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講述親身經歷，有一次出席台灣東海大學的交流會後，與會同學都執拾東西匆匆離去，後來得知另一邊廂原來有一位在社運圈十分有名的台灣同學參與座談會。當時的觀察就像是粉絲要參與心儀偶像出席的活動。
甚麼是「社運明星」？相信上文經歷是一個好例子。社會不公與社會運動從來都是正比例關係，當社會不公日益嚴重，社會運動則乘勢而起。而香港及台灣近年同樣面對社會不公加劇，社會運動四起，「社運明星」此時則應運而生。所謂「社運明星」往往都是一場運動的發言人（例如香港反國民教育運動時期的黃之鋒）、做過一些吸引媒體鏡頭的行為，例如衝擊防線、扔蛋、扔「路姆西」（註一），媒體便會手執這一部份片面形象大造文章，把這些社運人士塑造成英雄。
這些「社運明星」背負大眾期望及抗爭方向，同時亦是人們認識「社會運動」的窗口。朋友得知筆者有參與社會運動時候，第一句衝口而出大多是「激進！」、「得閒冇嘢做」（吃飽飯沒事幹所以搞社運）等等，每當他們在新聞節目中看到示威衝突時，便立即傳簡訊查問筆者是否身在現場有份衝擊；有時他們亦會問筆者與黃之鋒關係如何（事實是筆者與黃氏素未謀面），又會突然語重心長跟筆者講「香港的前途就靠你了」，人們就好像七龍珠中的市民，想像把自己的元氣傳給孫悟空發出元氣彈，奈何最大的問題是這些「社運明星」都是普通人。這些人投身社會運動，押上的不止是時間、還有前途（例如學生因為參與運動而缺席課堂）、人際關係（朋友邀約吃飯但你要靜坐抗議）等等，「社運明星」更要面對四方八面指控，很多時候人們一方面欣賞「明星」的努力，但又會說他們不事生產、破壞社會穩定。而這些指控風向是隨社會議題轉變，例如當社會面對反國民教育、反地產霸權時，就會覺得社運人士是「英雄」；但當社會面對一些議題是有機會損害自身利益時，即使社運人士合理爭取，所有讚美即會變成指控，例如當年領匯上市（註二）。
近年香港強調「公民社會」、「公民意識」，外國對香港的社會運動印象是行禮如儀的「元旦大遊行」、「六四燭光悼念晚會」及「七一大遊行」（註三），幾乎成為香港社會運動的「春秋二祭」。而香港近年的抗爭除了模式多元化（例如反高鐵苦行）、肢體衝擊增多外，基本上均是萬變不離其宗，永遠都是「遊行->集會->和平散去」，對社會影響幾乎不著痕跡。市民出席遊行示威靜坐翌日照常工作上學，這些人變相購買「抗爭贖罪券」，安坐在電腦面前指手劃腳。他們把對社會的期望、情緒投射到「社運明星」身上，然而忘記了自己也是社會一份子。如是者一個有形無形的社運圈開始形成，所謂的「外界」亦隨之出現。
每當訪問「社運明星」，他們都會異口同聲說不要「神化」他們，他們也是普通市民，也要工作、應付學業；他們踏上社運抗爭之途的契機，都是憤怒。從多次的社會運動中可見，人們往往都是因為怒火而走上街頭，正如電影對白所云「說話大聲不代表粗魯無禮」；每人都會有情緒，情緒並非單指一時衝動的副產品，人投身社運牽涉一個又一個轉變，首先從關心開始，然後有個人立場，從只在網上發表個人想法轉到走上街頭抗議又是一個成長里程碑，行動轉變同時包括情緒起伏高低。但為何絕大部份人只停留在「打嘴炮」階段？
其實原因十分簡單，因為現今網路發達，文責再也不需自負（誹謗除外），人們發表意見毋須單靠讀者投書或者出席「城市論壇」（註四），只需擁有一個臉書帳戶即可不費成本指點江山食花生。相對之下，出席抗爭場合即時成為「高危活動」，筆者明白大部份人需要為生存而努力工作，要押上個人事業投身社會運動殊不簡單，把所有慾望投射到「社運明星」身上較為容易，但把社會前途好像賭大小般押在他人身上則是賭徒所為。賭徒顯而易見的特徵是推卸責任，他們會把輸錢的責任歸咎他人，甚至歸咎風水；這類「元氣彈送氣者」也別無二樣，他們看見社會運動未能一擊得手時，就會得出「香港無藥可救」、「收拾行李準備移民」的結論，有時甚至怪責社運人士為何「和平理性非暴力」（註五），例如反高鐵運動時，曾經發生示威者包圍立法會（即立法院）最後和平散去；事後這些「送氣者」會指責示威者未夠激進，指示威者應攻入立法會，甚至有「送氣者」更進一步指控「社運明星」是中國共產黨派遣的「維穩部隊」，如此亦印證不負責任之言論俯拾皆是。「送氣者」的出現事實妨礙公民社會及公民意識之發展，這些人四處散播負面情緒及責難，正正就是替自己「去權」，他們忘記了自己也是社會一份子之餘，甚至認為自己是局外人，如此一來「社運圈」與「外界」則拉出一道鴻溝。而當「社運圈」日趨離地、與社會步伐不符，則會拖慢進步。
