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春，香港將軍澳一家知名連鎖餐廳的餐牌因為只使用簡體中文（與英文）及其用語（例如，以「色拉」取代常用的「沙律」、「凍飲」變成「冰飲」）引來議員與部分市民的聲討與抗議，他們認為「餐牌只用簡體中文代表了內地對香港的影響力已經無處不在，必須起來反抗」而「市民對簡體中文的『入侵』明顯地較其他語文更為恐懼」（《明報》，2012年4月8日）。經傳媒報導之後，事件甚至上升到言論自由的討論，顯示爭議廣受社會注目，最終這間餐廳在壓力下將餐牌「由簡轉繁」並且公開致歉。
類似上述反映中港之間矛盾的事件在最近不斷地發生，且爭論似有上升的趨勢。事實上該連鎖餐廳早自2008年即開始採用簡體字餐牌，但是至今才廣受批評與抗議，因此究竟在今日的香港對於「簡體字」（批評者甚至稱為「殘體字」）的排斥1， 反映了怎麼樣的社會脈絡？面對北京對香港的政經影響力持續深化、中港之間進一步「融合」的大潮似乎不可逆轉，又會對香港身分認同等態度產生什麼影響？本文嘗試從「製造依賴」這一個角度解答上述疑問，認為北京近年對於香港在經濟、社會文化與政治等層面持續製造香港對於中國的依賴條件，當這股趨勢遇到香港本土運動意識的主張與利益衝突時即會產生碰撞。
壹、中國對香港的統戰與影響
香港過去是，現在仍然是一個「依賴政體」（dependent polity），這表示香港發展的過程將極大地受到權力依賴（power dependence）的外部因素所決定（Kuan 1991），過去這一個依賴對象是英國，現在無疑地是中國。北京長期視香港是「歷史遺留的問題」，並且對主權問題採取堅決的態度（鄧小平 1993：12-15）。2 然而在「五十年不變」的承諾之下，3 事實上中港關係已經從早期「暫時維持現狀」、「長期打算，充分利用」（1949至1978年），至九七前過渡期的「井水不犯河水」，現在已經進一步轉而強調「共同繁榮與發展」（2003年後至今）。1980年代以來，北京的統戰工作即透過吸納社會與經濟精英、排斥政治異議份子、宣傳與標籤愛國主義等手段，來修補其長期負面的形象、鞏固親中勢力，並且增強九七後統治香港的正當性（Wong 1997）。過去十年，北京更透過經濟、社會文化，以及政治等三方面施加影響力，採取「經濟先行支持、社會日常轉化、政治關鍵干預」的方式，並且由中央層級的港澳辦與駐港的中聯辦，4 聯同特區政府以及在港統一戰線，例如工商界、親建制政黨等實施。
在經濟方面，近年來中港雙方透過強化經貿聯繫，以及連串大型基礎交通建設使香港納入中國的發展與整體佈局之中。舉例而言：
- l 2003年1月，於落馬州管制站與皇崗口岸實施24小時通關；面對經濟連年不景、失業率屢創新高，自同年6月開始透過施行《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Mainland and Hong Kong 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簡稱CEPA），通過不斷擴大相互之間的市場開放措施，使香港的部分貨品得以以零關稅的方式進入中國市場，並逐步開放專業與服務業的貿易。5 至今已經簽署了八份補充協議 。2011年8月，中國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亦於訪港期間宣布一系列支持香港經濟社會發展的措施。
- l 2003年7月開始，在CEPA底下開放中國部分省市的「個人遊」計畫，並陸續作出新的簽證安排、鼓勵自由行旅客增加來港旅遊的次數，以促進香港經濟與旅遊業的發展。以2009年為例，「個人遊」為香港經濟帶來達161億元的增值額，增加的職位數目約50,300個（財政司司長辦公室經濟分析及方便營商處 2010）。僅2011年1至12月來自「中國內地」的累積訪港旅客人數即達27,881,940人，增長率達24.1%，更占訪港總人數的66.5%強（香港旅遊發展局研究部 2012：表17）。
- l 2009年12月港珠澳大橋正式動工興建，該跨海大橋被認為是「一國兩制」下粵（廣東）港（香港）澳（澳門）三方首次合作共建的大型基礎設施工程，連結香港與珠江西岸（珠海）的交通，具有重大的政治與經濟意義，使香港納入中國國家高速公路網規劃中珠江三角洲地區環線的組成部分，6 也促使香港大嶼山未來進一步的開發。
