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十月「反電視發牌黑箱作業集會」，進一步揭示了香港社會運動的深層問題，並引起了「左膠」和「右膠」的激烈辯論。一些活躍於社運圈的左翼人士，被批評騎劫由王維基創立的香港電視（HKTV）工會的抗爭行動，並巧借「開放大氣頻譜」為名目籌款。肇事的組織者、左翼21成員區諾軒和陳璟茵，更被本土論者和集會人士批評「假借抗爭騙財」，加上他們過往常常以「階段性勝利」來掩飾抗爭失敗，不斷消耗民意，變相為政府和中共維穩，因而被戲稱為「左膠」。
一些社運人士就此回應，電視發牌與市民選擇權有關，所以該運動的「主體」不獨是香港電視的員工，並指本土派攻撃左翼騎劫集會是「抹黑」，是右翼政府和團體常用的「獵紅行動」，旨在「亂扣帽子」轉移抗爭的焦點，結果放走製造電視霸權的原兇。因此，他們反擊說那些攻撃者為「右膠」，同樣是專制政權的同路人。
這個「左右互摶」的現象，塑造了一個意識形態之爭的假象，令人以為自2012年香港土共當政後，社會抗爭版塊也隨之轉移。但事實上，香港的政黨，和社運團體間，並沒有系統清晰的左右翼之區分，更沒有旗幟鮮明的右翼，當中最大的分别只是「大中華」與「本土」立場。有關「左右膠」的爭論，就是在這個立場上的分歧展開。
香港新生代對經濟主義的質疑
「左膠」傾慕西方左派思潮，理論上雖來源自馬克思主義理論，但與共產黨的主張有别。前者傾向西方馬克思主義（「西馬」），強調人文價值和社會批判；後者則為東方馬克思主義，或稱列寧主義，強調集體意志和社會革命。「西馬」強調「主體」和個人解放的思想，這對香港的大學生來說，是非常吸引的。香港一直實行資本主義制度，普遍市民以為通過個人努力，就可以隨著經濟發展所帶來的機遇﹐向上流動，但自97主權移交後，經濟發展漸達樽頸，加上在沒有民主選舉的情况下，市場愈趨壟斷，新一代的年青人，尤其是80年代以後出生的「Y世代」或稱「第四代香港人」，開始反思和批評這種經濟發展至上的發展模式。
特别是經過97金融風暴和03沙士襲港後，經濟波動造成香港社會更大的貧富差距，標示着香港奇跡的「中環價值」漸受質疑。這促成了一批受過大專教育，又傾慕左派思潮並曾涉獵一些後現代主義理論的80、90後青年，更積極關心時政和參與社會運動，而2006年「保衛天星碼頭事件」則被視為80、90後社運的興起。政府藉填海工程，拆卸擁有48年歷史的舊中環天星碼頭和鐘樓。80後青年如朱凱廸、林輝、陳景輝等，認為該建築物保留着一段當權者不願人們提起的殖民地歷史，政府拆卸碼頭和鐘樓是摧毁香港的歷史文物和集體回憶。他們便利用互聯網策劃靜坐、示威，並絕食佔領碼頭阻止拆卸。最後，政府強硬清場並連夜清拆建築物。這個事件反映了香港80、90後年青人對政府只着眼經濟利益，忽略文化保育的不滿，並預示着新生代對另類生活模式的探索。
民間左翼陣營的雛型和局限
80、90後的出現，不但吸引了更多年青人關心香港社會發展，並藉此尋找身份認同，更催生了一個有别於傳統親共左派的民間左翼陣營的雛型。一方面，80後青年以人道關懷出發，主動發掘不公義的現象，並以「社運人士」的身份組織弱勢群體，代言發聲，成為了民主派在政治體制外的力量，原則上與建制派對立。另一方面，2004年起，因北京日漸介入香港政治，大眾媒體愈自我審査，鄭經翰、黃毓民、李鵬飛三位著名時事評論員相繼被「封咪」。結果促成了在香港民主派裡，第一個以左翼思想「社會民主主義」為核心價值，輔以「基層」為路線的反對黨－「社會民主連線」（社民連）的出現。第一任黨主席黃毓民、梁國雄、陳偉業等，以旗幟鮮明的宗旨「濟弱扶傾，義無反顧，沒有抗爭，哪有改變」為號召，吸引了不少年青人和低下階層支持，更於2008年立法會選舉中取得三席，一度成為了民主派第三大黨。
