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前言
隨著通訊與交通科技的發展，一個全球化的社會正逐漸成形。這個「全球化」的世界，通常是指各種科技、知識、人力、資本、貨物與價值觀能夠跨越國族邊界流動，並且影響到相關國家歷史傳統與文化的發展。在這廣泛的概念當中，經濟學家常將「全球化」進一步定義成商品、資本與人力的跨界流動。在這各種跨界人力流動當中，比較少被談論的是科技人才與學生的跨界流動，他們的跨國流動主要受政府和教育機構政策的影響。根據OECD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研究報告顯示，全球跨國學生人數已經由1999年的一百六十八萬人增加到2005年的兩百七十萬人，此一快速增長顯示以跨國學生為主題的研究將是一個重要的議題 1。
其實學生到海外追求更高的科技與知識並不是一個新的現象。歐洲在中古世紀時期，大約有百分之十的學生是來自歐洲大陸的不同地區。這個數字比今天全球各地的外國學生數量（大約百分之二）還要高出許多。但是因為當今學生總數增加，跨國學生的總數也比中古時期歐洲要高出不少。過去學生到外地就讀的主要原因是當地沒有適合的教育機構，然而今日全球各地教育機構總數大為增加，可以提供各地學生充裕的就學機會。當各地高等教育大為改善的同時，為什麼還是有相當數量的學生選擇到其他國家就學呢？又是什麼原因，促使不少台灣學生到中國高校就讀呢？分析這些學生，希望對於跨國學生流動的現象能有進一步的瞭解。
一、 跨國學生
過去以跨國學生流動為主題的研究非常少，主要集中在討論亞洲學生到歐美國家留學，卻不願意返回母國，對母國形成人才流失的困擾。為何這些學生為何會選擇到他國接受高等教育，過去的研究仍然是建立在「推與拉」的解釋上。以「亞非拉的學生到歐洲與美國」為對象的研究顯示，發現大多外籍學生在母國多半享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具備較充裕的知識與財富基礎，為了追求「更好生活」與「專業訓練」，而決定投注大部分資源在留學準備上。而另一方面，以「歐洲境內不同國家之間流動」或「海外的美國學生」為對象的研究顯示，這些學生比較容易為了單純的「作自己喜歡的事」，或是「彌補本國高等教育某方面的不足」而到外國就讀大學，也會因為自身財力及語言能力，選擇不同的留學地。這兩種趨勢中發現，出國留學的模式似乎與「母國與地主國的經濟發展」有關，如果兩地差距大，留學的「推與拉」動機解釋偏重於經濟因素，與留學本身的「教育訓練」關連不大；如果差距小，留學的「推與拉」動機解釋則與經濟因素關連較低，與留學的「教育訓練」本身較有關連。
與本文有關的議題是，當一般而言，台灣的生活水準與高等教育品質比中國的生活水準高等教育優良且穩定時，並且在可預見的將來，中國學歷認證仍然會被侷限在一個特定範圍時，為何近年來會有一陣「留學中國」的現象？2這些學生是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還是「作自己喜歡的事」，還是有其他的原因呢？當廣州、上海與北京是台灣學生分佈最廣的三個城市，卻也是三個差異性大的城市時，台灣學生在這三地的生活是否又有所差異呢？
二、台灣學生到中國
關於在中國就學的台灣學生這個主題，一般書籍與報章雜誌的討論不算少，但是相關的研究卻很少。由於統計資料的缺陷，有限的研究當中多以中國各大學的基本概況描述，或特定區域/科系當中台灣學生的就學概況為主，少部分觸及中小學生。由於篇幅有限，本文只討論就讀大學的台灣學生，本文也排除雖然在中國大學有學籍，但事實上卻經常在台灣的兼職學生，只將焦點集中在全職就讀的台灣學生，以及全職就讀，獲得學位後仍然在中國工作的台灣人。
