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其中，中國長期以來所採取的壓低人民幣匯率策略已行之有年，在承平時期，還不至於引發美歐等先進國家強大的反彈，但是一旦美歐等國遭遇嚴重衰退，人民幣低估當然成為難以忍受之事。在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後，美國不但一方面就人民幣升值對中國加強施壓，另一方面也藉由兩次貨幣量化寬鬆政策 (QE) 來弱化美元、間接促使人民幣升值。
雖然經常性地利用金融貨幣工具來達到發展實體經濟的手段並不健康，更有害全球經濟成長與經濟秩序的維持，但在可預見的未來，實體經濟的發展受到的資源限制越來越多，難以維持如同以往的高成長，因此各國片面採取金融貨幣工具來達到發展實體經濟的手段暫難止歇。
美國強迫人民幣升值，從表面上看，意在減少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力圖貿易上的平衡。這目的當然不假，但美國實際上的考量絕非僅於此。我們可以說，美國力促人民幣升值，除了有其經濟上的考量之外，如何藉此也削減中國因為經濟成長而帶來的國際社會地位，也是重要的目的。
首先，人民幣升值可打擊中國的出口。中國人口眾多，就業競爭激烈，也造成了廉價勞力市場，大部分出口企業都是依賴廉價勞動力來維持。人民幣升值必然使許多企業面臨問題。雖然人民幣升值可以淘汰弱質企業、促進經濟轉型，但此一過程如果與中國過去的出口成長同時進行，則衝擊與問題就會小得多，因為任何國家的產業調整都需要一個中長期的過程，這是經濟自然演進的法則。然而，已長久習於保護的中國產業，產業結構調整速度很難滿足就業市場的要求，如今中國產業如何調整、方向為何、如何創新、是否成功等問題，都變得極為棘手。現在才要開始的中長期的產業調整過程中，人民幣大幅升值當然將造成大量勞動失業，也會為社會帶來矛盾。
此外，促使人民幣升值等於自動促使美元相對貶值，這可使中國的美元外匯存底大幅縮水，亦即自動縮減中國國家資產。事實上，美國利用貨幣匯率來縮減他國資產財並不特殊。由於美元長期的強勢國際貨幣霸主地位，許多新興發展中國家不得不持有大量的美元準備，美元過度貶值就使這些國家累積的財富大幅縮水，亦即美國得以藉由長期的美元匯率波動與貶值來獲取利益。
再者，中國目前存在的國際熱錢很多，這些熱錢到中國的目的之一，在於炒作人民幣。例如索羅斯和羅傑斯等國際投資客都宣揚過投資人民幣，可以看出外資對人民幣的投資熱。中國許多人強烈懷疑這是美國在背後操縱，認為美國透過國際投資客將大量熱錢倒到新興經濟體，一旦該國貨幣升值，熱錢就達到投資目的，即可拂手而去，但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卻因此蒙受龐大經濟損失，甚至政治不安。美國事後還可以假藉救援，需索各種利益，所以「美國急於打擊人民幣匯率就是想要掩護這些熱錢從中國市場上獲利並撤退」，如果人民幣不升值，美國熱錢就難以獲利退出。中國這樣的看法當然有其問題：若非過去刻意壓低人民幣匯率，國際熱錢何有套利空間？美國得以藉此打擊中國，某種程度是中國咎由自取。
中國也認為美國此時更想藉由中國房地產目前的泡沫化趨勢，撤出熱錢來打擊中國，因為這可收一舉多得之效。中國目前房地產價格成長過快，明顯有泡沫化趨勢，如果此時大幅撤資，對中國經濟的破壞力會較大。而房地產泡沫一旦破滅，中國經濟將會面臨很大的下滑風險，中國如果想救經濟，就必須增加貨幣供給，但如此就易產生通膨。中國經濟因此將同時面臨國內國外的通膨壓力。中國這種「如果人民幣不升值就等於不給美國打擊中國的機會」的論調，仍是似是而非：中國房地產價格狂飆，正是由於過去為了刻意壓低人民幣匯率所導致的人民幣供給過多所致，如今竟仍要靠維持人民幣不升值來維持泡沫，以避免「被美國打擊」。相同地，若美國得以藉此打擊中國，某種程度還是中國咎由自取。
