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兩篇頗受注意的文章出版之前，「公民社會」一詞只有少數波蘭、捷克、匈牙利知識份子在使用；離開了當時東歐共產主義的語境，這個詞比較像是政治思想史的概念，特別是在十七紀的社會契約論傳統中。在當時東歐知識份子的討論中，要擺脫政治專制，是不可能依靠開明派的共產黨官員之改革，武裝的革命運動也沒有成功的可能性。由上而下的黨國體制滲透社會生活各個角落，無所不在監控剝奪了人民各方面的自由。因此，這些知識份子主張一種透過「公民社會」來促成政治轉型的策略，也就是在合法的範圍內，擴大民間自我組織的空間，而避免對於政治權威的依賴。當國家不能再壟斷所謂的「公共性」，民間自發的行動也可以維繫一套合理的秩序，那麼統治者的權力就會受到限制。換言之，隨著自主的公民社會日益壯大，維繫共黨專制的社會基礎就是一步步被瓦解。
在那兩篇文章中，Arato提出了這樣的思索：如果波蘭的團結工聯運動意味著，奮起的公民社會是足於對抗國家(波蘭共產黨)、甚至威脅帝國(蘇聯為首的共產陣營)，那麼「公民社會」一詞是否具有更廣大的意涵，而不只侷限於東歐的地緣脈絡？在接下來的二十幾年，Arato與其他學者致力於深化公民社會的理論意義；到了目前，「公民社會」已經不再只是艱澀而鮮少使用的思想史詞彙，而是社會科學的基本概念，它就是指涉一種由公民自發結社所形成的領域。也幾乎所有研究者都會同意：公民社會的浮現將會促成政治民主的帶來，而且良善的民主體制也需要強大的公民社會來進行制衡與監督。這個道理已經是眾所皆知，因此在台灣現行的高中公民與社會課程綱要中，就有安排「公民社會的參與」的主題，講授志願結社、公民不服從的原理。
我之所以在文章一開始提起1980年團結工聯的陳年往事，因為那與2014年台灣的太陽花運動與香港的雨傘革命有太多的相似性：同樣一股由下而上的自發抗爭運動，打著「公民社會」或「公民運動」旗幟，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國際關注，而且也衝擊了威權統治者的地緣政治野心。如果這樣的歷史比擬是可以接受的，除了爭辯香港人追求真普選運動是否北京領導人所憂心的「顏色革命」(color revolutions)，我們是否也可以用八○年代的「蘇東波」來思考當前台灣與香港的局勢？對於莫斯科而言，團結工聯開啟的「蘇東波」導致東歐國家脫離其控制、蘇聯的裂解、以及共產黨的倒台；而「顏色革命」則是讓一些前蘇聯共和國民主化，倒向親西方的陣營。換言之，「顏色革命」只是「蘇東波」的接續，極力防阻香港雨傘革命效應延伸到中國內地的北京領導人，所担心正是會促成政治變天的公民社會力量。
從蘇聯帝國到天朝帝國
拿當時的蘇聯與當前的中國相比，最大的差異就是前者是頹勢畢露的過氣強權，而後者卻是正準備稱霸世界的新強權。在冷戰初期，社會主義陣營的工業化與經濟成長一度突飛猛進，因此赫魯雪夫在1956年向西方宣稱「遲早我們埋葬你們」，隔年毛澤東也誇下海口要「超英趕美」。但是時序進入八○年代，計劃經濟所導致的長期匱乏，已經明顯拖垮了以蘇聯為首的共黨陣營。波蘭團結工聯興起的導火線之一，就是政府決定提高肉類的零售價格，因為吃緊的財政再也無法維繫都市工人的消費水準。很明顯地，當一個到處對外耀武揚威的體制，再也無法滿足人民的基本需求，甚至要求人民縮衣節食，那麼它的倒台也只是遲早之事。
相對於此，中國近年來的經濟崛起才是真正的歷史奇蹟。國際貨幣基金會在今年10月公佈一項分析，如果用購買力平價(purchasing power parity)來估算，中國的經濟規模已經超過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以近年來中國經濟成長的速度來看，完全可以意料的，只是沒有人想到這一天會那麼快到來。事實上，也有很多人相信，並不是中國終於取得了世界第一；從更宏觀的經濟史角度來看，中國人只是拿回了十八世紀中葉以後喪失的領先地位，因此，這意味著西方曾一度因為工業化起飛而攫取的領先優勢，只是一段已經終結的歷史插曲。
