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已回歸中共統治接近十五年，而第四屆特首選舉裡，候選人梁振英以689票勝出。可是，北京政府不斷宣傳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及「高度自治」，早已成為毫無吸引力的政治宣傳之餘，回顧自1980年代起至1997年止十七年以降，由解決新界九十九年期租約問題，延伸到「香港前途問題」，北京與倫敦政府於1980年代初展開的中英談判。同一時間，北京政府為了建立和穩定在香港的政治影響力，針對不同階層和背景人士進行的統一戰線－即團結針對對象，同時孤立敵人。本文就着中共接收香港之前與英國政府的談判過程及箇中的互動，以及同時間中共對香港各界進行的統戰，指出中共如何在香港建立和開展政治影響力。
縱然本文是回顧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共與英方的談判，以及後來中共對香港的統戰，但對認知及洞悉當下中共對台政策，仍有着重要的參考價值。首先，由於兩岸仍處於分治局面，除非北京當局及其後的領導人依然接受兩岸分治及不觸動統一問題，又或者台北當局認為北京當局因務實及代價的考慮而不處理兩岸統一的問題，否則北京對台政策的操作及背後的動機，香港的經驗有着不可磨減的價值。其次，中英關於香港前途談判的過程及雙方的角力，正是作為知悉中方談判技巧及操作重要參考，在一定程度上對於日後如何處理與北京當局的談判。再者，當兩岸經濟及文化交流不斷增強，大陸當局及其組織積極與台方不同範疇的社會、文化及經濟組織交流，這一種交流背後，是否純粹「友誼性交流」？還是透過交流發揮政治影響力－無論是以實質利益、發展機會、甚至是以認祖歸宗作為手段拉攏台方？
本文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以中英談判作為案例，說明中方如何有效地操縱整場談判，使之處於有利的位置。第二部分則分析中共如何透過其官方媒體，實際是對港的外交機構－新華社－開展對香港不同階層的統戰，並說明對當時本土政治格局帶來哪些影響。
貳、中英香港前途談判（1983－84）
在中共的主流論述裡，恢復和捍衛國家主權是處理香港前途問題的關鍵原則，其次才是保持香港的經濟社會制度不變。正如中共史家余繩武及劉蜀永（1995）等在《二十世紀的香港》一書中提出：
反對不平等條約，收回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堅定不移的立場。在實施步驟與方法上，則主張既要考慮過去的歷史背景，又要照顧已形成的實際情況，採取靈活機動的態度，以利在戰略上保持主動地位（頁241）。
此觀之，中共的談判策略，是以一種功利主義，結合保持主動位置和行動的方式來回對對手。功利主義在一定程定上可理解為在談判過程中強調雙方均有解決問題的誠意和決心，而且不斷釋出訊息，希望能夠以最短的時候盡快解決問題，以便日後的安排，又或者消除不明朗的局面。但若果對方不合作或者不妥協的話，就等同於對方缺乏誠意和決心去達致雙嬴的局面。以一種游走於「有誠意和決心」與「無誠意和製造麻煩」的論述來控制談判的節奏和形勢，使對方處於被動和弱勢當中。事實上，在中英談判期間，當英方希望延續在香港的治權的時候，正是暗示「英方需要香港」的訊息，因而中方洞悉在談判桌上，英方似乎有求於中方，因而中方在整個過程中處於有利位置。
已故學者Chalmers Johnson（1984）以中英談判作案例，在學術期刊《亞洲調查》（Asian Survey）發表論文，名為〈香港的捕鼠器：沒有勝利者的遊戲〉，提出六項中方談判的策略（頁897－8），而這些策略，實與統戰中「團結大多數，孤立少數人」的總體目標有着異曲同工之妙。
