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美中的貿易格局與結構
事實上，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並非從今年才出現，自從2002年初開始，中美之間即為了兩國之間貿易議題出現白熱化的現象。主要原因是2001年開始，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經濟陷入了衰退期，經濟衰退也造成美國製造業工人大量失業，國內失業率快速上升。2000年時美國的失業率為4％，2001年上升為4.7％，2002年為5.8％，2003年更是擴大到6％，2004年略降為5.5％，2005年為5.1％，2006年為4.5％，2007年4.6％，2008年為5.8％，2009年時又大幅上升至9.3％，2010年9.6％，2011年1-9月的失業率為9％。
伴隨失業率上升的同時，美國對中國貿易逆差也持續擴大。2000年時根據美國統計，對中國貿易逆差約為838億美元，為中國統計數據的2.5倍，2001年為830億美元，亦是中國統計的2.5倍，到了2002年雙邊貿易逆差增加為1,031億美元，2003年增加到1,240億美元，與中國統計的586億美元將近多了800億美元，2004年時雙邊貿易逆差再增加到1,620億美元，2005年達到2,015億美元，2006年為2,341億美元，2007年為2,585億美元，2008年為2,680億美元，2009年為2,269億美元，2010年為2,731億美元，2011年1-8月為1,893億美元。而這樣的逆差數量每年佔美國全部貿易赤字的比率也不斷攀升。2001年對中國貿易逆差佔了美國全部貿易赤字的20％，2003年增加到23％，2005年增加到了約26％，約佔美國全部貿易赤字的1/4，2006年為30.6％，2007年增加至31.9％，2009年更是上升至45％，去年（2010）為43％。
由上述顯見，一直到2010年為止，美中之間的貿易逆差現象並沒有因為中國在2005年進行的匯率改革，獲得顯著改善，即使中國在2005年7月21日宣布讓人民幣匯率根據一籃子貨幣有限度浮動後持續升值，並截至2011年8月為止人民幣升值已達約21％，但雙邊貿易失衡現象仍然持續發生。就在中國對美國貿易逆差並無顯著改善跡象，再加上美國失業率高達9％以上的貿易結構下，讓美國行政與立法部門從2002年初開始對中國施壓，而今年十月參議院通過的「2011年貨幣匯率監督改革法案」更是在這樣的格局環境下所產生的結果。目的是希望對中國施壓，讓人民幣更大幅度升值，以便有效改善美中雙邊貿易逆差現象。
貳、貿易大戰一觸即發？
面對中美之間的摩擦，似乎看起來雙方的貿易大戰有一觸即發的態勢，但我們如拉長時間軸線，從過去雙方的歷史互動經驗觀察，中美之間針對此議題一直以來大都僅止於口頭上的相互較勁，尚未有實際貿易制裁的行動發生，因此評估雙方實際發動貿易大戰的可能性，我們可以從幾個面向來觀察：
首先中美雙方仍在許多議題上需要相互合作，例如北韓核武問題、恐怖主義問題、氣候變化、能源合作、全球金融危機和軍控等。這些議題對於美國國家利益的影響遠大對於中國的影響。這是美國是否要對中國實施貿易戰，進而影響雙方整體關係，讓美國在上述這些攸關美國國家利益的議題上冒著中國不願意合作的風險，這是美國必須進一步審慎思考的重點。
其次，如果雙方因此不斷升高對彼此在貿易上的制裁，進而引發貿易大戰，對美國來說是否符合美國的利益，是美國要考慮的。中國擁有美國大量公債，是美國公債最大買主，對於美國來說，財政上的赤字，仍有一部份需要依靠中國購買美國公債來彌補，同時一旦雙方發生嚴重貿易衝突，中國大量拋售美國公債對美國經濟的影響，將不亞於次級房貸的衝擊。這種對於中國的依賴與需求，也將牽動著美國在對中國進行貿易制裁時，必須思考的重點。
