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菊市長訪問中國大陸碰觸了民進黨與整個綠營的敏感神經，無論民進黨中央基於什麼理由要冷處理這個事件，對於如何處理兩岸關係，如何理解與面對中國的辯論，在綠營中已勢不可擋了。本文並不在於主張對中國應該採取什麼具體的政策立場，而在於指出如果要展開這場辯論或討論，應該秉持何種態度，認清何種事實的問題。
畢竟，強調台灣自主性與主張終極獨立的綠營，有著自己的核心價值，這是不能也不該輕易妥協的。但這恐怕不是此波討論的重點。真正的問題是，是否因為綠營或民進黨的菁英與群眾向來所秉持的一些價值觀與定見，使得自己無法面對一個已經客觀發生的事實──中國的崛起，以致於無法理性面對與處理，最終反而導致了不利於實現自己理念，也不利於整個台灣利益的客觀後果。如果是這樣，那麼綠營與民進黨陣營要思考的，不是是否應該堅持理念，或者是誰在這些理念的立場上不夠堅定的問題，而是要找出自己原來對於客觀環境與世界局勢的認知，究竟出了什麼問題、為何會出問題、以及要如何修正才能有利於最終實現自身理念的問題。
中國崛起：一個讓綠營不方便的事實
簡單地來說，對台獨理念而言，一個最不方面的事實就是，中國正在崛起，而且其國力對台灣而言是壓倒性的，不僅台灣獨自採取與其對抗是困難的，而且連美日兩國都不願意正面與之為敵。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還用過時的世界觀來對待中國，只有將台灣自己逼到世界的角落，台灣的前途也只有更加黯淡，台獨理念的實現也只有更加遙遠。
中國的崛起是多面向的。首先，中國早已經是一個政治大國，不僅是聯合國安理會成員，且過去一直站在第三世界老大哥的角度在國際發言。自從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後，中國與世界經濟也密切接軌，其藉著經濟全球化之便吸引了全球各地投資，也迅速帶動了中國本身的經濟發展。當然，此一發展策略本身也隱含著另一種風險，那就是將中國的經濟發展與全球經濟發展綁在一起，一榮俱榮、一損俱損。但無論如何，中國的經濟實力也提升了中國的政治軍事外交力量與影響力，一方面對台灣在國際環境上形成更為全面的封鎖與壓力，另一方面，對台灣內部的影響滲透也在加強。面對這個情勢，對綠營而言可以說是很棘手的，目前看到的反應有兩種，一種是採取認知上的忽視，另一種是譴責那些因為中國崛起而改變態度與策略者，這兩種態度其實都是對自己不利的，因為並沒有真正面對中國崛起這一個對綠營不方便的事實。
這個不方便的事實，並不是只讓綠營過去的思維顯得不合時宜，也讓整個台灣的藍綠對抗顯得不合時宜。更有甚者，中國崛起的影響，已經是區域層次乃至全球層次的一個現象，早已經超越了兩岸關係。如果誰還用台灣國內政治對抗、甚至派系鬥爭的角度來處理這個不方便的事實，那麼誰就是在跟自己過不去、在跟自己的政治陣營過不去、在跟台灣利益過不去。因為這種鴕鳥和阿Q的心態，只有讓自己更快地被這種不敢面對的現實給主導、給擊敗、給淘汰！
快速變化的國際格局
無論從經濟、政治、甚至安全的角度來看，中國的崛起已經影響了國際格局，雖然說某些變化未必是我們所樂見的，但卻是我們不能不仔細觀察的。
從經濟上來說，世界銀行2007年的統計中，如果用美金現值來計算，中國是第四大經濟體；但如果用購買力平價指數(PPP)來看，中國已經是第二大經濟體了。如果根據世界貿易組織的統計，2007年中國已經成為第二大貨品貿易國。今年金融風暴後的G20會議，會前中國人民銀行對於美元作為世界主要通貨的地位提出了質疑，並主張以其他形式取代美元作為國際主要硬貨幣的地位，獲得了許多其他大國的回響，有人甚至說G20其實是G2。當然，這是一種誇張的說法，如果從世界領先的產品來看，中國真正的經貿實力還遠遠排在許多國家之後，但是其作為一個主要經濟體的影響力，卻的確在全球是舉足輕重的。