- l 2010年1月立法會通過撥款669億港元全資興建廣（州）深（圳）（香）港高鐵香港段，並以西九龍為總站，目前廣州至深圳路段已經於2011年年底通車，預定2015年全線通車。
- l 在「十一、五」規劃中（2006），北京曾表明將「支持香港發展金融、物流、旅遊、資訊等服務業，保持香港國際金融、貿易、航運等中心的地位」；「十二、五」規劃中（2011）7 更首次將關於港澳的內容增加篇幅、單獨規劃為一章，強調支持香港鞏固和提升競爭優勢、培育新興產業、深化中國與香港的經濟合作，突顯香港在珠江三角洲區域發展的定位與角色，並支持香港發展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國際資產管理中心等。
在社會文化方面，主要則透過母語教學政策、國情教育／研習培訓、參觀考察、青年交流／實習、聯繫社團、政團與專業團體等多元的方式達到「深入融合」、「認識祖國」與發展認同感與自豪感等目的。擇要而言：
- l 1998年開始實施母語教學政策，並強化中文與普通話的學習。8
- l 2003年10月，中國首名太空人楊利偉訪問香港，掀起香港太空科技的熱潮，其相關展覽吸引了超越十萬人次參觀。
- l 2004年10月開始，為推動國民意識教育，特區政府民政事務局與公民教育委員會於每天傍晚新聞節目前於兩間電視台開始播放有關香港與中國緊密聯繫的宣傳短片「心繫家國」的國歌片段，9 並且鼓勵學校升國旗。
- l 2008年8月，安排奧運金牌得主訪港，藉此進行國民教育與愛國主義教育。
- l 舉辦各種宣揚當代中國成就與中華文化的展覽、開放駐港解放軍營區、舉辦軍事夏令營，市民的參與踴躍。
- l 推廣《基本法》，尤其強調對於年輕人的工作。
在政治方面，過往北京曾經強調「港人治港不會變。由香港人推選出來管理香港的人，由中央政府委任，而不是由北京派出」（鄧小平 1993：74），特區政府有關部門也不斷強調「我們從來沒有，亦不接受任何人士向我們施壓」，10 對比於九七之前北京對香港統戰工作在對象上的侷限性與排除民眾參與，過去十年無疑地可以看到北京透過駐港單位不斷地介入香港的選舉與事務，並且因勢調整與詮釋「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邊界，因而產生了所謂「西環治港」的說法：11
- l 2002年9月，特區政府提出《基本法》23條關於國家安全的立法諮詢，12 隨後引發激烈爭議，助長了2003年7月1日五十萬人上街遊行抗議。
- l 2004年2月，在23條立法的背景之下出現所謂的愛國論爭，強調「港人治港要以愛國者為主體」。13
- l 2004年4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決定否定「07、08雙普選」，即2007年行政長官的選舉，不實行由普選產生的辦法；2008年立法會選舉，不實行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辦法。
- l 2007年6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強調香港不享有「剩餘權力」，即「中央授予香港特區多少權，特區就有多少權」。
- l 2007年1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再次決議否定「2012雙普選」，即2012年行政長官的選舉，不實行由普選產生的辦法；立法會選舉，不實行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辦法。
- l 2008年2月，傳媒揭露中聯辦研究部部長曹二寶撰文《一國兩制條件下香港的管制力量》，提出「兩支管治隊伍」論：一支是「香港特區建制隊伍」，另一支是「中央、內地從事香港工作的幹部隊伍」，顯示香港回歸後管治力量的重要轉變，14 引發香港「高度自治」受損與「京人治港」的疑慮。
- l 2008年7月，國家副主席習進平要求香港特區「要精誠合作，行政、立法與司法三個機構互相理解、互相支持」。此「三權合作論」引發香港大律師公會的關注與批評，重申與強調司法機構不是、也不應該被視為管治團隊的一部分。
