準備交稿之際，香港發生了佔領中環運動，並且演化成雨傘運動，在交稿日仍然未知結果。毫無疑問，雨傘運動很有可能會是香港歷史的一個分水嶺。我本來想過特地為此撰文。但是，幾經考慮，還是決定完成佔中運動前開始的寫作計劃。原因有兩個：一，現在似乎尚未是總結雨傘運動的恰當時候；二，本來的文章，是就香港媒體生態所思考的長遠策略，不會因為一個運動而失去意義。即使到雨傘運動者離開街頭之日，還是會有很多關於香港媒體如何自處、如何回應威權主義等思考。
以下，我不會詳細解說香港媒體近年的事件或發展。一來，互聯網已存在不少資源，供有興趣的讀者自行搜索。1 二來，不少有關香港媒體的論者，比較傾向採用一種「應急」的方式去思考問題，從比較長遠、結構性的角度去討論的分析卻不多。有關媒體、中國威權主義、社會運動等的關係，是香港及所有身處中國邊緣及旁邊的社會都需要長期辯證地思考的問題。它們涉及的不僅僅只有如何運用媒體去召集群眾運動、回應論點、挑戰權威等等「應急」的社會實踐，而是涉及許多不同層次和面向。以下我提出的是，要為獨立的媒體空間賦予更多力量，香港的媒體工作者需要更具自覺意識地發展我稱為「跨本土主義」的原則。
一. 有關「獨立性」的基本前設
有關香港媒體的「獨立性」的問題，常常被想像成一個有關它「被快速侵蝕」的現象。故此，有關的思考，也往往指向「如何暫停威權主義」的問題。本文想探討的媒體獨立性，則建基於以下三點：
一，「獨立性」除了可以被想像成一些被侵蝕的價值，也可被理解成一個相對的概念、一個形容詞。所有媒體，都有它一定程度的「獨立性」與「依附性」，依附的不僅是資本與國家，還有各種包括民粹主義、犬儒主義、消費主義、男性中心、民族沙文主義等意識形態。所謂「獨立」，必然意指相對於某些權力、免於那些權力的活動空間。本文指的「獨立」不是關於「非主流」、「先鋒」等意義；而是指相對「中國的威權主義」所展現的媒體空間。
二，故此，「中國威權主義」和「香港媒體獨立性」的關係，並不是兩件實體的互相碰撞與侵蝕，而是某種權力對某個空間的影響。「威權主義」的體現並不僅僅只有審查，也包括在各種問題上對想像力的收窄。這涉及的除了反抗審查，尚有更廣義的、例如媒體所展示的影像、聲音、文字能否全面代表香港民間社會？傳播訊息的角度，能否超脫中國官方和其代理資本家的限制？所製造的文化想像及視野，能否超脫民族國家的大一統視野？在市面流通的本地及外地媒體產品，有多大程度受到限制？而且，這裡還涉及不同的文化或媒介方式。例如《蘋果日報》在上街動員和娛樂性上，也許有影響力。出版中國禁書的獨立書商，對不少香港人來說只是大陸政界的奇情八掛，沒有動員力和進步價值可言、內容甚至真偽難分。但它所製造的「醜聞」，也許可以被運用來作為拉倒一些大陸及香港腐敗官員的文化資源。還有社交媒體Facebook和微博，容許明星藝人繞過文化工業和官方的廣播條例，直接跟全球的華文讀者網民互動（例如香港的黃秋生、台灣的張懸的網上發言事實上是兩岸三地許多網民共同分享的訊息）。中國威權主義與香港相對獨立的媒體空間的接觸面很廣闊、也有不同的層次與關係。可以說，沒有這些展示「獨立性」的媒體活動和實踐，就不存在那個「免於威權主義」的空間。
三，任何相對獨立的空間都不是天然存在的，而是需要經過人為地運用和組織各樣資源或資本去創造它、維持它、擴充它、給予它更多力量（即所謂賦權或充權，empowerment）。並不存在不涉資本的獨立空間。任何獨立的空間都是透過「運用資本」所構成。「資本」不僅僅是金錢，而是更廣義、任何被人類運用來達到其目的的人、物和觀念。如果以比較傳統的馬克思主義來分類，可以說維持媒體獨立空間的必須資源有經濟基礎或「下層建築」，還有使人們相信「獨立性」的重要、維持「獨立空間」所必須的「上層建築」，例如各種抗拒中國威權主義的理性、論據、原則、價值、感覺等等。另外，我們還可以計算種種人際網絡作為資本，例如，假如一位媒體工作者跟一位官員有血緣或朋友關係，究竟是媒體工作者使官員決策時對媒體的獨立性更寬容；還是相反，使媒體工作者自我審查、收窄空間？
二. 抗拒「威權主義」的原則：自由主義、本土主義的運用及限度