第三，美國對於中國進行貿易制裁，並非所有美國利益團體都受益與贊成。許多中國銷往美國產品的製造商實際上是美商在中國設立的分公司或子公司。這些美商企業也都將因此在雙方的貿易大戰中受傷，其勢必對於這樣一個可能發生嚴重傷害的貿易衝突進行遊說與發揮影響力，以避免發生美中兩國貿易大戰的可能性。例如，以代表美國輪胎産業生産、銷售、維修、回收等各個部門利益的美國輪胎産業協會(TIA)為例，其就曾在2009年美國對中國輪胎課徵反傾銷稅時，致函美國總統歐巴馬表示反對，强調該反傾銷案將對美國帶來四大不利後果。換句話說，美國許多在中國投資的企業不見得樂見美中之間發生貿易戰爭。而這亦會抑制美國對中國實施貿易制裁的可能性。
而對於中國來說，其也不樂見兩國發生貿易戰爭。中國目前正在積極發展本身經濟，亟需要一個和平穩定的環境。一旦與美國發生貿易大戰，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影響與衝擊將有極負面的效應。雖說，中國目前固定資產投資佔了GDP的將近七成，也就是說出口已經不是中國經濟成長的最重要來源，就算美國對中國操縱匯率進行懲罰，進而引發貿易戰爭，對中國影響似乎有限，但不可否認美國是中國目前最重要的出口市場之一，中國要以經濟成長來解決國內失業問題，美國市場仍然扮演重要角色。貿易戰爭所引發的負面效應，包含外資撤離、投資人信心崩盤等，將是中國政府不樂見發生的事。再加上，中國擁有美國大量公債與以美元為主的外匯存底，一旦美國經濟因雙邊貿易大戰崩盤，對中國的損失，除了市場之外，過去30年改革開放的努力也將付出嚴重的代價。這些均是中國在與美國進行貿易大戰所必須權衡與思索的。因此，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對中美關係來說，雖然有所影響，但從目前發展的態勢來觀察，雙方仍有相當克制。例如美國眾議院議長、共和黨議員博納批評參議院通過針對人民幣匯率法案有引發貿易戰的嚴重風險，美國財政部也將原本預計要向國會提交的匯率報告延至年底，顯然是要對中國保持壓力，促使其不斷改革人民幣匯率，但卻不至於讓雙方立即攤牌。美國負責國際貿易事務的助理國務卿桑切斯也在參議院通過法案後表示，不應該就人民幣匯率問題對中國「宣洩」，而應當以其他方式建立公平的貿易環境。這都顯示出美國本身亦不願意升高貿易爭端，造成貿易戰爭發生。
然而雖然彼此之間真正發生貿易戰爭的可能性不大，但美中之間仍會為了此一議題進行博奕，其背後仍有其他的政治目的存在。中國持續發展的經濟與累積的經濟實力，讓中國在許多國際事務上的影響力日漸增加，甚至為了中國的政治目的透過經濟手段迫使其他國家在許多政治議題上順從中國的立場與態度，讓美國深感憂慮，例如2010年中國突然宣佈一系列對於稀土出口的限制措施，而時間上剛好和中國與日本發生外交糾紛，而日本又是中國稀土主要進口國。對此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即表示關注與憂慮，她認為：「一些國家的政府直接憑借自己掌握的外匯儲備、自然資源和控制的企業進入市場，他們操縱市場不僅僅是為了利潤，而是為了擴大和利用自己的實力。」而這樣的關注與憂慮，也讓美國有了利用經貿議題來抑制中國崛起的動機。也因此，對美國來說，其對人民幣匯率議題上的施壓不純粹只是貿易問題，還包含著中國經濟崛起所帶來中國影響力的上升所形成對美國與國際社會的壓力。透過對人民幣匯率施壓，除了經濟目的之外，降低中國經濟成長速度，進而弱化中國影響力，亦是美國有可能的政治目的之一，只是如何在不全面性衝突以及改善美國經濟與抑制中國崛起中尋找一個平衡點，是美國正在嘗試的努力。
從以上的分析，中國與美國在此次的經貿摩擦，發生全面性的貿易衝突的可能性似乎不高，但這是從理性計算的角度去觀察，吾人也不可忽略雙方在非理性與民族主義的情緒下，無法冷靜思考進而造成雙方展開貿易戰爭的可能性，只是發生這種貿易大戰的可能性相對較低，但我們無法完全排除。
參、對台商的衝擊與影響
面對美中可能的貿易衝突乃至貿易大戰，對於台商來說都無法置身事外。因為目前全球經貿發展已經高度整合，美中經貿關係已隨著全球經濟整合而密切相關。對於到中國投資的台商來說，除一部份是以中國為市場的投資佈局考量外，其主要仍是以利用大陸廉價的勞動力，從台灣進口相關半成品，在中國進行生產製造，然後再銷往美國市場的生產營運模式。中美之間假如發生貿易戰爭，則美國勢必對於從中國輸往美國的產品課徵高額關稅，進而提高這些產品在美國銷售價格，影響對美國出口，則對於以這樣的營運模式而在中國投資的台商來說勢必受到嚴重影響與衝擊。