- l 2012年3月，北京與中聯辦被指介入行政長官選舉遊說支持特定的候選人，中聯辦更被指將於同年的立法會選舉中配票。
儘管有論者認為九七後北京對香港的經濟支持與援助，不是基於利益的計算，而是基於情感的認同，「包含著類似家長對子女的情感關懷」與「因曾經的錯誤決策對香港人帶來的傷痛的自我意識和反省」（強世功 2008：157）。然而過去十年，面對經濟、社會文化與政治等方面企圖將香港融入中國的龐大影響力量，香港社會一方面產生一種強烈地害怕被邊緣化的焦慮，另一方面也希望在「融合」中不被「大陸化」。舉例而言，2004年6月，香港一眾專業與學術界人士聯署發起《香港核心價值宣言》，呼籲市民共同維護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公平正義、和平仁愛、誠信透明、多元包容、尊重個人，以及恪守專業等核心價值，企圖突顯香港與中國的可貴差異與不同，從此「核心價值」成為香港政治社會重要的關鍵詞彙。2010年1月的元旦大遊行，首次將遊行終點從昔日的中環特區政府總部改為西環中聯辦，期望直接向北京表達訴求，有過萬市民參與；2012年4月，超過五千位市民參與「反中聯辦治港」示威，指責中聯辦介入選舉。顯示近年中國對香港的統戰與影響已經進入拉鋸與衝突的階段。
貳、香港民眾的身分認同：現狀與趨勢
在香港，身分認同（identity）早在1997年以前就已經是學者與社會大眾所共同關注的重要議題（例如，Wong 1996；Lau 1997；Mathews 1997）。香港出現「身分」問題，主要源自近代歷史上香港地位的特殊性，即既是中國的一部分，但也不全屬於中國，是一種「非中非英」，港英殖民政府並不願對香港民眾施行同化，中國政府也將香港視為「境外」（張炳良 2009），而羅湖正是一個較為清晰的地域界線，過往人為，且不無想像地，劃分了現代的資本主義香港（進步的城市）與昔日的共產主義中國（落後的鄉土）。
一般認為，香港產生有別於中國的本土身分源自於1970年代港英政府的本地化政策，稍微前推，1967年的終結亦可以粗略地象徵著香港本土主義的誕生（谷淑美 2002）。對比於改革開放前中國的政治動盪與經濟落後，這一種最初的香港身分認同有非常具體的物質基礎（優越性與相異性），事實上香港正是一個移／難民的聚居之地，國共內戰與文革的經歷和記憶也使許多香港民眾長期以來有「恐共」、「拒左」的情緒，中港兩地背馳的發展，更加速了香港人身分認同的發展與鞏固。至1980年代中乃至九七主權移交的過渡期，儘管中國強調「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港人在無奈中也希望香港能夠「維持現狀」不至於完全「大陸化」；1989年的「六、四」事件鼓動了一波波悲觀的移民潮，至今「平反六四」與「民主中國」仍成為許多香港民眾的訴求，也構成中港兩地的主要政治分歧。九七後中國與香港的政治統一，初期並沒有即時衝擊到香港民眾的身分認同結構，因而具有高度的穩定性和延續性（王家英、尹寶珊 2004），然而隨著特府銳意開展一輪新的文化企劃，一方面以「國際都市」的意象來建立香港的本土身分認同，另一方面則強調香港人的中國文化根性（谷淑美 2002：354），加上香港有部分所謂傳統「左派」親中的歷史，15 形成了香港身分認同的複雜性與矛盾的主觀心理狀態，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民身分」、「中華民族的一份子」、「亞洲人身分」，以及「世界公民身分」等等。
根據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 16（簡稱「港大民研」）以電話問卷調查的方式自1997年八月以來的「市民的身分認同感」研究，最新的調查顯示（2011年12月12至20日進行），會稱自己為「香港人」的受訪者最多，達37.7%；稱自己為「中國人」的受訪者最少，達16.6%；回答「中國的香港人」與「香港的中國人」者則分別達25.3%與17.8%。17 研究顯示，若把身分二元對立比較則香港市民中無論是狹義或廣義地自稱為「香港人」的比率，都比狹義或廣義地自稱為「中國人」的比率高，大約有20至30個百分比的差距，當中自稱為「中國人」的比率更跌至2000年以來的新低。18
