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政治學而言，「繼承」（succession）乃指一項公共職務的轉移，亦即個人或團體承繼政治職位元的程式，及此過程對該政治體系之政治與權力結構之影響。因此，所謂「政治繼承」乃指因上層領導人的改變，而使統治權力從一個領導者或政府手中，轉交給繼任者 。若依此定義，政治繼承僅涉及權力的交接，但是，探討政治繼承通常是分析「在特定制度或環境下某個人或團體繼承一個政治職位，以及此繼承過程對一個國家政治體系的結構和政策所造成的影響。」換言之，政治繼承應包含權力繼承及政治體系與政策的變遷，它包括「人事安排」、「制度調整」、「理論繼承」等三面向。本文篇幅所限，將專注討論人事安排問題。
所謂的接班，則是中國政治的專用語，1964年6月，毛澤東（時年七十歲）正式向黨內提出要「培養革命事業接班人」的問題，提出「革命事業接班人」的五條件：一、要懂馬列主義。二、要為大多數人服務。三、要能夠團結大多數人。四、要有民主作風。五、要自我批評。但是，在這一篇「培養革命接班人」的講話裏，更多的是負面表列不能當接班人的標準，它包括：一、不要搞修正主義，二、不是為少數人（地、富、反、壞、右）服務，三、要注意（黨內）搞陰謀詭計的人（高、饒、彭、黃、張、周、譚、賈等十多人出在中央），四、不要一言堂，五、不要搞過火鬥爭。
鄧小平在1978年第三度上臺之後，就非常注意接班人的問題，他正面表列較多，歸納其的想法有四項：
第一，政治路線確立了，由什麼樣的人執行，這就提出了一個要什麼人來接班的問題。選幹部，標準有好多條，主要是兩條，一條是擁護三中全會的政治路線和思想路線，一條是講黨性，不搞派性。
第二，接班人問題是一個組織路線的問題－接班人、機關臃腫、退休制度及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
第三，我們選幹部，要注意德才兼備。所謂德，最重要的，就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和黨的領導。在這個前提下，幹部隊伍要年輕化、知識化，並且要把對於這種幹部的前提使用制度化。
第四，實現幹部的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
毛澤東、鄧小平對接班人的看法，及選擇接班人的過程，直到今天卻仍深刻的影響到所有中國共產黨的後繼接班人。對毛而言，選擇接班人的前提是防止「國變色、黨變修」，對鄧而言，則是「思想路線政治路線的實現要靠組織路線來保證」，到了江澤民，則成為「靠得住、本事大」。換句話說，現任領導人的政治考慮是選擇接班人的首要考慮，這些政治考慮看起來是用「是否忠於領導人的思想與政治路線」為標準，但如此一來，很容易就變成以「是否忠於領導人」為標準，中共政權人治的色彩由此顯現。
貳、 不確定的交班模式
中共的最高領導人權力的交接，與中國人民，中國共黨黨員無關，沒有他們參與，發表意見的機會。中共歷史上的權力交接基本上就是一個混亂、鬥爭，甚至嚴重時會引發全國性的大暴動，如文化大革命。現在雖然是和平交班，但從十六大、十七大經驗可以總結出二個特徵:（一）不確定性；（二）不透明性。十六大以前全世界大多數預測江澤民會全退，沒有人預測的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人數七位變九位。十七大前夕全世界大多數預測賈慶林會退，沒有人預測到習近平會升為「準王儲」。這些事實說明，不到最後一刻，連身為候選人的接班者，自己都不確定是否在名單內。
每一次中國的權力繼承都受到海內外上千家中外媒體的關注，其中台灣、香港、日本與美國尤為情報交換與訊息發布的重鎮。事後驗證，在十六大、十七大的人事預測最準的是在美國註冊的多維網與香港發行的多維月刊，在何頻的主導之下，約在全會召開前3-7天可拿到正確名單。多維網與多維月刊2009年8月已經易主，由港商于品海旗下公司、中國數碼資訊公司控制的子公司收購。何頻到香港明鏡月刊當總編，現在香港明鏡月刊變成瞭解中共政治內幕最重要的消息管道之一。