促成中國崛起的關鍵，即是在於共產黨成功地馴服市場機制的力量，讓它不只是提升了一般人民的生活水準，也強化了政權汲取生產剩餘的能力，而又不致於產生強大的反對勢力。中共成為了歷史上唯一能享受資本主義好處、卻又能避免倒台的共產黨。這也無怪乎，在2008年的金融海嘯與2011年的歐債危機之後，所謂「北京共識」的說法喧囂甚上，中國領導人似乎開始相信代表西方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已經是過時的產物；只有政治集權之下，發展才是解決一切的硬道理。
初看之下，中國共產黨成功地打破了現代化理論的預測：經濟發展並沒有促成開明求變的中產階級，進而帶來政治民主化的後果。但是仔細來看，強力維穩的政治體制帶來高度扭曲的經濟結構。當「中國製造」的產品行銷全球，但是中國的嬰兒卻享受不到品質可靠的奶粉。當一波又一波來自鄉村的農民工創造出來鉅額的出口，他們與他們的子女卻是永遠無法在城市落戶的異鄉人。中國崛起成為世界工廠，卻是依靠享有技術與組織優勢的外資企業。根據最新的資料，台、日、韓的外資企業在中國一共雇用了近三千萬員工，其中一半以上是台資企業，而光富士康就有一百萬員工。晉身《財富》全球五百大的中國企業，也絕大多數透過容易取得的公部門貸款，以及國內市場的壟斷地位。當中國政要在世界各地推銷高鐵，而中國製的小米機行銷全球，最核心的關鍵技術都不是掌握在中國人手裏。用「中國速度」打造出來的城鎮與捷運，是當代的都市傳奇，但是官方媒體所鮮少報導的充滿暴力與血腥的官商「圈地」過程，使得許多人的田地與房舍被「血拆」。
對於帝國的統治者而言，人權、民生、不平等與缺乏效率都是以忍受的代價，只是要現行的經濟體制仍是可以創造出更多的生產剩餘，以維繫其地緣政治的戰略目標。蘇聯的戰略野心始終受限於其經濟實力，即使是野心勃勃的赫魯雪夫時代亦是如此，儘管他宣稱透過更快速的工業化來為西方送葬，但是仍是選擇了和平共存的策略，避免直接開啟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風險。因此，在1962年的古巴飛彈危機，蘇聯最後是選擇了撤退的選項。在大部分冷戰時期，蘇聯大部分是採取代理人策略，在第三世界國家，以扶植左派武裝勢力與親西方政權抗衡。
相對於此，更強大的經濟實力提供了中國領導人更廣寬的運作空間。在胡錦濤時期，中國領導者的講法是「和平崛起」、「養晦韜光」；到了習近平，新的官方論調轉一改過去的低調，變得更敢「亮刀亮劍」。因此，為了爭奪釣魚台，中國設置所謂的東海航空識別區，直接挑戰日本與南韓的領空，以及在此活動的美軍。在南海，中國更搬出來所謂「九段線」的歷史文件，不惜與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等國針鋒相對。中國政府積極建設雲南昆明，試圖打建通往仰光、曼谷、西貢的高鐵，因為這樣可以將整個印度支那半島列入其經濟屬地。對於印度而言，中國提出的所謂的「海上絲路」，無異是要爭奪印度洋的主控權。借於反恐之名，中國主導的上海合作組織也將其勢力延伸至中亞。
2014年適逢第一次世界大戰一百週年，許多評論者都指出，當今中國就如同百年前的德意志帝國。同樣是一個後來居上的經濟強權，在意識型態上拒絕了自由主義，對於被未肯認的霸主地位感到憎恨，也認為現行的國界與勢力範圍之劃定已經不能反應其已經越昇的地位。在當時，德國迎頭趕上英國的工業實力，因此在軍事上到處挑釁。最後擦槍走火，點燃一場人類前所未有的浩劫。有人能保證那場百年前的悲劇不會再一次發生嗎？
