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台兩地的這兩個抗爭，有各自的根源和特色，但共同背景都是兩地人民對中國天朝擴張的抵抗。台灣的運動，延續了台島長久的本土反對運動，重燃被扁政府後期貪腐爭議與馬政府傾中風下壓抑多年的本土抗爭。香港的運動，則體現了遲來的本土覺醒與勇武精神，為英國殖民地下誕生的本土公民社會帶來一場成人禮。行文之時，香港的佔領運動還未結束，但無論運動結果如何，都將永遠改變北京與香港的互動。北京對香港日見囂張的帝國衝動，將受到越來越大的反制。
2001年中國擺脫了1990年代末的經濟危機，更憑成功進入世貿和獲得奧運主辦權而進入長達十年的經濟急速增長期。在經濟彈升下，中共的對外取態從鄧小平時期的韜光養悔變成財大氣粗，再變成名目張膽的淩霸。從近十年中共對香港、台灣以外的其他亞洲國家乃至歐洲國家的言行，我們都能看到很多淩霸例子-例如官媒刊登沖繩主權未定論、在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後經濟制裁挪威三文魚、在南中國海和東海釣魚臺海域的連串挑釁等。
外界一直無法理解，中共這些越來越有帝國擴張態勢的舉動背後，是否有一套系統的理論思想，抑或這些只是不同派系間的胡打亂撞。但2008年中共官方學者強世功出版了《中國香港：文化與政治的視野》一書，詳述一套完整的帝國思想，反映了起碼是中共一個主流派系的世界觀。1特別可圈可點的，是書中指出北京完全掌控香港，將香港的社會與人口同化成真正的愛國者，乃是中華帝國復興的第一步。香港乃是北京試練帝國技藝的試驗場。搞定香港後，北京便能利用從中學會的帝國術駕馭其他地區，再度稱霸東亞。這本書不單讓我們看到中共新帝國主義思想的端倪，更表明中共在香港的壓迫和遇到的抵抗，對其他中國周邊地區有著極深遠意義。
中共新帝國主義
強世功在知識的系譜上屬於一群在1990年代起批判美國帝國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中國新左派。後來他們的主力建構出一種特殊的知識體系，提倡融合相矛盾的幾個思想流派：以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核心的反西方帝國主義理論、以保守政治哲學家史特勞斯（Leo Strauss）和反猶納粹法學理論家施密特（Carl Schmitt）為代表的右翼國家主義、以及新儒家等。這群知識分子一直被中國的自由派知識分子批評為以激進姿態出現的中國威權主義辯護士乃至理論家，在以極端民族主義為主調的《環球時報》等陣地經常發言 。
強世功作爲這一知識派系的健將，在《中國香港》一書中批評鄧小平否定文革是將嬰兒連同洗澡水一起潑掉，因為鄧的說法否定了文革期間的中國「大民主」實驗，令中國喪失了自己的民主論述，在西方推行的布爾喬亞式民主面前無言以對（《中國香港：文化與政治的視野》，頁 187-8）。與此同時，他亦是施密特法哲學在中國的重要引介者，宣揚其以區分敵我與捍衛主權為政治首要任務、法治和立法議會民主乃是窒礙這個任務的絆腳石的威權思想。
強世功在2004至2007年間為作爲中共實質上的駐港總部的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聯絡辦公室（中聯辦）研究員。在職期間他在北京的《讀書》雜誌發表一系列文章，表達對香港問題及其對於中國復興儒家帝國的重要性之看法。《中國香港》正是該系列文章的結集。雖然他的觀點在新左派中不算獨有，但他作為北京大學法學院副院長及在中聯辦的官方職位，令他成為能夠接近黨國權力核心的新左派中的佼佼者。
