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主權移交已近十五年，有批評指香港人不愛國（其實是指不愛中國共產黨）。特區政府企圖透過國民教育灌輸政治思想，影響下一代的獨立思考能力，製造和諧社會的假像。特區政府以強硬手段推行國民教育，是低估了市民的政治智慧。輿論普遍認為匆匆推行備受爭議的科目，是為社會埋下計時炸彈；更有中學生成立「反對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聯盟」，抵抗洗腦科目。天主教樞機陳日君直斥當局建議的國民教育概念模糊，是要「溫水煮蛙」，為學生洗腦，有可能鼓勵極端民族主義；他又質疑國民教育是否等於無條件支持共產黨，並呼籲教師和學生反對當局建議的國民教育，又不排除公民抗命或向法院提出司法覆核。
壹、為何要推行國民教育？
在一九九七年回歸前，港英殖民地政府沒有具體的「國民教育」政策。一九八九年北京發生愛國民主運動及六四屠城，引發一場民族醒覺運動，令許多香港人確立其中國人身份。他們遊行、示威、捐錢，各盡綿力聲援北京學生，直至六月四日北京的血腥鎮壓，香港人哭了。愛國民主運動被北京定性為「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平反六四則成為香港人的共同心願。自此每年六月四日，數萬以至十多萬香港人都會在銅鑼灣維多利亞公園亮起燭光，悼念六四死難者。點點燭光是香港人不會忘記的承諾，是對中國人身份的認同，是愛國的象徵。
回歸後，民主派議員每年都在立法會提出「平反六四」的議案，堅持政治良心；但在北京眼中，民主派人士堅持普世價值而反對六四屠殺，反對一黨專政，是「反中亂港」；加上香港人薄弱的國民身份認同1，令香港被北京標籤為「反共基地」。有親北京人士曾公開表示，香港的地已回歸，但人心仍未回歸。中央政府意識到這問題，曾試圖用政治暴力令香港人歸順。
二零零三年特區政府在中央指令下，妄顧民情，強行為基本法第二十三條2立法，限制市民的自由和權利。七月一日（香港回歸紀念日），七、八十萬市民身穿黑衣，上街抗議，最終迫使政府讓步，撤回方案。不到兩年後，第一任行政長官董建華黯然下台。自此，中央政府更銳意令香港人心回歸，一方面開放自由行，實行經濟收買，另一方面大力鼓吹愛國論，抗衡普世價值。二零零九年五月行政長官曾蔭權在立法會表示：「事件（六四屠城）發生之後，國家發展有驕人成就，為香港帶來繁榮穩定，相信香港人對國家的發展有客觀的評價」3，暗示香港人已經不再糾纏於六四事件，更聲稱他「代表所有香港人的意見」。結果超過十五萬市民出席六四集會，以行動證明「曾蔭權不代表我」。
在六四大屠殺期間成立的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支聯會）強調薪火相傳，重視教育工作，近年六四集會不乏一九八九年以後出生的年輕人。這是香港的喜訊，卻是中央政府的惡耗。為了箝制思想自由，令新一代變成不會反抗的順民，行政長官曾蔭權力推「國情／國民教育」，動用龐大公帑推廣，預計二零一一至二零一二年的開支高達九千五百七十萬港元。他在二零零五年的施政報告謂，「希望所有立法會議員、區議員以至廣大市民多關心國家大事，多建立溝通渠道，多與內地交流接觸」。對於十多名被禁止進入大陸二十年的立法會議員，曾蔭權是貓哭老鼠，為何他不據理力爭讓民主派可以自由往返大陸？若多名民主派立法會議員也不能回內地，不能與內地官員接觸和溝通，香港與內地的關係又怎能正常化？北京如此排斥香港人的民意代表，又怎能與特區有真正的溝通？
曾蔭權在二零一零年的施政報告中提出「進一步加強國民教育內容，使這個課題成為獨立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並預期在兩年內成為小學一年級到高中三年級學生必修的科目。特區政府推廣國民教育科的手法、倉卒的諮詢過程、粗疏的諮詢文件，令人感到設立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是曾蔭權在明年七月離職前必須完成的任務。
貳、富有中國特色的國民教育
