聽其言而觀其行，希望政府能以蒼生為念，真正為這塊土地及其所承載的百姓(尤其是弱勢族群)積極做些功德，而非只是為了選票而倉促提出承諾，否則最後還是通不過人民的檢驗。
作者吳榮杰為台大農經系教授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智庫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