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連於去年7月25日及8月1日兩次的「保衛廣州話」事件，引發了社會大眾對於語言與政治關係的關注。面對民情的激越，廣東省委書記汪洋曾說：「（這個「偽命題」）不能不值得深思」，但當地政府主要採取壓制的態度，除了一貫地指控其為少數別有用心的個別份子「非法集會」、「擾亂公共秩序」之外，並且統一口徑、甚至以「查證身分」為理由短暫扣押記者，封鎖相關報導。是次事件隱含的其中一個分析邏輯是國家機器（北京當局）利用自上而下的語言政策（推行普通話，「推普」）企圖影響地方認同（粵語）的塑造，而不論其實際目的為何（甚至是否真的這樣做了），部分民眾顯然為了「保衛」由語言所象徵的認同而集體反對上述的政治工程，中間因而產生對抗。
廣州的抗議事件，同樣引發香港的回應。有傳媒注意到，這是繼1989年「六、四」事件後，粵港兩地再次為同一個議題抗議，可見其重要性（《亞洲周刊》，2010/08/15，頁44）。根據Facebook上的保護粵語群組的資料顯示，其訴求包括：「堅持香港用粵語教中文」、「反對野蠻不文明褫奪母語人權的推普機」等等，顯見事件仍可能持續發展。九七後香港正式開啟了「解殖」與「後殖民」的階段，面對宗主國的轉換，以及意識形態與政經社會制度的重大差異，北京對香港進行的「再國族化工程」，是否對於語文使用與認同變遷產生影響，中間又有甚麼衝突產生，因此是值得關注與討論的議題。
貳、語文的使用與變遷
毫無疑問地，廣東話（粵語，Cantonese）是香港社會的主要語言（注1）。根據殖民地時期最早的語言調查，在1911年約有八成的受訪者以廣東話為日常生活使用的語言，其次則為客家話或閩南話（Bacon-Shine and Bolton, 2008: 25）。上述調查中並沒有關於北京話（國語／普通話，Mandarin）的相關統計數據，然而可以依比例推論當時說北京話的人非常少（注2）。然而直到2006年，以華人為主要人口組成的香港社會，日常生活使用的語言超過九成仍是廣東話，相關的調查亦指出相似比例的受訪者視廣東話為其「母語」，可見兩者重疊性極高（注3）。相對於廣東話占主導的角色，九七後絕大部分的香港人卻只會說「一些些」、甚至「幾句」普通話，自認說的「非常好」或「很好」的人比例並不高（注4）。在標榜「兩文三語」（書寫中文、英文，聽講廣東話、普通話和英語）的香港社會，除了英語長久在社會中受到重視並且扮演兼具象徵與實質意義的角色，在教育領域，九七後也有許多小學開始採用普通話來從事「中國語文科」（中語）的教學。在大學或研究所的課堂上，儘管有愈來愈多的教師與學生具有中國大陸（即所謂來自「內地」）背景，但是多數都使用英文或是廣東話授課為主。在職場上，特別是從事餐飲、零售或金融行業的從業人員，會說普通話成為了明顯優勢，尚且港人赴中國大陸的人數日漸增加，以2007年為例，居住或長期逗留的人數即高達五十萬人（接近該年人口總數的一成半），且主要目的是工作或與親人團聚（香港政府統計處，2008，頁8）。在日常生活中他們有更多機會接觸與使用普通話，相信亦會影響他們的語言使用。
在文字的使用上，由於戰後殖民地政府意圖防止共產中國與民族主義影響政治穩定，因此對於中國歷史與文化刻意採取漠視與放任的態度，加上許多南來流亡避禍文人對於語言文化的重視與保存，繁體字從來都是香港社會主流的用字，即使立場一貫「左派」、親中的《文匯報》、《大公報》等傳媒亦不例外。然而在九七後，官方的重要文書雖然仍延續使用繁體字（例如，《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憲報》），但是政府部門的網頁已經一概加入簡體字的對照版面，惟仍以繁體字為主體（注5）。在民間方面，由於中港兩地的民間經貿往來頻密，香港愈來愈倚賴中國的資金與發展機遇，同時中國企業亦須利用香港作為上市集資與和國際接軌的平台，在此背景之下，特別是教育、移民與地產的報紙廣告，已經出現越來越多的簡體字，在日常生活中簡體字的使用（主要仍是廣告或指標）也日益頻密，然而出版與教科書仍以繁體字為主。
參、認同的現狀與轉變
「認同」（identity）是一種主觀的身分認知態度，認同的劃分影響了利益與行動的相對關係。關於認同的形成向來主要存在「原生論」與「建構論」兩大取徑，前者強調共同的血緣、生存地域與文化符號等重要性；後者則著重政治想像與歷史記憶的打造。「原生論」固然成為現代民族國家形成的重要基礎，即所謂「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甚至是今日部分民族獨立運動與戰爭的根本原因，然而「建構論」事實上揭露了「原生論」的許多虛偽性，並且強調共同神話與集體記憶的塑造，以及自上而下語言與文化的推行，才是構成認同的主因。