其實國民教育並不是萬惡，關鍵在於形式及內容。理想的圖像：國民教育作為宣揚普世價值的平台，讓教師們可以光明正大地，播下民主自由人權的種子。在核心價值受到侵蝕的今天，教師可以講述劉曉波、黃琦、譚作人、胡佳、高智晟、劉賢斌、艾未未，以一件又一件有血有淚並不斷在內地重演的維權事件，教導學生甚麼是正義與良知；又可以講述天安門母親在痛失至愛後，儘管活在白色恐怖的威嚇之下，並受到執政者無孔不入的監控，但仍然組織起來，堅持要為六四死難者討回公道，展露出父母親對子女無私無畏的愛；更可以在每年的六四，由教師聯同學生到維園增添點點燭光，令愛國的火把薪火相傳。
可惜特區政府計劃推行的國民教育，卻富有中國特色，是遵命的國民教育，以中央的國情國策，試圖主導學生的思想行為。諮詢文件附設的教案選材偏頗，避談六四、民工、拆遷、維權運動和食品安全等侵權議題和社會的陰暗面，列出的都是升國旗、欣賞中華文化、慶祝國慶等歌功頌德的例子，以展視中國美好的一面，並要求學生對國家表現樣版式的國民認同感。例如，有教材要求學生大聲說出「我為自己是一個中國人而高興」，或是因觀看升旗儀式而「眼眶一下子紅了...心裏激動極了，彷彿在國旗上面見到我國努力的成就、輝煌的過去、人民的團結，淚水不禁地流出來」。此舉不僅要求學生認同國民身分，甚至規管學生強烈表達愛國情感的方式，剝奪學生的思想、信念以及表達自由。
在建構國民身份的過程和宣揚愛國情懷，一不小心便可能形成偏執的情緒。諮詢文件期望提升學生對國民身分的認同；縱然文件叫學生「反思」，但所有「反思」都有同樣的結論：「作為一位年青人，我們應熱愛國家，刻苦奮鬥，願意為社會、為國家作出承擔和貢獻」。如此培育出來對國家及民族的自豪感和歸屬感可能流於盲目的支持；而且，過份強烈的認同和偏執的情緒亦可能帶來負面效果，未能對國家作出持平的批判，或產生排他性的國民身份。
國民教育諮詢文件的教材把一些模糊的概念簡化成「非你即我」，將多元的概念單一化。在初中階段：社會及國家生活範疇的「我與外國人傾談」教材套中，有個「我是中國人」的心理測驗，以三條問題測試學生對中國的認同和中國文化的認識，其中一題「如果外國人誤會你是『日本人』，你的感受是怎樣？」；三個選擇是「感到有點光榮」「沒有甚麼感覺」及「感到不是味兒」。教材謂，若選答「感到有點光榮」或「沒有甚麼感覺」，便反映「你可能對外國文化有點尊崇...對國民身分認同仍未足夠，需要多點認識及檢討」；只有選擇「感到不是味兒」才是「對中國文化與中國人的身分抱有正面的態度」。答案顯示教育局想推行的國民教育可能導致帶有排他性的國民身份；更反映教育局對「民族」、「中華民族」和「中國人」這些貫穿整個國民教育的概念認識不足，對特定族群的定形及成見。教材在二零零九年推出時已惹來爭議與批評，但教育局置若罔聞，仍舊用作為國民教育課程指引的教材，實在令人氣憤。為了抗衡民主派人士到一些學校演講，當局決定委派親北京人士，如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到各學校演講，向學生灌輸愛國觀念。
政府提出的學科政策、課程目標及教學設計都忽略了基本的政治學理論，尤其是國家、民族、政府、政權及政黨的分別。在二百四十三頁的「國民教育」諮詢文件中，「國家」出現了四百八十三次，但「共產黨」卻從沒有出現，是否因為當局知悉市民害怕共產黨，因此絕口不提，令堂堂一個執政黨隱形了，至如斯悲哀！而且，文件有意去政治化，例如「我為國家隊打氣」，文件建議教師以非政治化的方式處理國家大事：「談到國家大事，亦非一定是那些令人沉悶或難明的政治、社會問題；『國家足球隊的表現』、『國家有多少面奧運獎牌』也可以是國家大事」。
根據課程文件，評估學生的價值觀及態度的評核方法：讓家長評估學生、學生互相評估，目標就是要令學生「形成品格」，即是把「中華、國情、憂患、爭扎」內化成價值觀。以課程文件提供的「評估報告」為例，其中一項「為同胞的成就表達欣喜或感到自豪」，配合教材《我為國家隊打氣》，強調必須「在國家取得成就時感到高興，也在國家陷入挫敗時感到沮喪，（才）是國民身份認同感的表現」，更要求「教師如發現學生對國家民族的感情不太強烈時，不要批評，並接納其表現，但仍請學生為此作自我反省」，利用體育項目為政權塗脂抹粉，引導學生在感情上接納國家運動員。面對家長、老師、同學的逐項「情意表現」評估，令學生可能為了通過評估而不敢說出真心話，造就壓抑的校園氣氛，甚至虛偽風氣。長此下去，校園將充斥著虛假的口號和淺薄的矯情，達到壓抑社會變革、維持以至鞏固中央專制政權的目的。
