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光誠律師長期在中國生活，被北京放逐出來不久，他對台灣民主化與本土化二而為一的歷程，以及台灣主流民意不了解，是十分自然的。但到了一個自己不太熟悉的地方，便對這個地方這樣關鍵的一個問題隨便發言，就算沒有對當地人民不尊重，又是否有些魯莽呢？
"一國兩制"從來都只是統戰工具
更何況"一國兩制"這個概念，從來便不是現代法治觀念下明確界定的地方自治制度，而只是中共爭取尚未被其統治的邊區人民的統戰工具。中共的統戰工作，明言是要"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被它爭取、統戰的，也仍被視爲敵人，早晚亦會被消滅。
中共在四十年代向民主人士保證它會實施憲政民主，爭取他們在國共鬥爭中站在己方。但這些被統戰過來的民主人士，都在中共坐穩了江山後，於1957年反右時被鎮壓滅聲。1951年中共與達賴喇嘛政府簽訂17條協議，承諾有實無名的一國兩制，後來更給達賴當政協常委，統戰他接受西藏進入一國框架。但當中共一切都準備就緒之後，便在1959年對藏確立一國一制，取締西藏政府。至於香港在1997年前後的遭遇，就更是明顯：1997年前，北京強調一國兩制中的兩制，說得可以有多寬鬆便有多寬鬆，還說"只要支持回歸便是愛國"。但主權移交十多年後，北京的官方説法已經變成"一國是兩制的前提和基礎"、"香港不享有任何剩餘權力"和"愛國就是支持共產黨"。
我不敢猜想，更沒資格批評陳律師推銷"一國兩制"這個中共發明的統工具背後，會否反映了某種與中共接近的大一國思想，蔑視天朝周邊小國的自主願望。香港民主運動一直與中國民運和維權人士交往頻密。近年香港民主運動中的本土意識興起，直接或間接導致中港民運之間的爭論。參考一下這些爭論，或者可以對台灣朋友找出與中國民主人士交往的理想方式與底綫，有點幫助。
奶粉爭論：中國維權人士與香港本土利益的矛盾
寄居香港的中國網絡自由維權人士溫雲超（北風）與反對大陸奶粉走私客的本土派之間的在今年年初的爭論，是一個可以讓我們從小處看大的例子。近年中國家長因爲毒奶粉疑慮而對香港進口的外國奶粉趨之若騖。自由行陸客大規模從香港各地搜購奶粉，再走私回中國的運作隨之而生。由於奶粉走私客每次均大量購買，亦願意付較高價格，不少出售奶粉的店鋪都將奶粉扣起不賣給本地"散客"，令香港多個地區出現父母買不到奶粉的狀況。
後來有民間團體發起直接行動圍堵走私客，更在白宮網站發起呼籲美國政府正視香港奶粉荒的聯署，最後成功迫使香港政府頒佈遊客離港不能帶超過兩罐奶粉的限奶令（後來奶粉走私客轉戰其他國家，引發多國仿效香港實行類似限奶措施）。但在奶粉問題引起的反自由行聲音最高漲時，當時仍居香港的溫先生在網上發言，謂"很多大陸的朋友孩子的奶粉完全靠自己或朋友從香港買回来，都没斷過頓，现在看到不少港人抱怨買不到奶粉，很是奇怪。如在香港生活多年，搶不過遊客，也没有相熟的药房店家幫忙預留，活得也太失敗了吧。我在港時都曾跟樓下的萬寧说，某牌子的奶粉明天有貨了幫留四罐，我幾點鐘來拿，他們都說沒問題。"
在中國國内一向敢言正義的維權人士，面對香港人保衛本土利益的時候，竟然在沒有認真了解問題性質時，便譏諷香港家長"活得太失敗"，說香港人買不到奶粉，不是因爲大陸走私客，而是因爲香港人不懂中國打關係、走後門的一套。這言論一出，便引起網上和報章輿論上的反彈。這次事件，反映了就算是在中國爭取自由不遺餘力的鬥士，到了香港這類"大國變陲"，仍是可以十分沙文傲慢的。
另一個在香港近年出現的有趣現象，是一直認爲"中國沒有民主，香港也沒可能有民主"，因而將中國民運的地位放在香港民運之上的主流民主派，都喜歡在選舉時找不同的流亡海外民運人士寫推薦。但這些民運人士對香港的政治發展與門派光譜通常一頭霧水，推薦誰不推薦誰，通常只基於私下的人脈交情，結果無端被捲入香港民運越來越複雜的派別之爭。香港本土的選舉，保守派一方得到北京的大力資助，不同派別的民主派則找來中國民運人士相挺。這樣發展下去，香港選舉會否演變成中共與中國民運之間的代理人戰爭，因而窒礙了香港在地議題的突現，讓對中國民主化的關注蓋過本土利益？這還有待觀察。
六四愛國口號論戰：誰是中國民運的主體？
中國的民運人士在香港問題上可能會有不尊重香港主體的情況，而覺得中國民運高於香港民運的香港民主派在與中國民主人士交往時，有時也會出現前者忘記了後者才是中國民運主體、不尊重對方的問題。
例如香港支聯會將今年六四晚會的主題定為"愛國愛民，香港精神"。在香港本土意識高漲、中共剛為未來特首定下"愛國"標準、而北京又不斷強調愛國等如接受共產黨領導時打出"愛國愛民"口號，立時引起本土派論者的猛烈攻擊。提出城邦論的學者陳雲，更帶頭主張杯葛六四晚會。
支聯會領導層為回應本土派挑戰，聯絡天安門母親的丁子霖，要求她出面批評本土派。但丁的回應是她雖反對杯葛六四晚會，但也反對愛國口號，因爲"愛國已被扭曲為愛黨"、"愛國已被污名化"。她後來更在一個香港媒體訪問中直斥支聯會使用愛國口號是"愚蠢"、"莫名其妙"。她更表示"我看他們（支聯會）轉來的一些東西，我看人家（本土派）提的意見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啊"。她因此拒絕出面批評香港本土派。
結果一名支聯會常委發電郵指責丁不肯為支聯會辯護，是對香港資訊了解不足和患了"斯德哥爾摩"候群，開始為共產黨設想。這迫使丁公開批評支聯會"老子天下第一，以我獨尊，我覺得這是不民主。一個爭取民主的機構，用這種辦法來對待包括我在內，包括香港一些本土派，那也太專制了......。"她更警告支聯會"不要濫用六四遇難者的資源"。支聯會爲了息事寧人，急急在晚會前夕撤下"愛國愛民"口號，向丁道歉，並讓向丁發出惡言的常委辭職。
這一個事件最後雖然得到平息，也未阻十五萬市民冒大雨參加今年的六四晚會，但卻反映了香港民運人士將中國民運視爲己任，竟然慢慢產生越俎代疱，不尊重中國民運自身主體性的傾向。
台灣加緊與中國的維權、民運人士交往，是可喜可賀的事情。這不單是奧援鄰近地區民主人權事業的應有之義；這種交往，亦能使台灣人民看清中國在經濟發展的金光外表之下的另一面，以及中國現行政治體制的本質。但在交往之中怎樣尊重對方的主體性，並導引對方也尊重台灣人民的主體性、台灣的獨特歷史與自決權利，則是不能掉以輕心的大課題。
作者孔誥烽為美國約翰霍普斯金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