在軟實力的吸引力上，當今中國遠遜於以往的蘇聯，宣揚解放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都在西方獲得許多的同情者與支持者；而中國民族主義的訴求至多只是國內的消費者買單。然而，這些現實的阻礙並沒有納入考慮，中國仍是朝向一套以香港作者陳冠中所謂的「中國天朝主義」目標邁進的道路。如果說，一百多年前，天朝主義的政治想像可以驅使已經積弱不振的清朝向「全世界宣戰」，那麼當前盛世盈態的共產中國，為何不會投身於相似的歷史偉業？
公民社會的力量
中國的軍事與經濟崛起，已經在亞太地區引發了一連串的連鎖反應。日本右翼政治勢力的興起，要求廢除和平憲法所加諸的限制，南海爭議在菲律賓與越南甚至已經引發了排中暴動。美國「重返亞洲」的戰略佈署，也是直接衝著中國而來的。這些回應不是出於民族主義的情緒，就是基於軍事對抗的邏輯；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台灣與香港，對抗中國天朝主義的行動卻是以公民社會的形態浮現。對於北京當局而言，香港是已經收復的特區，而台灣則是尚待統一的海外領土，都是屬於勢力範圍之內，就如同八○年代波蘭之於莫斯科一樣。然而，公民社會真的能夠與帝國相抗衡嗎？波蘭團結工聯被鎮壓之後，主要領導者被捕入獄，運動轉入地下。一直到1988年，整個共產陣營大勢已去，政府才願意與團結工聯展開圓桌對談，兩年後，共產黨才將政權交給在選舉中大勝的團結工聯。這條充滿艱鉅的道路，是台灣與香港公民社會運動者的未來圖像嗎？
從團結工聯到雨傘革命，公民社會的力量也是跟著大幅提升。首先，一波波的民主化浪潮，不只使得威權統治更難以被維持，也讓全世界的政治異議份子更加相信，他們的倡議與抗議活動終將帶來正面的結果。在所謂的「第三波民主化」，南歐與拉美的軍事強人、東歐共產政權紛紛瓦解，東亞的台、韓、菲也經歷了深刻的政治轉型。在1998-2005年這段期間，包括斯洛代克、克羅埃亞西、南斯拉夫、喬治亞、烏克蘭、吉爾吉斯這些前共產國家，出現了「顏色革命」。在人民抗議的聲浪中，操弄選舉、壓制反對黨的獨裁者一一倒台。在2011-2012年間的「阿拉伯之春」，公民社會的力量更吹起北美與中東。這些例子顯示，公民社會的訴求並不只是侷於限於某一區域、某種宗教文明，而是具有普世性的吸引力。也隨著民主體制越來越普及，其正當性也跟著提升。因此，當香港佔中運動者要求「符合國際標準」的特首選舉，這項訴求是會獲廣大的同情與支持。
其次，通訊科技的提升，乃至於全球規模的資訊社會之浮現，也使得分散各地的公民社會運動者更可能彼此聲援與串連。在團結工聯時代，東歐反對運動的傳播管道十分受限，文字只能透過地下刊行的出版品(samizdat)來流通，而要譲外國人知道實際抗議場景，只能將攝影膠片私藏運出。然而，到了現今行動上網的年代，幾乎每一個抗議者都可以是報導記者、攝影師，將公民社會的訴求以立即、分散、低成本、不受空間限制的方式傳播出去。在六○年代，美國黑人運動曾提出這樣的口號「革命不會在電視上轉播」(The Revolution Will Not Be Televised)；但是在今天網路社交媒體當道的情況下，臉書、推特就成為傳遞即時革命的最重要管道。
換言之，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儘管當今中國遠比先前的蘇聯擁有更強大的經濟實力，但是與其抗衡的公民社會也跟著成長。
台港抗議共同體的浮現
長期追縱台、中、港三地動態的資深記者李志德，在最近發表的新書中，以「抗議共同體」來描述台灣與香港兩地晚近相互聲援、彼此學習的公民社會。的確，在樂生院保存運動/菜園村保育運動、關廠失業工人抗爭/碼頭工人罷工、反媒體壟斷運動/反國民教育運動、太陽花運動/佔中運動中，我們都可以看到台港兩地青年都被十分相似的議題感召而投身於運動的隊伍之中。在3月30日，香港學生發起了聲援台灣反服貿的遊行活動，主辦單位估計有上千人參與。同樣地，在10月1日，台北也有一場上千人參與的晚會活動，支持香港爭取真普選的訴求。在整個2014年，「今日香港、明日台灣」亦或是「今日香港、今日台灣」的口號，在兩地串連起禍福相依、同舟一命的團結。