一、對針對的地區，製造與運用統戰的機構、組織及人脈。
二、製造一連串既含糊又歧義的宣傳口號，並以此來掩飾中共實際的政策。
三、動員親北京的宣傳機器攻擊或打擊談判對手，使他們陷於孤立無援的處境。
四、以鑽空子的方式操縱雙方預先設定的規定（例如：秘密談判、不對外公開談判詳情），使對方處於守勢。
五、大攞大鼓式的聲勢使自己處於強勢：中方面對公眾時，擺出一副「這樣不能談，那樣不可談」的姿態；故意作單方面的聲明；玩弄外國傳媒；操縱談判議程；安排沒有參與談判但更高層及掌權的人士介入；以及設定限期。
六、中方運用私下的利益或者枱底交易的技倆：例如給與貿易利益以換取對方合作；或者暗示一旦談判達致成功，參與者在外交事業發展會一帆風順；對第三方作出承諾，期望它不會與對方聯盟；以及透過外國元首訪問中國，協助它們進行競選連任的宣傳。
以下的部分將會說明上述六項的策略：
一、1983年，許家屯來港擔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為中共對香港的統戰，帶來既全面又徹底的改變。既是一反之前低調及只是與本土親共勢力連繫，許氏透過非正式的方式，無論是出席公開場合，抑或是參加私人聚會，均主動結識社會上不同政治、社會階層及專業人士。而新華社更透過例如宴會、與不同界別人士開坐談會之類的活動，成功地與當時的行政立法兩局成員、新聞界、專欄作家及編輯打交道，成為朋友，此舉實有助於改善中共在香港人心目中的形象。此外，許氏另一個任務是代表北京政府，與香港的資本家建立緊密的關係，無論是李家誠、霍英東、安子介及查濟民等，日後他們更被中方邀請加入「基本法起草委員會」（以下簡稱「草委會」）（Wong，1997，頁116－7）。因此，1989年六四之前，以許家屯為首的新華社成功建立中共在政社商不同層面的人際脈絡，成為中方透過這些脈絡發揮影響力的要資本之餘，又增加了中方談判的政治籌碼。正如前新華社社長張浚生指出，即使1997年香港回歸中共管治後，新華社香港分社要做的事還很多，包括：聯繫香港各界社團、管理中資機構、處理台灣事務、香港社會與內地聯繫、協助安排內地團體到香港進行交流表演活動、對內地機構及人員到香港進行把關工作、研究工作（何頻、高新，1998，頁14－15）。2000年，新華社香港分社被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簡稱「中聯辦」）取代。
二、當中英談判期間，英方提出「從道義上講，要尊重港人意願」的時候，中方強調香港問題只是中英雙方的事，香港人在整場談判裡，沒有身份和地位，更不可以參與。所以，縱然日後中方不斷強調「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但沒有港人參與的前途談判，等同於一開始自身不能決定前途，可謂前途有限！其次，單從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諾背後，箇中的意義如何解讀更是由中共全盤操縱。雖然一國兩制指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制度，但是，不少人只針對兩制只是經濟制度，而忽略政治制度的本質。事實上，當1978年中共實施改革開放的一刻起，在一定程度上是向着資本主義的方向發展，只不過是在政治體制上，依然保留1949年中共建政時的一黨專政、全面控制及意識型態掛帥的施政方針（註：當然，社會方面的控制隨着經濟發展而部分放鬆，例如私下批評領導人和共產黨是不被禁止的）。因此，以經濟制度看一國兩制，而不以政治體制去理解，是基本的誤導。在港人治港方面，中方不斷強調「愛國者」為主體，而不以一種具體、公開評估和有預測性的標準來衡量。直接一點，以中共黨國不分的政治邏輯，愛中國共產黨者才是北京政府理想的人選，無論這一種愛黨是建基於理念的認同、對黨的忠誠，抑或是以自己人來穩住政局的策略性考慮。最後，在中央集權的權力脈絡下，「高度自治」只是建基於消極地期望中共能恪遵《基本法》的規定，但一旦中央以維護主權和國家完整和穩定為理由違反憲法，香港根本無力可以阻止。
