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中共走資崛起
當前我們所面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早已不是毛澤東時代土裡土氣、橫行霸道的模樣了。它以負責任的文明大國自許、希望與鄰國及列強和諧共處。然而，歷經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原本在一九五零年代社會主義社會改造後即已消失的資產階級，在官商勾結、權錢交換中又重新復活了；更者，中華人民共和國還以資產階級法權作為本國在法制上調整的標竿，使自身得以進入世界貿易組織，融入全球一體化的進程。
共產主義團結一國和全世界無產階級利益的高度理想主義，使其必須同資產階級和其他一切壓迫者進行階級鬥爭，而且最終必須以共產主義國家的力量同作為資本主義發展最高階段的帝國主義進行全世界範圍的階級鬥爭，但是，當中國共產黨開始走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道路，因「一部份人先富起來」的政策導致國內區域發展不均衡與貧富差距的現象出現，以及國際冷戰結構崩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共產主義最後孤立的堡壘，這越鬥爭走資越嚴重的情況，乃使得階級鬥爭論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展在意識型態領域上最難堪的一面。
貳、現實代替理想，和諧代替鬥爭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胡錦濤於中共第十六屆全國黨代表大會接任總書記，二零零三年三月於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當選國家主席，在他的領導下，中共大膽地在意識型態領域，以「中國特色」顛覆正統共產主義的階級鬥爭論，而最終於二零零七年中共第十七大中完成了以「和諧發展」為中心的國家意識型態典範革命。和諧與鬥爭是根本背反的價值立場，和諧論基本上尊重客觀存在的事實，尋求各種利益的調和；鬥爭論則要以主觀的理想主義不斷地嘗試改變現存不公義的事實，而基於敵我矛盾的判斷，對造成不公義的敵對勢力全力展開鎮壓。然和諧論相對於鬥爭論，也是一種現實妥協論和理想主義的修正主義，它對內掩蓋了共產黨官商權貴盤剝勞動人民、竊佔國民財富的真相，阻卻了左派對當前走資當權派的反撲；對外，則形同宣示放棄共產主義世界革命，也不再時刻以第三世界領袖自居，而要與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國家和諧共處。二零零五年四月，胡錦濤在雅加達出席亞非峰會，在講話中提出，亞非國家應推動不同文明友好相處、平等對話、發展繁榮，共同構建一個和諧世界，這是對於美國學者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文明衝突論的回應，表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反對美國於世界各地包括在中國大陸推銷自由民主之餘，願意立足於第三世界，與美國等大國共同構建和諧世界，共同擔負起維持世界和平的角色。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中華人民共和國透過其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白皮書，重申其國家和平發展戰略的總目標，特別是本世紀頭二十年的奮鬥目標，就是中共十六大報告所提出的，「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準的小康社會」，而其根本要解決的問題就在於區域不均衡發展和城鄉二元結構造成的貧富差距，這都可能導致地方分離主義和社會不穩定，危及中共政權的存續。未來要拉動中華人民共和國甚至全球的經濟增長，就在於中國大陸龐大的潛在市場，只要中華人民共和國完善中國大陸人民的社會保障，中國大陸人民的儲蓄率會馬上降低，消費力會爆發出來支撐內需，進而維持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統治正當性，這是建設小康社會背後的動機，我們也看到了中共對於其內部問題掌握精確的一面。
胡錦濤之所以要改造與重建中共的意識型態，原因在於他不屬於革命世代，他沒有顯赫彪炳的戰功來樹立自己的領袖魅力，他還可以憑藉鄧小平的隔代指定接班上臺，接下來的一代就不可能了，連他屬意的李克強在十七大的黨內選舉都敗給了太子黨習近平，因此他必須尋找和創造自己的統治正當性基礎，甚至是歷史定位。大體而言，只要在他任滿下臺前，中華人民共和國持續繁榮、內外和諧，並且能因應集體決策的需要建立黨內民主制度和展開黨政分離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造，就算是功德圓滿了。