花了些段落去闡釋「獨立性」的概念，是想指出我們可以轉換發問和思考的方式，而無須必然只理解香港獨立媒體如何停止中國威權主義。本文更關注的是，各身處香港、參與媒體活動的人，如何一直運用各種資源去不斷創造新的、威權無法伸延的活動及相應的空間。
香港現正身處的時刻，可以被如此理解：支撐香港媒體的獨立空間的政治及經濟資本，愈來愈被中國威權主義的力量收編。例如，不少香港媒體的老闆被委任為中國政協委員，政府限制民間運用廣播條例及各種媒體資源，意味威權網絡的延伸。中資企業抽掉一些媒體的廣告，是在嘗試壓抑獨立媒體空間的經濟資本。至於獨立於威權主義的活動空間，則主要依靠「自由主義」和「本土主義」所維繫。這裡指的「自由主義」與「本土主義」，並非指一些主要從學院產生出來的哲學思想及經濟學教條，也不是社會運動綱領；而是指一些香港民間社會現時用來組織各種資源去抵抗中國威權主義的原則。通過這些原則來組成的影像、文字、聲音，在香港大眾媒體空間之中流通、傳播、及被觀眾消費。
自由主義及近年興起的本土主義，是現時支撐著香港獨立媒體空間的主要原則。香港不少公民社會的活躍份子及新聞工作者都高呼「言論自由」、「普世價值」等信念，也對建設一個非威權主義、或最少對異見更為寬容的「民主中國」有強烈的期望。這背後是自由主義。當然，自由主義不僅僅來自香港社會本身，也跟歐美和華文世界所提供的各種資源有關，例如在大陸和台灣反對共產黨和國民黨專政的自由主義者，長期以來都獲得香港媒體及文化工作者尊敬。大陸和台灣的媒體人事實上有參與香港的媒體活動，而大陸和台灣中抗拒威權的「自由派」所生產的刊物和影視產品、還有各種在全世界流通的文字和影視媒體，香港觀眾都可以在不受中國政府的威權主義下看得到。
至於本土主義，則是近年始在媒體流行的原則。如果自由主義衍生了各種對「普世價值」、「自由民主制」、「言論自由」等的追求和堅守；本土主義則把這些價值的追求賦予限度、把這些價值的實踐在地化、社群化、以「香港人」為本位，產生了各種關於「香港核心價值」、「香港文明」、「抗拒赤化」等等在媒體流傳的聲明和聯署。
作為一種為了回應中國威權主義而生產媒體論述、製造文本、傳播觀念的原則或傾向，自由主義與本土主義時敵時友。例如在香港網絡媒體中，經常得見本土主義者批評自由主義空談價值，在媒體評論或詮釋事件時過份「離地」；相反，自由主義的論述也會批評本土主義「狹隘」，無視香港社會一些可以跟國際和中國社會連結的普世價值。本文的重點並不是要二選一地靠邊站。因為，在我看來，這兩種主義只是回應了中國威權主義賦加予香港身上的不同角色──因為北京及特區政府對權力集中的堅持、對市場及民間控制的傾向、與對異見的不包容，衍生了相應地講求文化寬容、中立與調解的自由主義；因為要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盡可能統一語言、文化、純粹把香港視為金融市場，迫使香港產生抗拒文化同質化的地方主義。當香港媒體在大眾層面推動社會運動、要維持其相對中國威權主義的獨立性、自由主義和本土主義都十分重要。假使香港不再在存各種自由主式和本土主義所推動的媒體文本或民間活動，便代表香港的獨立空間已被中國的威權主義完全收編。
不過，在幫助香港民間面對中國威權主義時，自由主義和本土主義都有各自的問題及限度。這不是抽象地指兩種主義的邏輯缺憾，而是指當它們在香港被具體地運用來組織獨立空間時，有其限度（the limit of using liberalism and localism as the two principles of organizing resources）。
