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際政治上，企圖心與影響力越來越大的中國政府，在國內政治卻有如坐在壓力越來越大的蒸汽鍋上，脆弱而焦慮，面對社會上各式各樣的衝突、抗爭此起彼落，且有越演越烈之勢，中國領導人往往訴諸民族主義情緒的動員來維持政權穩定，成為中國對外關係中最不理性的因素。最近新疆維漢衝突以來中國政局一連串的發展再次印證了這個觀點：維吾爾人抗議六月底廣東韶關一家港商玩具工廠兩名維族青年民工被殺事件，七月五日在烏魯木齊發生了中共建政以來最嚴重的維漢流血衝突，造成接近兩百人死亡，近千人受傷，胡錦濤被迫立刻取消參與G8會議的行程，從義大利連夜趕回北京坐鎮，將「七五事件」定位為「境外資助」的「三股勢力」（宗教極端勢力、民族分裂勢力與國際恐怖勢力）顛覆中國陰謀，跨省調動解放軍維持秩序，大規模掃蕩網路上關於這個事件的相關討論，並動員民族主義情緒抗議西方媒體的「偏頗」報導，將內部矛盾導向團結仇外情緒來化解這個建政以來最大的少數民族治理危機。
壹、挑戰美國霸權地位？
從這次G8會議的相關議程可以看出，今日全世界共同關切的幾個重大議題，如國際金融體系的穩定、貿易保護主義的避免與全球氣候暖化的治理等，都需要中國的積極參與和支持。到目前為止，中國在這些議題上也表現出一定程度的「負責任利益相關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的風範，但也與其他正在快速崛起的開發中大國，一同要求仍主導世界政經秩序的西方國家，適度釋放其在各領域的壟斷權力，與開發中大國分享，讓他們的國際地位與被要求加重的責任相當。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今年四月G20會議之前，中國中央銀行行長周小川有關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雛議。在胡錦濤啟程赴倫敦參加G20會議之前，周小川在中國人民銀行的官網發表文章，倡議長期來看應該由一個超主權貨幣，如國際貨幣基金（IMF）的特別提款權（Speical Drawing Rights, SDR），取代美元成為最主要的國際儲備貨幣。此言一出，全球譁然，尤其是一些不甚瞭解國際金融體系運作邏輯的中國民族主義者與美國霸權地位捍衛者，不約而同地將這個事件看成是中國挑戰美國霸權地位的開始。但如果瞭解到中國經濟成長對美國市場的依賴以及中國金融體系的封閉而缺乏彈性，就會知道中國在未來一、二十年之內都不可能擺脫繼續持有大量美元的格局。不要說取代美元地位，即便是人民幣的國際化（成為國際儲備貨幣），必須在中國國內市場發展成亞洲最主要的成長引擎以及人民幣資本帳自由化並發展各種以人民幣計價的金融商品之後相當一段時間才有可能發生。然而，人民幣目前連資本帳自由化都做不到，國際化自然也就只能停留在口號階段難以實現。
那周小川發言的目的何在呢？除了不希望看到美國過度寬鬆的貨幣政策造成美元走貶為中國政府所持有的龐大美元資產帶來鉅額虧損外，最主要的目的還是希望，在G20西方各國要求中國、俄羅斯、印度等國大幅提高對IMF的救援基金的貢獻之際，要求IMF的治理機制做出相應的改變，提高這些崛起的開發中大國目前過低的投票權。但連這樣基本的要求，中國都還是小心翼翼擔心西方懷疑中國的野心，所以在後來的「金磚四國」（BRIC，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峰會，俄羅斯又希望在這個議題上採取更進一步集體行動，但中國卻低調回應。
從最近一波有關美元與人民幣地位的互動來看，中國領導人非常清楚擁有全世界最大的外匯存底其實是中國經濟不平衡發展的產物，是中國經濟不健康的表現，短期之內這樣的不平衡發展注定中國將持續依賴美國市場也無法讓人民幣國際化，所以還得繼續「韜光養晦」，躁進不得。另一方面，美國領導人也很清楚，中國這個GDP雖快速成長但仍不及美國三分之一的國家，雖然對美國政府濫用美元霸權地位不滿，但也莫可奈何，一方面包括國務卿、財政部長、商業部長、國會領袖等高層政治人物接連訪問北京，講盡好話、給足面子，安撫這個最大債權國；另一方面，仍然我行我素以寬鬆的貨幣政策恢復金融市場信心與獲利能力。總之，從能力與意圖上，目前仍看不出中國將挑戰美國的霸權地位。
貳、內部治理危機湧現
近年來，相較於國際政治上展現的充容理性，中國政府在國內政治上則顯得脆弱敏感。七月五日爆發的維漢衝突其實是六月底在廣東韶關玩具廠的維漢衝突的延伸，在過去一年裡，像這樣引起全國關注的「群眾事件」由近而遠還包括才剛平息的引起上萬警民衝突的湖北石首事件、鄭州民辦教師集體上訪事件、南康徵稅事件、會寧警民衝突事件、重慶等地出租車罷駛事件、廣西甕安圍棺抗議事件、藏青暴動事件等，更不用說媒體沒有報導的各種地方上的農民、工人、學生、居民抗議事件更是天天都在發生，且規模與頻率都有升高之勢。根據中國公安部門的統計，（超過百人）的「群眾事件」從一九九三年的八千七百多起，逐年快速增加，到二００四年已經達到七萬四千多起。
