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對於經濟困頓的中東諸國，以色列近年來，維持5%的高經濟成長率，此外，以色列財務健全，外資大量投資以色列的高科技產業，也使以色列在缺乏石油出口的抑注下，仍能可以打擊失業率，創下25年來最低的5.8%。即使面對全球金融危機，以色列仍可擺脫困局，維持出口。然而，在亮眼的成績單背後，以色列也陷入全球化發展之下，所得分配不平衡、物價飛漲、貧富懸殊、道德退化。自2005年以後，僅食物價格就上漲了13%，而半數以上收入必需支付租金或房屋貸款的情形更是到處可見，使人民對於「無感成長」深表不滿，形成嚴重的政治反彈。易言之，「以色列之夏」的成因，與中東鄰國的革命不同，反而接近倫敦的動亂，是全球化年代經濟成長與社會正義的碰撞。以下，本文就以色列帳棚革命的經過、事件發生的結構因素，以及可能的因應三方面進行分析。
壹、社會正義的呼聲：以色列抗議行動的經過
自7月起，即開始有左派團體呼籲社會，對於日漸嚴重的房價與物價問題採取行動。第一個抗議活動出現在臺拉維夫南方的李文斯基公園（Levinsky Park），然而隨即遭到警方的驅離。直到臺拉維夫的一名25歲的女性製片者達芙妮．莉芙在羅斯柴爾德林蔭道搭起帳篷進行抗議以後，此一活動開始出現變化。她在臉書上的抗議如同星星之火，在以全國燃起了熊熊的「帳篷革命」。其行動很快就得到了數千人的響應，波及的范圍也越來越廣。最初，抗議 者只是抱怨高房價，不過這一議題迅速拓展到食品、教育、醫療等層面，要求社會公平的呼聲也越來越高。媽媽們抗議付不起托兒費，醫生要求提薪，教師要求提高待遇，學生要求教育平等，出租車司機抗議高油價，市民抗議社會醫療保險、奶酪漲價。不久，帳棚佔街的行動出現在多個以色列城市，酪農、後備軍人、動物權利者與西岸屯墾者均在羅斯柴爾德大道上佔有一席之地。在耶路撒冷，抗議者則封鎖前往卡內塞（Knesset，以色列國會）的道路，每周末臺拉維夫都有大規模集會。
7月30日，10幾個城市15萬人上街抗議。8月6日，30萬人示威抗議。9月3日，超過48萬的以色列人雲集特拉維夫、耶路撒冷和海法等大城市進行示威，集會者囊括了各民族、黨派和教派。雖然40萬這個數字離組織方期望的百萬人尚有距離，但遊行的規模已屬驚人。
今年初中東爆發「阿拉伯之春」，納坦雅胡當局仍然自我宣稱以色列是「中東唯一的民主安全島」而感到自豪。以色列爆發「以色列之夏」大規模民眾抗議，朝野震驚。內坦尼亞胡總理7月取消出訪，內閣緊急開會磋商對策，成立專門委員會研究民眾改革呼聲。
事實上，在全球金融危機和中東地區大動蕩的形勢下，以色列不得不更關注安全問題。以色列軍費連連增加，而社會問題卻因得不到解決而積累。以房價而言，近年來以色列房價不斷飆升。臺拉維夫普通3居房價達60萬美元上漲12%。以色列人均工資約2400美元，普通勞工階層已無力購房。消費物價指數一年來上漲4．2％，超過了3％的警戒線。數十萬猶太人不堪忍受經濟壓力而移民美國，他們在美國也搭帳篷聲援示威。
值得注意的是，社會正義運動為了避免分裂，對於以巴佔領區問題一直保持距離，然而在此一其間，納坦雅胡政府反而採取強硬手段，轟炸「恐怖活動基地」。結果， 8月18日，8名以色列人死於位於西奈地區的以埃邊界城市伊萊特（Eilat）。隨後，以色列不顧國際觀感，升高對於加薩走廊的轟炸。再加上9月開始，巴勒斯坦當局開始尋求高規格的加入聯合國運動，並且獲得120個以上的會員國支持。此一系列活動均可能挑動以色列政治上對於安全上面的恐懼，轉移人民對於政府的不滿。然而，抗議遊行的順利進行，顯示以色列社會對於社會正義的追求已屬堅定，勢無可擋。
貳、以色列的新自由主義改革與發展