經歷殖民統治與新興國家階段的社會往往面對嚴重複雜的認同問題與困境。香港的認同議題早自九七前即受到學者的關注，回歸後更有一系列的系統調查與分析（注6）。根據學者的研究，認同在香港最少存在三個互為交錯的層面，即（一）以政治區隔為主的中國人與香港人分類；（二）以籍貫為主的省級或地域認同；以及（三）以文化符號為依據的自我族群認同（王家英，尹寶珊，2008：3）。在此我們將焦點放在政治認同上（注7）。根據統計，回歸以來自認是「香港人」的比例在2002年前（即回歸後的第一個五年內）大多高於選擇「中國人」的比例；在2002年後則可以觀察到自認是「中國人」的比例逐步上升，最新（2010年6月）的調查顯示自認是「香港人」的比例為25.3%，自認是「中國人」的比例為27.8%，占最多數的「中國的香港人」比例為31.3%，最少人選擇的是「香港的中國人」為14.8%（注8）。
一般認為「香港意識」誕生於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中期。由於戰後嬰兒潮的成長，邊界與身份證制度的採用、電影與大眾文化的塑造，以及殖民統治的社會建設等因素，使香港人逐漸開始產生本土的認同與意識。然而「我們」（香港人）的誕生以及對於「他們」（中國新移民）某種程度的憂慮與厭惡排斥，其實是一種基於資源分配與利益的自衛意識（呂大樂，2007：102-103），由於過往香港在經濟與生活水準上遠優於中國大陸，因此甚至出現所謂的「北進想像」或「大香港主義」，認為香港（人）及所代表的價值和制度更為優越，足以影響中國發展。然而這一種「香港意識」終究不等於「港獨」意識，在九七前的過渡期不是沒有反對回歸或是續借香港的倡議，但「港獨」卻從來沒有正式成為一種受支持的政治立場，「中國人」的民族與文化認同在香港也從來沒有受到太大的質疑。
肆、九七後香港的再國族化工程
戰後殖民地時代的香港人自身沒有「國」的概念，而只有「城」的概念，固然有部分人發起「認祖關社」（認識祖國（中國），關心社會），但是絕大多數人對於1949年以後的中國歷史並不清楚，學校也不會教授。香港人自然關心中國的發展，但是從來主要是以「市民」的身份來自我界定，對於國族敘事或政治運動則感到很排斥與疏離。
九七後香港的再國族化工程的目的就是藉由圖像、文字、敘事、歌曲、戲劇乃至運動等形式的推廣與交流，一方面提供港人更多關於「國情」的資訊，另一方面打造新的「國民意識」（注9）。在宣傳上強調今日中國的國家成就、錦繡河山以及歷史文化，並且突出香港作為中國一個特區的特色與關聯性。普通話的推廣，更是其中一項重點。如上所述，一般香港人的普通話原本並不好，但近年來略有改善，自1988年起香港考評局即透過每年舉辦「普通話水平測試」（Test of Proficiency in Putonghua）為公眾提供普通話語言能力的認證服務。1996年起北京亦開始在香港舉辦由中國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主持的「普通話水平測試」（簡稱PSC），測驗以漢語方言為母語的人士掌握與使用普通話所達到的標準程度，並且頒授具權威性的證書以證明應試者的普通話能力，至今有超過六萬人次曾經參與培訓與測試，許多大學亦成立普通話的語言課程以及研究中心來推廣普通話的使用（注10）。
很明顯地，九七後的「普通話水平測試」意圖辨識並且修正香港人獨有的「港式中文」，對此除了日常生活中時常發生的「笑話」之外，務實的香港人多將其當成現實所需，而似乎鮮少有涉及政治認同的問題。一份關於語言進修的調查透露出港人的這種心態，當問到是甚麼因素驅使受訪者進修英語或普通話，近五成的受訪者表示是「上司要求／工作需要」；當問到是否同意「改善英語或普通話能力對其前途一定有幫助」時，則得到超過八成受訪者的同意（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畫，2009年6月）。