社會運動從來都是推動社會進步之根源，然而現時香港社會運動開始出現膠著狀態，當中有可能基於數個因素，除了譚樂基同學所指的社運「去政治化」外，另一個重要因素是香港社運圈力量散渙。社運圈本來經已細小，然而這個小小的社運圈中還有數個不同的圈子，社會學其中一派學說主張，社會是一個複雜多變的結構，同時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功能及位置，人的行為則會妨礙社會順暢運作。假如把社運圈視為社會縮影，現今香港社運圈狀況則可反映社會不同群體各自為政之情況。香港社運圈中人各有不同運動面向，例如性／別議題、市區重建、勞工福利等等，而他們亦有不同崗位工作，然而香港社會運動近來出現「塘水滾塘魚」現象，組織動員的人來來去去都是熟悉面孔，撇除一些大型集會的參與者（例如反國教、香港免費電視發牌集會），但現時活躍的社運組織者鮮有新人。同時由於社運圈的狹窄封閉，導致部份「社運明星」變成「萬用鍋」，需要回應不同面向問題。
話雖如此，「社運明星」的出現亦可有助吸引更多青年投身社會運動，例如二零零六及二零零七年的保留皇后碼頭、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零年的反高鐵運動當中推動了不少當時的中學生及大專生日後進入社會運動，與及於二零一一年因反對國民教育而成立的學民思潮就因此吸納不少中學生（即國中及高中學生），於反國民教育運動暫告一段落後更著手轉型成為學生組織。然而，「社運明星」是一柄雙刃劍，於吸引青年投身社運同時更有可能變成偶像崇拜。
正如文中開首之經驗分享提及，有部份學生就好像粉絲追隨偶像般跟隨「社運明星」，而這些同學亦有可能將參與社運視為潮流，對有「社運明星」加持之議題趨之若鶩。例如近日香港行政長官梁振英頻頻區訪，吸引不少社運團體狙擊，當中有一個所有成員穿著鮮黃色底黑字T-Shirt，永遠均由一名男子作領軍人物的社運團體窮追不捨。這個團體名為熱血公民，負責人為黃洋達夫婦，這個團體的決策過程有別一般社運團體，他們的決策是由黃洋達一人決定，主張以激進手法衝擊社會，這個團體的成員均以黃洋達為中心，同時亦覺得黃洋達是與眾不同的「社運明星」。另一個出現偶像崇拜的社運團體是普羅政治學苑，它的前身是社會民主連線的黨校研習班，由創黨主席黃毓民推動成立，並親任校長，當時主要目標為香港培訓政治人才，然而普羅政治學苑現時為政治組織，當中成員視黃毓民馬首是瞻，例如有普羅政治學苑的成員前身本是另一組織成員，但為了跟隨黃毓民而轉會加入。
這些「偶像崇拜」正面影響是使該團體更見團結，例如熱血公民是因黃洋達一人連結，當外界對黃洋達夫婦有批評聲音時則群起而攻之，而他們出席抗爭場合時則穿著同樣款式衣物以顯示組織團結。然而「偶像」亦會成為組織之絆腳石，當組織當中的靈魂人物消失，則有可能妨礙組織發展，甚至分裂組織，例如熱血公民成員部份本為另一組織之成員，惟他們因跟隨黃洋達而退出原來組織。
「社運明星」出現有時可算是「時勢造英雄」，然而究其原因可算是社會運動青黃不接而出現之結果，假如「全民皆社運」的情景出現了，「社運銀河系」則自然取代「社運明星」照耀抗爭路途。
作者周雪凝為香港嶺南大學社區學院
註一：近日香港大熱玩偶，名字別有深意未能在此披露，建議求問Google大神
註二：領匯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 (The Link 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 是由香港房屋委員會分拆其商場物業及停車場而成。擅長重組公共屋邨商場舖位及提高租金，扼殺商戶生存空間
註三：元旦大遊行及七一大遊行分別於每年一月一日及七月一日（香港回歸紀念日）舉行，由民間人權陣線主辦
註四：香港電台製作之直播電視節目，逢星期日就廣受社會人士關注的論題，提供公開園地讓市民發表意見。
註五：「和平理性非暴力」為香港部份泛民主派政黨主張之抗爭模式，有時會稱為「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簡稱為「和理非」或「和理非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