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協在今年四月首次公布的「香港新聞自由指數」，記協與港大民意研究計劃及多名學者在去年底進行調查，分別訪問約一千名市民及四百多位新聞從業員，結果顯示，對香港新聞自由的滿意程度，以10為滿分計，公眾平均給予6.3分，而新聞從業員只給予4.8分。對政府發布重要資訊的表現，公眾評分有5分，而新聞從業員只給予3.7分。至於新聞傳媒自我審查的情況，以10分為極普遍，新聞從業員評分是6.9分，公眾就給5.4分。對是否有足夠法例保障採訪，公眾及記者的評分同樣有落差，經運算得出的新聞自由指數，公眾部分是49.4，而新聞從業員是42。記協認為，結果反映香港的新聞自由處於低水平，要求政府盡快制定資訊自由法，營造開放透明的環境。
無國界記者組織今年發表的「世界新聞自由指數」，香港的排名持續下跌，已由去年的58位下跌至61位，與2002的第18位比較，十二年來香港新聞自由暴跌，今年的排名甚至低於台灣、南韓、南非、羅馬尼亞等國家。有關的「世界新聞自由指數」報告指出，近年中國經濟崛起，加強了對香港、澳門及台灣傳媒的影響力，正危及三地的新聞自由；特別是香港，中國政府正透過中聯辦壓制媒體多元的聲音。報告指，中國共產黨逐步控制香港，而中聯辦亦限制多元化的新媒體出現，並作進一步打壓。
美國《紐約時報》亦在今年四月發表題為《保障香港自治》的社評，指香港回歸差不多十七年，中國干預香港內部事務及新聞自由情況，愈來愈受關注。社評指，雖然北京承諾2017年容許香港有普選，但限制候選人必須由親中方人士組成的提名委員會提名，確保只有中方認可的人成為候選人，削弱公眾選舉意願。而香港的新聞自由亦備受關注，社評引述保護記者委員會指，中方有時會向香港新聞機構直接施壓，傳媒機構為免觸怒政府，或被商界抽起廣告而自我審查，近期接連有傳媒高層人員遇襲，更令新聞從業員安全響起警號。社評認為，確保香港新聞自由及其他權利不受干預，對香港保持文化活力及自由市場經濟至關重要，亦對中國、西方及商界都有利。
其實，在九七回歸之前，都已經有干預新聞自由的事情發生，但並沒有九七後的明顯，筆者曾在二零零二年，到北京採訪「中美建交」三十周年的專題採訪，專訪多名被視為中美外交的「中方棋子」的人物，包括多次被中國拘捕入獄的記者高瑜及異見人士劉曉波，當二人都對成為國家外交政策的棋子，而感到可悲和無奈。
而當時劉曉波出獄已有一段時間，但仍受到嚴密的監控，訪問是在傍晚六時半進行，但他說早上八時便出門，到了多個地方，見過多個朋友，轉了多程交通工具才能擺脫「便衣」的跟蹤，來到我們採訪約會的地方，他說很高興接受我們的採訪，因為近來已很少接受香港傳媒訪問，一方面找他訪問要冒一定的風險，另外他也選擇性接受訪問，因為他對香港部分傳媒有一定的戒心，好像以香港為基地的《亞洲周刊》曾邀請他撰寫文章，但當他交稿時，編輯要求刪改文章的內容，他認為刪改極不合理，他堅持要原文刊登，他的文章最後並沒有面世，他亦感到很驚訝，為何香港的傳媒變得這樣子，他感到很失望，香港雖說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為何會跟內地沒有兩樣。
《普世人權宣言》第十九條稱：「人人有權享有主張和發表意見的自由，此項權利包括持有主張和發表意見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過任何媒介並不論國界尋求、接受和傳遞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1997年後的主要依據是《香港基本法》第3章〈居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第27條。另外，《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條文也已經併入香港法例第383章《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十六條〈意見和發表的自由〉。一直以來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都是香港核心價值，可惜自九七之後，言論及新聞自由不斷受到挑戰。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認為，今天香港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已今非昔比，而且一天天被削弱，這是跟特區政府未有維護一國兩制所致。陳方安生質疑為何中聯辦的官員可以不斷以不同的形式粗暴干預香港內部行政，而特區政府沒有出來維護港人的利益，令人質疑究竟是特區政府治港還是中聯辦治港。 被問到她當年出任政務司長時如何維護新聞自由時，陳方安生說自己不單是口講，而是每遇到關於有人意圖削弱新聞自由及言論自由時，必須第一時間站出來維護，這是特區政府的負責，這也是當年她承擔的責任。 對於媒體可能因為公司的利益而進行自我審查，陳方安生認為，如果辦報的或傳媒如果只是一盤生意，為了討好政府而進行自我審查的話，香港新聞自由必被削弱。