然而在進行調查研究時，橫斷面的資料（cross-section data）事實上容易受到當時社會事件的影響與傳媒的扭曲（例如，重大政治事件等），因此我們必須要嘗試觀察長期的趨勢以更好地瞭解其變化。同樣根據港大民研的數據顯示，自1999年6月至2011年12月，狹義或廣義地自稱為「香港人」的比率在絕大多數的調查中仍佔多數，達50%或以上；自稱為「中國人」的比率則多數在30%或以下徘徊。過去五年，整體身分認同更呈現狹義或廣義地自稱為「香港人」的比率上升，而狹義或廣義地自稱為「中國人」的比率下降的趨勢。
必須留意的是事實上研究者本身也承認上述身分認同的四個選項可能意識重疊，四擇其一未必能夠反應各項身分認同的強弱。19 如上所述，身分認同存在不同的層次，因此必須區分對待，目前香港民眾身分認同程度最高的是「香港人」（8.23分），其次依序是「亞洲人」（7.65分）、「中華民族的一份子」（7.46分）、「中國人」（7.01分）、「世界公民」（6.91分），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6.28分）。20 而長期的趨勢顯示，自1997年8月至2011年12月，「香港人」的身分認同程度在絕大多數的時間中都高於「中國人」；過去四年以來，「中國人」的身分認同程度更顯著地下滑，「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的身分認同程度也長期位居末端，甚至不如「亞洲人」以及「世界公民」等跨國族／區域的認同選項。
香港民眾身分認同的複雜也反映在對北京中央政府的信心與解放軍的滿意度之上。雖然香港民眾的「中國人」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的身分認同程度偏低，但是對於北京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長期以來信任多於不信任，21 有時甚至高於信任香港特區政府的程度。22 對駐港解放軍表現的滿意程度更長期呈相當正面的態度。
以上數據顯示目前香港民眾的身分認同圖像不論是在類別與程度上均以「香港人」（包括「香港人」與「中國的香港人」）為主，儘管「中國因素」對於香港民眾的身分認同有深遠的影響，港人對於中國的身分認同卻頗為複雜，主要是從民族主義與血緣文化等層次出發，但是對於政權與國民身分的認同則較低，但是卻相對地信任北京中央政府並且滿意駐港解放軍的表現，此外香港民眾甚至具有一定程度的跨國／區域認同。有論者指出香港人來自五湖四海，社會服膺文明秩序多於服膺國家意識形態，市民身分強於國族意識與國民身分，大抵是不錯的觀察（陳雲2012:90）。
參、「製造依賴」與認同抗拒
從「製造依賴」的角度觀察，始自十年前（2003），特別是最近五年，中國對於香港的統戰策略無疑日益深化，中港經濟融合已然成為主流論述無庸置疑的方向，23 社會文化的交流無時無刻不在發生，政治的影響也從隱而不顯發展到赤裸裸地干預，然而在「製造依賴」的過程中，也可以清楚地目睹認同抗拒與利益衝突。
從2006年11月反對天星鐘樓清拆與2007年中環皇后碼頭等保育事件之後，香港社會探討本土問題的氣氛再次興起與深化，這可以由《本土論述》作為一本人文科學刊物的出版觀察到，整個香港社會也更為關注諸如「集體記憶」與「本土文化／運動」等議題，至此本土文物保護成為政府不敢輕忽的官方話語與重要政治議題。有論者認為目前存在兩種香港本土意識，一種是1970年代戰後嬰兒潮的舊本土意識，一種是回歸後歷經保衛天星與皇后碼頭、反高鐵與五區公投等文化保育與政治運動洗禮成長的新本土意識。此兩種本土意識有顯著區別，前者「以封閉的殖民體制為對立面，隱隱透露出對香港通過非殖化和回歸中國而建立民主自治的願景」；後者「則直望中國這個『母體』，並在回歸後的種種壓制與亂局中，去除了一切有關可以通過母體的憐愛而獲得真正民主自治的幻想，產生了通過本土行動直接建立民主自治的意志」，在部份港人眼中台灣本土論述甚至「從旁助長了香港新本土意識的萌生」（孔誥烽2012：80、89）。然而也有批評指出目前這一種本土主義（與認同）僅為浮薄與內向，必須扣連未來中國與世界的發展才能有所突破（張炳良 2009），而且本土主義當中隱藏一種以我族為中心的思想形態，從後殖民評論角度看其實是殖民主義的果實（谷淑美 2002：355），部分港人稱「內地人」為「蝗蟲」，以喻其對於香港社會各種資源的爭奪，事實上也是本土意識的保守面向。