參、東亞朝貢外交隱形成形
一九九七年東亞金融風暴，使東亞國家看到了加強東亞地區自我協助及支援機制的必要性，因而促成東亞國家以東南亞國家協會為中心積極進行區域經濟整合和金融合作，於是有了東協加三高峰對話機制的形成，關於擴大區域內貨幣互換範圍以保匯價的〈清邁倡議〉（The Chiang Mai Initiative），二零零一年乃至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關於東亞自由貿易區談判的加速推動，預計明年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將會如期成立，而關於擴大東亞區域外匯儲備庫的措施亦將啟動。而一九九零年中期即展開的大湄公河次區域合作，則又另以中國為中心，拉動包括緬瑪、寮國、泰國、柬埔寨、越南等國的經濟發展，在其中，我們可以看到原本中國大陸和東亞國家在對美出口上的競爭關係出現了轉變，中國大陸龐大的進口市場，將部份取代美國對於東亞經濟的貢獻，成為新的經濟推動力，一種我們在十九世紀以前看到的朝貢外交形勢似乎在成形之中。中華人民共和國只要能落實和諧世界、卸除東亞國家對於中國威脅論的不安，它就能靠著經濟交換影響力而成為東南亞國家的共主，過去以日本為首、四小龍追隨其後的東亞經濟發展模式，則將被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朝貢經濟在一定程度上所取代。二零零二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東協各國共同簽署〈南海各方行為宣言〉，主張擱置主權，對話合作，便顯示出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南中國海主權爭議上的理性自制，如此乃遂換來東協各國的信任。
在東南亞之外，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維護東北亞區域安全的表現，也頗為稱職。它促成關於朝鮮發展核子武器問題的中、美、日、俄、韓、朝六方會談，並對於朝鮮加以約束，顯示其尊重朝鮮半島的現狀，並願意與美國和聯合國充分合作。二零零一年成立的上海合作組織，則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俄羅斯與中亞各國的區域統合組織，中華人民共和國可以透過陸路輸運石油，增加了能源安全，同時也強化了在中亞的影響力。美國在南亞防制基地組織的恐怖行動，相當程度需要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上合組織國家的支持與合作。此外，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東有中國阿拉伯國家合作論壇，與歐洲聯盟有亞歐會議，都處處可見其在亞洲國際政治上的活躍身影，至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亞洲太平洋經濟合作組織中的份量，則更不在話下。被鑲嵌在國際關係當中並受到制約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其實正努力學習扮演一個負責任大國和文明大國的角色，降低俄國和美國對於其國際霸權主義擴張的任何聯想，以便有餘裕來全力推動小康社會的建設。
肆、從太平洋和新加坡突圍
東亞自由貿易區的建構，存在兩個變數，一是日本，另一是臺灣。日本自始主張東亞自由貿易區談判應納入臺灣，但中華人民共和國則主張以主權國家為談判主體，臺灣與東亞各國無邦交，乃遭到排斥，這是臺灣憂慮在東亞經濟體系中遭到邊緣化的主因。可是這是遠慮，並非近憂，因為日本、韓國尚未被納入東亞自由貿易區。日本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有微妙的歷史情結，這使日本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擴張戒慎恐懼。可以想見，中華人民共和國下一步將會加緊拉攏韓國，以對日本和我國施壓，原因是臺、韓、日的經濟結構比較相近，以高科技產業和服務業為主，具有競爭關係，如果韓國單獨進入中國自由貿易區，就會直接衝擊到我國和日本的市場佔有率；相對地，東南亞的勞力密集產業，對我國高科技產品在中國大陸市場的佔有率威脅則並不大。而面對東亞區域經濟整合的態勢，澳洲亦擔憂邊緣化的問題，所以也在倡議建構亞太共同體，和日本一樣，該國也主張將臺灣納入其中。