三、在當時主要是親中共的報章，以內地的《人民日報》為主，配合香港的《大公報》和《文匯報》。許家屯（1993）指出「英國在談判的同時，為了增加談判桌上的籌碼，不斷影響輿論，刻意發揮『民意牌』的作用。對此，中國方面也動員輿論配合談判鬥爭，不僅在內地，《人民日報》、新華通訊社要發揮作用；在香港，對英國的『民意牌』也要有反應，不能迴避」（頁99）。一些親台的報章，經許家屯宴請攻勢下，也「逐漸調整言論尺度，不與中國收回香港主權的政策唱太明顯的反調。電視台也起了一些變化」（頁100）。這種變化明顯對英方不利，也間接在談判桌中陷於孤立。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當時的主流媒體已偏向肯定北京於九七後收回香港主權的看法，對於另類的安排，例如把香港成為聯合國託管地，日後由香港人自決前途，又甚至香港獨立等，因擔心親北京當局及其傳媒的猛然攻擊，幾乎沒有被報導。
四及五、在中英談判開展期間，雙方協議談判過程及內容保密，一方面是香港問題的複雜性，有可能需要多次的會議作詳細的處理，每一次公佈內容可能就事情變得複雜；但另一方面，保密的談判容易出現不信任的狀況，特別是不能參與的香港一方。而且，過程保密可以使到佔上鋒的一方可以透過威脅，使對方就範。例如當中英第二輪談判開展之際，英方提出香港主權可於1997年後移交中國，但為維持香港繁榮穩定，建議由英國保留治權，有關建議被中方代表團團長周南批評為無異於「以一個新的不平等條約代替三個舊的不平等條約」，使談判再度陷入困難。面對談判陷於僵局，以及香港對於中共接管後前景不明朗，港人信心受到動搖，並引發信心危機。在1983年9月，港元兌美元匯率急跌，引發市民恐慌，市面更出現搶購白米等日用品的情況。港府為穩定局面，在同年10月宣佈實施聯繫匯率制度，將港元跟美元掛勾，但中方則抨擊英方是港元匯率急跌的幕後黑手，揚言如果一年內未能達成協議，就會單方面採取行動，自行在1997年前獲得香港主權。由於英方代表團擔心中方放棄談判和單獨採取行動，代表團在1983年11月成功說服戴卓爾夫人，放棄堅持英國在1997年後，在主權與治權上與香港維持任何關係，有關決定被不少評論視為英方的重大讓步。縱然中英雙方最終在1984年9月26日草簽《中英聯合聲明》，但當時並未能向港人提供充足信心，從民意調查顯示，只有16%受訪者對《聯合聲明》感到放心，76%受訪者持保留態度，另有三成受訪者認為《聯合聲明》提出的「一國兩制」行不通，反映港人對中英協議抱有懷疑〔註1〕。在另一個民意調查裡，雖然55%受訪者相信《聯合聲明》在法律上有約束力，但55%受訪者擔心就《聯合聲明》的信守沒有足夠的保證，58%被訪者擔心中國會否干預本港事務（鄭宇碩，1987，頁30）。
六、無可否認，《中英聯合聲明》的達成，最起碼使英國對外宣稱成功解決香港前途問題。但是，由於英國最終放棄在香港的殖民地統治，加上日後香港長遠的發展必先得到中方的支持才可進行，如何要使到殖民地政府夠維持有效管治至九七年，最終光榮撤退？一如上述所言，當時的港人對《聯合聲明》持保留態度，加上英方為了配合中方對政體發展持保守態度，否則港人加快推行在立法局進行直接選舉。1989年天安門事件之後，英方受制於港人因中共武力鎮壓的集體恐懼，才主動加快民主化步伐，在1991年立法局選舉引入不過一半的直選議席。隨着1992年末代港督鼓定康上任，於1995年立法會選舉，除了直選議席增加以外，以專業及職業劃分的功能組別，又透過擴大選民基礎來增加代表性。因此，中英談判的完成，並不代表在英方眼中是次談判是成功，也沒有為英方帶來既具體又實際的經濟及貿易利益。