強世功更是2014年六月北京推出《"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的主要作者。《白皮書》正式確立兩制從屬於一國、北京對香港具全面而絕對的控制權等原則，並強調香港《基本法》的根源在中國憲法而非1984年英國與中國簽署的《中英聯合聲明》。《白皮書》白紙黑字地指出香港高度自治乃是"中央授予多少權力，香港就享有多少權力"、特首與立法會普選制度都要"符合國家安全及利益"，並強調"要始終警惕外部勢力利用香港干預中國內政的圖謀，防範和遏制極少數人勾結外部勢力干擾破壞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施。"至於甚麽是"國家安全及利益"、甚麽是"敵對外部勢力"，當然是中共單方面說了算。《白皮書》的出版等同北京否定了中英聯合聲明對香港在1997年後享有高度自治的承諾，引起輿論嘩然。
《白皮書》面世後，強世功在中共官方媒體不斷以《白皮書》"大腦"的姿態出現，密集地接受訪問，詳細解釋其中的含義。他的《中國香港》，基本展現了《白皮書》和中共對港新取向背後的大理論與大謀略。強在書中指出，雖然「一個兩制」成功保障香港能在1997年回歸中國，但此法制安排並未處理中國對香港主權的最重要問題，即香港人的身分認同。他稱解決方法在於政治而非法律手段，主張北京必須跳出一國兩制的框架，以政治手段把香港人變成愛國的中國人。否則，中國在香港的主權只會有名無實。
在強世功眼中，北京最重要的任務，乃是幫助香港華人重新發現心底裡的愛國心。強世功指英國人治港期間擅於「洗腦贏心」，明言北京必須在港積極進行意識型態工作，同時剷除任何本土身分認同。事後看來，強世功的判斷與建議，與他在港任期後北京對港的議程和作為緊密呼應。2012年港府試圖推行強迫性的中小學國民教育課程，便是一例。
強世功論證，效法1951年北京與達賴喇嘛就西藏問題達成的「十七條協議」的香港「一個兩制」，重要性不止於促成香港回歸大陸，更在於它預示了中國的帝國復興（同上，頁 123-58）。強世功認為，清代中華帝國的鼎盛，建基於儒家文明的向外幅射，並多次整合周邊地區，將之改造成核心地區。如果新兼併的領土有鮮明的文化和自主的領袖，清朝皇帝會容許地方精英實行局部自治一段時間，直至其文化被同化及地方自治被取消。屆時，清帝國就會進一步向外兼併新的疆土，重覆這一同化過程。中華人民共和國接管香港並對台灣垂涎，都顯示中國在21世紀正重啟類似的帝國式擴張。強世功的意思十分明顯：香港的「一國兩制」只是一種計謀與過渡性安排。香港的命運將如1959年至今的西藏，受北京強行同化，並受北京密不透風的直接統治。
強世功在書中由始至終毫不迴避地把「帝國」字眼作為褒義使用，他甚至斷言新的中華帝國應師法英國的管治藝術。他在香港問題上流露出對毛澤東思想、法西斯主義及帝國主義的迷戀，恰恰標誌了中共對香港日趨專橫強烈民族主義的立場。
雨傘革命啓動反對運動轉型
強世功表述的中共帝國主義思想，不單表現在中共通過頒佈《白皮書》撕毀在聯合國登記的作爲國際協議的《中英聯合聲明》和作爲中共與香港人契約的《基本法》之橫蠻行徑。這還表現在人大常委會通過今年8月31日決議指定中共一直承諾的所謂"普選"特首候選人，將由被中共操控的提名委員會決定。將來的特首直選，便有如現在中國大陸的村長直選：由黨委提名候選人給沒有提名權的村民選。這基本只是黨委委任村長的一種僞民主形色。
而通過人大決定為"普選"設下死框架做法，本身已經破壞了基本法有關政制發展由特區自行通過再交人大批准或備案的程序。難怪美國研究各國民主化多年、著作等身的政治學大師Larry Diamond，也要出重話，說人大的831決議，基本是向香港人舉起一根巨大的中指 （"The decision is tantamount to lifting a giant middle finger in the face of pro-democracy forces in Hong Kong asking for serious political reform, saying: ‘We have the power, we can do whatever we want, and if you don't like it you can leave"）。2