然而，從歷史來看，台港過去政治發展在不同的軌跡上，少有交集或重疊。在八○年代初期，當中英雙方為香港回來展開政治談判，香港人的未來就這樣被強權私下決定，而沒有發言的機會，這種情況就彷彿是戰後台灣的命運，但是當時很少香港人注意到這樣的關連性。當1989年六四屠城激發出香港人對於未來回歸的恐懼，引發一百萬人上街抗議。六四紀念晚會至今仍是香港重要的年度政治儀式，香港人不只是關切中國的民運與維權運動，同時他們在其中看到自己最深刻的憂慮。相對地，在國民黨政府大張旗鼓地聲援北京學運之後，台灣人就逐漸淡忘了六四，一到2008年之後才有由民間團體、港澳留學生發起紀念活動。對於越來越本土化的台灣人而言，發生在天安廣場的屠殺，就像是南韓的光州事件一樣，那是在另一個國家的悲劇。台灣的海外民主運動與獨立運動主力來自於日本與美國的台美人，鄰近的香港並不是重要的活動根據地。因此，無論是中共扶植的左派勢力亦或是民主派，對於台獨的看法不外乎是來自於大中華民族主義的膝反射式的反感，事實上，更多香港人一直將台灣等於同國民黨。即使台灣發生了政黨輪替，大部分人對仍是對於民進黨感到陌生，反而對於號稱是在香港出生的馬英九特別感到興趣。
將台灣與香港拉近在一起的是外來的威脅，一國兩制的政治公式原先是中國要取代以往用武力解決台灣路線，所提出來的新策略，結果搶先施行的卻是香港。如此一來，香港成為立即成為台灣人可以觀察一國兩制的實驗室，測試北京領導者對於尊重原先制度與生活方式之誠意。也由於中國一再在國際場合打壓台灣，拒絕承認台灣的地位，「台灣香港化」、「總統變特首」也成為了一種負面性的指涉。
在1997年主權回歸之後，「一國兩制」的實行結果，已經使得香港在法治人權、新聞自由、生活品質呈現各方面的倒退。法治人權曾是香港的核心價值，也是英國殖民主義所遺留下來的最重要制度遺產。但是近幾年來，卻出現了各種光怪陸離的情事。在2003年，特區政府企圖強行通過基本法23條，用各種國家安全理由來限制人民政治自由，引發民怨的反彈。在2012年爭取特首的兩位主要候選人梁振英與唐英年，都分別爆發違法興建私人豪宅的事件。從1970年代以降負責捍衛文官風紀、防止貪腐的廉政公署，居然也與用動用公款，用奢華的宴會招待來中國內地官員。
在台灣解除戒嚴令之前，香港媒體曾是華人社會中最自由開放的，呈現百家爭鳴的狀態。然而，晚近以來，各種媒體紛紛被在中國內地有鉅額投資財團所收購，言論尺度也大幅緊縮。許多異議份子的報紙專欄被中止，所主持的廣播節目被封殺。港府用不需要給理由的姿態，拒絕了獨立經營的電視台取得無線經營許可，而向來堅持反共立場的蘋果日報則是面臨各種的打壓。
對於一般民眾而言，或許法治與新聞自由是比較不切事的議題，但是就算再怎麼樣政治冷感的香港人，也會直接感受各種的生活不便與品質惡化。每年超過四千萬人的中國自由行遊客，將原本就過度擁擠的公共空間與地鐵更難以忍受。曾有一段時間，香港人連奶粉與泡麵都買不到，因為這些是內地熱賣商品，只要過了羅湖或落馬洲口岸，就可以現賺一筆。為了迎合中國觀光客，服務本地人的商店紛紛收攤，高漲的店租使得香港人創業更艱難。來自中國的資金炒高了樓價，讓香港青年人更不容易取得棲身之所。香港的大學積極招收內地學生，甚至不惜祭出各種獎學金的措施，這也使得被排擠的本地學生感到怨恨不平。香港激進的本土派批評蜂擁而至的中國人是「蝗蟲」，不設防的香港將會「陸沈」，這種「反蝗」論述固然帶種明顯的種族歧視，但是也卻真實地反應了許多香港人的心聲。