參、中方對香港的統戰（1984－97）
針對當時香港的經濟、社會及權力格局，加上中共偏向務實和功利的想法，1980年代開始中方在香港的統戰，與之前只偏重本土親共勢力有顯著的差異。中方的統戰，其中一環是透過政治任命作餌，引誘不同界定的菁英及領袖成為中共旗下的政治籌碼，由傳統的人民代表大會的成員、中國政治協商會成員，到基本法制定期間的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簡稱「基諮會」）及草委會成員，其至到了1990年代，特別是為了順利過渡和進一步影響本土政治，先後成立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預備工作委員會（簡稱「預委會」）、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簡稱「籌委會」〔註2〕），以及經常以為國家及未來政府「出謀獻策」為理由，委任港事顧問及區事顧問（後者主要來自區議會、市政局或區議市政局議員），甚至是臨時立法會，務求在本土的政治空間的任何角落裡，都有中共的人馬。Wong（1997，頁109－15）提出以下五項統戰的策略：
一、吸納非共產黨背景但有政治忠誠的社會經濟菁英。正如許家屯明言，中共的統戰主要針對在港具備經濟及社會影響力的菁英。從「草委會」成員的背景，發現23名香港草委只有一名來自基層。當然，這一位基層代表純粹是充當政治裝飾，展現出北京當局聽取社會上大部分基層人士的意見，但實際上只是充當黨的喉舌不斷宣傳北京政府的立場。此外，從預委會的組成部分而言，大部分成員是資本家（例如李家誠）、工業家（例如唐英年）、殖民地時期親北京的前政府官員及政客（例如譚惠珠）。其中，當時的其中一位積極的籌委，現為親北京政團民建聯的其中一個領導譚耀宗，對回歸後捍衛勞工權益隻字不提。
二、排擠政治異見人士。為免影響團結的形象及使官方尷尬，中共刻意排擠在諮詢機制內持異見的人士。在1980年後期基本法草議期間，其中兩位草議－司徒華及李柱銘－批判草委內成員支持成立籌委會，並安排及決定第一屆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行政程序，無異於中方利用籌委會干預特區政府成立的事宜、透過不民主方式實踐日後的港人治港、以及干擾後過渡期的政治過度及交接，但中共早已忽略他們的意見。六四天安門慘劇後，由於上述二人積極支持北京的學生民主運動，兩人不能夠再參與籌委會的工作。即使是親北京陣營分子也不例外，例如已故的廖瑤珠因批評中共對香港政策，結果沒有委任她成為籌委會成員。
除了在建制排擠他們以外，北京更透過親官方的輿論機器，不斷以陰謀論，包括他們不利平穩過渡、顛覆中國政府等話語口誅筆攻，無論是《大公報》、《文匯報》和《瞭望雜誌》，及已停刊的《天天日報》和《紫荊雜誌》。此外更透過政治委任溫和的民主派，例如民協的馮檢基及張家敏，旨在分化民主派內部。由此觀之，在中共容忍異見的能力甚低。
三、利用愛國主義達致內部的凝聚力。在中共的主流論述裡，愛國愛黨成為統一口徑及防止內部分裂的恆常手段。正如一本親北京雜誌指出，中方提出「以我為主」的原則，依靠親北京在香港的力量及團結香港人來達致順利過渡及長遠的穩定和繁榮，繼而提出「愛國愛港」的口號（同上，頁112）。至於日後「港人治港」，更應該包括「愛國者」為主體。正如上述所言，「愛國」、「愛國者」純粹是當權者為了進行政治挑選和忠誠度審查而訂下，以含糊、缺乏一致及武斷的標準把關，例如批評中共者是否代表不愛國？批評中共領導人的領導能力和施政又會否被視為不愛國？又因為立場不同而中共排斥的人又是否不愛國？因此，在黨國合一和黨國不分的政治脈絡下，愛國成為施行政治歧視和排擠的工具而已。