在中國「製造依賴」的過程中於是不斷地遇到來自香港本土的抵抗：檢討自由行、24 反高鐵、反對「自駕遊」、警惕當局的「國民教育」等等，上述簡體字餐牌的爭議也可以被歸納為一種觸及日常生活文化符號議題的事件，而過去不是那麼敏感／不受關注的現象，現在則容易被放大甚至用以進行動員。25 這一方面固然反映了一種「香港人」本土身分特質流失、受「他者」威脅的焦躁，隨著經濟、社會與政治的整合，香港認同已經不必然能夠藉由與中國之間的獨特性而界定，香港認同因此趨於更為多元（Lee and Chan 2005）；另一方面也是基於對目前的生活素質、經濟狀況和政府管治皆不如回歸前（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 2011），導致市民普遍有今不如昔感覺的一種最直接的反應，在這樣的社會脈絡之下，我們更觀察到整體「中國人」身分認同的顯著下滑。
然而值得進一步探索的問題是，為何「製造依賴」的過程中，隨著「融合」的發展與認識的增加，沒有伴隨相應「中國人」身分認同的提升呢？有幾個解釋的可能：首先，同樣處於「依賴政體」的位置，九七前由於殖民地政府並沒有任何積極的意願和行動，將香港市民轉化為英國的平等國民，因此對英國人的身分認同並沒有對香港身分認同的出現和凝聚造成任何重要的障礙（王家英、尹寶珊 2004：217）；九七後，香港民眾必須將已有的「中國性」（歷史、文化、血緣、地緣、民族記憶等）轉化為對「中國人」及其公民身分的認同，這並不容易也需要時間，特別是公民身分的認同更容易因為中國「黨國不分」的現狀而產生疏離與排斥感。其次，儘管中國隨著改革開放而取得令人矚目的經濟成就，然而在香港，廣義的「香港人」身分認同可能還是一個較為合意的（preferable）的答案，這既有實際上「香港人」公民身分及其權利的基礎（許多夫妻雙方皆無香港居留權的中國公民甚至執意用各種方法在香港分娩，以為其新生子女取得永久居民身分），也可能是擔心在問卷中回答「中國人」選項所產生的負面標籤效應。第三，隨著中港「融合」的深化，更多的香港人能夠透過北上工作、旅遊、甚至婚姻而獲得親身的中國經驗，這固然彌補了過往香港欠缺當代中國知識教育的缺陷，更可能使港人體會到中港兩地的文化鴻溝與實際差異，進一步強化原有的「香港人」身分認同。最後，不可否認的是由於北京藉由兩次全國人大決議否定「雙普選」，一再地用各種理由拖延香港民主化的進程，使得許多港人感到失望、挫折與不滿，容易將香港的政經困局歸咎於中國的干預，亦可能影響對「中國人」身分的認同。
肆、兩岸關係的比較
2008年以降，國民黨馬英九政府重新取得執政權之後兩岸關係開始有較為實質的轉變。如果說中國對香港「製造依賴」的過程採取的是上述的「經濟先行支持、社會日常轉化、政治關鍵干預」，我們在近年的兩岸關係上似乎也可以看到部分類似的軌跡，擇要而言：
在經濟方面，2010年6月先行透過兩會簽訂「特殊性質」的《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Cross-Straits 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簡稱ECFA）與實施自由行的方式加強兩岸經貿關係、完善事務性議題的協商機制。台灣因此陸續開放更多中國試點城市，放寬每日自由行赴台人數至一千人，在旅遊團方面，根據觀光局的統計，僅2012年4月至17日為止即有近12萬人次，平均日近七千人，不但月月增長且增幅不小，預期不論是旅行團或自由行人數都會繼續增長，更有不少社會呼聲視中國的「十二、五」規劃為台灣的機會。在社會文化方面，根據陸委會的統計，2011年入境的「專業交流」與「社會交流」即合計超過31萬人次。26 例如，詩人余光中赴北京大學擔任駐校詩人，海協會副會長李炳才即認為是藉由深入推動文化交流來推動文化與民族認同。27 在政治方面，在「先經後政，先易後難」的認知下目前兩岸的協商議題儘量不涉或淡化主權與政治問題，關於「兩岸和平協議」也未有設定時間表，然而北京對「一個中國」原則的概念或有所微調，其主權立場卻始終非常堅定。歷次總統大選中，「中國因素」與跨海峽政商聯盟的運作，以商機為誘因實際上已然持續製造台灣對於中國的依賴條件。