根據兩岸學者的研究，雖然自1979年起，中國國家教育委員會（教育部前身）宣佈招收台灣學生，但是一直到1985年， 才制訂相關規定核准北京大學等七所大學對台灣聯合招生，到了1987年，隨著兩岸開放，才有第一位台灣學生。這個七校聯合招生的形式逐漸擴大為普通高校聯合招生的形式，除了在廣州設立了聯合招生辦公室外，並在香港、澳門、北京、上海、廣州、福州和廈門等地設立報名點。除了聯合招生外，中國官方在1996年的「關於為在祖國大陸學習的台港澳學生提供方便條件等有關問題的通知」與1999年的「關於普通高等學校招收和培養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地區及台灣省學生的暫行規定」，授與若干大學可以以更優惠（例如免試入學、或開辦預科班）的方式，招收台灣學生。3
在這些相關規定之下，據統計，到2000年之前，中國各大學總共招收了2895名大學部學生，864名研究生（碩、博士）。招生人數自2001年起快速上升，2001年至2004年4年間，共招收大學部學生2875人，研究生2766人。4 大學部學生是台灣學生的主體，他們主要分佈在上海、北京、福建和廣東五地，專業選擇主要集中在中醫、外語、法律、工商管理和藝術等學科。2005年，國務院宣佈調降台灣學生的收費標準與當地學生一致、針對台灣學生獎學金，並開放台灣學生畢業後在大陸公部門工作，也許是這些新措施的影響，5 2006年在中國就讀大學的台灣學生已經接近六千人，其中廣東與上海兩地各約1100人，在全國各大學當中又以廣州暨南大學台灣學生人數最多。
當越來越多的台灣學生到大陸就讀時，台灣政府也感受到相當壓力。原來在1997年宣步將實施的「大陸學歷採認與檢核辦法」，預計將承認73所大學的文憑，而這項辦法卻因為當時兩岸政治對立而遭受擱置。由於中國學歷不受到台灣政府承認，使得在中國取得學歷的台灣人，無法以中國學歷的資格進入台灣公部門工作。雖然一般認為這個規定最終仍會修改，但是在相關規定沒有修改之前，學歷認證的問題被認為應該是台灣學生赴中國就讀的最大障礙。
除了相關規定的討論外，也開始有中國學者對台灣學生的動機及生活適應展開研究。一個在學術上與實務上令兩岸都關心的問題是，這些學生是否會因為赴大陸就讀，逐漸適應當地生活，最終認同當地？台灣學者劉勝驥認為基本上並沒有太大改變(劉勝驥 2002)。中國學者大致上認為，雖然台灣學生到大陸就讀的原因與背景差異甚大，但台灣學生多是「心向祖國」，且在當地的生活「大致適應良好」(陳雪琴 2005; 蔡振翔 2002)；但也有學者認為，這種「適應良好」是指台灣學生與當地少數個體互動良好，但是「個體認同並未上升到集體認同」，或者更具體的認為大部分台灣學生對「台灣人」與「中國人」的身份都認同。但是這些研究都是針對單一學校的內部調查，並未有跨校甚至跨區域之間的比較。
貳、發現
在筆者2004-2005與2008-2009年田野調查期間，以尋求「最大差異化」的方式，盡可能尋找不同背景的受訪者。筆者最後訪談了二十位當時正在北京/上海/廣州的大學就讀（或已經完成學位）的受訪者。受訪者當時年紀從19歲到38歲，在台灣都已經接受9年到16年的學校教育，分別在商業、法政、中西醫學、藝術設計與人文類，攻讀學士、碩士與博士。受訪者當中有獨自前往大陸就學，也有跟著同輩親友一同赴大陸就學，也有自小就跟著父母親在大陸經商的學生。雖然到台灣學生到中國就讀的數量越來越多，但是在筆者與受訪者的互動程當中，很清楚的感受到受訪者認為他們跨海求學的事實，經常被兩岸的政治人物賦予過多的政治意涵，並不願意因為自己到中國選擇，讓自己（或仍留在台灣的親人）在國內藍綠對立的政治衝突下，被貼上一個「不愛台灣」的標籤。因為這個緣故，也為了尊重受訪者的隱私，相關資料都經過匿名處理。
一、 動機
過去歐美的研究發現，雖然外國學生的就學動機不同，但是「尋求更好的專業訓練」是不同研究的共同發現。但是令人弔詭的是，整體而言，台灣的高等教育發展比對岸來得完善，那為什麼要到大陸進修呢？另一方面，台灣的新聞媒體與一般書籍對赴大陸就學的報導，有相當程度表示這是一個可以「提早建立人脈，以便未來在大陸發展事業的好機會」。所以，筆者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受訪者到對岸就學的動機真的是這麼「務實」嗎？如果是，什麼樣背景的受訪者是因為「未來事業發展」，而決定赴大陸就學的呢？此外，前面也提到，當時台灣政府對中國學歷是排斥的，難道他們沒有考慮這一點嗎？
