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取得執政權實踐政治理念為目的的政黨雖然都有自己的涉外政策，但在西伐里亞主義構成的世界秩序中，政黨從未在實際的雙邊外交活動中成為積極的主體。政黨外交參與比較常見的參加由各個國家具有相同理念的政黨所組成的「跨國性政黨聯盟」，此外，任何兩國黨與黨間的往來既少，又都沒有什麼重要的意義。像兩岸間出現了常設性的「國共論壇」是舉世絕無僅有的怪胎，顯示的是兩岸關係的「不正常化」。
中共對台重視黨對黨關係，基本上既有歷史殘留因素，也有對台統戰的特殊考量：
一、共產國際的歷史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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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國性政黨聯盟」的源頭是共產國際。依＜百度百科＞有個簡要的說明：
「最早建立的國際政黨組織是1847年成立的共產主義者同盟。 19世紀60年代～20世紀50年代，世界上先後出現了第一國際、第二國際、第三國際、第二半國際、第四國際、自由黨國際、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社會黨國際等國際政黨組織。」
共產主義的目標是要「無祖國的工人」把「資本榨取工資勞動底工具的近代代議國家」「送到古物博物院去和紡錘及銅斧爲隣」。共產國際就是為這目標而組織起來的。共產國際的精神因此和以「主權國家」為主體建立起來的西伐里亞秩序的精神完全對立。換句話說，這種結盟不是在西伐里亞秩序下進行「政黨外交」，而是「結黨革命」，消滅西伐里亞秩序。
目前幾個活躍的國際政黨組織包括社會黨國際，國際自由聯盟，國際民主聯盟，國際綠黨，海盜黨國際等雖然都源於共產國際，都是基於共同的價值理念而組成，但不只，組織極為鬆散，黨與黨關係遠不如共產國際緊密，本質上和共產國際相比有一個根本性的不同，那就是服膺西伐里亞主義，不介入他國的內政。
1949年之前，蘇聯一面在西伐里亞秩序下和國民黨政府維持「外交關係」，一面支持中共推翻國民黨政府。
中共同樣的既懷抱共產主義烏托邦理想，又活在現實世界中縱橫捭闔，於是1949革命勝利後中共時而強調「中國道路」式的世界革命，輸出革命，介入落後國家的內政，甚至結合其激進組織，共產黨進行內戰，承擔「幫助其他國家進行與本國革命性質相同的革命的責任」；時而回到西伐里亞秩序，強調1953年時周恩來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
1956年蘇聯走上修正主義，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宣布結束活動後，共產黨國際政黨組織已不存在，但反蘇修的中共則繼續支援各國國內激進組織進行世界革命。
中共對外長期在兩條路線中搖擺不已，直到文革結束，才結束他輸出革命的特殊「政黨外交」作法。然而從這種和他國內部政黨結盟介入他國政爭的特殊手腕，一旦運用在對台統戰上當然是其來有自，駕輕就熟。
二、中國國共內戰的歷史殘留。
國共兩黨都有強烈的列寧黨的傳統。體制上黨國一體黨政不分。因此，「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對峙問題，一直被當成一個中國之中持續而未結束的「國共內戰」問題。台灣民主化以後，雖然台灣廢除＜動員勘亂條款＞，宣布不再敵對中共，但中共直到民進黨執政，仍然認定兩岸關係仍是一國之內的內戰關係，因此透過和國民黨結盟介入台灣內政中共認為和他提倡的和平共存五原則並不相干。
三、中共「以黨逼政」弱化台灣公權機關的策略。
中共兩岸事務透過黨與黨接觸處理，而不是「政府對政府」，在名義上可以強化「兩岸事務是一國之內的政黨間事務」的立場；在實質上可以達到架空台灣國家公權機關的能力的效果。
四、中共的統戰戰略。
統戰在台灣被認為是耍陰謀的壞事；但中共認為統戰是值得黨立一個專門部門掛上統戰招牌去執行的天大好事。在進行統戰的天大好事時，在對方陣營中拉一邊打一邊或是一起拉攏，讓對方陣營兩造互相為爭竉爭讓利而鬥爭都是正經的好事，目前，對台灣，中共黨徒當然沒有不介入台灣政爭，進行天大好事的統戰，既和國民黨組國共論壇，聯手反綠反獨又開個門給民進黨以威脅國民黨多讓些步的理由。