2005年9月7日紐約時報率先報導江澤民將在9月19日中共四中全會下臺的消息（這是中國研究中最快的紀錄奇蹟），其駐北京記者助理趙岩被捕，當局懷疑是他洩密。十七大召開前三天，台灣聯合報以大陸新聞中心名義發布獨家消息，全部命中政治局常委會名單。
從各國專家學者一再的錯誤判斷及媒體的報導紀錄來看，對於中國權力繼承預測模式而言，還是得歸納為：在最後一刻（3-14天），中國內部派系會有意洩漏名單給海外華文媒體，降低外界驚奇與爆冷門的感覺，以營造中共團結與共識的形象。其特徵就是中共利用海外傳媒進行黨內人事傾軋的頻率高與技巧純熟。也表明了一黨專政的統治機器修，仍是用黑箱作業方式進行五年一次的最高權力洗牌，不確定性仍高。對我們的問題是，哪一個媒體的預測是真的？
即使專家學者的預測不正確，但是學術研究的成果，仍可以提供我們中國權力繼承的架構與意涵的說明，這是媒體能力不足之處。本文依循中共的歷史傳統與派系政治的方法論來討論中共的權力繼承，由中共歷史傳統來說，毛沒有做好指定繼承的工作，而鄧小平立下一個壞榜樣，在中共權力交接上扮演一個很獨特的角色，鄧小平在江澤民的權力交接上所做的安排，即所謂的「政治交待」與「留後路」，一方面保障權力移轉平穩進行，另一方面也把自己擺在權力結構中的「關鍵地位」以制約新的領導核心。簡單的說，所謂的政治交待指三件事：「樹立江澤民核心地位、告誡別人不要不服氣、要求全黨支持江澤民服從新的黨中央」，等於向江澤民交了底。
所謂的「留後路」，即在交班前夕，進行軍隊領導的全面換屆，鄧提拔的人大舉進駐中央軍委會、各大兵種、各大軍區與武警部隊，使鄧保留一條能發號施令的後路。這樣看，鄧小平在中共權力繼承上扮演一種獨特的角色，他「擠進第一代，自稱第二代，安排第三代，指定第四代」。從這點來看，十六大的人事安排是鄧小平路線的完成，也由於鄧小平立下了壞榜樣，讓江澤民有很多空間可以來操作。
江澤民沒有改變鄧的指示，但卻用曖昧的方式完成它。江澤民的權力移轉模式擴大抄襲了鄧的「關鍵地位」佈局，但卻沒有對第四代做「政治交待」。「十六大」上對黨的中央委員會大幅改選，連帶使新的政治局委員會、中央軍委會實行大換血，而政治局常委會名額增至九人，新進人員達八人。這些政治洗牌當然具有幹部年青化的新意，但恐怕這種安排的政治後果，就是更有效的保障江澤民的關鍵地位。
做出這樣的安排之後，「十六大的政治報告」與江澤民的各種發言，沒有對第四代領導做出任何權力交接或是世代交替的政治交待，沒有幫忙樹立新的領導核心，沒有宣示全黨支持與服從新的黨中央。看來，江澤民是用「留後路、不交底」的方式，拉開「後江澤民時代」的序幕。但是，江澤民與第四代之間權力運作的關係是什麼？江澤民什麼時後完成交接？胡錦濤如何掌權施政？對關心中國政局的人來說，又增加了一連串的懸念。雖然，十六大距今已經八年了，這些疑問還是沒有解答，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參、 目前的中國權力繼承的架構與意涵：
從制度化而言，十六大是一個錯誤示範，儘管很多人（中共宣傳與學者研究）以七十歲劃界為例，說中共權力繼承已經制度化，但是，在實際的操作過程上，非制度化的特徵還是遠超過制度化（詳見拙作：），直到十八大，其疑點還是有：
（一）是世代交替還是新老交替?各有何意涵？
(二）中共中央常委會人數與人選的原則與程式到底是什麼？
（三）鄧、江的交班方式是不是模式（保留軍委會主席？保留多久？）
（四）團派存不存在？
（五）真的是青紅之爭嗎？
（六）中共中央權力運作是靠各種領導小組，舊的總書記何時交給新總書記？交多少？
