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香港回歸中共十六年以降，政制問題成為中港關係及木土發展最關鍵但又被刻意忽略的議題。
自2005年董建華下台以降，中共恐懼香港的民主化訴求，最終打亂其全方位對香港的操縱機制──無論是政制、權力、經濟及文化。因此，中共透過人大，於2004年否決2007-08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透過全面的直選產生。到了2010年，特區政府推出2012年政改方案，行政長官選舉繼續以選舉委員會的方式，由四個界別800人增加至1,200人提名及選票特首1；後者依舊把立法會分成一半是地方直選，另一半是功能組別；後者不少的議席是由公司或團體操縱。
關於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及2020年立法會選舉的安排，雖然2007年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2012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及普選問題的決定》「可以」普選產生行政長官及立法會，但現存的政制如何安排以過渡到普選？市民又能否及如何參與？中共在整個政改過程中又擔當甚麼角色？
更重要的是中共負責香港事務的官員不斷強調北京政府會以不同的方式來影響香港政制發展，無論是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主任喬曉陽於今年3月提出「三個堅定不移」，包括「將來行政長官普選時，一定要選出愛國愛港的人。愛國愛港是一種正面的表述，如果從反面講，最主要的內涵就是管理香港的人不能是與中央對抗的人，再說得直接一點，就是不能是企圖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改變國家主體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人。井水不犯河水」2。中央駐港聯絡辦主任張曉明，更以「筲箕」作比喻，強調未來參與特首選必須經過「篩選」作為「民主」程序的一部分3。
換言之，中共繼續以「一國兩制」為包裝，由此至終反覆強調透過政治審查，旨在於排斥心目中不合適的候選人，以政治效忠為主體，從而延續及合理化在幕後操縱香港政治的最高權力。
以回歸以降，被京港政府政治標籤的反對派「泛民」嘗試以和平方式表達訴求。縱然自2003年七一示威以後，以街頭示威、遊行及大型集會，要求中共及特區政府以正面態度回應訴求，可惜，這些行動，早已被他們視為一年一度的政治節目，旨在於發洩不滿而已；例如自由黨的田北臣在一個親建制媒體的時事節目中強調七一的出現是因為「社會上真的有很多人極度不滿政府」，而新民黨的葉劉淑儀更認為「意見表達到了某個階段便要結束，否則任何府沒可能管治」4。因此，和平佔中的出現，在一程度上是打破以往「上街表達不滿è等待政府回應訴求è（無）改變」的模式推動整全的政治改革，針對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方案及2020年立法會議席的組成及決策運作，最終透過由下而上的組織、動員及商討，達致一個符合國際標準的政改方案，作為市民討論及決議的基礎。
因此，本文主要針對整個和平佔中運動裡，如何透過引入商討日（Deliberation Day），透過市民參與討論以建立審議式民主？又商討日對本土民主發展有何意義？而商討日會否挑戰北京當局及特區政府？
貳、商討日與審議式民主
審議式民主，關鍵不在於決策的結果，而是在於參與者在指定的平台裡，透過集體的討論和思辯，相同及不同意見的交換和流通，旨在於知悉、理解及思考某一項政策背後的目標、理念、可能的選項、可能遇見的問題、以及政策相關的持分者的相同或不同期望及針對議題的策略等（江瑞祥，2006）。因此，審議式民主更重視過程，以及過程中參與者建立的集體智慧，又或者透過民主審議，參與者不論其性別、年齡、社會階級、職業、個人經歷、甚至議會內的議員與議員外的民眾，大家在同一的平台裡一同討論。
當然，把商討日置於香港的政治脈絡，其關鍵在於強調和平佔中的理念、主張、行動及策略不是由上而下，由領導層預先設定，而是由參與商討日的人士共同討論，把不同的意見和看法整合及歸納而得出若干項目標和重點。正如運動負責人戴耀廷指出：
有些人會說，推動普選特首須符國際標準，根本不用那麼麻煩搞什麼「商討日」，索性立即策劃「佔領中環」。不過，按公民抗命的原則，若要「佔領中環」，必須先確認北京政府沒有履行普選的承諾才可以；我們也必須有自己的普選特首方案，經談判而北京仍拒絕接受後，才能說北京政府已沒有履行普選的承諾。至於怎樣才能得出一個普選特首的方案？這正是港版「商討日」的目標。