根據陸委會委託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進行的民意調查研究，28 當前民眾對兩岸關係的看法主張廣義維持現狀的民眾仍佔多數，但是有三分之一（32.6%）的受訪者表示兩岸交流速度太快，半數（45.7%）認為中國政府對台灣民眾不友善。在統獨問題的趨勢上，事實上自2008年以來主張統一與獨立的波幅變化亦不大，反而選擇「永遠維持現狀」的受訪者比例有明顯的上升趨勢。另根據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台灣人／中國人認同趨勢分佈」的研究，2011年6月選擇「中國人」認同的僅4.1%，相對地選擇「台灣人」認同的最多達54.2%，值得注意的是選擇「都是」的為39.0%。從2008年以來的趨勢來看，我們卻可以清楚地觀察到隨著兩岸經貿與社會文化交流的增加，台灣民眾的「台灣人」認同反而更為強化，選擇「都是」的一路下滑呈現自1992年研究以來的最低，相對地選擇「中國人」認同的變化不大。29 與香港的經驗相類似，隨著「融合」的發展與認識的增加，卻並沒有伴隨相應「中國人」身分認同的提升，這樣的結果對於中國涉台的工作機構而言恐怕將感到訝異，也顯見身分認同並非經貿交流於短時間內可以改變。
伍、結論
近年發生一連串的中港衝突事件提供我們觀察北京對香港的政經影響力，及其作用於身分認同影響的機會。本文從「製造依賴」的角度，認為中國對香港「經濟先行支持、社會日常轉化、政治關鍵干預」的統戰影響，當遇到香港本土運動意識的主張與利益時即會產生碰撞與衝突，在這過程中事實上本土認同則更為堅固，推到極致雖然並不會產生港獨的主張，但是已經有強調自保與自治運動的「城邦論」出現（見陳雲 2012）。
2003年後北京在香港建立了霸權，從此使香港經驗必須倚賴中國，也使北京對於香港本地政局的操控日亦嚴密與有效，但是與此同時，北京當初爭取台灣成為第二個香港的自信，早已被防止香港成為第二個台灣的恐懼所取代（孔誥烽2012：80，143）。從兩岸關係的比較經驗可以觀察到，「融合」亦反而可能帶來原有身分認同的再強化；事實上，「融合」的結果也有社會分配差異的問題存在。進一步而言，台灣並不同於作為「依賴政體」的香港，但是台灣在國際霸權的運作中（特別是美中關係的互動）如何維護自己的民主成就與主權地位，不至於落入類「依賴政體」的處境，則持續召喚台灣的公民社會一起反思與行動。
作者葉國豪為香港大學社會學系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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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1.有論者（例如民俗學者陳雲）不稱繁體字而稱「正楷漢字」，不稱簡體字而稱「殘體字」甚至「蠻字」，顯見其厭惡簡體字的情緒。
2.香港《基本法》第一條亦申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
3.保證香港現行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在1997年後五十年不變，甚至強調五十年以後更沒有變的必要，以保持發展所需要的穩定。另見《基本法》第五條。
4.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目前主任為王光亞；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前身是新華通訊社香港分社，目前主任為彭清華。兩者均為正部級。
5.香港特別行政區工業貿易署CEPA專題網頁。http://www.tid.gov.hk/tc_chi/cepa/。
6.港珠澳大橋管理局網頁。http://www.hzmb.org/。
7.全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見「香港特區配合國家十二五規劃專頁」。http://www.cmab.gov.hk/tc/issues/12th_5yrsplan.htm。
8.直至1974年，中文才成為香港的法定語文，而粵語一直是香港最為普遍的日常交流語言。該政策被批評助長名校效應，甚至導致英語水平的滑落，最後於2009年變相地微調取消。