這個建制內外抗爭的狀況，構成了民間左翼陣營的雛型，於2009年「反高鐵事件」更成為這種「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的民主抗爭模式的標誌。當時政府計劃動用699億港元，興建總長26公里的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這些社運青年不單連結一些相關組織組成「反高鐵停撥款大聯盟」，並在香港五區「苦行」喚起公眾關注事件。在幾次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審議日，大聯盟在立法會外直播會議審議過程，增加了議會內外抗爭的互動。他們又利用手提電話和Facebook等平台號召超過一萬名市民在立法會外聚集，可是在建制派護航下，政府強行通過撥款，運動最後失敗。及後，各大大小小的關注組、大聯盟如雨後春荀般相繼成立，給人一種香港公民意識覺醒、民主遍地開花的感覺。
可惜的是，這個大團結的錯覺維持不了多久，就遇上了一個關鍵的抗爭策略問題，導致整個反建制左翼陣營未能進一步發展起來。很多社運青年相信，社會運動應該與政黨政治保持距離，才能以「真誠」、「純潔」、「無私」的形象感召群眾，但在實際運作裡根本難以與「政治」區分，或這只是某一小撮理想主義者一廂情願的思法。結果，社民連因世代分歧和內部鬥爭，黃毓民、陳偉業連同200多名黨員於2011年退黨。相反，一些社運青年於反高鐵後，組織名為「80後反特權青年」的民間團體，嘗試包攬同代人，但由於欠缺制度化，並隨着熱情褪卻，漸漸變成了「志趣相投」的小圈子群體，與香港大眾普遍認同的生活方式日漸疏離。然而，最弔詭的是，這些社運青年那種「正義」的使命感，往往過份強調行動的「良善」動機，反而令他們忽略了在實際的政治操作裡，社會行動本身所帶來「為惡」的政治效果。
香江赤化與左翼成膠之路
理論上，左翼社運青年在崇尚資本主義的香港，是當然地「反建制」的，可是2012年起香港急遽赤化，使這個先天的對立成為問號。在香港第四屆行政長官選舉中，他們犯上了一個致命的錯誤，直接投入了政治熔爐。本來「80後反特權青年」成立的目的是反對2012年香港政制改革的，但在該特首偽選舉中，某部分社運青年攻撃特首候選人唐英年為地產財閥代言人，並因唐氏住宅僭建，發起「包圍唐宮」行動；相反的另一候選人梁振英則借打撃「地產霸權」，一時取得較高民望，此消彼長，最後梁氏暗渡陳倉奪特首一職。原本「反建制」的社運青年，一直刻意與「政治」區隔，主張打倒一切建制霸權，但他們卻只着眼經濟壟斷，令市民的焦點放在候選人的誠信問題上，忽視了特首小圈子選舉的不公義，為梁氏在選舉中送箭，變相助選。
這不但導致了社運青年間進一步分化並組成鬆散的聯盟，更逐漸令人產生一種印象︰所謂「社運抗爭」，只淪為少部分崇拜左派思潮的年青人，所追求的生活浪漫。梁振英上台後，馬上推出附帶官方指引和劃一評分準則的「國民教育」，強迫小學生灌輸「愛國愛港」的思想。2012年9月初，由中學生組成的「學民思潮」和其他「反洗腦」團體，號召超過十萬名市民包圍政府總部，可是主辦單位及共依附的社運青年卻在立法會選舉前一晚，突然宣佈集會結束，說政府已撤回國民教育指引，運動取得「階段性勝利」並解散集會群眾。及後，政府如常推行國民教育，雖然不是強制，但卻開設各類型基金利誘學校自動參與。這一個事件令社運青年的印象更為負面。他們每每召喚群眾參與抗爭行動，但當他們自己取得曝光後，就以「階段性勝利」自欺欺人，運動總是無疾而終。