也有些人認為，即使需要一個屬我們的方案，那也不一定要舉行「商討日」，大家投票議決一個方案不就可以了嗎？我們須要明白，民主的內涵包含多個層面，不單是人們作出決定那刻擁有民主的權利而自行作出選擇，也在於人們在作決定前能對各選擇掌握充分的資料，並在作出決定前先去明白不同意見者背後的理念和論據（《信報》，2013年5月3日，頁A19）。
從戴氏所言，作為推動本土民主計畫的其中一部分，提出及推動政改方案，被視為落實中共宣稱2017年「可以」直選行政長官及2020年「可以」宜選立法會的可能方法；加上現時特區政府尚未啟動任何政改方案的公眾諮詢。因此，與其然被動地等待特區政府進行諮詢，倒不如先由公民社會首先起動。而在公民社會組織起動政改運動的時候，商討日可視為不同組織及市民參與製作政改方案的共同平台，從而實踐參與式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
除了在體制上商討日可視為擺脫政府（包括殖民地政府及特區）過去由上而下設計議題，操縱諮詢過程及結果之詮釋，另一重點在於商討日先以「和平佔中的十大最要議題」為範圍，然後由參與者自由提出相關的看法和點子，最後由大會歸納出十項最多參與者提及和關注的議題。正如戴耀廷指出：
第一次「商討日」最重要的目標，是要讓認同「和平佔中」的人共同商討要做些什麼，才能成功透過公民抗命「佔領中環」，藉以爭取在香港落實真普選。
「和平佔中」的支持者可以提出、共同商議推動此一運動時將要面對的各種問題，並選出哪些問題須作優先處理。經過第一次「商討日」的商討程序，應會得出「和平佔中的十大最重要議題」，供參與者帶回各自的群體作進一步商討、討論和尋找解決方法（《信報》，2013年5月3日，頁A19）。
因此，商討日不會預先就着議題設定既有立場、框架和選項，而是由眾多參與者透過當天的討論集思廣益，甚至是持反對意見，或及對運動持懷疑態度，也能夠在平台裡發聲及與其他參與者互動，旨在於透過持持續的討論，彼此知悉和了解不同意見立場。更重要的是，整個討論不應及不再由泛民的政黨政團所把持，而是由參與者共同商議，期望建立和達致共識。正如戴耀廷所言：
其實設計商討日、公民授權等，正是為了解決「佔中」運動可能會出現的問題。大家都知道，泛民主派各黨派過去有很重大的意見分歧，可以預見，在這次運動中，參與者對特首選舉方案、「佔中」行動的策略和步驟都可能有很多不同的意見。因此要透過商討日、公民授權程序讓運動參與者和一般市民表達意見，藉此解決爭議（戴耀廷，2013，頁23-24）。
根據筆者在會場的親身觀察，商討日的第二部分才是整個過程的關鍵，旨在於提供一個平台供不同背景的參與者參與集體性的商討。首先，筆者和其他參與者以二十人左右為一個單位，預先分派到一個面積較細的房間，然後每個房間有一位調解員。調解員的工作包括：（一）主持及帶領討論、（二）記錄每一位參與者的說話內容、及（三）鼓勵較為沉默的參與者說話、以及處理過分表達意見的人士的說話時限，以免整個討論由某些健談份子所控制。在整個討論過程中，調解員不能及不應把個人的主觀意願和看法加諸在討論當中，他的主要作用在於帶動及維持各參與者之間有相約時間和空間表達意見。針對討論的內容，筆者發現較大的爭議在於其中一個參與者提及民主黨在2010年與中聯辦之間的談判的角色，以及當時由於和平佔中的其中一個領袖陳健民支持談判的立場，引發在場其中一個參與者懷疑他在領導「和平佔中」的時候，有否清晰交待過去的所作所為。他們的看法也被記錄下來。最後，每個參與者填寫表格，提出及解釋在和平佔中計畫裡，參與者認為要先處理哪一些最關鍵的議題或問題，旨在於透過文字的書寫，進一步收集及鞏固小組商討時參與者提出的看法和觀點。簡言之，整個商討縱使有不同的意見，但這些意見卻對釐清整個運動的不同範疇，無論是手法策略、領導者的期望及角色、以及如何發展成為一場全民運動等，均有全面的討論。更重要的是參與者能逐漸建立商討文化，包括願意回應及修正自己的立場。
但商討要成功，最關鍵的還是參與者的態度。他們須在這過程中，即無論在掌握公共紛爭的資料時、表述自已的立場時、聆聽不同意見者的意見與對方討論時。都對不同意見者有起碼的信任及尊重，並能保持開放的態度，按大家可能共同認同的標準，在評估不同意見者的意見後，願意修正自己的立場，使各方能就解決方案達成共識。
解決公共紛爭的程序能否達到商討這一點，尤其是參與者能否有商討的態度，關鍵不單在於具體程序是怎樣的，更重要的是要營造適當的環境氣氛，促使參與者能持商討的態度，參與這解決公共紛爭的程序（戴耀廷，2013，頁2）。