為因應全球金融風暴，去年亞太經合組織在祕魯召開，各國表明了在亞太經合組織基礎上設立亞太自由貿易區的意向，美國與澳洲等國則更表明將加入新加坡、紐西蘭、智利、汶萊〈跨太平洋戰略性經濟夥伴協定〉（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這則有可能使亞太自由貿易區之構想，藉由〈跨太平洋戰略性經濟夥伴協定〉成員國的擴大而實現，而這也將是美國在其本國金融秩序重整後，重新喚回東亞國家對於美國領導地位信心的重要戰略。我國是世貿和亞太經合組織的會員體，沒有理由在世貿的架構下，被排除在東亞或亞太區域經濟整合之外，舉例而言，香港對於長期被排斥在東協對話之外便有所微詞，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劉兆佳便主張香港應要求中華人民共和國同意其參與東亞的主權國層次談判，如果香港果真參與，臺灣沒有理由以經濟體的資格被排斥在外；再者，我國更應積極在亞太經合組織中促成亞太自由貿易區，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其中成員，沒有理由公開拒絕，我國可以和日本、美國、澳洲相互呼應，在亞太自由貿易區的建構中，抵銷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影響，同時拉緊與這些高度經濟開發國家的經濟關係，在東亞與亞太之間保持平衡；第三，恢復與新加坡間因我國堅持使用臺灣名義而破裂的自由貿易協定談判，改以世貿和亞太經合組織的經濟體名義。明年亞太經合會將在新加坡舉行，我國應當利用新加坡作為突破在東亞邊緣化的出口，故而臺星自由貿易協定談判以及申請加入〈跨太平洋戰略性經濟夥伴協定〉，都是當務之急，其重要性絕不下於兩岸經濟合作協議，而且更有助於提高我國的談判籌碼。
伍、不要讓臺灣輕易成為中共內部衝突的藉口
不過，對當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和平發展大戰略而言，倒存在著一個變數，那就是臺灣問題。現在兩岸關係穩定了，看來問題似乎不大，所以被中華人民共和國視為難得的歷史機遇。臺灣問題的敏感性在於江澤民時期被挑起的中華民族主義情緒，中華人民共和國從來不便當面壓制基於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示威抗議活動，儘管對於這類活動的抗議對象轉移到為護主權不力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始終保持高度警戒。一九九九北京抗議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誤炸駐南斯拉夫大使館、二零零五年上海反日示威、二零零八年抵制家樂福大賣場抗議法國支持西藏等等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並不急著統一臺灣，但它擔心反共和反黨的勢力會藉口臺灣問題合流發動反政府活動，一旦如此，為了維持政權，它就只好必須在臺灣問題上表態。
所以本文認為，臺灣應當小心避免成為中國大陸轉移內部危機的藉口，但也要厚植國力，以使自身不要輕易成為中國大陸轉移內部危機的代罪羔羊。
陸、拆解中國，以智事大
一九九六年臺灣海峽導彈危機後，中華人民共和國致力於大國外交，聯合美國共管臺海議題，而使美國於柯林頓（William Jefferson Clinton）總統時期，於一九九八年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做出新三不的承諾：不支持「兩個中國」或「一中一臺」；不支持臺灣獨立；不支持臺灣加入聯合國等須以主權國家為會員條件的國際組織。而時已至今，在此次全球金融風暴當中，中華人民共和國大量購買美國國家債券幫助美國維持其國內收支平衡，也維持以美元作價的國家資產總值，可見中美經濟已經因為全球化，而形成一種相互依賴的格局。在此一情況下，在民主進步黨執政時代衝撞中美大國外交而最終失敗的我國，顯然對於如何維持國家的生存和尊嚴，不能完全寄望於目前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亦充滿期待的美國歐巴瑪（Barack Obama）政府。
馬英九政府的兩岸政策，似乎是有意在模糊化主權爭議的情況下，透過兩岸制度化互信和對等交往機制的建立，將兩岸現狀固定化，不統、不獨、不武，迫使中華人民共和國默認乃至承認中華民國在臺灣事實主權獨立；而在國際間，則在政治場域上不挑戰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代表的一個中國，但亦不予承認，亦不破壞既存國際秩序的均衡狀態；另一方面，則在非政治場域以政治實體的地位加強實質參與，以補強臺灣的國際化，使國際利益在臺灣交織，形成防護網。這一策略，基夲上是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國雙方的歡迎的，因為在兩國都面臨國內經濟重大問題時，可以讓它們暫時專心處理內政，特別是美國需要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包括國際金融、朝鮮核武、南亞反恐等等問題的配合時，但這必然會引起臺灣人民對於國家主權流失的疑慮。
面對崛起中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臺灣的整體優勢正逐步在流失，這是臺灣必須要正視的現實，臺灣也不可能再尋求國際冷戰結構的重建來作為自身安全的屏障，臺灣要維持自身的存在，依本文之見，就是尋找自己在東亞區域的相對優勢，而這一優勢如何出線，則首先要拆解中國。