四、公眾形式性參與諮詢。在草議《基本法》期間，北京對於港人參與草議《基本法》存在分歧。結果，許家屯及國務員主任姬鵬飛均同意港人可參與草議，並且進行「民主」諮詢；但是，由於起草過程由草議的成員負責，他們又不需要對香港人負責，因此，港人的意見只是「港人自講」而已，未能對條文產生任何有意義的影響。此外，雖然有人提出就着《基本法》草稿及不同的方案進行公投，但因為公投等於全民投票，將一目了然地反映社會支持與否，結果無疑會為管治帶來壓力。更何況，領導人最不希望喚起港人的公投意識，一旦市民接受利用變相公投來反映民意，往後就大有機會在其他議題上，再用同樣方式向政府施壓（李柱銘，2009年9月3日）所以說，北京也非常抗拒進行「公投」。加上自1989以後，中方透過委任港事顧問及區事顧問，充當「民意」，本土的民意，便被這一班親北京勢力代表了，民間更無直接及正式的渠道向中方反映未來本土政制的意見。
五、北京當局全盤操縱統戰機關。北京政府透過成員的組合和安排控制未來香港政制制定的機關。在草委會及基諮會的成員組成部分，除了司徒華及李柱銘以外，中方只物色親北京陣營人士加入。在草委會，內地的草委在議題設定及內容制定發揮較大的影響力。為了使到草委會能夠控制基諮會，中方更透過人事任命，以當時新華社副秘書長毛鈞年作為草議的副秘書長及基諮會秘書長，旨在於中方官員可以監測整個諮詢過程及對兩個諮詢機制產生影響力。
1990年代的港事顧問、區事顧問、預委會及籌委會成員，以吸納社會不同層面和範疇的領袖及業界人士加入中方的陣營，成為中方向地區人士宣傳政策的工具，加上中方以這些政治委任是個人性質，他們並不是充當港人的代表，以免受到公眾的質疑和批評。但是，這些帶着政治身份的中方成員，又被親北京媒體視為港人的代表。這些成員又以「服務社會」為理由接受任命，但又不受到社會的監督，這一個既含糊又矛盾的身份，似是一種中方混淆視聽，逃避被批評介入香港事務的技倆。
肆、齊心團結靠統戰？
當統戰被視為中共三大法寶之一，其團結大多數孤立少數被形容為好像有法力般成功把對方的政治勢力瓦解。但以香港的經驗而言，由統戰建立的政治霸權不一定是那麼齊心和團結。即是在「愛國愛港」的旗幟下，由於政治吸納基本上是以政治利益來吸引一班政治、經濟和社會背景有着高低差異的社團或人士在同一個機制下，如何擺平他們不同，甚至是具衝突性的個別和利益為主的目標（例如爭奪領導的歡心，透過北京的影響力在自己的範疇裡奠定絕對的影響力），似乎無法解決。Wong（1997，頁122－5）指出中共的統戰，帶來以下的結果：
一、資本家及工業家與草根階層的差異。上述的部分已說明由於中共在許家屯時代的統戰以資本家及前殖民地高官及政客（例如羅德誠、鍾士元、范徐麗泰、方黃吉雯）為主，並委任他們擔任籌組特區政府的工作，相反如親北京工會工聯會等備受冷落。結果，本土的親北京的工會未能得到北京的支持，改善工人的權益及保障；此外，由於親疏有別，他們的政治無力感反映出中共統戰的功利性，無權勢的低下階層既沒有影響力，被忽略也是理所當然。
二、傳統愛國者與忽然愛國者的矛盾。中共吸納不少殖民地代的前行政立法兩局議員進入統戰的機制，皆因為他們熟悉殖民地的運作，從而希望把殖民地抑壓民主化和行政主導的統治經驗帶入未來的特區政府，他香港由英屬殖民地統治轉為在中共之下的再殖民地統治。部分傳統愛國人士恥笑他們為「舊電池」或者「忽然愛國」。筆者在某一個個人網誌發現了一段對「舊電池」的看法。
