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舉措具有重大的政治意涵，習近平在三中全會之後立即對內、對外拋出震撼彈，除宣示他已經是政、軍、經、安全大權在握，並營造一個利於他推行政經決策的內外環境，同時也在宣告，他將進一步集中、鞏固他的領導權，以意志與鐵腕掃除妨礙他「全面深化改革」的障礙。
習近平上任一年多，大家對於他究竟是「打著左燈向右轉」，還是評論家所形容的「2.0版的毛澤東」，莫衷一是。然而隨著三中全會的「決定」與官方論述出爐，以及「國家安全委員會」、「深化改革小組」的成立，加上一系列大動作，我們漸漸看出一個輪廓，一個強人領導、中央集權的「習近平時代」已然到來，他的首要目標是完成經濟體制的改革，同時將運用各種方法-無論是左派的還是右派的意識型態-在此過程中維繫社會穩定，確保共產黨的長久執政。
全面深化改革，向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邁進
中共的三中全會一向受到高度關注，因其召開的時間是在領導人上任一年後，是第一個展示其權力佈局與政策方向、改革議程的機會。歷屆的三中全會，往往都是針對經濟發展策略和經濟體制改革方向做出重大宣示與政策定調，可看出該屆中央領導集體的施政特點。
第十八屆三中全會，是十年一次的最高領導人換屆後的三中全會，具有更重要的意義。當前中國的整體經濟形勢不樂觀，增長趨緩伴隨著經濟轉型的壓力；而政治上薄熙來案以及打擊貪腐舉措都必須面對強大反彈、處理內部的不同意見，而社會普遍對於政治改革的抱持高度期待、以及左、右派對路線的爭執未曾中斷，大家都在看習近平是否能拿出一個讓大多數人滿意的改革對策。
依據11月12日全體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這次三中全會所設定的主要目標，是要「全面深化改革」，而其首要目標就是「經濟體制改革」。「決定」共有十五個子目標，其中經濟面向就佔了6個，政治方面有3個，社會體制改革有2個，清楚地突顯出經濟工作的份量，同時，也點出經濟體制的改革是最優先事項，政治改革以及社會制度變革則有些許「配套措施」的存在感。
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與政策手段為何？「決定」指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更進一步走向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而行政干預的鬆綁、引進更多自由化的精神，則是改革的重點。值得觀察的內容，包括將逐步走向財產的私有化（完善產權保護制度、發展混和所有制經濟），國企的改革（推動國企完善現代企業制度、完善由市場價格決定的機制），以及進一步的自由化，包括主張要放寬投資准入，開放服務業以及一般製造業，也強調上海自貿區對於深化改革開放的經驗累積的重要性。
面對經濟轉型所需，必須連帶的將一些限制人力資源與財富的釋出的社會制度鬆綁，才能支撐改革，達到將發展模式從外銷導向轉為內需為主的目標。例如，「決定」要逐步將農業轉移人口轉為城鎮居民，改革戶籍制度，讓移居到城鎮的農民能被納入住房和社會保障體系，逐漸解決教育、醫療和其它社會服務的歧視問題，而要同步改革的就是社會福利（保障）制度。另外，為了解決高齡化帶來的人口紅利消失的危機，「決定」也將放寬行之有年的「一胎化」政策，開放獨生子女夫妻可生第二胎的「單獨二孩」。
「安全」與「改革」 集大權於一身
比經改措施更引人矚目的，是中央將新設的兩個機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和「國家安全委員會」。外界咸認，這兩個機構都是習近平一手主導，是為讓他能進一步將權力更集中於一人而設計出來的，因此由他來擔任這兩個機構的負責人可能性非常高。
「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從名稱和位階來看，要領導「深化改革」，又在黨的中央層級，很顯然它存在的目的就是為了要確保「決定」能夠被順利貫徹並且落實。預期習近平將透過這個小組，掌握「改革」的全局，並發揮引導、指揮、以及協調各部會、協調地方與中央的功能。許多中國評論者認為，這個小組的設立，突顯的是「改革的制度化」，創設一個「頂層設計機構」，解決長期以來「條塊利益」阻礙改革、「令不出中南海」的問題。
對於這個小組的設立，雖然點出了「中央集權」的趨勢，也有批評是了無新意，但仍然受到包括陳志武、張維迎等被視為是改革派的經濟學者的肯定，都認為有一個統籌機構來主導改革是有其必要。
至於「國家安全委員會」，究竟它是國家機構或黨內機構、屬於何種層級、處理哪些事務、組成與參與成員又包括哪些部會與成員、以及運作方式等，引發高度關注與廣泛討論。有學者認為，有關成立該委員會的陳述是出現在「創新社會治理」項目之下，單獨成一段：「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完善國家安全體制和國家安全戰略，確保國家安全」，因此推測該委員會職能將處理內、外的安全事務，可能成員將包括國防、外交、國安、情報機構、檢調系統、以及公安部門。未來它可能成為一個常設機構，是一個跨部門的委員會，是繼黨中央、國務院、全國人大與全國政協之外的第五大國家機構。若推測為真，則習近平將跳過常委會的分工與牽制，掌握軍、情、警、檢與涉外事務的決策大權。