而這是否會引起台商回流的現象是另一個必須思考的問題。事實上，台商近幾年來已經開始面臨中國大陸勞動力成本大幅上揚的經營環境惡化情況，大大增加台商的生產成本。如果美中發生貿易大戰，勢必進一步雪上加霜。而這是否會引發台商的回流，吾人可以從台灣是否具替代性去思考。首先、當初台商離開台灣到中國投資的因素是否消失，以勞動力成本為例，中國勞動成本是否已經和台灣的勞動成本一致，如果是一致的話，是否有其他更低勞動成本的地區可以作為替代方案。顯然東南亞地區目前的勞動力成本仍然遠低於台灣，是目前台商可以選擇的替代地區，例如越南。如果不一致，中國勞動成本並未上升到與台灣一致，則，台商要回流之可能性就亦不大。換句話說，美中貿易戰爭，如果全面性的貿易戰爭，則台商將無一倖免，必須承受出口減少的衝擊，而這將會促使台商思考另一個可以替代中國的生產基地，與中國具有類似環境：低廉勞動力、環保要求不高、相關的優惠措施等。因此，台商是否會因為美中發生貿易戰爭而回流，將端視台灣是否具有替代性。而以目前台灣的條件來觀察，台灣並不具備此一條件。
肆、對台灣的影響
台灣是一個小型開放的經濟體，同時在全球貿易體系中已是不可或缺的一環。換句話說，台灣在國際生產鍊上透過從台灣出口原料與半成品到中國進行組裝加工，然後銷往歐美國家所形成的上下游關係，讓台灣在中國面對美國的貿易制裁時，無法置身事外，台灣會因為中國出口到美國產品大幅減少，致使台灣出口到中國的原材料與半成品亦受到影響而減少，致使台灣出口減少（台灣對中國出口已佔台灣全部出口的40％），影響到台灣的經濟成長，對台灣經濟造成重大衝擊。台灣面對這樣的衝擊必須及早因應，本文認為可以採行以下措施與政策：
首先是政府協助廠商拓展對其他國家的投資與貿易，而不要將重心過度依賴中國。隨著中國經營環境持續惡化，提供了政府推動投資與貿易多元化的契機，政府應該在資訊、政策以及相關作為上，為台商提供儘可能的協助，協助台商至其他國家投資，甚至吸引台商回台灣投資。
其次、政府應該鼓勵台商從過去三角貿易結構：從台灣進口生產材料與半成品，至中國加工，然後出口歐美市場的模式，轉變為以中國內需市場為主的貿易模式，降低中國與外國與日遽增的貿易摩擦。以降低台灣在貿易戰爭中所受到的損失與傷害，同時拓展中國內需市場市占率，將貿易戰爭影響降至最低。當然政府亦必須避免形成另一種過度依賴中國市場所造成的效應。
第三、鼓勵台商產業升級，進而回台灣投資設廠。不可諱言，台灣勞工的素質優於中國勞工，台商產業升級，除有助於提升台商競爭力之外，所需的高素質勞動力，亦可在台灣獲得滿足，同時產業升級後，有利台商競爭力，讓台商的競爭力不再只以依賴低廉的勞工成本，而以創新技術作為台商的競爭利基。政府應該提出相關優惠措施吸引台商回台進行產業升級與創新，既可避免過度依賴中國，同時又可以促進台灣勞工就業率。亦可避免即使台商回台投資，但仍是大量雇用外籍勞工的現象，而對本國籍勞工的就業狀況沒有任何幫助現象發生。
隨著全球化時代的來臨，國與國之間的貿易摩擦現象有越來越升高趨勢，美中之間的貿易摩擦與衝突亦是在經濟全球化的結構下所產生的現象之一。然也由於雙方是複合互賴的結果，讓彼此在針對貿易爭議議題時，須從全面性的角度來思考兩個大國之關係。這也讓雙方意氣用事的來處理彼此貿易爭端的可能性相對較低。
台灣在經濟全球化下，很大程度參與國際經貿分工，美中都是台灣最主要貿易夥伴，這兩個國家發生爭端，台灣自然很難置身事外不受影響。我們唯一能做的是儘量分散風險，降低可能衝擊，同時避免過度在經貿上依賴這兩個國家，同時提升台灣的研發與創新能力，增強台灣本身競爭力，為台灣創造最大利基。
作者趙文志為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助理教授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智庫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