就美國而言，由於經濟逐漸復甦，美元逐漸回流，導致美元有升值壓力。在美國不願美元升值的情況下，過去利用歐元和日元的升值來使美元貶值，現在也強迫新興開發中國家（如巴西、印度及一些東南亞國家）的貨幣升值。但中國沒有開放資本帳，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美國在無法透過外匯市場打擊人民幣的情況下，當然只能選擇以政治手段不斷對中國施壓。
美國對中國的人民幣施壓，當然不會只有經濟考量，背後的政治目的可做不可說。美國的政治目的當然在於打壓崛起中的中國。我們可以說，中國過去長期低估人民幣的策略，固然為中國創造了貿易及成長榮景，但一來其所衍生的高度通貨膨脹、貧富差距擴大、產業結構調整困難等內部問題方興未艾，二來也為美國製造了得以牽制中國發展的機會。這種內憂外患，難道不是過去「寅吃卯糧」的結果？
至於美、中間是否可能引發貿易戰？激烈而大規模的貿易戰機率非常小，因為兩國各有許多顧慮因素，誰也不敢輕啟破壞兩國平衡的戰端。在國際政治上，美國仍有許多必須依賴或顧忌中國之處，如北韓問題與中東局勢。對中國而言，除了美國仍是世界第一強權外，在經濟上，中國以外貿支撐經濟成長的經濟，短時間內並無法改變，喪失美國市場將是難以承受之重。從美、中在日前於中國成都舉行的美中商務貿易聯合委員會 (JCCT) 中，兩國間仍維持相敬如賓、看似友好的關係，也簽署了包含「中美企業合作對接項目諒解備忘錄」等協定來看，這種互相虛與委蛇的關係，短時間內並不會改變。雖然如此，像是美國國會通過制裁人民幣法案的這種小規模貿易戰，卻是從過去到未來都不會停止。
若以美國對於中國的政治算計而論，在可預見的未來內，有兩項政策是格外值得注意的。首先是第三次量化寬鬆政策 (QE3)。名目上，這是美國為了挽救低迷的經濟情勢所採取的典型貨幣政策，但實質上，QE3具有一次使人民幣大幅升值的能力，美國對此頗有寄望。中國在通膨問題焦頭爛額之際，勢難再採高度寬鬆貨幣政策，也使得美國對於促使人民幣大幅升值有機可乘。其次是泛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TPP) 的倡議。TPP在名義上雖是具經濟性質的高級自由貿易協定，但已被公認為是美國在政治上重返東亞、重拾東亞控制權的政策，其與中國爭鋒、試圖降低中國影響力的圖謀已非常清楚。由於TPP具有其經濟上的正當性，中國如何因應美國此一策略性十足的政策，值得後續觀察。
雖然大規模的美中貿易戰機率很小，但未來美國仍會不斷以像是制裁人民幣法案或301條款的動用來影響中國的貿易與經濟。中國最可能受到衝擊的產業，除了過去美中貿易衝突所涉及的產品外，從現今產業結構上來看，許多與台灣經濟或中國台商經營直接有關的產品品項都在影響範圍內。
就台灣的出口而言，中國已是台灣最大的出口國，目前中國占台灣的出口比重達四成，尤其在三角貿易關係下，很多是出口半成品到中國，再由中國組裝生產成為最終產品後出口至美國，所以美中的貿易衝突當然對台灣也會有負面影響。
就台商而言，從產業投入成本來看，如果美國課徵的懲罰性關稅稅率不高，則對於中國商品的出口影響可能應不會太大，但仍需視產業別而定。電機電子產品及電子零組件等產業，因為中國的成本優勢大，受到的衝擊會較小，但中國紡織成衣產業的成本優勢並不大，其在美國的市場佔有率易被其他開發中國家侵蝕。就此而言，台商可能受到的衝擊，也會因產業不同而異。