中共要在香港通過強勢直接統治復興帝國的構想和做法，基本假設是在中國經濟崛起，中共利用經濟利益收買了香港中上階層、媒體和教育界高層之後，香港社會的反抗應該不會太大，有激烈反抗也是零星的，很快便可以壓下。但中共（和許多香港人）意想不到的是，中共的霸王硬上弓，竟然激發出一場震驚中外的雨傘革命和香港從未發生過的長期佔領街道運動。這個佔領，已經遠遠超過當初"佔領中環"運動預期佔領一個小地方被動地等警察清場製造悲情輿論效果的設計，更超出了美國在2011年佔領華爾街只找一個小公園長期駐扎不影響交通的模式。
雨傘革命由9月22日學生罷課，到9月26日學生與市民開始在政總外聚集，再到9月28日梁振英政府施放催淚彈使運動升級至佔領街道，使急風暴雨的發展。金鐘被佔領後，運動迅速出現遍地開花的態勢，起義民衆迅速攻下九龍區交通最繁忙的彌敦道旺角段和港島的購物商業區銅鑼灣大馬路。
10月3日黑道暴民攻擊旺角佔領區遇到頑強抵抗，令黑道無功而返。之後旺角佔領區發生過幾次警察試圖趁日間佔領人數下降時清場，但每次都是越清越多人，清走了又回來。民衆在各佔領區不斷加固路障，旺角佔領區更出現日見規模的街頭關帝廟，與配備有工業用頭盔、眼罩、護墊等裝備的守衛軍負責堅守前綫。佔領運動的勇武與靭力，可說是近二、三十年香港反對運動所未見。
香港過往的遊行集會，不少參加者離遠見到鐵馬便會主動繞開，一見太陽下山，也心生惶恐，急急散水。這次運動，從9月26日晚金鐘道外有市民自發利用街上鐵馬架起路障的一刻起，已經注定跟以往乖乖牌的抗爭模式不一樣。就如歷史學家Mark Traugott觀察，歐洲民衆在十六世紀首次在抗爭運動中使用路障，畫出帝皇權力一時無法觸及的城市空間，乃標誌著自主公民的誕生。佔領可說是香港的一次成人禮。香港的公民社會經過這一役，將會與以前大不一樣。3
好學生反對運動的起源與失落
已故社會學大師蒂利（Charles Tilly）在Regimes and Repertories一書中指出，任何反對運動的氣質與訴求，都由作爲運動對手的政權之體質模塑而成。現今香港的反對運動，成形於殖民時代後期、英國人開始以懷柔吸納政治駕馭新興民間社會的時代。這個環境模塑出來的反對運動，時刻都寄希望於與統治者的良性互動、排斥對抗性的行動。4 這個反對運動在1982-1997年發展起來，在殖民時代後期和香港主權移交初期，或許有效。但到了今天，卻難應付我們頭上的政權，更難與年輕人的不滿與慾求產生共鳴。
2010年，五位民主派議員在五個大立法會選區辭職，通過補選發動全港變相公投，為爭取真普選、否決香港政府當時提出的假普選方案獲取民意授權。這是香港民主運動中第一次有人發動香港前途港人自決的嘗試。那時國務院與香港的親共力量高調批判變相公投有如搞港獨。中共這個高調批判，在民主派引起分裂。一方面公投派指出香港民主運動應該放棄對中共的幻想，直接挑戰中共，走出一條"新民主運動"之路。另一方面保守民主派中人攻擊公投觸動中共神經，衝擊香港現狀，最後只會激怒中共，引來更大鎮壓。他們更認爲市民不明白補選當公投的意義，所以拒絕在公投中積極拉票。結果在民主黨的杯葛下，公投要求立法會全面直選的議題雖大比數獲通過，但公投的投票率卻只得百分之十七。
通過衝擊建制爭取民主，在民主運動的世界史中，絲毫不新。20世紀初英國爭取婦女普選權的婦運便搞過集體向警察政客吐口水、衝進議會搗亂等行動。中國的五四運動，更有學生火燒北洋政府權貴官邸之舉。台灣民主運動，浩浩蕩蕩，過程中也出現過不少示威者衝擊警察防綫，反對派議員在議會以直接行動反制不公義議會規則的先例。這些行動，我想香港最激進的民主派也不敢想像。主流民主派有不少大老，更常常取笑台灣民主的"混亂"、"低質"和"常常打架"來突顯自己的風度翩翩。