在此必須說明中共權力繼承的兩個困境，一是「接班人的兩難困境」(the dilemma of the successor)：一方面接班人必須保持對最高領袖的忠貞與政策的承諾，以便維持領導人對自己的支持才不會被撤換，另一方面因為接班人還未擁有強大的政治資源，必須培養自己的班底以準備應付將來的局面，但如此又會遭受到最高領袖的猜忌。
二是「箭靶效應」：誰被指定為接班人，誰就成為眾多競爭者的箭靶。由於鄧小平遺詔及江澤民的強勢，箭靶效應在十六大還不明顯；現在中國強人政治時代早已結束，胡錦濤又很弱勢的情況下，被指定為接班人的人所承受的箭靶效應就很明顯，就是現在赤裸裸的在我們面前上演。
以中國流行的話說，雖然中央在2007年、2008年大體上確定了接班的格局，但是考察與甄選並沒有畫上句號。所有這些50後政壇新人，被壓上了更重的擔子之後，仍然處在元老、全黨和民衆的觀察審視之下--換句話說，誰能領導中國不是靜態的，而是動態的：要看他們同台競技、奔馳奪標。中共十七大的選擇並不是最終選擇，最終還要看這五年各人自己的施政成績單。換句話說，看表現而不是看安排，這句話就推翻了十七大的結果，而給有意競逐的各方勢力無窮的希望。
最後，本文歸納按班人的標準為：
一、 政治忠誠，意識形態純潔（革命化、派系屬性）
二、 年齡（年輕化）
三、 資歷（工作領域：黨建？做過工、種過田、當過兵；東西南北工業省、農業省、沿海與內陸）
四、 品德（德才兼備）
五、 專業
六、 民望（不重要）
肆、 怪異的現況
一、莫名其妙的海選
2007年10月24日的《人民日報》披露，中共最高層的四百多個成員，於今年9月二25日以一人一票方式，在中南海舉行「黨內民主選舉」，向十七大舉薦了一份新一屆政治局委員的預備人選名單。中共宣傳，這次民主嘗試是十七大的一項核心內容，就是要透過海選的方式，在一定範圍內確定中共新科政治局常委的人選，更要借此選拔未來的接班人選。畢竟在沒有政治強人的年代，在位的領導人已經不能憑個人的權威和意志來決定這項關係到中共能否永續經營、中國能否長治久安的大事。這次對中央新科高層領導人的海選，不但建立了中共新的遊戲規則，而且改變了歷史，也改變了中國的政治進程。
據稱這次海選，中組部提名了406候選人，在現任和退休省部級以上高官中，對候選人的政治素質、領導能力、工作作風、個人品德等，廣泛徵求意見，並根據收集的意見和反應，從中篩選出了200人。然後，縮小範圍進行意見徵集和票選，其得票排名，習近平得到的票數最高，之後是李克強、賀國強和周永康。
但是相反的意見是：「海選」只是中共高層無法就政治局組成達成共識下，所作的妥協，與黨內民主風馬牛不相及。胡錦濤的權威難以服眾，除了繼續死守六十八歲這條退休年齡線，還能用甚麼標準去決定各人的升遷呢？無論政績、思想、能力，這些衡量方法都存在一定的主觀性，全憑考察者的個人喜惡，以這種評核結果去決定一個高幹部的生死，必定招致強烈反彈，不利於黨的團結。因此，類似"退休死線"的新標準便橫空出世，以此來決定誰可升任政治局委員及常委。如果"海選"就是這個新標準，它充其量只是一個解決今次黨內權力鬥爭的調停工具，與民主化並沒必然的關係。當然，不能排除這個"調停工具"日後會演變成黨內民主選舉的機制，但是，以它目前的秘密性、小圈子等特點，跟黨內民主化相去甚遠！別把兩者混為一談。
二、突出的總理溫家寶
溫家寶為周恩來以後最顯眼的總理：一是最出媒體的風頭：曾經有多次脫稿演講的紀錄，此對中共而言屬不尋常，概領導人之發言通常須經政治局常委會通過，且其所言範圍超過所掌之經濟領域，涵蓋民主、黨建、外交等領域；二是可以說是周恩來以後，民間形象最好之總理。檢視毛與周間之關係，此亦是中共黨之最高領導人與總理之關係，可得出溫可能已經犯下政治忌諱之判斷，而當年毛澤東也沒有放過周恩來。
伍、 權力爭奪的現狀