值得注意的是，在「設立國安委」的上一段文字，是要「加大依法管理網路力度，加快完善互聯網管理領導體制，確保國家網路和資訊安全」。在「創新社會治理」的脈絡下來看這兩個主張，可以看出，在日益開放、多元，科技的運用讓言論難以被有效監管，而維穩事件連年增加、政治改革聲浪持續增大的社會氛圍之下，加上經濟放緩與轉型可能導致更多的社會衝突，這些因素都可能危及共產黨的一黨專政。因此，希望透過一個有效運作的機制，集中資源，用以強化對內部「不穩因子」的控制，以及對衝突事件的預防與掌控的能力，就是自然且合理的邏輯。
「左派的夢沒了，右派的理想遠了」
如會前各界所預測，「決定」並沒有提出政治體制改革的主張，「決定」仍強調「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堅定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習近平以此來回應之前的右派「西方憲政」與左派的「反憲政」路線之爭，表達他既不走左派的馬克斯社會主義政治制度道路，也不走右派西方式民主道路，而是走「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建設」的道路，目標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而對政治改革態度保守、進而中央集權的作法，以及經濟朝向市場化的改革路線，也讓左、右兩派的期待落空。因此，有人形容，三中全會的「決定」，讓「左派的夢沒了，右派的理想遠了」。
綜上所述，三中全會後的中國政經發展，有幾個值得觀察的重點：
首先，是「中央集權」、「強人主導」的權力格局成形。透過「國家安全委員會」及「深化改革小組」的設置，輔以王岐山掌控的反腐機制，習近平構築了一個以他為主導的中央集權格局，對內能處理、平衡路線的分歧，對外則有利於凝聚民意的支持。在經歷了「集體領導、各自為政」的胡溫時代之後，這樣的集權作法或許是一種正面的因應，畢竟，一人專政，就意味著一人負責，總比集體領導、卻無人負責來得具體而清楚。不過，究竟習式的強人主導能夠有多大的權威，仍有待觀察，畢竟現在的中國恐難再出現如毛、鄧等「不需要位置」的強人領導，這可能也是習近平上任後頻頻出現毛時代作風的原因之一。
其次，確立「市場化」、「自由化」的經濟改革方向。習近平針對「決定」的說明中提到，關於「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是一個「重大理論觀點」，關鍵就在於「市場來決定資源的配置」，同時「要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係」。追求、依循「由市場決定資源配置」市場經濟規律，將是經濟改革的重中之重，進而解決政府干預過多和監管不到位的問題，並有利於轉變政府職能與減少貪腐的誘因。
第三，「政左經右」的模式將持續下去。「決定」提到，「我國發展進入新階段，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必須...以更大決心衝破思想觀念的束縛、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這段文字是一種決心的宣示，既要符合改革開放的期待、在思維與觀念上有所突破，又要打破權貴集團與既得利益者的壟斷與掣肘。因此，習近平面對的是一個難以解構的利益結構，他必須讓中國持續增長並壓制內部的敵人才能確保權位，這個政經結構讓他選擇以一個保守的集權專政方式來推行經濟上的開放措施。因此，除非出現極大的內外變動，否則這個路線將持續下去。
政左經右的路線，引領中國走向何方？
套用中國專欄作家徐達內的說法，三中全會是「端出以『安全』和『改革』為名的兩道主菜，符合先前外界對習近平『政左經右』的判斷」。但是，習近平的「左」，究竟是他個人保守價值的體現？還是一種領導統御的的工具運用？論者意見不一。有認為他藉仿效毛澤東的作法來鞏固權力，也有認為他在實踐一個「沒有薄熙來的薄熙來政策」，也有認為這是習追求黨內政治平衡的手段，是一種「假動作」，因為政改的條件還不足，習尚未組成自己的政治團隊。也因此，也有人認為不必急於幫習「定性」，他的政治性格或真正意圖尚未完全浮現出來。
習近平在十八大上提出了「中國夢」，要建成小康社會、讓中國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最終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三中全會的「決定」就是他實現中國夢的路線圖。這個「政左經右」的路線圖，將會把中國帶往什麼地方？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但現在要推動改革遠比35年前更難，因為既得利益者已形成龐大的政商權貴結構。問題在於，政治上的集權保守，是否真有助於習、李打破既得利益結構的掣肘？「政左經右」，是否真能有效因應經濟與社會轉型過程中的利益分配問題？而習近平進行的中央集權，雖讓究責的對象明確化，但權力集中就存在濫用的風險；而他的「左傾」若是本於其意識形態而非僅僅是一個治術，加上民族主義的因素，則未來對中國內部、以及區域、甚至全世界將造成什麼影響，恐怕不是件令人樂觀的事。
可以確定，習近平展現了強人的決心與意志，要進行經濟體制與社會體制的改革，同時他透過權力的集中以利於他有效地搬開任何妨礙改革的石頭。三中全會之後，改革方向已經浮出檯面，如何在改革過程中維持穩定，讓升級版的經濟撐起「中國夢」，習近平的挑戰才正要開始。
作者吳敏之為政治觀察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