激進民主派當年發動的公投，對不少民主國家和地方政府來說，已是習以為常的例行公事，其實比有失控風險的遊行集會還要溫和。2010年公投之所以被很多主流民主派批評為過激，是因為香港人在過去幾十年已太習慣主流民主派那種「好學生論政」的氣質。好學生在參與校政時，總會自動自覺地不做師長不喜歡的事，並時刻與壞學生劃清界線，小心保護好學生的身分。當時有民主派中人指斥中央不喜歡公投還堅持搞公投，是打「爛仔交」，便折射出一種好學生藐視壞學生的傲慢。
香港過去在神父慈祥、校長開明的傳統英式中學中，這些好學生都混得很好，被校方選為領袖生、辯論隊隊長，品學兼優之餘，還可以公開擁抱各種前衛思想。進了自由的殖民地大學，他們更可以挾著天子門生的光環，走出校園，批判社會。
在英治時期港英政府的吸納政治下，好學生搞運動，一般都不用害怕犧牲。在美好的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你可以一面念馬克思和法農，一面拿英資財團獎學金負笈牛劍。政務官考試的考官也不會因為你的學運背景而歧視你（更有傳聞說可能會有分加）。你也可以當一個認為文化大革命好得很的毛派學生領袖，毛到最後成為英資美資銀行大班。如果你不想加入政、商、學界，則可成為當時與公務員一樣薪高糧準的獲政府與歐美深深同情苦難第三世界的教會團體資助的專業社工，繼續投身「社會運動」。
好學生出身的論政參政者，通常對「衝擊建制」聞風色變，也很害怕動員群眾，怕裏面的壞學生越軌搞事，玷污了他們的好學生光環。他們的語言潔癖，也是世間少有。當年美國副總統在總統簽署醫療改革法案的歷史時刻，在全國觀眾面前爆粗，跟奧巴馬的耳語"This is a big fxxking deal"不小心進了米高峰；前副總統切尼更曾在議會殿堂叫一名民主黨參議員「go fxxx yourself」，事後大家都是一笑置之，連政壇死敵，也沒有以此大做文章。政客講粗口，觀感不好，當然不值得鼓勵。但香港公投運動的部分發起人，當時在自家網台對著支持者關起門講幾句粗口，竟然引起掀然大波，更能成爲一些民主派領袖反對公投的重要理由之一。現任民主黨主席劉慧卿當時便十分認真地提出民主運動應該"和理非非"-- 即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 -- 的總路綫，與講粗口的公投派劃清界線。這種對語言潔淨的要求，確是世間少有。
殖民時代後期，港英汲取了1966年港人自發暴動和1967年中共策動反英暴動的教訓，也要與中共競爭民意，所以不得不進行各種改革。仍未收回香港的中共，也要裝出一個開明的形象，反民主也不敢太過分。 在這特殊時空下，進入建制或以建制認可的方式推動民主的好學生，確實能對社會進步有不少貢獻。他們可以同時成為受壓迫市民的喉舌和被建制賞識的青年才俊，左右逢源，兩面通吃。
1997年後，參政議政好學生面對的，已經不是港英的吸納政治，而是親疏有別、敵我分明的新格局。在此格局下，只要你要求真普選、悼念六四，便都是跟中共對著幹。在當權者眼中，拿雪山獅子旗、時時衝擊警察防綫的示威者，與只知在警察劃定示威範圍内乖乖點洋燭，譴責衝擊行為與警務處長一樣不遺餘力的和理非非民主派，是沒有分別的，後者一樣也在1997年後常常被檢控。同時，現在的建制逐漸只向根正苗紅的圍內紅人、富人及其後代開放。1997年之前吸收了不少支持反對派學者的港府智囊機構中央政策組，在1997年之後愈加排斥有獨立意見人士，甚至被中共駐港官員和親共政客的太子黨子女霸佔，可說是一葉知秋。
以往好學生兩面通吃的空間，正在1997年後慢慢消失。好學生如想繼續在香港議政、參政，最終很可能要在為民喉舌與被權貴認可之間二擇其一，忠義兩難全，重復中國1949年後一批自稱第三勢力的民主黨派的遭遇。