1990台灣民主化催生了台灣主體意識，台灣社會認同兩岸是兩國的民意急速升高，國民認同意識和兩岸長期分立的現實迅速拉近。國民認同意識正常化的結果，台灣社會迅速形成了藍綠之爭是「人民內部矛盾」（用毛的說法），而一心一意要消滅台灣獨立主權的是「外部威脅」的「內外之別」。中共固以黨對黨喚話，但李登輝政府則往府對府方向推。
在這個階段，藍綠對峙雖然劇烈，但一直守住「內外之別」，一致對外；同時，國民黨中雖統派是主流，但在1990年代一方面對外有恐共傳統，另一方面國民黨一黨獨大局面未變，不需透過藍紅結盟援用中共對付國內政敵，再一方面，李登輝抱持「國家正常化的目標」，認為兩岸事務不是「兩黨事務」，而是「兩府事務」，「兩府事務」關係的建立不是一蹴可及，便採用「白手套」䇿略，仿造美國在台協會模式，設名義民間團體，實質公權機關的海基會和中共交往，中共把兩岸關係「兩黨化」，介入台灣內爭，進一步把兩岸事務國內化，一國化的統戰策略一直施展不開。
民進黨也在國家正常化，本身政治立場，社會主流意識等條件的制約之下，守住兩岸紅藍綠的內外之別。1998民進黨市議員林滴娟在中國被媒殺，由於當時李登輝總統和北京關係緊綳，北京認為可以借機分化藍綠，宣稱，民進黨可以前往處理善後事宜但拒絕海基會派人前往，民進黨立刻反應，海基會是林滴娟事件善後理所當然代表。北京分化統戰策略失敗。
然而，2000由於國民黨保守勢力不甘政權被輪替，形成了去要求原來被定位為「外患」的中共一起聯手對付民進黨的策略，兩岸藍，綠，紅之間的「內外之別」完全逆轉，確立了直到現在的藍，紅是內，綠是外的格局。
紅藍翻轉兩岸內外格局，聯手反綠的經典之作是2005連胡會。
配合中共統戰策略，援用中共力量作在台政爭籌碼固然是國民黨2000後就開始考量的策略，但一直顧慮到會受到台灣社會強烈質疑，雖有個別黨籍立委勤跑兩岸，但黨中央一直不敢輕舉妄動，直到習於以異招製造議題吸引大眾吸引注意的陳水扁和宋楚瑜共商，請宋到北京替陳撘橋，連才既豁然開朗於陳宋聯手為他解套，並搶得頭香到北京進行連胡會。
連胡會國共達成了聯手反獨，也就是反綠的結盟關係，並簽在＜胡連公報＞中。接著，順利推動了常設性的國共論壇，國民黨強調組國共論壇的目的就是要「替人民做民進黨政府做不到的事」___公開宣揚其架空當時的中華民國政府的訴求。
紅藍聯手反綠最成功的一次應該是2012台灣總統大選。在這次大選中，涉及到國共反綠的有三大議題：ECFA，兩岸和平協議，九二共識。
三大議題中ECFA議題民進黨先勝後敗；和平協議民進黨先敗後勝；九二共識學界研究到現在，兩黨勝敗或平手沒有結論。無論如何，1990年代末到今天，中共介入台灣大選都以嚴重失敗下場，這次大選中共總算擺脫了每介入必敗的局面。比較起來，被認為最成功的一次。
既然如此，民進黨內普遍產生要檢討兩岸政策的聲音，其中認為要明確化穩健立場的，也有分別主張向更和國民黨靠攏甚至實行比國民黨更令北京接受的政策和比以前更強化和國民黨對立的兩種方向相反的激進主義的。前者中，有人認為補救藍綠在交好北京時的失衡現象，民進黨應該訴求「和中對決國民黨」，最激進的有主張持續向中共提醒「國共過去恩怨」的，有配合中共「政治戰略」，用「民、共交流與對話模式去破馬英九不願意開啟兩岸政治對話的不統、不獨、不武金鐘罩」的。
不過要以「和中對決國民黨」為大戰略方向，其具體戰略內涵，配合的政策卻很不容易尋找。所以目前看來，其實踐難見成效。
其實，由於畢竟中共過去既做不到擺脫西伐里亞原則，順暢地跨國地和他國國內政黨緊密結盟進行世界革命，今天要在兩岸分立現實下，不顧西伐里亞原則運用統戰手腕和國民黨結盟，介入台灣內爭雖有國民黨努力配合，但效果仍然值得檢討的。
王毅明白指出「在下一步正式協商前, 可以率先通過國共論壇加以討論,使得國共兩黨論壇在新形勢下起到先導、鋪墊的作用」。這明確地闡述了胡連推動國共論壇的目的。換句民進黨的話來說，就是要由結盟的黨來「壟斷兩岸交流」。
但在2000〜2008政權不在國民黨手裏，國民黨只壟斷了國共論壇，但在像包機直航，小三通甚至陸客來台等等措施拍版權，執行權全壟斷在民進黨政權手裏，國共論壇頂多淪為敲邊鼓角色，至於民間暢旺的經貿更無從壟斷起，只能創造少數幾個人借機搞幾個特許個案賺錢的巧門。
這種兩岸事務，黨先於政，黨先於國的做法，雖然國民黨在野時，達不到預期目標，但畢竟對民進黨政府造成了一定的干擾。那麼國民黨上台後又如何?馬總統是不是就因此高高興興地大大運用，擴大功能而譲民進黨大大羨慕?
