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前言

      今年8月底日本政壇發生史無前例的變化。從1955年成立以來長期執政的自民黨慘敗下臺，在480席眾議院議員中僅獲得119席，首相麻生太郎黯然下臺。如果撇開1993年因自民黨分裂所帶來的一年半短暫下台，自民黨盤據日本政壇已達54年，這在世界民主國家中相當罕見。更有趣的是，這次領軍擊敗自民黨的民主黨黨魁鳩山由紀夫正是一手催生自民黨，且擔任自民黨第一任黨魁的鳩山一郎的孫子。撇開這類軼事不談，自民黨究竟如何長期掌握日本政權，以及為什麼這次會慘敗，是筆者分析的焦點。

貳、五五體制與自民黨的勝利方程式

      1955年標記者日本戰後政治體制的確立。1955年在兩個社會黨合併之下，保守路線的自由檔以及中間偏右的民主黨也宣佈合併為自由民主黨，開啟了自由民主黨長期支配日本政局的序幕。儘管自民黨成立之初很多觀察家都不看好自民黨這個牌均能持續多久，然而自民黨卻意外成為民主國家中執政最久的政黨。自民黨的成功主要在於反對黨的積弱，以及成功建立一個在沒有社會福利的情況下兼顧成長與分配公平的政經體制。由於這個體制形成餘1955年，因此日本政治的專家稱之為五五體制。

      自民黨的「勝利方程式」可以歸納為下列幾點。首先是政客與官僚的分工。日本民選政客向來腐敗，政治往往是由不具理念而以人脈金脈結成的派閥所控制。但由於日本政府的法案多束由官僚草擬。在1990年代以前日本民眾對官僚的廉潔與能力普遍具有深厚的信任。因此儘管普遍不信任民選政客，對於政治體制的運作與政策的品質仍具有一定信心。第二，最重要的是，日本政府多管其下，透過各種正式與非正式制度在沒有福利的情況下維繫了所得的平均分配，成功地瓦解了左翼政黨的基礎，而化解了可能的挑戰。做為一個右翼政黨，自民黨對於普及式福利一直抱持抗拒的態度。日本社會福利主要透過下列機制維繫。首先日本政府透過政策以及金融支持領導大企業發展，而大企業又提供雇員（男性為主）終身雇用的保障以及尚屬豐厚的福利。同時大企業又與其中下游廠商維持穩定的關係。相當比例的日本男性勞工被納入以大企業為主體的安全網中。第二，在地方上以及內需產業中日本政府傾向於支持卡特爾的成立，並以各種政策確保所有廠商都能存活，不會因競爭而倒閉或退出市場。這個政策成功地擴大了雇用，避免因市場競爭對僱用所帶來衝擊。第三，日本政府透過法令及貿易政策保護農民以及小型零售業，吸納了無法進入主流工商部門的勞動力。保護零售業最著名的當屬70年帶所通過的大店法，基本上禁止了量販店在日本開業。最後，面對高速成長後產業高度集中在幾大都會的現象，自70年代田中角榮日本列島改造計畫開始，自民黨政權開始大量投資在地方的公共工程，透過這個做法來刺激地方的就業。

      這些做法成功地建立了一個穩定的、由大企業及農民為主幹的政治聯盟，遏阻了以藍領為基盤的社會黨的擴張。同時在長期經濟成長之下，藍領對社會黨的支持也開始動搖。在1980年代中曾根康弘擔任首相時代，許多藍領開始轉向支持自民黨。另一方面，由於社會黨長期保持教條，政策主張沒能跟上日本經濟社會的發展，支持日益萎縮。


