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人到中國投資已有一段時日，這期間有關台灣資金及人口西進的討論大多聚焦在經濟與政治上對台灣及兩岸關係衝擊的面向上，雖然坊間大眾出版、報章雜誌對跨台灣海峽台商家庭的維持、男台商與中國女性親密關係的發展、或台商在中國的生活有不少描述，但在正式論述上卻極少正視台灣到中國投資工作下兩岸經貿的性別邏輯與影響。
兩岸經貿當然是有性別。從制訂協商兩岸經貿的政治人物，大部分的台商、台幹，到一起西進或留在台灣的家屬，都有清楚的性別邏輯。男主外，決定了掌控兩岸政經關係走向，與前進中國投資工作者大多是男性；女主內，不管是為維護婚姻、家庭完整以眷屬身份而離鄉，或是為考慮小孩教育或家中長輩照顧需要而留下的大多是女性。因而當我們講台商、台幹時其實指涉的是男台商、男台幹，如果我們要指稱女台商、台幹時，還要特別加上個女字來說明，並且他們在中國的工作生活經驗相對地也受很少的關注；我們也只聽過台商太太，沒聽過台商先生(雖然在我的研究中有隻身前往中國工作的已婚台灣女性)。台灣男性成為台資西進的主體，這個主體的成立靠的是我們的家庭、企業及社會制度與文化，忽視、不鼓勵女性在身為老闆娘或女台商、台幹在工作上的努力及貢獻；這個制度與文化也認定這些大多數已婚的男台商、台幹是可以自由移動，家庭日常生活中的家事及照顧工作是他們的太太該承擔起，當他們長年只有在每二、三個月才回台探親七至十天的情形下，留在台灣的太太成為實質的單親家庭家長，要一人照顧小孩甚至公婆的生活。同時這個制度與文化也認定相較於男人，女人可以為了家庭的完整而放棄工作及原有社會關係到中國陪先生，雖然少數台灣太太在中國城市如上海等能做些餐飲或其他小生意，大部分在無法進入台資或其他外資公司工作，而能有相對於台灣的薪資收入的情形下，由過去的職業婦女而當起台幹宿舍裡或自家家裡的家庭主婦。
不管留在台灣或到中國的台灣已婚女性，隨著許多男台商、台幹與中國女性親密關係的發生及其故事的流傳，他們在婚姻中的位子也集體"升級"為"大老婆"；很長一段時日以來在台灣社會，男台商與包二奶，台商太太與大老婆幾乎是等同身份，我所訪談的台商太太都提起當他們的親友知道他們的先生要或已到中國工作時，第一個反應都是"你怎麼放心讓他去，那裡的女人都很厲害，你不怕他包二奶？"包二奶一詞在港、台、中三地指的已不只是納小老婆的固定婚外情關係，還包括其他隨意、短期牽涉到物資、金錢交換的性、親密關係。對在中國的台灣男性與中國女性發展出的親密關係，不是單純的異鄉生活寂寞與長期伴侶不在身邊生理需求就可解釋、合理化。在我因研究剛開始接觸這種現象時，常常疑惑同是身在異鄉，為何男台商、台幹有各種理由解釋他們在中國發展親密關係的需要性，而我所認識的女台商、台幹卻沒發展類似關係，另外我留學美國時認識的台灣男女留學生，也沒以金錢建立各式親密關係來慰藉他們的身心。如果異鄉遊子皆有撫慰身心寂寞的需求，為何在中國（及越南）的男台商、台幹能？而女台商、台幹不能、不為？或是自己常其單身在台的台商太太難道就不身心寂寞？這就帶出了在全球經濟影響下跨界親密關係的多元政治及社會意涵。
在研究台商在中國沿海的社會關係與自我社群的形塑過程中，我發現台灣男人在中國的親密關係與他們顯示自我群體跨國社經位階及性別認同有直接的關係。我訪談的許多男台商常告訴我："美國男人、日本男人能，為何我們不能？"這句話指的是在１９６０與７０年代美國、日本男人能到台灣消費台灣女人，為何過去二十多年來台灣男人不能在中國消費中國女人？美、日男人到台灣消費台灣女人，靠的是當時他們所代表的國家及個人相對於台灣人在國際政治、經濟甚至文化上的優越性；相對於中國，台灣的政治民主化與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早，成為不少台灣人自視優越於中國人的基礎。男台商、台幹以異性戀男人的形態，時常到卡拉ＯＫ及其他情色場合去消費中國女性所提供的情緒與身體勞動服務，並高調帶著年輕中國女性一起出入各式生活場合，來展演、顯示及建立他們在中國的集體社經與性別的優越感。這種優越感也表現在有些男台商、台幹會解釋他們付錢向中國女性買身體、買感情的舉止是在做"慈善事業":"反正他們也需要錢，我不買他們也是會賣給別人，我是在幫助他們，我們在做慈善事業"，有些台灣男人曾這樣告訴我。這些日常生活裡經常性地到情色場合消費、帶中國女性出入社交場合，成為一種儀式性的優勢社會與性別位階的宣示。不過要注意的是，不是所有在中國的台灣男人都認同包二奶及背後所代表的意涵，或儘管有此認同的人就會付之行動，或不認同者，也可能因以男性為主體組成的台商社群內的同儕壓力而不得不做(不如此做就不是男人！）；另外這樣的儀式性宣示也不是一直都可行，近年來中國在國際政經舞台的崛起，使得台商的相對優勢感逐漸薄弱，包二奶情形雖沒消失但卻低調多。