一九七○年代的建國初期，以色列經濟半數仍屬國有，其中最大的兩個部門是以「希斯達杜拉特」（Histadrut）為名的「企業公會聯盟」，以及公務體系。早期的資本積累，完全仰賴美國的猶太人募款活動、德國的賠償，以及美國政府的貸款與援助。此時的以色列，維持相對高度的生活水準與公共福利，所得分配也甚為平等。活絡私部門，反而是此一期政府鼓勵的方向。於是，政府逐漸透過扶殖大企業的方式，作為發展民族工業的基礎，此一政策，慢慢地將以色列的經濟重心，由公部門轉向私部門。
到了一九八○年代，在美國雷根總統與英國柴契爾夫人高唱新自由主義之際，以色列也積極弱化福利國家，並且因為參與一九八二年的黎巴嫩戰爭與建立屯墾區，以色列的經濟面臨3位數的通膨。一九八五年，政府公告了「經濟穩定計畫」，刪除金融交易限制，對於外國投資鬆綁，削減保護性關稅，並且允許以色列企業對海外進行投資，自此，以色列經濟由一個內向型經濟轉型成一個出口導向經濟。
一九八五年的經濟穩定計畫，不僅開啟了以色列的金融市場，也開啟了以色列企業投入華爾街的大門。一九九二年，以色列38家名列美國證交所的企業，快速增加到60家，總市值也由60億美金快速增值到150億美金，隨之而來的，就是企業租的大幅調降，由1986年的61%降到2000年的36%，使得以色列企業對於國庫的支出大幅降低。
在大量企業對外投資與外資大舉進駐的情形下，臺拉維夫逐步改變了其天際線，新的大樓大與豪宅林立，世界級的多國企業與銀行成為新的經濟地景，咖啡店與夜店則四處林立。貧富差距迅速拉大，以色列由一個高度平等的國家，成為世界上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之一。
然而，近年來，在經濟與安全兩方面出現巨大變化。就前者而言，在被稱為「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改革中，福利支出遭到大幅刪減，財富高度集中，10大家族控制了以國40%的經濟，其吉尼指數高達39%（埃及為34.4%，英國為36%，美國為40.8%）。就後者而言，為了因應近年升高的國際恐怖活動，以色列花費大量金錢擴大佔領與殖民活動，並且提高遷入者的補助。此一措施，也對以色列的社會支出造成負面效應。
以納坦雅胡主要的支持者為例，主要資金即來自少數的大金主，包括了鑽石大亨李維（Lev Leviev），運輸業巨頭奧弗（Sammy Ofer）與美國的賭場富翁阿德森（Sheldon Adelson）。在近年致力高科技產業發展之下，以色列的經濟烝烝日上，美國前五角大廈發言人席諾（Dan Senor）還在他的暢銷書《新創企業之國》（Start-Up Nation），大力讚揚以色列至力高科技發展的成就。然而，以色列之夏已經證明，創造一個公平與均富的社會，仍是一個民主國家中多數人民的欲求。
際此，內塔尼亞胡總理強調，政府會積極回應民眾呼吁，將會進行更多的法規政策以抑制房價、物價，並且於7月中起，納坦雅胡任命著名的臺拉維夫大學經濟學者催騰伯格博士建立一個對策委員會，之後，催騰伯格博士提出一分長達267頁的報告，建議包括房屋、競爭力、社會服務、教育與租稅等改革。
面對未來的改革情況，以色列應有三方面努力的方向。首先，以色列應系統性的面對日益擴大的社會不平等與所得落差問題，透過大規模的經濟改革，積極面對。
其次，鑑於青年貧窮化問題日益嚴重，以色列政府宜強化公共福利的提供，透過公共住屋與創業基金，提供青年建立發展的機會。
第三，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在執政上，應該建立進步連結，深化與社會團體的對話，以修正過度傾資的經濟發展，方是解決當今以色列問題的長期藥方。
作者王文岳為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智庫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