的確，規模是擴大了，有些民進黨人士也大大羨慕了；但馬英九卻大大頭痛了足足5年了。
如依王毅說法，國共論壇是正式協商的先導，雙方又在國共論壇時而以黨領政的中共又是由總書記來個胡連會，吳胡會，那麼豈不是兩岸大政方針由胡連拍版，再交給馬英九政府執行?真是是可忍執不可忍。因此馬上台嗆聲，說國共論壇是二軌，海基海協會是一軌，這說法胡錦濤當著吳伯雄的面對陳雲林說：雲林啊，他們說你們（兩會）才是一軌，我們（胡吳）倒是二軌了，反嗆回去。
馬被認為傾中，但仍有自己的步調，連吳搶在前面一再出狀況，於是中華民國政府只要國共論壇召開，就神經緊綳。
搞到每論壇在前面會，馬吳就在海峽駁火，場面難看緊張。馬又不敢廢國共論壇於是把他大拜拜化，空洞化，走到和王毅說的完全相反的路上去。
但這又產生了新的副作用。中共將計就計，把大拜拜變成良好的統戰平台。這平台特色是：台方代表是民，但陸方代表絕大多數是披著民間大衣的官。
國共論壇中吳伯雄等人公開在會議上向中共提出許多「需求」，中共也慷慨回報利多政策，雙方關係就成了台灣「地方官員、民代」向中共中央政府代表陳情請中央垂憐的「陳情大會」。實在不堪入目。
好事的人對馬的作法加以陰謀化批為權力鬥爭。其實問題出在中共跨國政黨結盟介入主導他國內政的習性和兩岸分立不相隸屬及西伐里亞原則的杆格不入。
實際上，中共也不是在他跨國界的結盟介入他國內政中只嘗好處沒副作用。過去就是副作用太大所以現在不斷強調覀伐里亞精神的五原則。中共雖認為兩岸完全不適用五元則，但其實這樣做同樣也會遇到麻煩。例如本黨人士為服務貿易協議向中共陳情般訴苦後，中方國台辦副主任孫亞夫向媒體回答時會說「這是台灣內部事務，應該循台灣內部機制解決。」就是這道理。
當時國共論壇搭得起來還有一個關鍵，那就是兩岸往來太不正常了量太大，但幾乎是「無政府狀態」。但現在情況變得很快。假使未來兩岸各項往來協議逐步完備，尤其互設辦事處，關係走入正式化，常態化，政府體制外的國共論壇、平台等怪胎的功能勢必再進一步萎縮。
因此，兩岸交流如果有什麼失衡，那麼不在於藍綠失衡，而是在列寧主義遺緒，捨不得內戰結束的情懷，不合現實的一國企圖，等因素滙集以致於刻意蔑視西伐里亞原則造成黨先政，黨先於國的黨國失衡。這失衡值得重視，否則不只短期將如本黨人士擔心的將造成「中國正在讓台灣各個政黨爭相在中國議題上加碼演出，利用國民黨與民進黨的競爭，創造其有利的條件和環境，不僅政黨的籌碼減少了，台灣的籌碼也沒了；如果台灣欠缺根本的制衡之道，可能從政黨間的競相加碼，演變到台灣的籌碼全失」的結果；長期將使兩岸正常化和真正的和平遙遙無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