特區政府在回歸後的語文政策上顯得很謹慎，相信是考慮到議題的敏感度、急迫性以及社會大眾，特別是家長的意見。雖然《基本法》第九條與《法定語文條例》均將中文與英文並列為法定正式語文，享有同等地位與待遇，但是實際上對於所謂的中文是指普通話或廣東話，是繁體字或簡體字一直存有論辯的空間。回歸後不久，特區政府延續部分港英政府的教學語文政策隨即頒布新的《中學教學語言指引》，推廣使用中文、鼓勵母語教學，1998年後普通話科開始成為中小學的核心課程之一，並以「增進對中國文化的認識」作為學習總目標之一；從2002年開始具法定機構地位的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簡稱「語常會」）每年舉辦大型的推廣普通話活動，例如中小學的普通話歌唱比賽與演講比賽，也興辦「普通話節」鼓勵市民與學生多練習與應用普通話，並鼓勵與協助中、小學「全面而有系統地」推行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同時公營的香港電台自1997年開始亦設有普通話台。
伍、語文與認同之間的糾結
儘管支持者認為「普通話是中華民族的共同語，每一個中國人都要學會普通話」（香港中國語文學會，2008：16），然而普通話在香港的推廣與使用卻非北京當局或特區政府自上而下主觀期待所能改變。舉例而言，在備受爭議的教學語言中，根據2003年的調查，最受喜愛的中學教育教學語言是廣東話與英文，而普通話則敬陪末座（Bacon-Shone and Bolton, 2008: 42）。由於長久以來香港人多使用廣東話以及書寫繁體字，這也使普通話與簡體字的推廣產生衝突與困難。2006年一項針對青年人使用簡體字的研究顯示，近八成受訪者不同意在未來香港中國語文的應用上捨棄繁體字而用簡體字（香港青年發展網路，2006），或可作為一項態度的參考。
如上所述，再國族化工程的目的之一是藉由推廣普通話與簡體字來打造新的「國民意識」，然而至今我們尚缺乏有關改用普通話導致認同產生轉變的實證研究數據，特別是要論證在日常生活中改說普通話是否導致中國認同的增強或轉變（即存在統計上顯著的因果關係）相信有相當的難度，然而可觀察到的個別趨勢是九七後香港人的「中國人」認同確實有逐步上升的趨勢，同時普通話的學習也在實用主義的驅動下不斷加強。一個更為貼近香港社會實際脈動的觀察是，香港人對中國文化與歷史認同從來並不是問題，香港人的「香港意識」與本土認同也並不是「港獨」或分離主義的現實基礎，國家機器若欲透過語文政策重新讓香港人「學習做一個中國人」，某種程度上是一種莫名的焦慮與權力展現。當然，認同對於形塑政治行動非常的重要，也對香港與中國關係的政治認知與想像產生影響，例如具香港認同者較強調香港本地的利益，且較具有自由主義的態度取向等（王家英，尹寶珊，2004）。然而香港人是否會因為其特有的粵語漢字、語碼轉換（code-switching）或港式中／英文就不選擇文化乃至政治上的中國認同，這樣的判斷則缺乏支持。
陸、結語
「保衛廣州話」事件真的是一個「偽命題」嗎？有些人並不這樣認為。曾有論者指出，「推普廢粵」的陰影有其歷史因素且至少存在五十年，期間透過教學語言的統一、詞彙使用的限制、方言出版的禁制，以及聲調的強制轉換，早已使海內外估計超過一億人使用的粵語族群在保存文化與尊重方言方面感到疑慮（容若，2010），同時我們亦應清楚地認知語文的議題往往並非侷限於語文本身，更時常是其他社會與政治問題的試金石（Bacon-Shone and Bolton, 2008: 25），事實上，即便是宣稱要「構建和諧語言生活」、視推廣普通話為一種「涉及每一個公民的社會系統工程」的今日中國社會，普通話的普及率亦未達六成（《香港商報》，2010/09/13）。
九七後香港成為「一國兩制」下的特區，面對再國族化的衝擊展現了京港權力關係的互動。本文觀察到在語文方面普通話與簡體字漸受重視與推廣，在認同方面則「中國人」認同日漸上升；在個人層次香港人對此多以實用主義的態度面對，在集體層次社會上較具規模的抗爭與衝突則未見，反映出特區政府對此議題的謹慎，以及在政治議程上的敏感性。但若以為普通話或簡體字可以替代日常生活中的廣東話與繁體字，或恐懼香港會如同上海、深圳等城市一般逐漸流失說本地方言的人口則似乎言之過早，可以肯定的是廣東話與繁體字在香港所象徵的文化意義與符號功能，以及其所扮演區別「本地」與「中國內地」的角色，將構成文化政治中不可忽視的一環。
作者葉國豪為香港大學社會學系博士候選人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智庫立場）
注釋
1，有論者認為廣東話事實上是廣州話，而不等同於粵語，因為語言學上粵語廣泛地包含了廣東其他各地的方言，例如潮汕話等。然而為了行文目的與方便敘述，本文以廣東話、廣州話與粵語交替使用。
2，國語與普通話在海峽兩岸一般被認為就是北京話，可以交叉指涉，是兩地的官方語言，儘管其聲調、用語有可辨識的顯著差異。然而「中文」在香港的語境中指的是廣東話，而非普通話。例如昔日的中文中學（相對於英文中學）指的是以廣東話作為主要教學語言的中學。由於本文談的是香港，因此我使用普通話一詞代表國語及北京話。