『只想說，我從沒有敵視愛國愛港的左派，甚至在心底裏，我是真的尊敬那些一生信奉、支持中共的「真正愛中共」人士。我認識的人中，不少是將他們一生信念，奉獻給中共。那些人由他們父執輩開始，就相信新中國令中國人站起來，縱使經歷不少政治運動、縱使文革令他們瘋狂、四人幫被捕令他們迷失、鄧小平改革令他們重燃希望、六四屠城又再令他們死心、到近年中國經濟起飛，再令他們自豪，如此對自己信念不離不棄，縱使我不會認同他們的愚忠，可是，你能不尊敬他們那份至死不渝的信念和堅持嗎？
我最看不起的，反而是那些忽然愛國之輩，特別是那些商場中人。六十年代，他們敢愛國嗎？到了回歸前夕，眼見靠山變了，才忽然愛國，那又是甚麽樣的愛國？就拿某中型地產商來說，此君最挺董，經常第一個跑出來罵民主派，可是此君既有美國護照之餘，每次有美艦訪港，他定必在半山豪宅，宴請一眾美軍軍官，更不用說他定期捐款給美國政黨，他又是那一門子的愛國？......
......還記得某年，廖瑤珠尚未去世的時候，到她家中拜年，談及那些港英舊電池的種種，她仍是那麽意難平。到今天仍然認為，現在那些站在舞台的新愛國，不及那些老愛國，而正等著接班的未來愛國，當中沒有多少是真心愛國。〔註3〕』
一定程度上，縱然傳統愛國者是愚忠，但上述作者認為他們立心單純，所謂「一心只為祖國好」。但忽然愛國者卻是機會主義者，愛國只是為了自己。當然，上述作者並不知悉到北京當局利是以吸納有利用價值的機會主義者作為手段，以鞏固政治控制為終極目的，其實是互相利用，各取所需。而且他更未諳在現實政治裡，只是真愛黨而沒有真愛國，從不少中共的領導及高幹子女離國取得西方國家居留權就是明證。而無論是傳統愛國者，抑或是忽然愛國者，在中共的眼中，只是鞏固一黨專政的工具而已。
三、順從者與批判者之間的矛盾。一如上述因價值觀和目的差異而出現的分裂，縱然表面上被吸納的人士在政治立場和官方意見的範疇均對中共對香港政策持統一口徑，但部分親北京人士，特別是傳統愛國者卻有異議。例如當年的政協委員雲大棉批評籌委會的成員的挑選與委任，只偏向與中方有良好關係的人士。他與廖瑤珠批評籌委會缺乏問責、低透明度，以及籌委會與政協之間缺乏溝通。而廖瑤珠更進一步批評籌委會「未能落實港人治港，因過半數的委員不是香港人，而且當討論實質議題的時候，籌委會未能反映香港人的意見。而最離譜的事在於籌委會建議成立『臨時立法會』，而最無恥的是甚至有更多人希望被委任入去，若果你是選委，就不應加入，否則只會斷送你的政治前途」。當然，廖氏的觀察，反映出在北京控制下的統戰機器，既沒有個人的獨立思考和意志，更無法在大部分選擇被操縱的順從者下發揮影響力。當然，她對臨立會似乎太過樂觀，但不少加入過臨立會的成員，依然可以利用地區直選及功能組別選舉操縱立法會。
最後，特別是1997年之前的香港，既是一個言論自由和百花齊放的社會，加上自1992年彭定康來港以後的一連串短限、有限但有效的政治改革，無論是增強立法會選舉選民的人數和投票資格，又或者引入「私人條例草案」強化立法會議員監察議會的能力。因此，縱然中方的統戰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奠定回歸後香港的政治格局，但並不代表香港人從根本上接受中方對香港的政策。可是，也許是港人面對殖民地統治結束的大限將至心態，只是以被動的方式回應中共的統戰，無論有部分批評親北京份子只顧一國而忽略兩制；又或者在回歸後的1998年立法會選舉，透過選票把民主派的候選人再送回議會。至於如何反擊中共的統戰，甚至如何防止中共透過統戰滲透和分化公民社會，實毫無辦法。
伍、總結