9.播放中國「義勇軍進行曲」國歌的宣傳短片在香港引發爭議，然而政府否認有關宣傳是「洗腦」與隱惡揚善。
10.最近一次是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長譚志源於立法會中否認中聯辦干預政府。《明報》，2012年4月19日。
11.中聯辦大樓位於港島西環的西港中心，傳統香港政治經濟中心在中環，因而有西環壓倒中環、「西環治港」的比喻。
12.《基本法》第23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進行政治活動，禁止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2003年之後，特區政府撤回23條立法草案直至目前仍未有時間表，成為非常敏感的政治議題。
13.事實上，早在1984年鄧小平就曾經表明「港人治港有個界線和標準，就是必須由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而愛國者的標準是「尊重自己的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駛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並且質疑普選是否能夠選出這樣的人。見鄧小平，〈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前揭書（1993：61，220）。
14.原登載於2008年1月中共中央黨校刊物《學習時報》，第422期。
15.港英政府為了要平衡國民黨在香港的勢力，暗中允許共產黨在香港的部分活動，傳統左派有較為強烈的民族意識和階級意識。可參考吳康民（2011）。
16.港大民研成立於1991年6月，目前隸屬於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管轄，是香港進行長期民意調查最主要的機構之一，引用其調查數據因此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17.調查問卷的問題是「你會稱自己為香港人／中國人／香港的中國人／中國的香港人／其他／唔知，難講／拒絕回答」並由訪問員讀出首四個答案。回答「其他」與「難講／不知道」的受訪者分別為0.6%與2.1%，顯示絕大多數的受訪者對於這一個問題都有較清楚的答案。見港大民研網站 http://hkupop.hku.hk/。
18.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2011年12月28日新聞公報。
19.這導致一些學者在研究方法上面的批評與質疑，例如為何香港人一定要香港人」和「中國人」之間作出取捨？或「香港人」究竟代表什麼？（張炳良2009）。
20.2011年12月12至20日進行調查。10分代表絕對認同，0分代表絕對不認同，5分代表一半半。
21.2008年年中以來不信任程度有上升的趨勢。
22.例如，按照最近一次（2012年3月9至12日）的調查顯示，信任北京中央政府的受訪者達38.6%，相對地，信任香港特區政府者為36.2%。
23.以自由行為例，香港科技大學的經濟學者雷鼎鳴估計若取消自由行將推高失業率，並導致約七萬個職位消失，見《明報》，2012年1月24日。
24.有說法認為「內地客」只是中港衝突中的代罪羔羊，以及民粹政治的發洩對象，而真正的幫兇，也即卸責的政府的角色則被忽略了。
25.語文自然是一個影響認同非常重要的因素，如同古老拉丁文的衰亡，以及方言的增長伴隨的是歐洲神聖的共同體逐步分裂、多元化與領土化（安德森 1999: 24）。
26.行政院大陸委員會。2012。「100年12月份兩岸交流統計比較摘要」。
27.《澳門日報》，2012年4月21日。
28.2012年3月30日至4月2日以電話訪問進行。
29.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資料庫， http://esc.nccu.edu.tw/modules/tinyd2/content/TaiwanChineseID.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