中國共產黨的第十七次全國黨代表大會，是「胡錦濤時代」的正式開始，其重要性在人事安排而言，是繼毛澤東安排接班人破產，鄧小平培養接班人失敗，在「六四天安門」事件衝擊下，鄧奮力的「指定第三代、安排第四代」之後，中共的現任領導人第一次有機會集體協商權力如何繼承。從其排除民主、操縱過程、控制競爭及最後一刻才揭曉人選的模式來看，這場政治遊戲的本質仍不脫「封建禪讓、立君牧民」的用意。進一步的觀察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員的構成名單，才恍然大悟，上海幫與團派的鬥爭只是迷霧，太子黨才是掌握中國政治權力的主流勢力。
中共接班人的實際條件是政治忠誠，根正苗紅的年青人。於是中共權力繼承的遊戲規則就是先有太子黨，再來分派系，接著看資歷與專業；如此幾可猜測，中共的第五代接班人，習近平比李克強的機會還大。而從一九八五年習近平任職福建省寧德市開始，一路歷經福州市、廈門市、福建省長為止，凡是他待過的地方必定爆發特大貪腐案件，習近平在「十五大」中央候補委員選舉倒數第一名，在「十六大」中央委員選舉也在倒數行列，但是種政績與聲望卻不影響他晉身最高領導人。
這一波人事任命的分析可得下列初步結論：
（一）胡溫團派，江曾上海幫、太子黨及元老幫（李鵬、李瑞環、朱鎔基等人）仍然鼎足而立。約略為胡溫團派與元老幫對上上海幫與太子黨，但其中合縱連橫的跡象明顯。
（二）習近平（1953）任上海市委書記具有指標意義，其一胡錦濤不可能再欽定接班人，其二為太子黨必定在第五代接班人中佔一席之地，其三為過去既使有貪腐案底（1988-2000寧德、福州、廈門等案），既使胡溫強調反腐，但在派系鬥爭中，太子黨仍能脫困而出。
（三）元老幫重新活躍於政壇。胡溫不但請出李鵬、李瑞環、朱鎔等人相助，解放軍退休老將亦開始串連，四總部七大軍區開始分化。
迄今為止，中共領導人們及宣傳部門並未對這一波人事大調動做一總體說明，與十六大前夕的作法不同，顯示這些人的任命過程並不是經由某些共識性規範產生，而是派系鬥爭下妥協的產物。因此在「人事規章」、「民主機制」與「理論繼承」三個面向上都無話好說。
陸、 競逐十八大
十八大爭奪戰提前在2010年兩會起跑，為五至七位政治局常委空缺前哨戰開打, 然而目前十八大中共政治局常委構成仍是一團迷霧。現任九政治局常委中，因年齡因素七人確定2012年退休，只有習、李兩人能夠續任。大家認為江胡兩派勢力在爭奪這五至七個位置，接班人常常會在一夜之間出現在大家面前。
政治局委員中，若無意外，副總理王岐山（1948年生）、中宣部長劉雲山（1947年生）、國務委員劉延東（1945年生）、中組部長李源潮（1950年生）、廣東省委書記汪洋（1955年生）、天津市委書記張高麗（1946年生）、副總理張德江（1946年生）、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1945年生）和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1949年）都在留任之列。除了上述11人之外，現任中央書記處書記的中辦主任令計畫（1956年生）和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滬甯（1955年生）、國務委員兼公安部長孟建柱（1947年生）、統戰部長杜青林（1946年生）等人也是入局的熱門人選。
2010年6月省部級高官異動，目前團派主政的省分並未增加，正省級官員由 17位增至 21位，副省級則由 100位減至 87位元，顯示近年團派在地方並非一派獨大，甚至也有青黃不接問題。
在「青（共青團）紅（太子党）幫」之爭中，團派一些風頭人物較太子党成員失色。在下一屆總書記的競逐中，胡錦濤愛將李克強敗于太子党習近平，解放軍高層將領更是太子党的囊中物，顯示前總書記江澤民在上海幫失勢後，改扶持太子党以對抗團派的策略甚為成功。
作者董立文為中央警察大學公共安全系副教授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智庫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