若果從政治操縱及霸權建立的角度來看，中共對香港的統戰可算是成功。1980年代以來對上層政治、社會及經濟菁英的統戰，加上不少進入中國大陸發展，與當地的勢力結合，其中親北京的本土資本家與國內的官僚資本合作在國內發展產業，無論是房地產、城市設施、製造業等，甚至向國內的大專院校捐款以維繫友好關係等，可是說本土資本家與國內官僚資本家早已成為利益共同者。至於香港方面，回歸後的統戰透過中聯辦，以不同的形式，以合作和開發機遇為主旨的社會或專業團體的國內交流團；到近年來在大中小學舉辦，以認識國情為主旨的國情交流團。隨着統戰普及化，加上中共利用部分香港人的機會主義，透過親近權貴在其專業範疇向上爬的捷徑，期望香港人在中共的利誘，加上本土主流媒體的合作下，強調大國崛起，香港要依賴內地，並透過「與國內融合提升香港競爭力，不與內地融合香港沒有前途」的論述，港人必須回對現實，要愛國才有前途。
但是，隨着互聯網盛行下的言論和創作自由空間，對政治及社會不公平成為批判的對象。中共內政的腐敗，無論是專制統治、鎮壓異己、缺乏人權和自由、貧富不均、社會分化、貪污濫權、破壞生態環境、道德淪亡等成為互聯網創作的泉源，甚至是抗衡中共統戰宣傳的力量。至於香港的公民社會能否抗衡中共統戰，又或者中共的統戰能否有助於統一台灣，實建基於（一）北京和特區政府對反對勢力的容忍度；（二）本土民主化的前景；及（三）北京的政治氣候及發展（Wong，1997，頁137）。但可以肯定的是，既然香港的經驗反映中共的統戰只是在政權及其代理人的操作下，對當地的人和組織進行的政治、經濟及文化的收買和威脅，對於人民基本認同和肯定政治民主化和社會多元化，以及經濟上自主性強的地方，加上歷史上國民黨時期社會控制的深刻回憶，中共統戰能否在台灣操作，實屬疑問。
作者黃偉國為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助理教授
註釋
〔註1〕蔡貞停編導：〈霧裡看花〉，《鏗鏘集》，香港：香港電台，http://www.rthk.org.hk/special/hkconnection/media/734.asx（1996年7月21日，2012年5月1日瀏覽）。
〔註2〕當筆者搜集資料的時候，發現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的官方網頁置於香港浸會大學的網域內，即使籌委會早已解散，但其官方網頁依然完整地存在（http://www.hkbu.edu.hk/~pchksar/，2012年5月2日瀏覽）。
〔註3〕〈我沒有偏幫〉，《都是那些日子》，http://thosewerethedays.wordpress.com/2006/12/09/我沒有偏幫/（2006年12月9日，2012年5月3日瀏覽）。
徵引資料
何頻、高新（1998）：《北京如何控制香港》。安大略：明鏡。
李柱銘（2009年9月3日）：〈公投是這麼可怕嗎？〉，《一週刊》（香港），1017。
許家屯（1993）：《許家屯香港回憶錄（上）》。台北：聯經。
余繩武、劉蜀永（1995）：《二十世紀的香港》。香港：麒麟書業。
鄭宇碩編（1987）：《香港政治及政治》。香港：天地圖書。
Johnson, Chalmers (1984, September), "The Mousetrapping of Hong Kong: A Game in Which Nobody Wins", Asian Survey, 24(9), 887-909.
Wong, Wai-Kwok (1997, May), "Can Co-optation Win Over the Hong Kong People? China's United Front Work in Hong Kong Since 1984", Issues & Studies, 33(5), 102-1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