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台港社會運動愈見頻繁，而且參與人數也不少，動員力看似愈來愈強，這看似是公民社會覺醒的表現。可是這些社會運動及政治行動的去政治化現象，卻讓人憂慮。
首先，我們先要理解社會運動及抗爭的目的到底是甚麼，去政治化到底代表些甚麼，與及到底如何令運動成功。
筆者將會分析一些相對成功和失敗的例子，再歸納出可能成功的運動到底具備甚麼條件。
社會運動或抗爭的目的
社會運動(Heywood, 2002, pp308)是一種特定形式的集體行為，動機主要來自成員的態度和訴求，要求某種程度的介入和政治行動主義，而且社會運動是運動(movements move)的，它包含著某程度有目的、有計劃的行動，追求被認可的社會目標。
可是現在的社會運動或抗爭目的是達成社會改革或變遷(social change)？讓人充權(empowerment)的過程？還是透過不斷地透過社會運動以戰養戰壯大組織本身而自肥？假如是為了壯大組織本身自肥的話，大多數人害怕為他人所利用作其組織的力量，對社會運動及政治感到厭惡，繼而抗拒參與社會運動及政治。
社會運動或抗爭為何要去政治化?
正因為大多人害怕甚至厭惡政治，所以部分的運動便以去政治化去保持運動的純潔，從而達致最大公約數，以吸引最多人去參與，這可以理解去政治化實際上是手段(means)而不是目標(ends)。
另一個原因，便是透過去政治化的社會運動，擺出低姿態，弱化運動對建制的衝擊，與政府或目標團體談判為主，並以社會運動為輔並將之當成談判籌碼，這種祈求當權者會由上而下地施捨的做法又有多少可能會成功，筆者則有所保留。
社會運動去政治化
社會運動去政治化是否對公民社會帶來新的衝擊或火花呢？事實上，現在社會運動的操作大多是去政黨化，把政黨及部分壓力團體排除於運動之外，以吸引大多數對政治有潔癖或懼怕被政黨利用的人參與，即使這種操作模式也許能在前期吸引大量的群眾參與，吸引眼球，能讓傳媒及各電子媒體把訴求或論述帶進公共空間及大眾之中，但缺乏了建制內力量的配合，這些運動往往是有頭威而無尾陣，並不一定能把訴求在制度中落實或保障，長遠而言亦難以達致社會改革或變遷(social change)的效果。
故此，把去政治化當成運動的主線，並把去政治化的操作堅持到底，這種操作模式是非常差勁的做法。把處理政治問題去政治化到底，實際上就是荒謬的，假如政治問題不以政治解決又要如何解決，筆者從未聽聞政治問題可以不以政治解決？動員群眾參與一場由始至終去政治化的運動，而當中並無涉及體制內的改變又如何達致社會改革或變遷(social change)？這豈不是消秏民力行禮如儀，難道千人萬人甚數十萬人的行動，只是為了自我感覺良好的嘉年華嗎？這種將社會運動去政治化到底的模式，把政治手段排除，並沒有觸及也沒有改變到政治問題的核心──制度的本身，這種操作模式的社會運動到了最後往往難以取得成果，而且消秏民力不利往後抗爭。
還有另一種去政治化的社會運動操作模式，在社會運動的前期階段，以去政治化作為手段，降低參與門檻，累積一定數量的群眾後，再結合建制內的政治力量，建制外的公民團體與建制內的政黨進行角色分工，建制外公民團體透過社會運動向政府及目標施壓，建制內政黨透過立法機關的監察與制衡施壓，並透過立法修法落實改革回應社會訴求，兩條腿走路以達致運動的目標或取得成果。這種角色分工去政治化操作模式在台港社會中，漸見頻繁，亦取得一定的成果。
歸根到底，我們還是要思考一下，帶來或促成改變的力量從何而來與及如何組成？
政治能量從何以來
政治能量不只是權力，還包括權力以外的東西，如經濟、群眾壓力等等。用於改變現狀、達致社會運動或抗爭目標的政治能量大致可分為建制外及建制內，當然還有其他外力影響。建制外的政治能量主要源於參與社會運動及抗爭的群眾力量，除取決於其數量外，行動的性質及對社會的影響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此外，政治能量之大小及對社會改革變遷的影響，很大程度也要考量運動及抗爭的主體，一般而言，被壓迫者的政治能量由其強大，因為他們多受直接的壓迫和剝削，他們通常比較堅定地抗爭。
另外一個重要的運動及抗爭的主體就是組織者及領導者，除了看他們自身的個人能力，在局勢急速變化的時候能否作出對大局及大眾有利的分析和判斷也是關鍵因素，還有行動時的行動力、動員力，如何進退得宜、如何使運動及抗爭達致最佳的效果也非常重要。
而建制內的政治能量則主要取決於建制內對社會改革變遷的支持力量，如立法機關內的議員、政黨如何有能力地透過立法或修法以落實社會改革變遷。
而建制內外的兩股政治能量其實本身並沒有排他性，恰恰相反，兩者其實相輔相成，結合兩者的政治能量才能得到最大的政治能量取得成果，以促成社會改革及變遷。假如由始至終是去政治化解決政治問題，把建制內的政治能量排擠，以此自我設限，又豈能取得最佳的結果呢？導致失敗，看似也變得無可避免。
香港免費電視發牌風雲
早前香港免費電視發牌爭議，牽起一連串的行動，可是換來的成果其實並不算成功。
香港早於1998年訂立的開放廣播市場政策並無訂明發牌上限，任何符合法定要求的申請機構，理應來者不拒獲發牌照。在今次審議發牌的過程中，無論三司(政務司司長、財政司司長、律政司司長)甚至政府顧問報告皆指出三間申請免費電視牌照的機構都符合資格，理應獲得牌照。