當時中共對這些知識分子的統戰，其實是逐一收編、利用，然後逐一鎮壓的過程，「狡兔死、走狗烹」。1950年代初中共搞三反五反鎮反，這些民主黨派都積極配合；但到了反右時，他們卻成了鎮壓對象。反右時民盟的吳晗對其他民主人士落井下石，賣力批判，還得到毛澤東點名稱讚，但最後都在1966年因為暗批大躍進的《海瑞罷官》，成為文革第一炮下的著名炮灰。當時不少天真的知識分子一心要成為當權者的諍友，既沾到權力的好處，也保有為民請命的美名，可是一心兩面通吃，最後卻變成兩面不是人，像吳晗一樣，既保不住多年的清譽，下場也不是很好。
我不是說現時在或明或暗地幫助中共攻擊激進派的各路好學生民主派的下場是否一定像當年的"民主黨派人士"一樣悲慘，但他們已經沒戲唱，卻是肯定的了。
香港勇武新青年的崛起
人大決議框死普選能假不能真之後，很多傳統民主派人士感嘆溫和民主回歸派已經走到盡頭。例如屬於溫和民主派年輕健將，民間智庫新力量網絡副主席方志恒教授，便慨嘆：
人大決定，標誌著八十年代以來「民主回歸論」所代表的改革主義路線 -- 一種對中國改革抱有希望、對香港回歸後逐步發展民主的樂觀思潮 -- 已經正式壽終正寢。今後香港民主運動何去何從，是走上全面抗爭的道路，抑或是演變成本土意識運動，短時間內也許仍未有定案，但任何的對話、改革、中間、溫和路線，都已經走到盡頭不可能再繼續下去。5
不少老一輩的民主派中人對中共的希冀幻滅，開始認同學生提出香港已經進入抗命時代的判斷。年輕人亦通過堵路佔路，實踐出我們久等了的反對運動範式轉移。更令人驚訝的是，從九月底到十月的多個在佔領現場進行的民調均反映，參與佔領的年輕人，多數有長期鬥爭甚至是長期佔領的準備。
不過不少主導民主運動的老一輩領袖，還是好像無法理解這次佔領運動的意義，沒有察覺到這些年輕人的強大意志。9月28日淩晨佔中領導宣佈啓動佔中，竟可瞬間導致大批支持學聯和學民思潮佔領政府總部的示威者離場，要勞煩長毛梁國雄跪求大家不要走。28日晚催淚彈如雨落下之時，佔中領導和不少主流民主派人士呼籲大家解散，竟然無人理會，群衆反而逆向而行，越湧越多，遍地開花，展開金鐘、銅羅灣和旺角三地佔領之局。後來一些所謂"佔中義工"到處企圖拆除路障，呼籲佔領者讓車輛通過，瓦解佔領時，也被佔領者立即阻止。在前面提到10月3日晚黑勢力攻擊旺角佔領區時，佔中領導和民主媒體大亨第一時間呼籲大家撤離到金鐘，結果也是一個人也沒理會。大家還是留在旺角堅守陣地。
無論喜不喜歡佔領，我們都要承認，參與佔領的年輕人，都是通過社交媒體自我組織起來的自主新公民，勇武而機智，決心要在懦弱成年人不敢向撕毀30年承諾的北京大聲抗議時，挺身而出勇敢追討。
在一些民主大報和中共媒體呈現的平行時空中，這個佔領運動還叫佔領中環，當初的佔中領導和傳統民主派仍然統領大局。但這種自我欺騙，卻騙不到局外人。例如《時代》周刊便有一篇叫"The Hong Kong Protests Have Given Rise to a New Political Generation"(臉書版又名"Hong Kong's Youthquake")的文章，細數年青佔領者無視佔中領導指令的案例。6進步歌手何韻詩，也在臉書表示"大家必須搞清楚一點，現在在街頭上所進行的，老早就不是佔中，甚至不只是學生抗爭，而是個全民運動。"《紐約時報》、《紐約客》相繼刊出有關旺角佔領地生氣蓬勃不受金鐘控制的專題報道。7佔領展現出的鬥志和與中共決一死戰的決心，與每年71遊行民主派議員在終點揮手"檢閲"完示威者便宣佈活動結束的形色主義運動模式，有天淵之別。人民自發起來藐視中共壓制，佔中和傳統民主派領袖頓成無兵司令，人人皆見。我只希望，他日中共若要秋後算賬，請不要騷擾這些前輩，因爲真的不關這些叔叔事。