整份諮詢文件的議題片面，隱惡揚善，欠缺全面認識，壓抑獨立思考及批判思考，因此惹來社會各界的不滿。政府卻刻意迴避，即使是為教育工作者召開的閉門諮詢會，亦遭與會教師批評為假諮詢，因為問答時間過短，教育局總課程發展主任張永雄在回應倉卒諮詢的質疑時，謂「今次只用一年，代表我有效率」；他更訓斥教師，指「普世價值是西方價值」，「西方價值只是向中國施壓的方法」，又質疑「為何硬要用負面的角度講國情？」傲慢的官員以凌架民意的方法去推行國民教育科，令大家質疑這由上而下的做法是否由北京下達的指令。
參、公眾的迴響
面對高官失言，擁有輿論監察的傳媒卻異常的沉默。儘管出席簡介會的教師向相熟傳媒轉達張永雄的「西方價值壓力論」，但卻未得到傳媒的重視，只有明報作出小篇幅的報導，令人擔心傳媒「自我審查」情况愈趨嚴重。
幸而香港仍是一個自由開放的社會，很多市民不會啞忍政府的不義之舉。當局建議設立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司馬昭之心，無法矇蔽市民雪亮的眼睛。諮詢期展開後，一班以九十後為主的中學生質疑成立新科目的理據，並不滿教育局未有聆聽學生意見。為了表達對政府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意見和關注科目設立後對學生的影響，他們成立了「反對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聯盟」，名為「學民思潮4（Scholarism）」。他們更聯同香港專上學生聯會、香港教育專業人士協會及民主派政團，要求政府撤回諮詢文件；又策劃連串反國民教育科的行動。於七月一日的大遊行，他們的旗幟飄揚；打開報章，可以看見他們的廣告聯署；走上街頭，可以聽到他們熱切地為市民解釋自己理念。政府荒唐的措施促使年青人上街表達訴求，為年青人上了最好的公民教育課，這是當局始料不及！
肆、結語
面對洶湧的民情，政府卻不知悔改，拒絕撤回諮詢文件。眼見中學生發動的反國民教育科弄得如火如荼，政府倒也不敢在中學頭上動土，因此放棄在中學推行新科，轉而先在小學實施。政府的稍微讓步證明學界和政界團結合作的力量足以左右大局。民間的不滿，是針對由小一至中六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政府明明是理虧，卻以小小的讓步去敷衍回應民間的訴求，無視問題的核心，但筆者深信，政府轉移視線的技倆並不會奏效，因為反對之聲不會因政府的權宜之計而靜下來。現階段的勝利並不足夠，終極目標是要推翻這種由上而下、長官意志、違反教育原則的國民教育。筆者僅以「學民思潮」的口號作結──「改變始於足下」共勉之。
作者劉慧卿為香港民主黨副主席，立法會議員
1.根據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在1997年進行的調查發現，只有18.6%的受訪者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但認為自己是「香港人」的卻佔34.9%。可見當時的香港人對自己的國民身份我認同較遜於「港人身份」。
2.有關法例的修訂會把現時分散於《香港法例》內多項相關的條文抽出集中，並重新寫成一條《國家安全法》；根據《基本法》所規定，對叛國罪、分裂國家行為、煽動叛亂罪、顛覆國家罪及竊取國家機密5項罪行作出明確及清晰的立法。
3.二零零九年五月十四日，行政長官於立法會答問大會回答公民黨吳靄儀議員。談話全文，見：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905/14/P200905140158.htm
4.「學民」一詞來自學生的身份，而學生亦帶有中國和香港公民的身份，故此必須參與政策諮詢。「思潮」一詞則來自五四運動，當年學生撇棄中國舊有傳統思想，追求德先生（Democracy）和賽先生（Science），渴望民主、思想和言論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