自由主義的限度是：它很依賴西方（主要是英美）世界生產出來的文本和觀念。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自由主義在世界上的領導權（hegemony）很大程度上是建基於西方世界的強勢，吸引不少非西方的第三世界或所謂「落後地區」的知識份子及文化工作者主動挪用「自由民主制」、「三權分立」、「第四權」、「言論自由」等這些抽象來說是普世、但具體藍本卻是由倫敦、紐約及各歐美院校等文化及知識中心所選擇及生產出來的觀念。我不是指香港的文化工作者很「西方」、不夠「中國」；而是由於全世界正經歷後殖民主義、後西方、去西方化的文化傾向，西方的知識領導權的優勢沒那麼明顯，將會減弱自由主義者在香港組織資源、回應中國威權主義的能力。例如，在九十年代初無法想像的「中國模式」和中國崛起、日本和美國權力的下降，今天都已成為流行的說法（即使它們其實仍然不斷被人辦論而未有完全一致的結論）。全球知識及文化的大環境的轉換，將會使自由主義成為只有抽象的（必然對的）道德高地、卻難以說服地方大眾、提出各種有能力在現實解決問題的政策、為此投入資源，特別是當香港是中國的一部份、卻要努力維繫往往被威權的民族主義及大一統主義者攻擊、認為是「以西方世界為藍本」的自由的媒體空間。
本土主義的限度是，香港本土的資源少、流動性也高。例如，為了抗拒中國大陸的簡體字和還有不少文化工作者北上的傾向，本土主義者堅持以「本土文化」（例如廣東話等各種港式語言及符號）為創造媒體產品的資源。但在香港這個高度外向的城市，本土主義也許會愈來愈難以維持。例如，一些使人感到「本土性」很強的「本土電影」，事實上滲入不少大陸國企及民企的資本。香港的電視也從來不僅僅是為了香港觀眾所製作，也把廣東省珠三角的觀眾及市場納入計算在內。即使是本土觀眾，也有不少根本更認同或迷戀外地的各種媒體及高雅與流行的文化。本土主義作為組織資源的原則，其實遇到很大限制。
這並不是說自由主義「過氣」，或者本土主義「不小」而不重要。這些意識形態或行事原則，對媒體參與者去組織各種資源、維持一個跟中國威權主義有距離的空間有不同的效用。也許自由主義對守護言論自由與寬容的價值、和跟西方世界接軌很重要，也是香港進步的核心價值和各種社會運動的精神所在。而本土主義在香港境內緊急動員、召集、暫停威權的時刻上、還有把各種進步價值真正在社區實踐出來也很重要。但是，從更長遠來說，要在廣泛的民間維持進步的、不卑不亢地回應中國威權主義的動力，也許可尋找更多方法為香港的媒體空間賦權。
三. 連結網絡與擴充空間：跨本土主義
在文章餘下的部份，我想提出的是：香港媒體要持續保持其抗拒威權主義的活力，可以更自覺地發展一套我稱為「跨本土主義」（可英譯為inter-localism）的、作為組織媒體空間、生產媒體文本的資源的原則。
跨本土主義一方面繼承香港本土主義，反對「威權主義」，但超越其「狹隘」性，並不以「香港人」這族群作為單位，而是以保護香港地方的各種可能性──這裡特指獨立的媒體空間及其所包容的各種活動──免於中國威權主義為最優先。香港本土所需要的連結，跨本土主義的字根是「本土」，但同時意識到香港本土的限制及香港文化本身的區域性的、混雜的構成。但它連結外界的方式，不是沒有邊界的普世觀念，也不是無根的國際視野，而是「扎根本土」與「認識世界上其它本土」。Inter-localism或trans-localism。不是無差別擁抱世界的cosmopolitanism、不是無中心而到處征服的globalism。它的世界有彊界，卻不是建基於國家的國際internationalism或跨越國界的transnationalism。它向外連結的方式是，它意識到向外發展不是為了尋求逃離中國威權主義的「自由」、不是為了城市的一己私利的「香港本位」，而是意識到自身正在經歷現代民族國家體系透過中國大陸的大一統主義的威權性實踐，在外找尋相近的經驗和資源，充實本土回應威權主義的能力。換言之，跨本土主義理解世界的方式既不是無根、也不是以民族國家為「根」的單位，而是基於「本土」作為認識範疇、在世界尋找合乎呎度的比較及相應的知識。這不是被「英國」遺棄而失去的自由價值、也不是面對「中國」而與它隔絕的心態，而是各處於全球民族國家體系內的本土如何自處的經驗。