參、五五體制的鬆動與小泉的崛起

      1980年代後半開始，自民黨的「勝利方程式」逐漸開始鬆動。首先，美日長期貿易逆差的情況下美國開始施壓日本開放農產品進口，這相當程度衝擊了自民黨農村的支持。其次，大量公共工程以及政府高度管制之下爆發接二連三的醜聞，引發了都市中產階級對自民黨的強烈不滿。這些因素造就了1989年的土井多賀子旋風，自民黨在參議院大敗，史上第一次由非自民黨議員擔任參議院議長。1993年以小澤一郎為首的一批自民黨員脫黨，與共產黨外的其他在野黨組成了聯合政府，造成1955年以來第一次的政黨輪替。然而由於八黨內閣由於內部歧異過大，缺乏共同接受的政綱理念，在一年半之後自民黨藉著與社會黨聯盟重新奪回政權。社會黨在"土井炫風"之際並沒有把握住政黨轉型的機會，又背棄長期原則與死對頭自民黨組聯合政府，很快地為選民所唾棄。1993年分離出去的諸多小黨又缺乏挑戰自民黨的能力，因此自1995年開始自民黨又重新維持穩定執政，使得1993年的政黨輪替如同浪花一現，並沒能撼動自民黨的執政。

      儘管如此，自民黨的統治基礎面臨的挑戰並沒有消失，反而隨著全球化的發展、日本經濟的停滯等因素而更加嚴重。加上90年代爆發的一系列醜聞使得官僚操守受到日本民眾嚴重質疑，從1995年開始自民黨的政治領袖某個程度接受自由化改革的訴求。從橋本龍太郎開始行政改革、規制改革成為自民黨主要的訴求。然而自民黨改革的訴求卻遇到深刻的兩難；不進行自由化改革無法贏得都市中產階級的選票，但一改革不但衝擊既得利益，也破壞既有維繫所得分配的機制。90年代自民黨就在是否要進行自由化改革議題上反反覆覆，直到小泉純一郎在2001年擔任首相才有更明確的走向。


肆、小泉改革的光與影與兩黨制的形成

      2000年之後日本政治進入新格局。首先原先分散的各個在野黨逐漸整合成單一的日本民主黨，在社會黨泡沫化之後形成新的兩黨制格局。其次，2001年接任首相的小泉純一郎擺脫了90年代對自由化改革的曖昧態度，放手推動自由化改革。小泉被認為是日本政壇上罕見的怪人（変人）；在黨內總裁的競爭過程中他以「地方包圍中央」的手法擊垮了贏得多數國會議員支持的橋本龍太郎，又以「沒有改革就沒有成長」以及「粉碎自民黨」為口號，巧妙地運用了反對黨對自民黨傳統政治運作的批判。在擔任首相之後，小泉開始大幅度自由化改革，解禁勞動派遣，解除各項政府管制，削減公共建設，接公共事業私有化，並抑制官僚的權力。小泉的自由化改革帶來了高人氣，使得自民黨成功地在2005的選舉壓勝，打垮逐漸茁壯的民主黨。2005年最特殊的現象是自民黨罕見的在都會區獲得壓倒性勝利，橫掃包括東京、神奈川、大阪等傳統上對自民黨並不友善的選區，顯示出小泉的自由化改革贏得都市中產階級支持。

      然而小泉的自由化改革也留下不少後遺症。最明顯的問題是在2002到2006年日本經濟逐漸復甦的時期，日本貧富差距也急速拉大。日本以往自豪的成長與平兼顧的模式已一去不復返。勞動派遣的解禁產生大量缺乏保障的低薪勞工，使得終身雇用制保障範圍極速縮小；量販店的解禁導致許多中小型店舖的破產，公共工程的削減導致仰賴公共工程的區域經濟極速惡化，去管制化導致許多廠商破產惡化地方經濟。在日本經濟復甦之後許多日本一般民眾發現他們的所得並沒有增加，甚至隨著自由化而減少。近三年的日本政局即環繞在小泉改革的「光與影」中。也是在這個脈絡下才能理解民主黨的壓勝。