此外，戴氏強調商討文化旨在於建立「深度的程序公義」，「商討不單涉及保障人們在一個不利於己的決定作出前，能享有足夠的程序安排以保護自己的權益，更是要使人們能有程序的安排，使他們能夠實質參與一個將會影響自己的決定，尤其是這個決定有可能涉及不同利益或價值之間的衡突」（《信報》，2013年5月10日，頁A21）。
從建構商討文化的角度而言，參與者是務實、理性、包容和能夠接納和反思與一己相異之看法，而不是一邊倒批評、指責、先入為主和負面否定作回應。對於分歧、歧見，則透過相互溝通，在肯定推動政改的前提下，以期望拉近彼此之間的差異。因此，由商討日建立的商討文化，對於推動參與式民主，發揮重要的作用。
參、對政權的挑戰：
無可否認，由北京當局、特區政府到親北京的既得利益勢力，一方面要擺出對和平佔中有着輕蔑的態度，另一方面又緊張和平佔中能進一步喚醒市民開始關注，甚至以實質的行動影響未來政治發展。針對商討日而言，他們主要批評商討會的參加者經蒒選（《文匯報》，2013年5月1日，頁A20），但沒有進一步說明箇中的內容。
建制派沒有就商討日作出猛然的批評，可能的原因是他們視商討日只是一班意見相近的人共聚一堂進行商討，除了批評參與者只是一班背景和意見相近，商討日只是一場公關秀以外，似乎沒有進一步批評商討日的操作。而且，他們着眼於如何把「和平佔中」說成一場「犯法、暴力、破壞經濟、破壞本土金融中心地位、挑戰中央政府權威」的運動，甚至前港大歷史系教授呂元聰聲稱「佔領行動只會出現暴亂，影響外商在本港的投資，最終受害的只會是全港市民」（《文匯報》，2013年6月19日，頁A6），而前中大社會學系教授劉兆佳以「顏色革命」來形容佔中，並指出「中央不會因佔中就範」，因為「務實的香港人多數不相信民主足以抗共，觀乎其他用非暴力或暴力方式爭取民主的國家，這些國家多數直接受極權壓迫多時，香港現時情况明顯未到這程度」（《明報》，2013年7月19日，頁A3）。大略而言，親政府勢力對和平佔中的批評，旨在於使市民相信：（一）中央不會因壓力而改變政治操控香港政治發展的實踐；（二）佔中只是一小撮滋事份子的作為，既然不能改變現狀，行動必然不得民心；及（三）市民應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心，優化施政，支持以梁振英為首的特區政府。可是，從去年的反國教運動，反證出中央的操控既無法確保管治清明，更無法用任何方式處理梁振英失德秕政問題，使政治前景不穩。而中央眼中的一小撮滋事份子，正是結實地反映他們有力地利用政府的秕政，透過網絡及地區動員市民及受害者，迫使政府讓步。發展經濟只是成為今日社會兩極化和貧富縣殊的根源，加上官商勾結及地產霸權，只會導致有意識和覺醒的市民進一步反感之餘，更決意以「激進」的方式和行動推進本土民主化。
肆、結論：到群眾中去，開花結果：
本文初步探討了商討日和審議式民主如何影響政制發展，無論是由下而上參與、建立商討文化、及落實參與者的實質參與。在本年九、十月的第二次商討日，將會深入社區，並由工會、學生會、婦女團體、專業團體、宗教團體等組織負責，期望「令佔中議題遍地開化，入屋落地」。（《蘋果日報》，2013年6月21日，頁A14）。
作者黃偉國為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助理教授
參考資料
戴耀廷（2013）：《佔領中環：和平抗爭心戰室》。香港：天窗出版。
江瑞祥（2006）：〈審議民主與民主審議〉，《臺灣民主季刊》，第三卷，第三期，9月，頁213-220。
《明報》
《蘋果日報》
《信報》
《文匯報》
註解：
1.四個界別包括：（一）工商、金融界；（二）專業界；（三）勞工、社會服務、宗教等界；及（四）立法會議員、區域性組織代表、香港地區全國人大代表、及香港地區全國政協委員代表。
2.〈喬曉陽：不能允許與中央對抗者擔任香港特首(1)〉，《中華網》，2013年3月28日，http://news.china.com/domestic/945/20130328/17751261.html（瀏覽日期：2013年7月17日）。
3.〈張曉明筲箕妙喻民主程序〉，《大公網》，2013年7月17日，http://news.takungpao.com.hk/hkol/politics/2013-07/1766874.html（瀏覽日期：2013年7月17日）。
4.〈又見七一〉，《新聞透視》。香港：無線新聞，2013年6月29日，http://news.tvb.com/programmes/newsmagazine/51cf20a36db28c6012000000（瀏覽日期：2013年7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