本土年輕人對香港自1980年代發展起來的好學生反對運動模式的不滿，累積已久。但這些不滿，一直都在高登網、臉書等互聯網載體醖釀發酵。主導主流媒體而親民主派的老年人，一直都看不起網上世界，"網民"前"網民"後的稱呼他們，不時更會邀請專家學者作些"常常上網會失去現實感"、"涉案青年斬人與上網太多有關"之類的隨口亂講式的評論。這次雨傘革命，體現出在本土年輕人的世界，網上世界與現實世界，根本二而為一。佔領者行動的機動性和應對警察、黑道打壓時的靈活多變，全都有賴社交媒體自發群組的通風報信。主流民主派媒體體現出泛民明星自上而下統領反對力量，一呼百應的世界，只能是與現實脫節的平行時空和意淫幻想。
經歷過這一個多月佔領的年輕一代，已經永遠跟以前的香港人不一樣。不論這個佔領運動以何種形色結束，香港的公民社會，已經經歷了大家久等了的成人禮，變得勇武起來，跟台灣在國民黨威權下成熟起來，在最近的太陽花運動中得到新活力的公民社會看齊。
香港的佔領將會何時和如何結束？年輕人的新型抗爭，將為香港帶來怎樣的未來？我沒有答案，但卻從一張張於催淚彈和黑暴力面前無畏無懼、一邊守衛佔領地一邊溫習功課的年輕面孔中，看到了浴火重生的香港。成長起來再上路的香港新反對運動，不可避免將會更緊密地與台灣已有多年歷史的勇武公民運動接連照應，聯手將中共作爲一個陸地帝國的擴張野心，擋於自由的海洋之外。
作者孔誥烽為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註解:
1.強世功 2008 《中國香港：文化與政治的事野》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2."‘A sad day for Hong Kong and democracy': Scholar slams Beijing's reform plan
Professor Larry Diamond says decision to impose an Iranian-style rigged system for the 2017 election means no progress has been made on democratic reform"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Sept 1, 2014.
3.Mark Traugott. 2010. The Insurgent Barricad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4.Charles Tilly. 2006. Regimes and Repertoire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5.方志恒。"這是一個時代的終結"2014年8月27日，pentoy （http://www.pentoy.hk/%E6%99%82%E4%BA%8B/f03/2014/08/27/%E6%96%B9%E5%BF%97%E6%81%92%EF%BC%9A%E9%80%99%E6%98%AF%E4%B8%80%E5%80%8B%E6%99%82%E4%BB%A3%E7%9A%84%E7%B5%82%E7%B5%90/）
6."The Hong Kong Protests Have Given Rise to a New Political Generation"Time. Oct 6, 2014.
7."Hong Kong Protest, Mong Kok styl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8, 2014; "The Thugs of Mainland China" New Yorker. October 8, 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