當台灣男人在中國成為情境單身(situational singles)，藉由與中國女性的親密關係來滿足其身心需要與建立、宣告其跨國優越位階與認同的同時，我發現在中國的台灣女性藉不與中國男性發展親密關係來維護其優越性。自1999年起我訪談過約四十位左右，年齡從二十多至四十多在中國沿海工作的台灣單身女性（主要是台幹），除了兩位有過與中國男性不同程度的交往，及後來又另外訪談兩位嫁給中國男性的台灣女性外（其中國對象都是社經位階不錯，甚至有留學經驗的人），其餘皆未有與中國男性交往的經驗。其中2004/2005前的絕大多數受訪者，都明白表示不會考慮與中國男性交往，經濟能力、政治觀點與文化差異是被提起的主要理由。在台灣及中國主流社會文化認為女人應往上約會與結婚的前提下，不與中國男性交往維護了台灣女性在中國社會裡優越的社經及性別位階。因而相對於許多已、未婚台灣男人在中國豐富的親密生活，許多單身台灣女人，尤其是近四十歲以上的，對親密生活雖沒完全放棄，卻對能找到對象不抱太大期待（如林平教授在本刊？期所言，許多台灣女性對在當地的台灣男人因其包二奶文化也沒有好感）。
台灣女性是否視中國男性為可能的情感婚姻對象，隨著中國經濟的強大，國內中產階級的興起，在我2004/2005年後的田野中觀察到變化，尤其在我2009年年兩趟上海與廣東的研究訪談中發現，大部分的單身台灣女性表示只要能遇到條件相當、談的來的中國男性，是不會排斥與他們交往的；而其中的一些受訪者在過去是不會考慮與中國男性交往。中國男性經濟能力的提升，使得他們成了台灣女性可慾望的對象，但是談的來還包括政治、文化觀念行為的溝通。一些訪談者雖能講出他們認識或聽說的台灣女性與中國男性交往的例子，但實際上他們自己也沒真正有與中國男性交往的經驗。其中一位受訪者在我2003年與他在上海一帶進行訪談時，已有一位交往近一年並同居一起的中國男友，今年再次造訪他時，他們兩人仍在一起。在2003年時這位台灣女性並不太願意以男友身份稱謂這位在社經位階上都比他弱勢、年齡比他小的中國男性，也沒將他介紹到他的台灣朋友圈，今年訪談時兩人男女朋友關係很明確的在他言談中被確定，他也將他的男友介紹給自己的台灣朋友，只是一些台灣人，尤其是在台灣的朋友得知他在中國的交友情況，仍以「養小狼狗」來形容他。
另外，我在台灣田野部分，有時會遇到人提起有些在台灣的台商太太其實也會去「鴨店」找男性的服務，但詳問之下極少人有自己認識這樣的台商太太，或是他們真的有認識這樣的人，在我請求透過他們的介紹而拜訪這些個人時，從沒得到訪談的機會。當男台商在中國以相當公開方式在進行性娛樂、建立婚外親密關係，並有一些大眾讀物記錄他們這部分生活的同時，他們的太太們的身心需要是不被看見、不該被看見的。男女台商在中國及台商太太在台灣的不同親密關係與經驗，正顯示性別(gender)、性(sexuality)與親密關係對移民與其相對無法移動者在跨界過程的社會關係、位階的建立與展現有多元的影響及被影響。
最後，隨著男台商、台幹的中國親密關係在台灣海峽兩岸間的公共化，兩岸女性也被論述為有著本質性的不同與對立：有婦德的台灣女人（大老婆） v.s厲害危險的中國淘金女郎。在中國的男女台商社群裡，台灣女人代表的是會勤儉持家、一起共甘苦、能被信任、對先生出軌願意睜隻眼閉隻眼，總之是有傳統婦女美德的好女人。中國女性則被同質化為一群利用年輕貌美（好像中國不存在有中老年齡的女性），主動積極設計男人陷入其美人計，一心只是想要錢，沒道德界線、危險而無法信任的壞女人（大陸妹）。相當諷刺地，男人主導的包二奶文化，最後又回到女人與女人戰爭的老戲碼，而且這還是「跨國」戲碼。這棚台灣女人對立中國女人的戲更合理化，在中國與台灣的台灣人，對一般中國人及特別是中國女人的歧視與不信任（一些受我訪談過，娶中國女性為妻的男台商、台幹，表示無法信任他們的太太來處理他們的財務），也合理化台灣在面對中國政治、經濟強勢威脅的焦慮下，將在兩岸間與台灣男人結婚或有其他親密關係的中國女性，一體視為可能危害台灣國家安全、國民認同的危險份子。
當我們透過性別來檢視二十多年來兩岸的政經、社會交流與矛盾，兩岸間最直接受此影響的部分群體與個人，似乎有了具體臉孔，也有了他們的喜怒與掙扎；儘管看似佔盡便宜的男台商、台幹，也要面對社會對男人出外打拼，遠離家人，要衣錦還鄉的成功壓力（在中國台商社群裡，這幾年來一直聽說有著一群因生意、工作失敗無顏回台的台流存在）。台灣的經濟受全球經濟體系影響極深，中國與台灣的政經關係也越加緊密又緊張，瞭解這些政經過程對跨國相連的不同男女與群體有如何不同的意涵與影響，讓我們將抽象的國際或兩岸政治經濟過程，給予血肉，回到最樸實的暸解與關懷。
作者沈秀華為清華大學社會所教授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智庫之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