可是在今年10月15日政府公佈只會發新免費電視牌照予有線旗下的奇妙電視和電盈旗下的香港電視娛樂，而王維基的香港電視則不獲發牌。及後的顧問顧問公司總監伍珮瑩批評政府在收到申請書後才訂出準則三選二，形同「造馬」，並非其報告的建議(有線電視, 2013)。此決定實有違程序正義，任搬龍門，毫無準則可言。
而政府在隨後的回應仍死撐，指政府及行政會議已考慮「一籃子因素」，可是在這重大公眾利益的大前提下，政府卻以行政會議保密為由拒絕向公眾交代細節，為求合理化這決定，更斷章取義地發放部分的對政府論點有利的顧問報告內容。
然而，各消息也指向免費電視發牌三揀二之決定，實際上由一男子，即梁振英一鎚定音，決定只發牌奇妙電視和香港電視娛樂並不發牌給香港電視。如此一人意志凌駕制度，除有違程序正義，有違公眾合理期望，更狠狠地破壞香港的制度優勢。
在此議題之上，由於免費電視其實是香港人其中一個最廉價的娛樂，加上香港人對亞視的零質素和無線電視一台獨大質素日下不滿情緒日增。由此而牽動多達12萬人上街，如此多人上街的政治能量理應不小而且構成一定的壓力，可是為何不能取得成果呢？
首先，在此運動由此至終刻意地去政治化，從頭到尾拒絕社運人士或政界參與組織決策及行動(僅後期才找來陳淑莊作有限參與)，基本上運動的核心組織並沒有經驗，而且醞釀期之短，焦點之模糊不清，組織策略及系統在行動期間協調混亂，以上種種皆構成運動失敗的原因。
而理應在事件中既是被壓迫者又能成為運動主體及核心的王維基卻一直以去政治化處理，沒有主導抗爭行動，更指不獲發牌「不涉政治考慮」，並嘗試以司法覆核去解決此政治問題。如此去政治化的舉動，實以低姿態換取政府及中共首肯以獲得牌照。可是並無抗爭意志也不會堅持到底，又何以感召更多人持續地參與，又何以迫令政府讓步取得成果呢？
比較反國民教育運動
將免費電視風雲對比同是今年鬧得熱烘烘的反國民教育運動，兩者多少也有值得反思一下。
反國教運動的醞釀期相當長，組織內部的討論相當全面。議題的聚焦及演繹非常清晰鮮明，就是要「反洗腦」，而且堅決持續地抗爭到取得成果為止，而且也體現改變制度的決心，並帶出畸形政制的政治意義，教育群眾繼續爭民主之重要性。
雖然在運動之初，在操作上有一定的去政治化傾向，但對其他團體、組織及政界並沒有排他性，除了群眾個人的參與，還有各組織的參與，因而匯聚了強大的力量。而且亦容許有經驗者及組織一起參與行動決策，在運動策略、各行動的組織和安排也明顯地比較有序和有力，而且也能夠吸引到參與者能逗留日以繼夜地抗爭。
加上建制內取得泛民議員的支持，能結合制度內外的政治能量一起抗爭，以達到最佳的效果，最後雖然不能說完全勝利，也能取得一定成果。
歸納必要的成功的因素
從運動的層面去看，有三個重要的層次。首先，運動的本身及其行動需體現改變制度之決心，不達到目標、不取得成果不撤退。二，運動本身須起一定教育群眾之效果，帶出政治意義，讓人了解到政治沒有人的監察和制衡只會更加骯髒。三，通過運動讓人自我充權，勇敢地為自己和別人的權利發聲，向不公不義說不。
至於具體運動操作上，議題的聚焦和演繹是其中一個關鍵，如何累積到最大公約數、降低參與門檻，吸引更多人去參與，累積群眾支持作為推動改變的政治能量。而運動核心主體及組織者也是其中一個重要因素，組織者的經驗、判斷、策略將大大影響運動的結果。而運動的醞釀期也十分重要，一個成功的運動醞釀期不能太短，必須在此時間建立組織的信任及默契，亦能將分工更仔細，以提高執行時的效率。
展望佔中
早前，香港政府正式啟動政改諮詢，可是在基本法重重設限下，提名委員會必須擁有實質提名權，這意味著2017的行政長官選舉基本上必然是篩選的假選舉。此外，立法會功能組別、分組點票的存廢問題亦沒有交代，立法會功能組別此職業代表制的選舉制度一日不除，議會終受既得利益者牢牢控制，議會亦難有功能。
故此，在中共及香港政府堅決地推行假民主假選舉的政改，以公民抗命方式佔領中環，將無可避免。將焦點放在真民主真普選上其實尚算可以，但連結群眾，讓他們意識到民主的重要，則需要靠醞釀期的各個商討日去教育。
而具體運動的操作上，最大的可能問題是運動主體的問題。是次運動的主體是一群為求救贖的中產，這些原本在建制中取得利益的人又何以有堅決的心去公民抗命到底呢？故此，運動的核心，應多以社運及政圈人士為主力。
結論
社會運動及抗爭出現去政治化的現象實讓人憂慮，由其是將去政治化堅持到底，自我設限及否定政治問題政治解決的必要性，這很容易招致失敗，也不能改變原有缺憾的政治。故此，去政治化只能作為運動初期的操作手段，到最後還是要結合制度內外的力量去抗爭，並從制度中落實改變。
作者樂基 香港城市大學 公共政策學系 三年級生
參考:
Heywood, A. (2002). Politics (2nd edition e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有線電視. (2013). 伍珮瑩斥政府發牌準則形同造馬. 2013年12月8日擷取自 有線電視: http://cablenews.i-cable.com/webapps/news_video/index.php?news_id=4204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