（一）讀書只是手段
受訪者當中有一個趨勢顯示，如果是在台灣已經受完高等教育，並且是在北京或上海工作的受訪者，特別容易傾向於表示到中國高校就讀只是為了未來的事業做準備。與其他常見因為「不去中國就關門/失業」，被動往中國發展的的台商/台幹相比，這群受訪者在台灣通常在台灣都已經受完高等教育，有了穩定工作，有企圖心，但是缺乏適當的機會，覺得在台灣「龍困淺灘」，所以願意放棄穩定的工作重新開始。對他們而言，到中國知名的大學就讀，並不是為了追求更高學術成就，只是為了下一階段在大陸的生涯規劃作準備，也無意以此學歷返台謀職。因此，也許會因為台灣政府的中國學歷認證排斥態度，而對內心有所不滿，但並不造成太大的困擾。
（二）讀書是為了圓夢
與前一類受訪者相比，這群受訪者則是另一個走向。他們赴中國就讀之前，都曾經想過在台灣進修。但是他們所希望就讀的科系，台灣不是競爭太激烈（例如醫學），就是根本缺乏相關學科（例如考古學）。雖然中國的高等教育整體上有相當需要努力的空間，但在某些特定的學校裡，不僅熱門科系內的專業分工較為深入，冷門科系的若干研究領域也彌補了台灣高等教育的不足。更重要的是，這些學校在招生政策上對台灣學生特別開放，願意以更便利的方式滿足台灣學生的求知慾。因此，當他們發現在台灣無法接觸到希望的學科時，到一個開放，且對台灣學生友善的教育環境就讀，成了「一圓多年夢想」的好機會。
這類受訪者也許背景不同，就讀的科系也有極大的差異，但是一個共同的現象是他們對特定科系的興趣是非常明確的。也許是因為自幼家庭因素，或是在台灣的教育與工作經驗使然，讓他們在到中國就讀之前，就已經對相關科系產生濃厚的興趣與企圖心。然而台灣高等教育在這類科系的訓練，如果不是資源有限競爭激烈（例如醫學），就是仍在發展當中，或者已經被忽視（例如考古）。對他們而言，想要在台灣接受到相關專業訓練幾乎是遙不可及。當他們發現台灣高等教育在特定類別的機會有限，又發現中國高等教育在這些類別不但機會多，而且對台灣學生還提供特別的入學安排時，放棄台灣穩定的生活，進入中國大學相關科系，成了合理的選擇。
（三）家庭因素
當台灣政府於2000與2001年成立兩所台商學校時，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希望可以吸引當地台商子女就讀，然後畢業後返台升學(牟淑芬 2001; 林志慎 2002; 劉勝驥 2002)。可是根據前人的研究(劉勝驥 2002)以及筆者2004/2005年的田野調查發現，在廣東與上海地區有相當數量的台商並未將子女安排在台商學校接受教育，而台商子女當中也有相當數量在高中畢業後在當地就讀大學。另一方面，從有限的資料中也發現，東莞台商學校與廣州暨南大學也進行了相關合作，協助該校畢業生進入暨南大學就讀。6
本研究有四位受訪者本身即為當地台商子女。他們都是因為家人在中國工作，自小學或中學起便在中國就讀過當地民辦學校、重點中學或台商學校，畢業前也曾想過是否返台升學，或前往第三國就讀，但是在「我們家都在這」的原因下，選擇進入當地高校。這四位受訪者表示，台商子女不論是否就讀台商學校，在高中畢業之前對於未來方向都有各種考慮，然而關鍵性因素卻是「家庭因素」是否能得到解決。一般而言，如果家長在可預見的將來仍然會留在中國工作，那子女在中國升學的可能性就不小。對於這群留在中國升學的台商子女而言，由於家長的事業與工作都在對岸，子女未來的生涯規劃也不在台灣，台灣政府對中國學歷的政策並對他們的影響有限。
（四）廣州、上海與北京的比較