以跨本土主義這原則所組織的文化資源、文本和各種媒體活動，對民族國家的異質文化、特別是跟自身本土相近呎度或關係緊密的本土文化更為敏感。在跨本土的文化交流下，累積合乎呎度的知識（及比較），累積知識及文化網絡，累積資金及人才，而同時對批判性地看待民族國家所衍生的文化，包括國語、國家政策、民族大歷史等等。例如，它不是要宣傳如何成為「英國」、「加拿大」與「瑞士」的樣子、抽象地崇拜「西方」，而是以「本土」為觀察別人的單位，更扎實地想像如何建造一個更好的宜居城市。而且，香港也不僅僅是一座城市。作為一個有強烈抗拒中國共產黨及其威權主義傾向的邊緣地方，它應該特別關注跟它相近經驗的本土案例。如果自由主義尊崇的是英國與台灣的「自由民主制」；那跨本土主義努力以媒體理解和宣傳的，是台灣回應北京的本土主義所經歷的討論，英國各地方主義的感受和它們跟倫敦的關係、沙巴如何感受馬來西亞的布城政府、果亞如何回應印度的德里政府、沖繩和東京，還有科西嘉和巴黎、直布羅陀和西班牙等等邊緣本土跟國家首都的關係。
在跨本土主義的原則下，香港的媒體生產者和消費者會更少以威權的民族國家的立場看待自己的城市需要什麼，而是以本身城市跟周邊關係（即其它本土、別人的本土）來反思自己的所需和所欠；也會更關注不同地方的差異性，不會投入到民族國家鼓吹的大一統思想。換言之，跨本土主義充實香港媒體獨立性的方法，是持續在世界尋找和累積更多資源，對照自身被民族國家威權主義壓迫的案例，學習如何照料自己的政策，而且關注不同地方性的差異，在日後永遠不站到民族國家的威權主義，而是以邊緣本土的角度出發看待世界。抗拒威權主義有各種方式，如果自由主義是包容、本土主義是團結，跨本土主義的目的則是繞過國界地連結，孕育不被民族國家壟斷想像力、有根地連結世界、組織媒體、連結不同大眾和觀眾的傾向。
結語
最後，我想以媒體如何詮釋「佔領中環」去作為一個例子，去闡釋跨本土主義如何可以作為一種充實媒體空間的資源組織原則。雖然「佔領中環」已演化成「雨傘運動」，但有關如何詮釋它，卻仍然可分為自由主義和本土主義的方式。持自由主義與本土主義傾向的媒體（不僅僅指狹義的機構，而是指兩種運用媒體生產各種符號予大眾消費的文化意義製造過程）各自演繹「佔中」。自由主義的媒體工作者及評論人歌頌「佔領中環」的和平及其公民抗命的普世精神，把自己跟「狹隘的」本土主義區分；在本土主義的媒體，「佔領中環」時被指為過份抽象、並沒有緊緊扣連本地的群眾。
除了以上兩種角度，也可以從跨本土主義的方式，尋找更多香港社會運動跟世界上其它「本土」有關──「佔領」作為一種形式，本身來自紐約市的佔領華爾街運動，經香港小眾左翼團體引入，發動過人數極少、以打倒資產階級為主的「佔領中環」。以現在實踐出來的「佔領中環」，則受過台灣的太陽花學運的成功所鼓舞。換言之，「佔領中環」不僅是來自自由主義價值及捍衛本土的勇氣，也是來自跨越香港本土、在跟自己相像的紐約市（都是全球金融中心）及同受中國威權主義壓迫的台灣本土主義處得到共嗚。香港的社會運動之所以持續、創新，動力不僅僅來自自由主義價值、或本土主義對地方性的執著；也是因為香港本身的媒體空間有一定的、相拒威權主義的獨立性、可以溝通世界上不同的本土、讓香港的媒體用家得以參考、啟示自己的處境及行動。如何更有效運用不同的資源組織原則──包括本來的自由主義、本土主義及本文提倡的跨本土主義──去充實及壯大既有的獨立媒體空間，是香港媒體工作者及用家應該持續思考的問題。
作者李祖喬為新加坡國立大學社會學系（亞洲文化研究課程）博士候選人。香港中文大學文化研究學部哲學碩士。研究興趣包括媒體文化理論、視覺文化政治、亞際文化研究（特別是中國大陸、香港、台灣、新加坡及馬來西亞）。
註解:
1.這些事件都標誌著香港新聞自由所受的威脅：《明報》總編劉進圖被斬、商人王維基的香港電視不獲政府發牌、香港電台被打壓、數碼電台幾乎夭折、獨立媒體遭中國黑客攻擊等等。有關近來香港媒體自由程度的回顧，可見草魚禾：〈免於恐懼的自由－香港新聞自由的嚴冬〉2014-8-4. 台灣新社會智庫http://www.taiwansig.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6267&Itemid=117&userid=92&content_type=article