後冷戰時期的中國，在「穩定壓倒一切」的政治環境中，全面擁抱經濟全球化，全國上下千方百計吸引外資，打造世界工廠，以出口引導GDP的快速增長。伴隨GDP的增長而來的卻是貧富差距不斷拉大、各層級政府官員濫權與腐敗問題加劇、社會不義事實與不滿情緒日增，加上近幾年網際網路的散播動員能量不斷提升與今年以來全球金融海嘯造成出口衰退、經濟情勢惡化，使得整個社會像是一個壓力越來越大的蒸汽鍋，而共產黨所領導的中國政府則坐在這個蒸汽鍋上手忙腳亂地不斷在做各種危機處理。
相較於一九八０年代台灣威權崩解之前的社會運動，這些看似嚴重的「群眾事件」絕大多數為社會不同群體間的利益矛盾所引發，也有不少是對國家機關的不滿，但多集中在基層政權，鮮有挑戰共產黨領導的，更沒有全國大規模串連的條件，社會自我組織能力薄弱，民主運動不成氣候，所以不能看成是政治民主化的先聲。雖然，中國社會自我組織能力仍然相當薄弱，但層出不窮的群眾抗議事件對中國政府領導威信與社會穩定仍然形成相當的威脅。
中國政府的因應之道，除了三申五令要求各級政府官員要謹慎妥善處理群眾事件防範於未然外，便是加強社會控制與愛國教育，這是自天安門事件以來的一貫手法，為一九九０年代以來年輕人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提供了一定的制度與文化基礎。誠如謝淑麗在書中提到的，民族主義其實是兩面刃，一方面可以讓統治者面對重大內部矛盾時槍口一致向外化解危機，如這次新疆維漢衝突的處理即為一例；另一方面也限制了統治者處理對外關係的空間，不得對內示弱，這是謝淑麗在克林頓政府任內處理北約誤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事件的體認，而最近中鋁力拓商業衝突演變為中澳外交危機又是一個最新例證。所以，內政的脆弱往往是中國理性外交行為的最大制約因素。
參、台灣的為鄰之道
誠如徐斯儉教授在本刊上期發表的文章所言，現今世界局勢已經從後冷戰的「一超多強」發展為後金融海嘯的「一超持續衰退、多強不斷崛起」的態勢。在可預見的未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將更不會再用冷戰時代「正義VS邪惡」非黑即白的二元世界觀來面對正在崛起的新興勢力，西方政治菁英已經清楚認識到，他們在應然面與實然面都必須揚棄冷戰二元世界觀，避免站在「道德優越」的一方指導「落後他者」的行為模式，這在歐巴馬上台之後的外交風格已經表現得很清楚。從之前分析，我們也瞭解到，面對中國這個脆弱的強權，冷戰時期的二元世界觀只會助長中國內部民族主義情緒，使得中國的外交行為更不理性，所以西方國家將會更細膩小心地對中國內政外交行為表達立場。
或許有人會認為，台灣不但不是西方強權，更是中國希望「和平統一」的對象，何必對中國有這麼多的諒解。但面對一個已經衰敗而漸趨務實細膩的西方與一個正在崛起但內部問題很多的中國，台灣究竟應該如何自處呢？這是每一個關心台灣未來發展的人都應該誠實面對的問題，我們的思考未必周延，但初步想法有一下三點提供參考：
第一，台灣必須由內而外來建立主體性。很多有台灣主體意識的朋友都很擔心與中國交往會「被吃掉」，所以一方面拒絕與中國交往，另一方面全力爭取國際社會對台灣主權的認可，用制憲、公投、加入國際組織的方式來尋求突破。但從過去八年民進黨執政的嘗試證明，這種由外而內建立主體性的方式不但在國際社會得不到認可，在國內政治反而過於要求同一而弱化多元民主，而今世界局勢發展與民進黨的失去政權讓這樣的路線更不可行。此時此刻，珍惜台灣主體性的朋友應該由內而外地認真反省，到底自己在珍惜什麼、害怕失去什麼，才能發展出真實的主體，可以與任何人交往都不用害怕「被吃掉」的主體。
第二，台灣應該要更全面地瞭解中國。很大程度上因為冷戰恐共遺緒，台灣社會對中國相當陌生又不感興趣，只要比較每天台灣報紙與東亞其他國家報紙有關中國的報導，就會發現台灣的報導極為片面而缺乏自己的觀點。二十多年來兩岸經濟與社會的密切交流，產生大量因經商、因留學、殷移民、因旅遊對中國見樹不見林的看法，加上統獨意識型態的作用，使得台灣社會呈現對中國沒有集體的認識卻有個體的偏見（特別好感或特別厭惡）的現象。這種冷戰遺緒影響的社會心理，除了藉由教育逐漸改變之外，政治菁英的領導調整可能更見時效。
第三，面對中國要有「同理心」(empathy)。「同理心」是才剛過世在冷戰高峰與蘇聯交手的美國前國防部長麥克馬拉(Robert McNamara)總結與蘇聯交手經驗最重要的教訓。同理心不是同情心(sympathy)，前者是能夠設身處地瞭解他人的立場與想法，後者則是接受他人的立場與想法。同理心是一切理性判斷的基礎，既使面對敵人，同理心都是正確行動的必要前提。面對崛起的中國，台灣要有同理心才有能力掌握不同力量變化的意涵，才有能力預測未來，才有自信在交往中保存自我，並影響對方。
在台灣民主化的過程中，民進黨一直都是領導台灣進步的政治力量。如今，面對一個全新而艱難的世界局勢，台灣因為缺乏一個可以提供前瞻觀點的政治力量而正在隨波逐流中。
作者陶儀芬為台大政治系副教授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智庫之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