台灣人開始感受到「中國因素」是在2008年之後，馬英九一上台，就積極與對岸化解緊張關係，一方面開放直航、中客、中生、簽定各種合作協定，另一方面也從2005年連胡公報所設定的「先經後政」、「先易後難」來促成兩岸的交流。但是因為中國抵制民進黨政府時期的海基會/海協會第一管道，與當時在野的國民黨共同創設不受民意監督的國共平台，這些當初所設定的兩岸關係路徑圖、以及其基本預設(例如一個中國、反台獨)，是沒有民意基礎。如此一來，在2008年之後，台灣人的具體感受就是為了兩岸的和解，既有民主體制受到了限縮。
在2008年爆發的野草莓學運，就是為了抗爭中國特使陳雲林來訪，台北的街頭戒嚴，警察忙著沒收中華民國國旗，但是卻對於揮舞著五星旗的急統派群眾視若無睹。年青人不經在問，到底我們的政府到底是在保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是我們？在2012年的反媒體壟斷運動中，旺中案並不只是媒體改革的問題，而是習以為常的言論自由與生活方式正面臨嚴苛的挑戰。在中國政府的撐腰下，蔡衍明迅速掌握了黨國體制原先控制的媒體(中視以往是黨營事業、中國時報發行人曾擔任國民黨中常委)，開始光明正大地接受共產黨的置入性行銷，粉飾中國惡名昭彰的人權紀錄，甚至鼓吹加速兩岸統一。為了其商業與政治的利益，蔡衍明將媒體當成私人武器，記者成了圍事小弟，甚至連臉書上的轉貼舉動都可能招致旺中集團修理。引發佔領立法院的服貿協議更是被批評是「黑箱作業」，從協議到簽定，一個衝擊六百萬服務業人口的自由化協定，居然完全沒有事先的諮詢作業。2014年3月17日，立法院所上演的「半分鐘」事件，更顯示兩岸祕密協議明顯踐踏了民主程序，甚至國會原先的朝野協商機制都可以被犧牲。
與香港相比較，台灣人所感受到的生活方式衝擊較不明顯，一部分原因在於來台的中生與中客數量都較少，中資置產購屋也受到較多的限制。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台灣不會出現類似香港「反蝗」的集體情緒。在目前，國民黨政府試圖放寬中客自由行的限制，解除中生的「三限六不」並且將納入全民健保。而服貿協議所要開放的中國人居留與置產，也有可能激發進一波的反彈。
總之，在2008年之後，中國因素正式登陸台灣，劇烈地衝擊了台灣人民好不容易所建立的民主政治。這也使得台港原先分歧的發展軌跡，被引導到相似的路徑之上，也因此搭接起兩地公民社會互相聲援、彼此學習的契機。從一開始，香港親共媒體就將佔中運動抹黑為「港獨」，而兩地社會運動者的交流被說成為「台獨與港獨的匯流」。共產黨的喉舌顯然認為，將爭取真普選的訴求貼上「獨立運動」的標籤就足於嚇壞香港老百姓，但是他們所不願意面對的真相即是，促成台港抗議共同體浮現的正是反民主的共產黨獨裁。
公民社會對抗中國天朝主義
在1980年，波蘭團結工聯開啟了公民社會對抗帝國的歷史；在2014年，在歐亞大陸的另一端，基於種種上述的理由，台灣的太陽花運動與香港的雨傘革命也上演具有高度相似性的劇本。
如果歷史可以是一面借鑑，那麼波蘭的故事可以幫助我們構思未來可能的演變。十年團結工聯的努力，最後搏倒了共產黨戒嚴體制，並且取得政權，原因是來自於帝國核心的轉變，而不只是靠波蘭人民的犧牲與奮鬥。面對各種內外的挑戰，蘇聯領導者終於決定與時俱進，放棄了對於東歐的高壓控制。
同樣地，太陽花運動顯示：在2008年之後，即使國民黨掌握了行政與立法權，甚至連民進黨內部都出現了廢除台獨黨綱的呼聲，兩岸關係的走向還是不會按照共產黨可以接納的方向演進。雨傘革命則強而有力證明了，香港人要的不只是「馬照跑、舞照跳」的生活，而是貨真價實的民主。兩地的公民社會斗膽挑戰帝國，這對於中國內地的維權與公民運動者，又是會有何種的啟示？天朝主義統治者真的能夠同時維持經濟發展，並且強力維穩，一步步朝向世界強權邁進？這種抗拒和平演變的高張力道路，又能再走多遠？
筆者相信，這個世紀之謎的解答揭曉之日，應該在不久之後。到那時，回頭再看2014年的台港公民社會，將會有更公允的歷史評價。
作者何明修為台大社會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