這種不斷虛耗民意的「社運」，不單令民主派支持者感到厭倦，但更重要的是，左翼社運青年崇尚「人人平等」、「世界大同」的烏托邦思想，在「港共治共」的具體政治環境下反而變得脫離民情，奇異地土共左派前呼後應。有不少大陸居民於97前已利用單程證制度，以「家庭團聚」為由來香港定居。這批新來港人士在左翼眼中，與本地人相較，當然是弱勢群體。左翼人士站在「公義」立場，着力協助他們改變建制行政措施的不公平之現象，讓他們融入香港生活。不過，這個單程證制度的邪惡之處在於，大陸有關部門掌握單程證的審批資格。換句話說，香港政府不但不能掌握大陸到港新移民的背景，以及是否以「家庭團聚」為申請目的，這個制度更成為打破「一國兩制」社會格局的缺口。事實上，自1995年起單程證配額增至每日150個，實施至今已有超過80萬新移民在香港定居，其年齡中位數由2007年28歲增至2012年36歲，其中87%從事低技術行業（資料來源自香港政府人口政策諮詢文件）。一些進步民主派、本土派對這個制度背後的政治意味存有極大懷疑，因為政府既未能掌握申請人背景，而且中共更可藉「人口輸入」讓建制派在選舉中配票，甚至操控鐵票。
加上自由行「一簽多行」政策推行，除了令香港鬧市商舖愈趨單一，又因大量走私水貨客搶購日用品和嬰兒奶粉等，致使新界北區生活環境愈惡劣，於2013年更出現嬰兒奶粉荒、通貨膨脹等社會問題。立法會議員范國威、毛孟靜、張超雄，以及幾位社運人士，於同年8月底發起籌款登報行動，並在9月3日於香港《都市日報》、《明報》和台灣《自由時報》刊登。可是，同日張超雄及一些社運人士不滿聲明歧視新移民，並退出聯署。張氏在網站上發表明表示「不認同聲明部分內容，把本港的房屋、生活空間等問題，純粹歸究新移民，我認為問題核心是香港的高地價政策、地產霸權和官商勾結，故應針對現行的不公義政策，而不是把新移民放到對立面。」這個廣告激起了社運人士與本土派激烈論戰，例如社運人士孔令瑜批評該廣告要求政府「源頭減人」是「隱性歧視」新移民，並認為要求取回審批權，是漠視「家庭團聚」這個普世價值，甚至說要向本土派開戰；而80後社運青年葉寶琳則認為水貨客也是受專權壓迫的一群，他們有自主方法和權利賺錢，攻撃他們只會「輸掉港人素質」。
相反，本土派狠批這些所謂「左翼」社運人士，只沉醉在浪漫、虛無的理想主義當中，沒有察覺到香港愈趨專制赤化的現實，只懂僵化的思想、含糊的立場，坐在雲上憐憫他們眼中的弱勢，但察覺不到香港人才是專制政權下被消滅的一群﹐好像新移民支持建制派就是他們的基本權利。自由行在香港隨地吐痰、隨處大小二便、不守秩序不排隊等不文明行為，在他們眼中亦只是「文化差别」，香港人作為東道主應該接納、多多「包容」，而非排斥。本土派認為這就是「膠」，是摒棄常識、邏輯混亂、顛倒是非黑白的「左膠」，他們就是吞圇了一些似懂非懂的詞彙，積極壟斷社會抗爭，但由於根不上本土政治的變化，以「公平」、「反歧視」的口號，變相幫助政府和中共維穩，進而鞏固「大中華主義」的中港關係。
因此，「左膠」就是一個侮辱性的貶義詞，特指那些追求道德岸然，但往往犧牲本土利益的左派思想傾慕者。至於「右膠」是因為「左膠」在面對本土派的猛烈攻撃，無力招架下，而「妄想」出來標籤本土派的反撃而已。當然，本文起首提及「左膠」假借電視發牌抗爭騙財一事，其實沒有如此複雜，「左膠」的罪名不是「膠」，而是有違明確的道德底線︰借抗爭私募騙款，扭曲運動目標，是為「左賊」。
作者鄭松泰為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講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