中港關係九七後越來越密切，就連內地有形與無形對香港傳媒的影響也日見明顯。針對絕大部分香港傳媒機構都是純商業經營，而不少老闆除香港業務之外，內地的生意規模比香港的更大，所以香港的生意難以獨善其身，以經濟影響言論，難以避免，正如壹集團黎智英創立傳媒集團時，也要把時裝集團佐丹奴的業務全數變賣。而《南華早報》所屬的嘉里集團主席郭鶴年，於八九年「六四」事件後，大舉投資內地房地產及酒店生意，被稱為八十年代中國最重要投資者之一。《明報》企業主席、馬來西亞華裔商人張曉卿旗下多份消閒刊物，在內地各主要城市發行。
另一個令傳媒老闆難以與內地官場分割的方法，就是直接封職勳銜。《星島日報》、《頭條日報》、英文報章《The Standard》所屬的泛華集團控股有限公司主席何柱國，二零零三被委任為全國政協常委；二零零四年，集團旗下報章《星島日報》行政總裁兼《頭條日報》社長盧永雄，獲頒銅紫荊星章。《經濟日報》集團主席馮紹波，政協委員，二零零三年獲頒金紫荊星章。擁有《東方日報》及《太陽報》的東方報業集團主席馬澄坤，二零零三年獲委任為全國政協委員；同年，集團總裁馬澄發獲頒銅紫荊星章。三大愛國報章，包括《香港商報》母公司聯合出版集團主席李祖澤、《大公報》社長王國華、《文滙報》社長張國良，均是政協委員；李祖澤在一九九八年獲頒銀紫荊星章。長江實業集團有限公司主席李嘉誠，二零零一年獲頒大紫荊星章，副主席李澤鉅是政協常委，長實與和黃共同持有新城電台的股權。以故前電視廣播有限公司主席邵逸夫於二零零一年獲大紫荊勳章前助理總經理黃應士，一九九八年獲頒銀紫荊星章。亞洲電視前行政總裁陳永祺，政協常委，二千年獲頒金紫荊星章。《香港經濟日報》總編輯陳早標，於今年獲銅紫荊星章。
除封職勳銜外，便是抽起廣告，蘋果日報長期不會看到有任何跟親中機構相關的廣告，但最近連免費報《AM730》也出現被中資機構抽廣告的情況，看看是否會在言論上就範。《AM730》主席施永青表示，自己敢於發言，會繼續一貫的編採方針，認為中央正在加緊力度收緊香港言論自由，他辦的報章被抽廣告涉及政治因素，但不想將事件提升至言論自由受威脅。
施永青的報刊除了被抽廣告之外，他個人曾在去年遇襲。近年傳媒人被襲的例子屢見不鮮，也在去年，《陽光時務週刊》老闆陳平遭兩名蒙面男子用棍襲擊頭部；今年三月，正在籌劃出版的《香港晨報》，其報行副總裁利婉嫻及新聞部高層林健明，突遭四名男子以水喉通鐡撃傷；加上劉進圖被刀傷案，雖然傳媒人襲擊不能確定是否跟其工作有直接關係，但接連有傳媒人被襲擊絕對不能以一件個別事件看待，兇徒背後的動機值得商榷，其實，傳媒人受襲已不單是近年發生的事，九六年《凸周刊》社長梁天偉被兩名男子斬斷左前臂和兩隻拇指，背部及大腿亦受傷；同為資深傳媒人的「鄭大班」鄭經翰，在九八年清晨，遭兩兇徒斬六刀，其雙手和盆骨被斬斷，兩宗案件至今仍是懸案，兇徒仍然逍遙法外。
鄭經翰在遇襲兩個後便開咪，繼續在商台擔任時事評論節目主持，但他在二零零四年，與另外兩位電台節目主持黃毓民及李鵬飛都同樣稱受到個人及家人的威脅而要封咪，他們異口同聲說：「有人想我收聲！」當時正值商台需要與政府商討續牌條件，鄭大班每天駡政府之際，商台解僱了鄭經翰，十年後的今天，商台又要跟政府商討續牌條件，同樣商台又解僱了每天駡政府的李慧玲，很多人都相信李慧玲事件正是鄭經翰事件的翻版，只不過手法更為粗暴。
威脅香港新聞自和言論自由的手法層出不窮，威迫、利誘、刀手襲擊、「斷絕財路」等等。但殺傷力最大的莫過如設下「言論禁區」，九七回歸沒有多久，九九年年中，當時台灣駐港代表的中華旅行社總經理鄭安國獲香港電台邀請在《香港家書》節目中發表對兩國論解釋，受到北京和香港的官員及一些親中人士的嚴厲批評。當行政長官董建華及特區政府發言人批評鄭安國不應發表和身份不相符的言論。同年十月，香港政府宣佈把張敏儀調任至日本東京，出任香港駐日本經濟貿易首席代表。有傳媒指出，調動與此事件有關。同年，鄭安國因為不獲得香港特區政府續發簽證而被迫離職。到二千年時中聯辦副主任王鳳超，針對有線電視訪問呂秀蓮，提出「傳媒不應把『台獨』言論，當一般新聞報道來處理」。王鳳超的話雖引來輿論的批評，但這以後，有關台獨人士的台獨言論，就在香港傳媒絕迹了。
除了台獨言論，所有分裂中國的言論如藏獨、疆獨等，香港新聞從業員都會特別小心，因為有如「踏鋼線」一樣，誤中地雷，就可以會被打成分裂國家的罪，又正如現少量港人拿著「龍獅旗」（前港英政府的旗幟），便會被人駡成宣揚「港獨」，只要傳媒有任何被人認為是宣染分裂國家言論，都可能事態極為嚴重。
雖然目前特區政府仍未就基本法廿三條立法，但親中人士不斷促請政府要就廿三條立法，而零三年港人反對廿三條立法，五十萬人上街，特區政府仍不敢輕舉妄動，但此條法例關乎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等，在在都是新聞從業員頭上的一把刀，雖未立法，相關新聞處理時，便可能出現自我審查，因而避免「闖禍」。
目前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兩腳仍然不良於行走，康復的道路極之漫長。醫生後來指兇刀相當鋒利，把一小片胸骨也削去，但被堅硬的腰骨擋了一擋，這才沒有傷及內臟。他相信並非刀手刀下留情，只是冷刀鋒遇上了硬骨頭。我想香港傳媒業界正處嚴冬之際，正正需要如劉進圖一樣的風骨，正如記協去年年報是「烏雲壓城」，但加上一個「撐」，我們正需要撐起這座「新聞自由的危城」。
作者草魚禾為香港資深新聞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