伍、後小泉時代政局與民主黨的壓勝

      後小泉時代面臨的最大問題是自由化改革的主要副作用，也就是貧富差距的擴大。如前所述，自民黨政權最成功之處是建立一套不透過福利而是透過非正式制度所維繫的社會公平。到了小泉改革之後自民黨面臨一個政治上的兩難；如果要繼續自由化改革，那麼貧富差距勢必加大，衝擊許多自民黨的支持基礎如農村與地方中小企業。如果不繼續自由化改革回到過去的政治運作模式，勢必會流失都會中產階級的政治支持。後小泉時代的第一次選舉，也就是2007年的參議院自民黨在農村地區慘敗，甚至輸掉了創黨以來從未輸掉的九州的佐賀縣，背後主要的原因就是農村地區對貧富差距擴大的不滿。安倍晉三下台後、福田康夫以及麻生太郎在面臨這兩難不約而同的採取回到舊自民黨運作模式的路線。然而這樣作法又激怒了都會中產階級的選民。

      自民黨面對「改革v.s.平等」上的擺盪可說兩面不討好，導致了這次眾議院選舉兩面潰敗的局面。一方面在都會區選民對於自民黨回到傳統路線做出了嚴厲的懲罰，2005年自民黨壓勝的都會選區席次，包括東京神奈川名古屋大阪地區，幾乎一面倒由民主黨奪走。另一方面，延續著2007年農村大勝的氣勢，民主黨在農村整體而言和自民黨打成平手。在都會選民不信任，農村選民開始背離的局面下，自民黨遭遇史無前例的慘敗。
 
陸、民主黨政權的展望與對台灣的啟示

      讀者可以發現行文至此筆者似乎將這次政黨輪替定位為自民黨的失敗而非民主黨的成功。毫無疑問地，民主黨的選戰策略有其成功之處，特別是出身自民黨的小澤一郎對地方組織戰的強調打破了以往日本在野黨只重空氣票的模式；特別是在農村地區民主這幾年的經營下成功打入很多過去自民黨所壟斷的地方組織。台灣媒體所炒作的美女刺客只是小澤整套選戰戰略的一個小環節而已。然而，除了選戰策略的層次外，無論是日本的選民或是海內外日本政治的專家對民主黨的政策走向並不清楚。整體而言，民主黨是一個反自民黨聯盟而不是一個有相同政綱的政黨，黨內領袖包括從社會黨出身的左翼的管直人，也包括主張改憲的右翼前原誠司。小澤一郎本身出身自自民黨的田中派。這樣一個大雜燴政黨的獲勝主要是選民對自民黨的厭倦，而未必是對民主黨的支持。

      更重要的是，自民黨面對的「改革v.s.平等」兩難勢必也會持續困擾民主黨。然而民主黨的優勢在於缺少包袱，對於一些社會爭議較少但過去自民黨基於政治人脈關係無法動手的改革較能放手去做。除此之外，筆者認為，在蜜月期過去之後，民主黨勢必得面對這個兩難。從政經體制來看，日本民主黨是否會採取北歐福利國家路線，意即經濟上解除管制自由化，但社會公平上透過福利的重分配來維繫是一個可以觀察的重點。幾次選舉下來日本民眾顯示出既渴望改革又希望維繫平等的傾向。小泉新自由主義路線以及福田、麻生單純揚棄改革的做法已經在政治上證明失敗，民主黨能不能打破五五體制，解決五五體制所帶的兩難，將是民主黨能否持續執政的關鍵因素。

反過來看台灣，日本的選舉仍有許多值得借鏡之處。日本自單一選區實施以來，特別是選舉的討論日益環繞在具體政策的攻防。儘管兩黨均被批評缺少明確路線，兩黨爭相提出可供日後檢驗的政權公約，也都提出許多具體政策爭取選民支持。對於有相似地方政治文化的台灣而言，日本從派系椿腳走向政策論辯的走向有相當的啟發。台灣對派系的討論似乎侷限在候選人形象人清不清新這種技術性問題，而非進入更重要的政策辯論，是一個令人遺憾的發展。日本在歷經長年的政治改革後終於跨出了重要一步，轉化了日本政治攻防的格局。台灣社會經濟面臨問題並不小於日本，如何能讓政治的攻防落實在政策的討論，應當是接下來政治發展重要的課題。

作者鄭力軒為中山大學社會所助理教授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智庫之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