根據筆者的粗略觀察，台灣學生在這三地的入學動機是有差異的。整體而言，也許是因為廣州鄰近的東莞本身就是台商聚居地，也許是因為廣州的暨南大學長期以來就是受政策指定，專門招收僑生與港澳台學生，廣州地區入學的台灣學生似乎比較偏向於「台商子女」這一類型。再加上鄰近東莞地區的台商本身在台灣可能屬於中小企業，偏向於傳統產業，對子女教育的期望偏向於「讀完書準備接班」的思考方式，廣州地區台灣學生在科系的選擇上多偏向於務實的工商管理類科，以配合家長事業經營的需求。
上海地區雖然也有為數不少的台商，但是相關研究都已經顯示，與東莞地區的台商相比，上海地區的台商是比較偏向於來自台灣社會中上階層這一群，對子女教育的期望也比較有一般中產階級務實但有浪漫色彩的想法。也許也是因為上海地區的高校在數量、類別與整體評價都比廣州地區來的更有競爭力，上海地區的台灣學生在動機上多了一些前述的「圓夢」的色彩，科系與學校選擇上雖然也是偏向實用科系，但有相當程度談到「未來的發展性」。
北京區的台灣學生數量上相對較少，但是北京地區的高校數量與種類卻遠超過廣州與上海，使得北京地區台灣學生在科系選擇上出現更大差異性，而這些差異性又似乎與北京這個概念上的「文化中國」密切相關。當筆者在廣州與上海地區試圖尋找就讀文史哲等「冷門」類科的台灣學生而受挫時，在北京很容易的就經由介紹，接觸到數位就讀傳統文史哲或甚至是稀有的考古學與人類學的台灣學生。不論是否就讀「冷門」的文史哲或「熱門」的醫學類科學生，北京的台灣學生更容易訪談中表示對中國歷史文化的興趣，選擇北京而非其他城市就學的原因。
二、 當地生活
在筆者請受訪者回溯仍在台灣時，如何考慮赴中國讀書的可能。雖然受訪者不一定表示有「文化中國」的想像，但都表示到中國就學應該不難適應，因為「至少語言」一樣。那麼，他們在入學後與當地學生的互動，以及畢業後的生涯規劃是否如同自己當初在台灣所預期的呢？
（一）就學時有限度的交流
雖然前述1996與1999年的規定，讓台灣學生在入學過程以及入學後的安排可以享有較優惠的待遇，但是這些優惠安排也妨礙了他們與中國學生的互動。例如，1999年「關於普通高等學校招收和培養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地區及台灣省學生的暫行規定」當中第14至20條，認為相關學校應該對台灣學生在教學上與生活上給予特殊安排。因為這樣的規定，所有受訪者都表示他們被安排在港澳與外籍學生專屬宿舍區，甚至某些必修課程時，台灣學生都被上被集中在同一個班級。如果台灣學生不希望接受這些特殊安排，想要與中國學生共同上課，或居住在同一宿舍區，他們還必須另外申請，由學校相關單位再做決定。在這種既是優惠又是隔離的政策下，不令人驚訝的受訪者會表示「我們跟他們互動很少」。
然而隨著時間（2004/2005-2008/2009）推移，筆者發現這種「互動很少」的現象也會出現轉變，呈現出與特定當地學生深入交往，但對大部分的當地學生仍然互動有限的現象。在與當地異性交往上，女性受訪者比男性受訪者更抱持著謹慎的態度。整體而言，他們生活的互動對象仍是以其他台灣學生或外籍學生為主，與中國學生的互動是有限的。
（二）畢業後尋找工作機會
本研究有四位受訪者在畢業之後仍然留在當地工作。其中三位當初到中國就學的原因就是為了能尋找未來可能的就業機會，所以留在當地工作是理所當然的。從已知的結果來看，以及仍就讀學生的訪談來看，影響台灣學生畢業時候去留得原因可能有哪些呢？
筆者發現最大的因素仍取決於兩岸之間在哪裡可以獲得滿意（或至少是可以接受）的工作機會與待遇。當筆者2004-2005年訪談時，受訪者大多表示希望回台灣，原因是因為當地關於台灣人工作的法令規定不明確，工作待遇又明顯低於台灣類似行業，所以如果留在當地工作，幾乎都是受雇於當地台資企業。然而隨著兩岸經貿發展形勢變遷，加上中國當地法令日趨明確，有相當數量的受訪者表示，即使同一類別工作在中國的薪資仍低於台灣，為了未來長遠的工作前景，仍會以在中國工作當作優先考慮。
（三）廣州、上海與北京的比較