就短期而言，成本承受力不佳的台商，像是最早外移、群聚於珠三角的台商，近來已因中國勞動成本高漲及缺工荒吃足苦頭，甚至掀起倒閉潮，這些台商勢必會受到美中貿易衝突最大的影響。即使成本承受力較高的台商，因為產品的附加價值率也頗為有限，衝擊亦勢不可免。以中國市場為目標的台商，像是連鎖加盟服務業，雖然較不會受到直接衝擊，但短期內也會因為中國經濟的逐漸著陸而影響獲利與生存。
就長期而言，如果中國的產業結構轉型順利、貧富差距問題得以改善，則以中國市場為目標的台商仍有成長與獲利的可能，但以出口為主的製造業台商，正因為中國的產業升級，必須面對新一波的競爭與挑戰。如果台商不能相應順利升級，受到淘汰的機率很可能不減反增。
外移到中國的製造業台商，一般共同的特性，一是非常注重壓低成本，但這也意味著成本承受力不佳，二是轉型升級努力不足，容易面臨激烈的價格戰。這二者導致台商的產品單位利潤微薄，難以承受市場規模萎縮的衝擊。在面對中國內部成本高漲及外部美中貿易衝突的雙重壓力下，短期尚可搭著中國開發大西部的政策西移中國內陸，但雙重壓力並沒有止歇的跡象，甚至是方興未艾。台商未來的因應之道，若能致力於、習慣於技術升級與品牌行銷的努力，則未來尚有可圖，否則就必須尋找中國以外的具有低廉成本的生產基地。
對於能夠順利轉型升級台商而言，是否回台當然不會是重要考量；對於必須另覓低廉成本生產基地的台商而言，回來台灣當然也不會是選項。因而期待台商回台投資生產，並不切實際，這可證諸台灣政府多年來所謂「鮭魚返鄉」的努力少有成果。回台的資金多是在房地產市場上炒作，少有生產性投資。
從另一方面來看，台灣資金並不缺乏，缺乏的是新創事業的冒險精神與人才。如何由此著手解決問題，而非長年期待台商鮭魚返鄉或中資來台，才是正確的策略。
美國與中國爭奪經濟與政治權力和勢力範圍的態勢，近來快速升高。此一爭奪戰除了必會影響未來全球地緣政治經濟的版圖，也讓長期處於兩大強權之間的亞洲各國陷入兩難。
中國長期以來積極拉攏東協各國，企圖以「東協 + N」的架構主導東亞經濟與政治。台灣在此一趨勢下，所謂「邊緣化」的危機一再被提出。馬政府更藉由這樣的「危機」思惟，積極與中國簽訂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ECFA)，試圖藉由增加對中國市場的依賴，突破「邊緣化」的危機。馬政府解決邊緣化危機的方法，是加入並更依賴中國，期望「由中國走向世界」。
對於ECFA的經濟邏輯是否成立，以及ECFA生效執行一年的成果如何，自有時間加以驗證。但是當美國於日前APEC領袖會議上開始大力倡議擴大TPP開始，台灣當初擔心的邊緣化危機找到了另一個更有效的解決之道。在WTO因杜哈回合談判停滯不前而成效不彰之際，TPP至少在短期的未來有代替WTO功能之位。台灣如果能夠藉由TPP此一高級自由貿易協定，重新取得與美、日等主要貿易國家及貿易對手國平等的貿易地位，則不但邊緣化的危機可以解除，更可弱化ECFA的重要性與令人擔慮的各種負面影響。如果可藉由TPP降低對中國的經濟依賴，台灣受到美中貿易衝突的影響當然也會減輕不少。
然而，台灣欲加入TPP，當然仍有必須面對的現實問題，簡而言之，一是時間的冗長與談判的繁複，二是為了因應貿易更自由化所無可迴避的產業與農業升級努力。前者是簽訂任何嚴謹的自由貿易協定所必須歷經的痛苦，後者是台灣努力已久，卻成效有限的嚴肅課題。
加入TPP，雖然過程艱辛，也可以想見還會有政治因素的干擾，但不啻為推動台灣經濟穩健轉型成長的重要動力，值得努力。
至於台商回流，正如前述，實難以期待。縱有少數，也難以發揮實益。如何有效運用並不缺乏的資本，讓台灣得以有新而好的產業與企業，才是應該努力的方向。
作者邱俊榮為國立中央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智庫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