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冷戰時代出現劇烈的國際變化，使日本人開始質問其國際角色的問題，而日本在1990年代長期的經濟蕭條，則使日本人重新反省其二次大戰後的國家體制與發展的問題。針對這兩個問題的反省，使得日本社會在過去十幾年間在政黨和政府兩方面發生重大變化。在政黨方面，1994年的選舉制度改革取消中選區制度，自此黨內派閥的力量開始弱化，政黨本身的力量開始加強，日本開始自派閥政治走向政黨政治。在政府方面，2001年元月進行政府改造，大幅削弱傳統菁英職業官僚，各部會的政務官自2位(大臣及政務次官)大幅增加至6位(一位大臣、兩位副大臣、三位政務次官)，職業官僚的頭－事務次官被淪為老七，顯見省廳政務官權力擴大的趨勢。此次政黨輪替是日本在這兩方面重大變化的一個終結，此後將進入另一個新的階段。

      同時，早在日本民主黨取得政權之前，韓國、台灣甚至美國都已發生政黨輪替，整個東北亞的國際環境發生變化，我國應密切注意東北亞進入「多極體制」時期。換言之，過去東亞是由中國一國獨大二千多年，隨後日本在東亞獨大五十多年，二次大戰後是美國在此地區單獨超強，東亞都是由一國主導的形式。然而，現在美國在此地區單獨超強的地位弱化，它會繼續陷在中東糾葛無暇他顧；但美國不會離開亞洲，卻也不能壓制亞洲。中國雖然崛起，但也不可能完全壓制日韓。日本仍是區域強權，但絕無可能做為亞洲的唯一龍頭老大。未來幾十年，亞洲大國格局會很像十九世紀歐洲強權關係，大國間合縱連橫、相互制衡。

      在前述變化之下，目前東亞域內國家都以務實方式處理國際關係，不過爭議性高的政治問題並未獲得真正的解決，例如日韓之間的領土爭議、中日之間的釣魚台問題和東海油田問題，這些政治問題的發展仍然值得密切注意。基本上，亞太地區不像過去北約(NATO)對華沙公約組織，有二極化對立的問題，但由於存在中日韓台在地緣政治學上的複雜條件，使得冷戰終結後仍存在各種變數，伴隨著安全保障等共同關心事項之擴大增多，此地區正在構築像ASEAN區域論壇（ARF）般寬鬆的地區對話與協力組織。台灣應展開全方位外交，而勿一面倒地傾向中國。

對      日本新內閣的外交政策而言，如何穩定維持日美同盟是一大課題。民主黨過去反對以「反恐對策特別措置法」在印度洋為美軍船艦加油，反對美軍基地佔用土地等問題，要求與美國平起平坐，希望美日中成為等邊三角形，這些有可能動搖日美同盟關係。特別是今(2009)年日本將提出新的防衛大綱，明年是日美安保同盟60週年，日本民主黨新內閣如何因應，將成為未來美日關係的重要指標。

      基本上，北京必須放棄用民主黨競選口號來判斷日本新政府外交決策的一廂情願，日本鳩山新內閣必然在外交問題上轉變，此點證明外交問題不能做意識形態或者簡單化的判斷，而是要根據各國國家利益和戰略利益來做現實的分析，並作出相應的回應，才能避免高度期待帶來高度失望的情緒性波動，影響雙邊關係與區域穩定。

      另一方面，儘管日本不可能忽視中國崛起的現實，中日關係仍是日本對外關係的重要環節，但經濟才是左右日本國內政治方向的主軸。日本歡迎中國的經濟成長，但日本和中國促進友好關係是手段而非目的，兩國追求的是共同利益。在日本目前嚴峻的經濟狀況和社會形勢之下，民主黨如何協調和解決自民黨留下的相關政治局面，將受到世界特別是亞洲各國的高度關注。

      中日兩國近年來在經濟方面的聯繫愈加緊密，但仍然會受到一些歷史爭論和區域競爭事務的限制，但民主黨表示執政期間不會參拜靖國神社，願意和中國領導人保持高層互訪。中日兩國關係現在正處於逐漸改善的過程，兩國的利益也是越來越緊密，目前國際局勢也是很不穩定，維護中日兩國關係穩定的發展，符合雙方共同利益，所以中日發展大的趨勢不會改變。

      另一方面，民主黨對「現實利益問題」頗感興趣，對與鄰國的領土、海權糾紛更是重點關注。在臺灣問題上，民主黨重視兩岸軍事平衡，他們與自民黨同樣反對歐盟對華軍售解禁。民主黨更強調「自由」、「民主」、「人權」，民主黨議員一直對西藏問題扮演著重要角色，這或將成為中日關係的另一個焦點。民主黨對外主張還強調自主獨立、重視亞洲、重視聯合國等，特別是民主黨「強化與亞洲國家合作」的旗號，是與自民黨的「追隨美國」外交劃清界限，但目前尚乏具體政策，需要進一步觀察。

      但另一方面，隨著中國國防預算連續二十年以二位數提升，使得東北亞已成為世界的火藥庫，各國就太平洋的海權國家之爭，將成為未來衝突的焦點。對日本而言，討論東北亞安全保障問題絕不能將台灣排除在外。日本是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所需石油和天然氣至少有75%必須經過台灣和菲律賓之間的水道，這是日本海上運輸生命線。因此，從南韓、日本到台灣、菲律賓，對中國形成一個防衛的態勢，這條防線不能出現缺口，中國如果吞併台灣，就可以自由進出太平洋，如此將一方面控制西太平洋海域，挑戰美國的霸權，另一方面控制南中國海的海路，將整個東南亞置於中國的勢力範圍，從而破壞日本和美國的重大戰略利益，日本的未來亦實堪慮也。

對台日關係而言，隨著台日韓的政黨輪替，以及全球金融風海嘯的發生，東北亞成為世界經濟的重心之一，東北亞的國際情勢顯然進入新的階段，因此台日關係也需要新的思維。台灣在對日關係上以客觀、冷靜的地緣政治因素，取代以往主觀、偏頗的文化歷史因素。換言之，台灣必須強調戰略、經貿的地緣政治關係，以對等關係與日本建立合作體制。同時，日本政黨輪替加速台日關係的世代交替，這顯將使台日關係出現新的挑戰，台灣未來數年之內應早做準備。就此而言，台灣對日本新一代的政、經、學以及輿論界的領袖們，有獨立建立關係的必要，而這樣的關係要建立在對現今日本社會及政治思潮有一定程度的理解之上。台灣不能再用六十年前的歷史眼鏡看待今天的日本。今天的日本不是軍國主義，也對於殖民台灣的經驗記憶模糊，台灣要以現在的日本做為對話的基礎，而對現在的日本確實了解，是台日關係得以發展的關鍵。

      最後，在東亞新區域主義中，「東協加三」或「東協加六」並不止於對區域經濟體的摸索，而是蘊藏東亞區域新的「勢力均衡」〈Balance of Power〉。東亞新秩序一旦失去「勢力均衡」，亦可能迎接「不確定的時代〈Age of Uncertainty〉」。在此東亞變動的過程，日本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但從小泉首相就任的二○○一年開始到現在，日本以民主價值觀為基礎的「和平與繁榮之弧」的外交戰略受到挫折，日本國內因經濟問題致使執政黨與在野黨爭執日深，如果短期內解散國會而陷入政治紛亂，則日本今後是否能像過去一樣積極參與東亞和平穩定的外交與貢獻不無疑問。日本在亞洲的領導地位面臨嚴重考驗。

作者李明峻為台灣東北亞學會副秘書長

（本文謹代表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智庫之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