不論是就學時的心態與畢業後的規劃，筆者發現三個城市的台灣學生是有內部差異的，而此一內部差異除了是三個城市發展的差異外，還與三個城市分別與台灣（台北）的兩兩相比，有若干關連。
當台灣學生大致與當地學生處於一個「仍有隔閡」的互動中時，三個城市的台灣學生與當地學生的互動模式是有差異的。對廣州的台灣學生而言，似乎當地學生如果不是「刻苦的內地生」，似乎就是「假外籍生」7。 經濟實力的差距使得台灣學生不願意與前者互動，生活文化的差距使得台灣學生與後者只維持在淺層的玩樂層次。但是對上海台灣的學生而言，除了「刻苦的內地生」外，似乎多了一群屬於同一位階的本地生。這群本地生是戶籍在上海，來自一定社經背景的家庭，有一定的生涯規劃的學生。台灣學生與這些上海的本地生在一起，除了一同玩樂外，似乎存在著未來共同發展的可能性。這個情形到了北京變得更為明顯，對北京的台灣學生而言，「北京的北京學生」除了生活物質享受的能力不下於台灣學生外，若干學生的進退應對能力更展現了「首都」與「文化中國」的吸引力，使台灣學生表示願意接近與他們有進一步的互動。
台灣學生在三個城市當中，與當地學生互動的差異，也反映出對這三個城市在「未來發展」有認知上的差異。由於科技傳播資訊的發達，也由於三個城市之間聯絡交通便利，台灣學生經常能從不同的資訊管道，甚至親身旅遊經驗，得知另外兩個城市的發展現況。對台灣學生而言，畢業後的就業規劃不僅是兩岸之間的選擇，也是三個城市之間互相比較的選擇。當北京與上海分別因為舉辦奧運及世博會而推動不少公共建設，使台北相對失色時，北京與上海的台灣學生雖然知道當地工作競爭激烈，但是似乎把在當地工作列為優先考慮。可是與北京上海相對而言，廣州的城市建設較為緩慢，也較台北失色，使得廣州的台灣學生除非是家庭因素，似乎都不願意留在廣州，多半將返台工作，或者前往其他北京與上海，當作優先考慮。
參、小結
本研究發現，受訪者到中國就讀的因素很多，但大致上可以分成三種。一、年輕、在台灣受過良好教育、有明確生涯規劃，將讀大學當作是進入當地就業/商業市場的準備階段。他們不在意台灣政府對中國學歷的態度是否會改變，因為以中國學歷返台工作並不在考慮當中。二、在台灣受過相當教育，對特定學科有明確的趣，但是在台灣當前教育情形下得到滿足，將到中國讀大學是為「圓自己一個夢」的好方法。他們也許會在意台灣政府對中國學歷的態度，但是心中也都已經有因應之道。三、當地台商子女，因為家庭因素而在中國就讀，未來也可能在中國發展，所以台灣政府對學歷的態度對他們影響有限。在這三項因素分類上，如果從地區差異性來看，北京與上海的受訪者偏向於第一與第二類，偏向於強調浪漫的圓夢計畫與未來個人長遠發展，廣州的受訪者偏向於務實的家庭與工作需求。
在就學期間與當地學生的互動上來說，台灣學生與當地學生的互動大致上是有限的，但是不同城市間仍有差異。台灣學生對北京與上海當地戶籍的學生，是比較願意接近，發展出更密切的互動關係。這個差異也反映在畢業後的就業規劃，似乎除非是因為家庭生活需要，台灣學生普遍不將廣州列為優先考慮，而是把台北、北京、上海與廣州四個城市綜合比較後，再加上個人工作類別在四個城市之間的薪資所的與未來發展差異，選擇一個最適合的位置。
然而令人值得注意的是，當有些台灣學生主觀上已經不將返台就業當作優先考慮時，顯示台灣在吸引人才的競爭上已經開始落後對岸。如何讓有競爭力的台灣學生會優先考慮返台就業，也許是下一個需要討論的問題。
作者林平為國立中正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
（本文僅代表作者各人意見，不代表本智庫之立場）
參考資料
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編，2007，《台灣學生大陸求學指南》，北京：華藝出版社。
牟淑芬，2001，〈大陸台商子女就學模式之研究：以中小學為例〉，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
周祝瑛，2002，《留學大陸Must Know》，台北：正中書局。