從政治上來說，在區域中，真正能夠牽制住北韓的與維繫六方會談的，還要靠中國；索馬利亞附近海域上的海盜問題，中國派軍艦參與了國際社會維護船隊安全的工作；反恐戰爭中，中國也與美國合作。這是中國與國際社會一起維護國際秩序的作為。但另一方面，中國與俄羅斯和中亞等國組成了上海合作組織，又與東南亞國協進行區域貿易一體化的努力，這些作為卻也在國際政治的總體戰略層次上形成了與美國互別苗頭的勢頭，隱然成為區域中與美國競逐霸主的競爭對手。在國際上，中國隨著其大國外交與能源外交的展開，將其影響力擴及了非洲、拉美等地，且又能善用美國不受世界各國歡迎的國際機遇，大大擴展了對那些發展中國家而言作為一個替代性強權的國際地位。
在安全上，中國隨著綜合國力的上升，也不斷地提升其軍力，其軍事力量的建設，目標早已超越台海。一方面其核武和太空武力的研發，形成了對美國及其他核武國家在戰略上的威脅，雖然遠遠尚未形成全球性的主導地位，但對於在區域內的局部衝突，中國保有一定的戰略反擊能力，讓美國不得不忌憚。而隨著中國能源需求及商業船隻往來的頻繁，中國發展遠洋海軍航空母艦的計畫最近也浮上台面。這些發展一方面固然使得中國軍事影響力增強，但另一方面也引起了美國及日、印、澳等國的警覺與防範。
而更重要的是，現今的世界整體局勢早已經脫離後冷戰初期的「一超多強」格局，而陷入一個「一超持續衰退、多強不斷崛起」的態勢，這是一個仍在動態發展的過程，但美國權威在全球各區域以及在不同的議題領域都有衰退跡象。雖然基本的國際秩序仍能維持，但是其基礎一點點地被侵蝕已是一個明顯的趨勢。再加上全球能源的供應勢必趨緊，全球經濟經過此次金融風暴與萎縮前景不明，一種經貿保護主義加上某些地區核武擴散和軍備競賽的陰影逐漸浮現，世界和平的前景十分晦暗不明。
許多過去我們習以為常的那種西方民主陣營對抗非民主陣營的世界格局，不僅早已消失無影，而且恐怕短期不可能再回來了。依賴美日保護、甚至替我們出頭，擊潰中國，創造台獨契機的區域格局，不僅在冷戰後沒出現過，今後一段時間內勢必也不可能出現的。但另一方面，在可見的未來，中國也絕不會自動成為另一個替代性的世界霸權。一方面中國內部的問題仍很嚴重，另一方面，雖然中國一再強調和平崛起或和平發展，但對中國崛起所形成的潛在戰略抗衡，卻也一步一步地在集結強化中。
簡單地說，中國崛起的國際意涵，既不可能是立刻有利於台灣獨立，也不太可能是中國成為萬邦來儀的新霸主。對於綠營的人士而言，既不能太過幼稚地樂觀，但也不需過度悲觀。重要的是，不能再用過於幼稚單純的視角或情緒看待此一格局，也不能假裝這些都不存在，而應該現實地認知，冷靜地分析，然後尋找一種既能說服自己又能說服別人的合理可行的戰略。
兩岸關係新論述的元素
從上述觀點來看，新的兩岸關係論述，應該要能兼顧三個層面的元素：兩岸經濟層面的實用性與整體性元素、國際政治層面的現實與平衡元素、與兩岸政治層面的先內後外元素。
在經濟上所謂的實用性元素，是既不應該忽視已經納入經濟全球化之大陸市場所帶來的機會，也不能忽略其所帶來的挑戰和風險；挑戰風險固然不能忽視，機會卻也不該錯過，這種實用精神才能貼近社會的脈動。透過大陸經濟而來的挑戰與機會，其實也是全球化帶來的挑戰與機會，對於已經進入世貿組織的台灣，已經沒有迴避空間。至於整體性元素，是指綠營如果要提出新的兩岸經貿論述，必須提出一個台灣經濟發展的整體大戰略，不要像國民黨那樣，讓人不知道下一步會是什麼。也就是說，應該將對大陸的經濟關係置於一個清楚的全球經濟戰略之下，這樣才能很清楚地讓台灣的社會瞭解這麼做的代價與收益是甚麼。這麼說未必表示一定要全面擁抱全球化，但也不可能完全拒斥全球化。說得清楚一點，比國民黨更關心弱勢群體的民進黨，對於入世以及與大陸經貿關係所帶來的衝擊，有甚麼更高明的整體發展戰略嗎？對於照顧能從全球化和兩岸經貿得到利益的部門、與會從此過程受損傷的部門，綠營如何有一個整體性的發展戰略呢？