以往臺灣人總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是鐵板一塊，在冷戰思維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對抗，則一定要援引美國、日本的力量，否則簡直毫無勝算。可是，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大陸的社會與政治分化早已展開，區域發展不均衡、貧富差距，以及革命世代凋零的現象便可說明一切。在美國、日本皆不願無故招惹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情況下，為求息事寧人，美、日對我國國際地位的打壓，有時甚至還比中華人民共和國更過份。
臺灣儘管總體國力比不上中華人民共和國，但其實就算面對中國大陸最富庶的東南沿海各省，仍具有相當的相對優勢。所以臺灣應當設法將東南各省納為臺灣的勢力範圍，建立共同的利益，使之成為臺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緩衝帶或和平區。臺商遍布東南各省，事實上已經建立起臺灣在當地綿密的政治經濟社會網絡，臺灣的政府應當對於臺商在中國大陸的佈局給予更多的協助，並且加強與各省地方政府進行交流與合作，使之與臺灣親善；但另一方面，臺灣的國防武力也應當要在東南沿海保持相對優勢，將戰略縱深向中華人民共和國內部延伸，以相互毀滅的威脅來保證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臺海軍事行動上的理性與自制。
其次，臺灣應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外廣結善緣，與其內部的自由知識份子、維權人士、中共黨內開明派，以及海外民主運動人士及華僑社團，建立民主自由的價值同盟，這才是反制中國共產黨利用中華民族主義裹脅各黨派和中國大陸各族人民來威脅臺灣的正道。中國大陸人民對於臺灣普遍具有善意，但對於臺灣民族主義則多有誤解，並且視之為對於其民族尊嚴的傷害。所以臺灣民族主義的內涵應當以公民民族主義來加以充實，把臺灣塑造為全體認同自由民主的中華民族／華人的祖國，就像蘇維埃聯邦曾經作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祖國一般，在此之外，而且要讓中國大陸人民瞭解，臺灣海峽的國際化，才能根本杜絕中華人民共和國侵略臺灣的野心，使國際的干涉和救援具有國際法上的依據，這是臺灣自我防衛的最後手段。使臺灣能夠平等參與國際社會，保衛臺灣主權獨立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外，才可以使民主的華人國家得到國際民主社會的共同保衛，並且為中國人守護住中國民主的最後希望。
第三，臺灣要耐心等待中國大陸的變局。革命世代已經過去，新一代的領導人，越來越不可能依恃革命世代的餘蔭而能鞏固政權，因此，中華人民共和國終有一天必將走向集體領導與集體決策。只要中共黨內的民主機制能夠建立，多一點民主，少一點集中，同時各政黨的自由參政空間能夠放開，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黨國體制就會鬆動，然後豐富鬱積的社會力便會隨著政治的競爭而被激發出來。只要中國大陸民主化，臺灣與民主派合作，臺灣人民就會有機會參與民主中國的未來，臺灣人民自決的權利就會受到中國大陸人民的尊重。
柒、朝野分進合擊
只要我們認清當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並未將統一臺灣作為其國家發展的首要目標，認清中華人民共和國基本上需要一個相對安定的國際與國內環境進行和平發展，則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崛起，我們並不需要太驚惶，反而會看到機會。兩岸關係不能是零合的關係，兩岸國力懸殊，走對抗的道路，臺灣無異於自取滅亡。以小事大以智，所以臺灣除了要拆解中國，分而治之，在兩岸關係的經略上，要懂得利用臺灣的民主政治生態特性，讓民意和反對黨關於臺灣主權獨立的堅持，促成兩岸的事實主權對等和臺灣的國際參與；也要讓中華文化的連帶和〈中華民國憲法〉的中國性，作為兩岸和諧共處、創造雙贏的對話與共識基礎。臺灣內部朝野政黨間的統獨論爭，只要能維持一個動態的平衡，臺灣便可以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國在東亞勢力的均衡點，而朝野政黨如果能扮演好各自的角色，也就能在兩岸關係中達到分進合擊的效果，為臺灣爭取到最好的國家地位。
作者曾建元為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智庫之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