林志慎，2002，〈外來動力的「制度創新」：「東莞台商協會」成立「台商學校」之研究〉，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
孫茂峰、黃國慶、林昭庚，2003，〈台灣學生至大陸高等院校修習中醫學位（含針灸）現象之初步探討〉，《中華針灸醫學會雜誌》，6：87-107。
張歡，2003，〈內地台商子女教育問題研究〉，《清華大學教育研究》，24：72-76。
陳金粧，2008，〈東莞台商子弟學校高中返台升學現況與問題之研究〉，《國政分析》台北市：財團法人國家政策基金會。
陳雪琴，2005，〈台灣學生人心回歸教育工作實踐與思考〉，《江寧行政學院學報》， 7：188-189。
陳鏗任、吳建華，2006，〈是故鄉，還是異鄉？從東莞台校學生的學習經驗看台商子女的身份認同意象〉，《師大學報教育類》， 51：173-194。
陸鋼，2006，〈兩岸教育互動及其政治意義：一種認同視角的詮釋〉，時英出版社與淡江大學國際研究學院編，《世界新格局與兩岸關係：和平與發展的展望》，.頁199-213，台北：時英出版社。
董小苹、魏莉莉，2006，〈在滬台灣大學生社會意識調查〉，《社會科學》，8：116-124。.
劉勝驥，2002，《台灣學生在中國》，高雄：復文書局。
廣州年鑑編纂委員會，2007，《廣州年鑑2007》，廣州：廣州年鑑社。
蔡振翔，2002，〈1987-2000中國大陸高校就讀的台灣學生狀況分析研究〉，《集美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 2002：42-46。
註解：
1.這兩份報告亦可見於網路http://www.uis.unesco.org/TEMPLATE/pdf/ged/2006/GED2006.pdf 與 http://www.oecd.org/dataoecd/4/55/39313286.pdf。
2.例如根據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 （IMD）出版的The 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顯示，台灣與中國在世界高等教育的整體排名一直是有相當差距的（http://www.imd.ch/research/centers/wcc/world_competitiveness_yearbook.cfm）。筆者知道，兩岸高等教育有不少差異，各自內部的差異性也不小，並不應該做一個概略性的比較。但是此處只是想藉由一個「整體性的評估」，來說明「台灣學生到中國讀大學」的選擇，是一個特別的現象.
3. 相關條文請見http://www.gwytb.gov.cn:82/flfg/flfg0.asp?flgf_m_id=50
4.這些人數統計，包含了正式的全職學生、正式兼職學生、正式預科生（大學先修班），以及各式各樣的短期進修班學生。
5.關於這新措施的全文可見http://www.gatzs.com.cn/gatzs/yz/zcfg/200611/20061108/678088.html與http://www.gatzs.com.cn/gatzs/pz/zcfg/200603/20060301/395657.html。
6.請見＜暨大為台生提供升學平臺解決台商子弟教育問題＞（2008年11月17日摘），取自http://jnnews.jnu.edu.cn/html/2006/4/2767.htm。此外，東莞台商學校高中部2005-2008年畢業生當中，有大約四分之一是選擇在當地就讀大學(陳金粧 2008)
7. 這是指實際上是中國公民，卻持有外籍或港澳身份入學的學生。這類學生數量不明，官方表示這類的學生「很少很少」，但是不同的受訪者卻表示「應該不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