在國際事務層次上，應面對國際局勢的現實，並求取一種對不同國際力量之間的平衡。要正視大陸上升的影響力與西方對此的遷就與顧慮，這既對台灣有所限制卻也有機會，但既不能做出錯誤認知，也不能過度認知。民進黨是不可能像泛藍那樣去擁抱中國的，但應該注意的是，不能違逆國際格局去扮演唐吉軻德，對中國做出無謂的挑戰，然後自以為未來世界正義的一方一定會站在我們這邊，結果反而是被那些所謂「正義的一方」給教訓一頓、甚至小小地出賣。這只能說是過去綠營自己太不識國際的大體，作出了違背國際現實的政治判斷，而遭受懲罰，結果受損的，不僅是讓綠營自己的台獨之路在國際上愈走愈窄，連帶地台灣整體和長遠利益也受到損傷，這點到目前為止綠營都未曾反省過，也沒有向台灣社會道歉過。這種反國際現實的空想台獨冒進路線，是綠營最應該反省的。如果綠營對此毫無反省，那麼所謂台獨理念就會顯得沒有說服性，對過去所犯的錯誤以及對台灣利益的傷害更顯得不負責任。如此綠營就沒有足夠的道德正當性和高度，來制衡和指控藍營的親中對台灣利益造成的損害，這不啻是對台灣利益的第二次傷害。綠營對國際形勢的判斷和對中國的處理愈理性現實、愈能夠讓台灣社會和國際社會覺得綠營是一個可靠而能打交道的政治陣營，其論述和批評也才更有政治分量。在強權間求取平衡是小國的生存之道，當綠營失衡時，藍營必然也會失衡，這樣整個台灣的利益就更會失衡。
在兩岸關係的處理上，應該先取得內部共識與論述主導，才有力量向外影響。綠營經常一昧地向外宣教，好像全世界都對不起我們。不僅如此，綠營在國內所表現出的另一種沙文主義，反而疏離了某些族群和社會中道力量，讓綠營的影響愈來愈內縮，其結果是親痛仇快。不僅國際上聽不進去綠營的論述，在國內也同時失去了廣大的支持。兩岸的政治關係，並非眼前能確定解決的，但朝著不同方向的影響卻無時無刻不在進行著激烈的交鋒與鬥爭。綠營如果沒有做好基本功夫，而不斷地進行短期的爭鬥，那就很容易陷入必須不斷地戰鬥動員，這樣社會會感到疲勞疏離，而綠營勢必要朝著強化基本教義的方向移動。綠營應該做的，是建立一種國內論述的文化霸權，這種文化霸權不是用強迫、威脅、指控的方式能達成的。一直到現在，綠營還經常有那種動不動說別人不愛台灣的習慣，這種論述是疏離別人的策略。如果台灣文化有著自己更為優秀、包容、超卓的人文風貌與價值精神，有著普世人類共有的文明追求，這才是建立一種開放性民族主義的根本。那種歧視別的族群、時時要與人鬥爭、一付想要清洗社會成分的傾向，不要說藍營的群眾，就是原來支持綠營的一些有德之士都覺得無法忍受。沒有取得對內的共識與文化主導權，就沒有資格向外爭取台灣的國際認同與支持。如果有一天，綠營的主張受到中國先進社會力量的讚賞甚至心儀，那麼綠營提出的兩岸關係解決方案才真正有對全局的主導性。不朝著那樣的目標前進，而不斷地朝向基本教義的方向內卷，是一種文明層次的墮落，永遠不可能有主導性。
用深慮代替深綠
這樣的想法或許與綠營的現有政治主張有些距離，甚或與綠營基層群眾距離更遠。但作為一個非民進黨員的台灣知識分子，這是本人的忠言。綠營的政治菁英們不乏有德有識之輩，或許我們意見不同，但與不同的批判意見對話是求取政治進步的不二法門，相信他們是深深理解的。民進黨過去有著內部辯論的深厚民主傳統，有著對社會脈動最敏銳的感知與觸覺。雖然執政時權力的滋味或曾麻痺了這個敏銳的神經，壓抑了這個優良的傳統，但希望政治上的失敗能開啟反省和深謀遠慮的契機。
但契機畢竟要能把握才能成其為契機。沒有深慮的菁英，一個政治團體是沒有前景的。作為台灣最主要政治力量之一的民進黨，如果沒有能夠深謀遠慮的菁英層，那是台灣最大的悲哀。但我相信，民進黨與整個綠營，乃至於台灣整個社會，仍然具備從歷史中反省學習的能力。一個社會一個團體的進步，一定是從菁英的反省和思慮開始，然後才能教育喚醒群眾。深綠的價值未必是錯的，但也未必是唯一和最高的，那種將這些價值意識形態化與無限上綱的做法，忽略其他同樣重要或者更高價值追求的那種盲點，是一種政治上致命的傾向。用冷靜理性的深慮代替意識型態的深綠，是對歷史願意負責的綠營菁英們應該做出的選擇。
作者徐斯儉為中央研究院政治所籌備處助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