3，作為一個移民城市，香港的人口組成長期以來因為外來人口而增加，今日更是如此，因此在觀察香港語言的變遷時，有必要區分「日常生活使用的語言」與「母語」的差異。
4，2003年的調查數據，見Bacon-Shone and Bolton (2008: 39)。當然無可否認的，在中國開放部分省市民眾自由行旅遊與中港兩地商貿更密切交流的今日，香港人使用普通話的機會更多，流利程度相信也更好。
5，《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憲報》可參考http://www.gld.gov.hk/egazette/；特區政府的網頁，可參考http://www.gov.hk/。
6，例如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畫從1997年至今關於「市民的身分認同感研究」（http://hkupop.hku.hk/），以及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長期對「身分認同」的調查等。
7，此類認同研究歷年來在香港學界引發了不少關於方法論、研究設計甚至動機的爭辯與討論，然而此與本文較不相關，因此從略。
8，問卷的題目是：「你會稱自己為香港人／中國人／香港的中國人／中國的香港人」。見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畫網站。
9，可參考公民教育委員會網站http://www.cpce.gov.hk/。
10，例如香港中文大學的「普通話教育研究及發展中心」( http://www.fed.cuhk.edu.hk/~pth/)。香港理工大學在2010年出版了《小學普通話水平考試參考試卷集》，該校甚至成立了中文及雙語學系，以訓練學生「兩文三語」的技巧與能力，見該系網頁http://www.cbs.polyu.edu.hk/。
參考書目
中文部分
王家英，尹寶珊，2004，〈對中國的「重新想像」：回歸後身分認同的延續與變化〉，收錄於劉兆佳，王家英，尹寶珊，《香港社會政治的延續與變遷》。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頁213-241。
王家英，尹寶珊，2008，〈族群認同〉，收錄於氏著《從民意看香港的社會與政治》。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
呂大樂，2007，《唔該，埋單：一個社會學家的香港筆記》。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亞洲週刊》，2010年8月15日。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畫，〈普通話、英語進修對港人事業發展影響調查〉。2009年6月。
香港中國語文學會，2008，《語文建設通訊》，第89期。
香港青年發展網絡，2006，〈青年人使用簡體字意見調查〉，5月1日。
香港政府統計處，2008，《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第三十五號報告書：居住或長期逗留在中國內地的香港居民特徵》。香港：香港政府統計處。
《香港商報》，〈內地普通話普及率達54%〉， 2010年9月13日，A20。
容若，2010，〈「撐粵語」的歷史因素和自覺性〉，《明報月刊》，九月號，頁30-31。
英文部分
Bacon-Shone, John and Kingsley Bolton. 2008. "Bilingualism and multilingualism in the HKSAR: language surveys and Hong Kong's changing linguistic profile," in Kingsley Bolton and Han Yang (eds.). Language and Society in Hong Kong. Hong Kong: Ope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Pp.25-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